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吉祥是在故宫拍的吗,末代皇帝太和殿

（上接第七篇）

在北影院里以及摄影棚内搭建的场景拍摄告了一个段落后，摄制组转战到故宫院内拍摄。大约在两个月左右的期间内，故宫太和殿等需要拍摄的区域停止对外开放。《末代皇帝》摄制组的大批专有车辆开进了故宫院内，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工作人员，巨形的反光板和升降机移动轨四处可见。十几条5公分左右粗的电缆通向院外的发电车。

为了匹配太阳光，在太和殿里的拍摄使用了两万瓦的炭精灯从屋外向屋里打

由于太和殿内禁止架设任何灯具，斯托拉罗的解决办法是在大殿的所有门和窗户外都架设一台2万瓦的碳晶灯，然后在所有灯前加上柔光布框架，模拟天空自然散射光，透过窗户和敞开的前门，使大殿内的亮度尽可能提升到光圈2.8-4的曝光指数。

这种照明的方式，进一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柔和的反差，丰富的暗部层次过度，干净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摄影机无障碍地自由运动，解决了不准在太和殿内铺设轨道的禁令难题。由于改而使用斯坦尼康操作，可以更加灵活地跟随着小演员不太有规矩地乱跑，使得镜头的运用，更有身临其境之感。

摄影大师斯多拉罗在《末代皇帝》中三岁溥仪登基一场戏的用光设计，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对中国皇权的理解和再现，更胜于我们这些中国人。难怪他能得奥斯卡摄影大奖，而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

三岁溥仪冲向太和殿外的光色运用堪称教科书级的经典

斯托拉罗最绝的设计就是那一大块儿蒙在太和殿门口的大黄帐子，他既给影片带来强烈的色彩冲击，让大面积的黄色呈现了皇权至上的威严，又寓意着一张无形的网阻碍着三岁皇帝冲向现实的社会。小皇帝在黄帐子前受阻，挥动着双臂似在玩耍，又像是要撕开眼前的屏障，暗示他内心的向往。

这种设计，从技术上来讲更堪称一绝。因为当摄影机跟着小皇帝跑向太和殿外时，最大的麻烦就是曝光失衡。因为当镜头从朝向室内转向面对外景时，巨大的反差和强烈的逆光，将会使画面呲得一塌糊涂。再加上小皇帝的表演极其难控制，他与跪在太和殿前广场上的几千名群众演员的磕头跪拜根本就无法配合。

还有众多巨大的碳晶灯使运动镜头到处都处在穿帮的麻烦中。而恰恰使用了黄帐子，使得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既可以让小孩随便地跑，画面出现不了穿帮的灯具，又可以把小孩的戏与外边的群众演员完全切开，大大降低了拍摄难度，当然更别说在镜头处理的灵活性上所带来的好处。

黄帐子代表皇权挡住小皇帝，再次暗示三岁溥仪的内心独白“我要出去”

更重要的是深度开掘了画面中的象征元素，用色彩的象征性呈现出了影片的诗意。这些手法真让我们国内的同行们意识到创作上的差异，知道了什么叫大手笔？什么叫色彩语言？什么叫神机妙用？甚至什么叫电影的美学和哲学……我们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奥斯卡摄影大奖不是吹出来的，斯托拉罗是当之无愧的高手，理所应当的赢家。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摄制组迎来了拍摄太和殿外几千人跪拜登基皇帝的大场面。这天，我早早就来到了太和殿前的广场上。太阳已经升起，但是角度还很低，还没有照到广场上。院外停满了各种车辆，几十辆首汽的皇冠轿车，也早已把各个部门的洋人拉到了现场。那些出租车司机们显得无事，纷纷等着看热闹。其中有一辆车大敞着车门，车载收音机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那高亢的唢呐声在太和殿广场上到处回荡。

两千名解放军官兵为纪录片表演按照口令穿衣

上午九点多钟，扮演跪拜官员的解放军战士们列队入场。他们已经提前穿好了服装并戴上了假发，那一根根托在后脑勺上的大辫子，整齐划一地摇摆着。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场，然后在中方几位副导演与他们的指挥员充分沟通后，在口令下拉开距离，站好各自的位置。这些战士为了配合拍戏的需要，每个人都必须先剃光了头。为此，摄制组发给每一位官兵3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这点钱在现在也就够吃两顿盒饭的，可在当年是他们三四个月的津贴费。

仅是剃了光头，戴上假发穿上戏装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用最快的时间学会磕头，并根据口令做到整齐划一。摄制组请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现场教他们磕头的要领，先是分组练，然后是结合在一起练。

两千名解放军官兵已经换好服装进场等待导演指挥

这时我看到了好机会，赶紧抄起摄影机，赶到他们跟前拍摄他们的练习磕头的情景。为了能有更壮观的效果，我让老师拿起了手提扩音器，并让带队的军官命令大家一起做，也就是说把零星的练习都汇总在一起表演，以便让我的镜头抓得更精彩。然而两千人听着口令一起练，动静就大了，这使得在台阶上忙活布置的所有洋人们都停下来张望。

顷刻间的阵势，更引起了导演贝尔多鲁奇的目光。展现在他眼前的这种架势，让他激动得难以自制。他按耐住心跳赶紧回到他的专有休息车，倒上一杯威士忌来压惊。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拍得最壮观的场面。在中国的首都，中心区的核心，500多年前的皇宫里，两千官兵为他展现几十年前的皇帝登基场面，帮他再现历史，令他创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奇迹。

贝托鲁奇看到太和殿前的壮观场面，激动得心情难以抑制

从表面上看，《末代皇帝》三岁溥仪登基这场戏拍摄得还算顺利，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演三岁溥仪的这位从美国来的华裔小孩比较难调教。贝尔托鲁奇为什么选中他？我想主要是因为讲英文的缘故，因为这样会好沟通一些。

但是这个小孩给我的印象并不是那种看上去特别聪明伶俐的小演员。他平常不太开口说话，一天到晚皱着个小眉头，几乎没有笑容，并且脾气很倔，拍戏的时候老得千方百计地哄着他，否则他会非常不配合。

我经常看到贝尔托鲁奇在百忙中抽空哄这个小蹦豆玩儿。有一次这小孩儿看中了导演脖子上挂的取景器，非要上去摆弄，可那是贝尔多鲁齐离不开的工具啊，整坏了要耽误大事儿的。这时我就把我的小取景器递给贝尔多鲁奇，让他拿给小皇帝逗着他玩儿。好在我使用的是中国造的，弄坏了可以到厂里修或者再领一个。

饰演幼年溥仪的三岁顽童需要有人哄着他，贝托鲁奇每当见到他就得设法逗他开心

在拍摄皇帝登基大场面的那天，这孩子调皮捣蛋的劲儿上来了。他在龙道台阶上到处乱窜，完全不听导演招呼，把几千人晾在现场干瞪眼儿，谁还都不敢向他发火。我看见贝尔多鲁奇在台阶上摇着头干着急，憋着火直等到这孩子玩累了，才好说歹说地哄着他站到了演戏的位置上，然后让他妈站在斯坦尼康摄影掌机人的边上，一点点地引导他走位置，最后才把所需要的镜头拍完了。

好在洋人的胶片有的是，不用完全练熟了再开拍，合不合适在剪接台上再想办法解决，最后的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导演要的就是这种不太招人喜欢的小孩性格，倔强里透着霸气，更显溥仪当时的那种身份的真实感。这与我们通常喜欢找个漂亮脸蛋的小机灵鬼，如同小大人似的戏精表演完全是两回事。

1986年10月，英国女皇访华时到故宫参观，由于太和殿被《末代皇帝》摄制组占用，没能去那里参观

《末代皇帝》在故宫里大概拍了一两个月，由于时间久远，已经记不太清楚准确用了多长时间。在这期间，曾遇到英国女皇访华，希望参观故宫。然而，摄制组不可能停下来把所有的设备全撤出去，最终导致女皇没有参观成故宫，留下了挺大的外交遗憾，可见当年中国政府对于贝尔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拍摄给予了多大的支持。

有一天，摄制组来了贵宾参观拍戏，那是美国驻华首任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等一行众多使馆人员。按道理如此重要的贵宾，如果是中国摄制组接待，那一定是全停下来，导演致欢迎词。然后安排贵宾们坐在事先准备好的座椅上，摄制组再郑重其事地给嘉宾们表演镜头拍摄的整个过程。

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当美国大使和夫人来到故宫拍摄现场时，贝尔托鲁奇只是礼节性地上前握了一下手，问候了一声就再也没什么事儿了。全组人该干嘛干嘛，完全无视美国大使的存在，连座位都没有，就让他们夫妇俩那么干站着。由于镜头拍摄准备的时间特别长，好像大使夫妇甚至没看到一个镜头的拍摄，就扫兴而归了。

转眼间，我跟剧组拍摄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在这期间，制片人托马斯对我拍的一些镜头感到比较满意，甚至还产生了更多想法。他主动提出给我5本全新的胶片再加上片头，以鼓励我更多地拍摄。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让我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末代皇帝》英国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

后来托马斯甚至给我派了一位法国导演，让他与我合作拍这个纪录片。刚开始我们合作得还是非常愉快的。我欣赏这位法国人的很多拍摄纪录片的理念，而他欣赏我抓拍镜头的能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有一道坎儿过不去，导致了合作的分裂。

因为正规拍纪录片，至少得有充足的胶片供应。而我的情况是仅有5本新胶片，其他全是片头，全部加起来也超不过12本，也就是仅可拍摄120分钟的素材。

每天我在现场，面对众多精彩画面，舍不得开机，非得等到极其精彩才能拍上一二十秒，这让我错失了不少良机。但是好在最重要的镜头我都拿下了。然而，我非常清楚，这并非是拍纪录片的正常做法。

可是厂里交给我的任务是拍那些大场面和有珍贵史料价值的镜头，条件却是自己找昂贵的胶片。而这位法国导演更注重的是让导演和每个演员谈创作构思和体验，他们都是脱稿即兴漫谈，我那点胶片还不够那法国人玩一下午的呢。

有一天，他决定先从演青年时期的溥仪演员吴涛开始访问，就这一个人干了我一本胶片，也不过就拍了10分钟。我当时真的绷不住了，看着片盒里的胶片就这么哗哗地跑完了，心里如同在淌血。拍完了这本胶片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立马跟他吵了起来。

外国导演不能理解纪录片拍摄没有足够胶片

我说道：“胶片不能这么用，如果今天全让你耗完了，明天我们怎么办？”然后这法国人反过来质问我：“你怎么这么吝啬？胶片是什么？那就是草稿纸，让画家做画不给纸，那怎么创作？”

我反过来怼他：“在我这儿胶片可不是纸，是金子，有钱都买不到。你要想采访，拿胶片来，否则我无法满足你。”

这法国人一听大怒道：“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找托马斯讲理去。”说完，他一拍破屁股扬长而去。我在一旁心中也没了底儿，谁知道托马斯会怎么想，给我更多的胶片？这不太可能。反正我也不是托马斯雇用的，即便这个法国人向托马斯告刁状，我也不会被开除。相反这个法国人倒是外来的，能不能留在组里，那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其实我也非常理解法国人的想法，一部好的电影拍摄工作纪录片离不开对导演和演员的采访，但是我的任务并非是配合他去完成他的纪录片。而且使用的设备也不对。他应该租一台录像机或者16毫米摄影机，这才可能做那种比较完美的纪录片。设想只有120分钟时间长度的胶片，要记录整个电影的拍摄过程，如果拿它仅作为采访人谈话，就失去了我跟组的意义。那种人物专访以后随时都可以做，而现场记录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两者我只能取其一。我只能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那就是：记录下重要场面和特殊的拍摄过程。

还是那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怀揣金银的富豪哪能理解囊中羞涩的穷人心态啊！

(待续)

撰稿：林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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