老康的五十年电影放映生涯在线观看「老康的五十年电影放映生涯」

康海忠 口述

人物简介：康海忠，1953年10月生，陕西榆林人，中共党员。中专学历，影视工程师、二级技师、政工师。1972年在榆林县电影管理站参加工作，历任榆林县电影公司青少年宫电影放映站经理、榆阳区电影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等职。2013年退休。

榆林县电影放映管理站是1971年9月成立的，几个月后，1972年3月，我到了电影管理站，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

电影管理站成立后，从各个人民公社选派放映员，买放映机，开始大规模地向农村放映电影。

电影业最火爆的日子

榆林城里最初只有一个电影院，叫榆林电影院，建成于1956年，1957年正式投入使用。它位于莲花池东，那时榆林还没有二街，只有大街。修电影院，用的是前苏联的设计，是当时咱们这里看电影的最高级场所。

中山堂，是解放前建成的，全称叫中山礼堂，是看戏的地方。1976年，地区电影公司将中山堂重新装修、改造，成为“中山堂电影院”。1981年，榆林县电影公司将榆林剧院改为“剧院放映站”，也放电影。1989年，县电影公司在青少年宫设立了电影放映站。此后，榆林街上就有了四所电影院。

康海忠（右一）等在榆林电影院门前合影

因为看电影的人特别多，在电影院修建了“候影室”，电影放映前，提前收票，让人们在候影室等候。候影室墙上贴着好多海报，既有电影预报，也有电影内容简介。有了候影室后，退场时间由15分钟至半小时缩短为10分钟。

人们都渴望看电影，一个电影院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需求，要有候影室才能缩作短进场退场时间。人们看电影都堆在一个黄金时间，白天都在上班或劳动，晚上7点以后就是黄金场。有时晚上11点还开场，看完回到家就12点多了。当时电影是同时再现图像和声音的唯一一种形式，所以非常火爆。

成熟的电影放映体系

影片按照胶片宽度分类，最宽的是35毫米（用于电影院等大场合放映），还有一种是16毫米宽的（适用于小场合放映）。“文革”期间，为了解决广大农村看电影的问题又诞生了8.75毫米宽的胶片。它造价低，重量轻，最适合流动放映。为了适应胶片宽度，1971年诞生了8.75毫米放映机。

电影放映要用电。当时榆林只有一个火电厂，当初是为了给工厂生产和居民照明提供电力，白天放映电影的电还保证不了。城市供电都处于独立状态，就是一座城与另一座城供电线路没有连起来，没有形成供电网。城外、农村都没有电，要去农村放映电影必须带发电机，不带就放不了电影，其他设备都是白拿。当时在农村放映的电影有16毫米胶片的，也有8.75毫米胶片的。16毫米胶片放映机，配套的是汽油发电机。为了与8.75毫米胶片放映机配套，国家专门生产了一批脚踏发电机，是用自行车架子改装的。形状是在一个架子上装了一台电压12V、功率100W的发电机，放电影时需要两个人面对面骑在座椅上抓住车把，用脚使劲蹬，使花盘齿轮带动链条驱动发电机。这样，有成套的胶片、放映机和发电机，从资源上、物质上形成了电影放映体系。

1973年，我去下乡，走遍了镇川、上盐湾的每一个村子，镇川35个村，上盐湾35个村。我们带着16毫米的影片、放映机、汽油和发电机，公社帮我们运送设备，山里头派几头骡子，川上会派个架子车。我们早晚穿的皮大衣、皮鞋等等行李也一起拉上。

我去其他地方乡村时，带的一般是8.75毫米影片和放映机，以及脚踏发电机，事先要请人民公社安排十来八个强壮后生来轮流蹬发电机发电。在发电放映的过程中，蹬得快了，放在银幕上的电影就明亮，色彩鲜艳、效果好，配音也快。如果蹬得慢了，电不足了，电影也变暗了，配音慢慢的，不像人说的话了。一场好的电影就决定在蹬发电机的这帮人身上了。于是看电影的人就凑点钱打点散酒给他们喝，给他们鼓劲（那个年代很难买到瓶装酒）。姑娘们也站到周围故意挑逗、开玩笑，场面十分热闹。一场电影看完了就像赶集唱戏一样，大男大女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在寻找着意中人，说说笑笑，真是一个社交的好场所。听说好多夫妻都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见钟情的。

放映员很受欢迎。每当我们要去某个乡放电影，公社用广播通知到各个村，大家就翘首以待。我们一到，村上就用招待亲家的规格来招待我们——上鸡蛋挂面。放电影的时候，男男女女都围在放映员的桌子旁。我有时候会开玩笑，“你们是看电影，还是看放映员呢？”但要是放映的时候出了故障，也会挨骂。站在观众角度，我也能理解，人家跑上几十里路来看电影，突然看不了了，那肯定怨气冲天。

过去对放映员的要求也非常高，吹拉弹唱、打球照相都得会。为啥要会照相呢？为了配合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放映前要先放个幻灯片，上面要写一些标语；或者有时要宣传一些模范、先进人物，我们就得先给人家照个相，在放电影前把他的照片放一放。有时在开场前半小时还得来一段陕北说书。所以我们需要拉二胡或者弹三弦、打快板。表演完了夜幕降临，然后放幻灯，最后放电影。内容很丰富，把人们看电影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1967年以后，国家把解放以来拍的电影全部停掉了，只保留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正式放映电影前，放一段中央的《新闻简报》。因为电视不普及，中央和各地的信息除了通过各种文件、报纸和广播形式传达外，还用电影的形式传达。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把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新闻以及抓革命促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拍成《新闻简报》，时长不超半小时。当时的电影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后来的电视。电影院还会放映一些纪录片，比如关于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还有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的一个短片、毛主席去世的短片。短片放映时，人们哭成一片。

刚开始每个村一年只能放一两次电影，甚至有的地方一年也看不到一次。50年代初，榆林专区只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叫“陕西省电影第八放映队”，后来逐渐增多。1956年省派巡回电影放映队下放各县。70年代，号召“乡乡建立电影队”，人民公社自建电影队，向各生产队收费，买机器、放映电影。

古塔电影队的折旺山同志，用手扶拖拉机拉着8.75毫米电影机转场，经常一天放映两场，第二个生产队社员们看完电影已经深夜2点多了。我记得当时放映《女驸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1978年，他一年放映电影达到500场，轰动了全省，他放了“卫星”，几十年再没出现第二个人。为啥呢？一年365天，除去冬天的几个月，就算天天放电影，每天放一场，一年最多也就能放200多场。折旺山同志的成绩，一是靠他的能干和巧干精神，二是反映了山区人民对电影、对文化的需要有多么强烈。次年，他获得省文化系统“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各乡电影队建起来了，但又出现了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放映队建起来了，但影片却少得可怜。总不能每次都看“老三战”吧？“文革”后期，中央把好多党史故事编成京剧，拍成电影在全国推广，也叫“样板戏”，比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放映这些片子，都是政治任务，在农村免费放；电影院票价由一毛降到五分。其实样板戏的放映还起到另一个作用，那就是推广普通话。那时全国虽然做到了村村通广播，大多都是用地方方言，用京剧电影方式来推广普通话，大家喜闻乐见，效果也好。

改革开放后，影片逐渐多起来。《庐山恋》是改革后第一部反映爱情的影片。那时候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女的穿上红裙子走上街，一是被人骂坏了，二是被人笑坏了。这部电影上映后，人们才慢慢敢穿得开放一些了。

路遥的小说《人生》被拍成电影，1984年9月分别在榆林、米脂首映。导演吴天明、男女主角周里京、吴玉芳，等都来与观众见面。1987年，《红高粱》在榆林县电影院上映，巩俐、张艺谋都来参加了首映式。本来榆林电影院只有700多个座位，那天大概来了1000多人，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陕北人创作的故事，陕北人的电影，陕北人最爱看。后来听说有一位榆林老板发动万元户们集资想让西影厂拍《人生》续集。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只有一家电影公司，那就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归党中央、国务院文化部领导。下属各省、市、县电影公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各省电影制片厂，电影机械制造厂等。榆林也有电影配件厂。1949年时，全国只有上海，东北等地有电影制片厂。经过43年的发展，到1992年，覆盖全国的、庞大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形成。上至中央、下至乡政府电影队；从制片到发行，电影院、电影队等放映终端，甚至面向国际的业务网。形成了一整套工业体系、技术体系、业务体系、经济体系，整个行业蒸蒸日上，以辉煌的成绩迎接了电影发明一百周年（1991年）。

当时榆林有376个放映单位，其中电影院28个，电影队348个，年放映场次达5万多场，观众达2千多万人次，放映收入达2百多万元，发行收入上百万元。作为榆林县电影公司的放映技术管理、放映组织管理股长的我，也斗志昂扬、发奋图强，很有成就感，同时也立下了为党的电影事业奋斗终身的志向。

低谷之后的峰回路转

1992年春，榆林县委抽调我们公司经理和我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一年。到年底回到单位去领工资，会计说：“电影院变成了舞厅，电影也没人看了，公司也没收入了，在家的人也领不到工资，你们的工资怎么发？”细一问才知道电影业这座金字塔要垮塌了。1993年开始，全国电影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其实1992年时上级就不再给基层供应新的片子了。之前电影行业的运作是这样的：国家电影局买来影片，层层分发到各级电影公司；电影上映后，各级电影公司再将票房抽成一级一级地上交。1992年之后，改成了由各级电影公司自己买影片放映，自负盈亏。我们基层电影公司没有足够资金买影片，买不来影片，自然放不了，电影院没有了收入，公司就存在不下去了。就这样，电影公司没落了。

康海忠在农村

会计的话像一声惊雷一样在耳边响起，我们刚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上下来，看到单位将要解散的局面，说什么也想不通。同志们上班也不正常了，有关系的都想着法往外调，公司卖掉了仅有的一块原准备建东沙电影院的地，给大家按50%的计发工资维持着单位的存在。职工们为了维持生计纷纷走向社会（当时叫下海），有的开饭馆，有的卖羊肉串，有的开摩托车修理部，有的给老板打工……

电影业进入低谷，农村的放映全面停止，城里的电影院也停业了，变成商场、舞厅等等。我们15年没有发工资。

幸好我之前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成为了工程师，凭着电气工程师的手艺走向了社会。

我在雪白的工具包上写了几个红字：“工程师修电视”，往自行车把前一挂，出门到羊杂碎摊上吃上一碗，就走街串巷去缆活干。有一次我正在吃羊杂碎，耳边有人说：“康师，我家的电视昨晚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吃完饭帮我修修？”我说：“行，吃完就走。”我去他家打开电视壳，用皮老虎除了尘，找出了毛病，让主人去买元件，他回来我把元件安装好。电视修好了，他给我10元钱，还留我吃饭。他还说，他的彩电花大价钱买的，让别人修不放心，以后再坏了还要请我修，并留下电话号码。就这样，把下次的活也约好了。

那时的彩色电视大多都是八个操作键，没有遥控，我就去成都学习、买材料，帮大家加遥控，方便大家操作。找我修理的人还不少。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后来我眼花了才不干了。我用诚信赢得了活路，用技术渡过了难关，用服务受益于众人。

同时，我也不断地探索、思考，怎么才能继续我的电影放映事业，终于想到了办法。那就是与各个单位合作，进行公益电影的放映。比如在每年的安全生产月，放《人命关天》等安全生产相关的片子，国家安监局每年都拍新的宣传片和故事片。我连续为市安监局放映了十几年，多次登上《榆林日报》，也为咱们市政府荣获全国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作出了一点贡献。2007年，市上决定开展“双创”活动来提高城市品质。当时井剑萍副市长在动员会上讲，“要发扬长征精神来搞好双创工作”。她让我买回了影片《我的长征》，在每一个社区、广场、机关门口放映，同时还散发宣传单、调查问卷，加映幻灯片。由于这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榆阳区给我奖励了一万元。我常想，电影业会不会有复兴的可能？

1997年，我当选单位的党支部副书记，主持支部工作。2007年，我带了同事们去延安考察学习数字电影技术。当时，中央在延安搞数字电影放映和经营模式试点，即实施2131工程——进入21世纪每个村每月看一场电影。新型数字电影的出现，助推了这项工作的实施。考察学习回来，我心里有了底，电影业有救了。2008年，咱们市上也全面开始实施2131工程，进行数字电影的放映。我们工资也正常发放了。市电影公司与十二县区的电影公司自筹资金，其中每个放映员集资入股13000元，成立了榆林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各县（区）设立了农村数字电影服务站，负责完成中央的2131工程。8月，全市共300多名农村电影放映员在广济饭店接受了培训持证上岗。我再次领到了放映证，还领到了数字电影放映机。后来，我们还实现了卫星监控电影映出情况。

农村电影放映经费由省、市、县（区）财政筹集，每放映一场电影给放映员每人补贴60元，同时，每场从补贴中抽取5元机器折旧费，用于设备维修。为了解决一人独立放映电影的问题，我制作了支杆式银幕架，制定了单人操作办法，从而降低了放映成本（一般而言，放映一次电影需要2-3名放映员）。

我离岗乃至退休以后，也有十多年了，还在继续坚持公益电影放映。因为电影不仅反映生活，还可以安慰人心、鼓舞人心。走到低谷或受到挫折的人们，看了电影之后，可能就想开了。另外，电影还是一种“定向教育”方式。你想让某个群体看到什么内容，你就给他们放什么类型的电影，对于统一思想非常有利。比如电影《英雄儿女》，大家看了都会觉得，“这才是咱们中华儿女”，能长咱们民族的志气。所以我觉得放映电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2019年，榆林解放70周年之际，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拍了纪录片《解放榆林》，我应两家单位要求，在各个社区、机关等放映了70场。这几年还在继续放映，总共不下100场了。今年市总工会拍了一部《榆林新时代劳模》，组成了一支宣传队，由我负责深入到基层工会和广场社区放映。我在放映宣传片时，还加映《英雄儿女》等影片，来看电影的群众都非常喜欢。我还去各个工地、各县放映影片。列宁曾说：“电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用放电影的形式，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宣传、贯彻下去。

我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各种节日，护士节、教师节等。到什么节，放什么电影。每天下午饭一吃，三轮车一蹬，我就开始工作了。自己买的三轮车，自己配备各种设备，改装成放映车，连修理工具都有。三轮车有了问题，我自己修理修理就能骑上走了。我兄弟说我是“当年的手艺人，成了守艺人。”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我蹬上三轮轮出发了。走在榆林的大道上，唱着那动人的歌谣，走大街那个过小巷，把电影送到大家面前。依儿吆，呀儿吆。依儿吆，呀儿吆。”这是我每天在放电影的路上唱的歌，用的是《铁道游击队》插曲的调子，原词上加了自己编的歌词。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领导允许，我就继续干下去，继续当一个快乐的电影放映员。今天就拉到这儿，晚上我还要去万佛楼放映《英雄儿女》。

2022年9月

（申元元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