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露天电影的回忆「从露天电影开始的记忆散文」

一

群星为顶，大地为席，树梢上挂起的银幕照亮了乡村的黑夜。小孩子们在银幕前追逐、游戏。空地上，各式小板凳，大小不一的砖块，替代着它们的主人坚守着一个个观影位置。炒葵花籽的香味随着炊烟在小村庄里弥漫。外婆炒瓜子和黄豆，还未等热气散尽，就抓几把装到我的上衣口袋里。我时不时摸一摸温热的口袋，心间一阵暖流。

放映机前的灯泡一熄灭，屏幕上的星星冒着金光，瞬间千军万马就顺着一束光柱飞奔到银幕上。我想不起具体情节，大体是战争影片。光芒所及处，好似围成一间教室，银幕前的观众们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一个情节，就像学生们在看黑板上的试题。如果有谁站起身子，银幕上就出现一个大大的黑影，顷刻间，人群中传出几声抱怨，黑影麻溜地猫着腰移开了。

有时，银幕上一黑，故事里的精彩仿佛一股烟散尽。人群喧哗，放映机前的灯炮亮起，电影胶片被烧断了。放映员成为全场的焦点，他在灯泡前利索地接好胶片。灯泡熄灭，故事重新在银幕上展开。我其实有些害怕电影中的战争场面，不过当时似乎没有别的题材。回到县城上学后，我发现我家大杂院里的男孩子们对战争片百看不厌，他们甚至把《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影片的片段都背下来了。他们拿起木棍模拟电影场景，学起了演戏。可以有一顶红军帽，更是男孩子们可以骄傲许久的事情。战争片中，谁都不愿意扮演坏人，在电影中，判断善恶好坏，区别好人与坏人的标准简单直接。

大礼堂有两重门，第一重门进去的活动大厅内，墙壁上贴着电影海报，第二重两扇小门进去是播放厅。电影上映期间，里外两重门都上着链锁。我和小伙伴们曾扒着门缝朝里边看，有时，电影院那个查票的师傅会吓唬几声，小孩子们一哄而散。有时，他似乎故意留下一条缝隙，特别是电影将要结束时。小孩子们在门缝边瞅瞅片断，不亦乐乎。我记得，曾和同学们挤在门缝边看过《虎口脱险》。多年以后，我下载《虎口脱险》到电脑中回放，仍然能想起第一次看到它的那个傍晚。

电影与生活密不可分，大人们训斥顽皮的男孩子：“看看，家里乱得实在没样子，就像日本人翻过了！”缺水时分会说：“哎呀，这光景，成上甘岭了！”看到可爱的男孩子，就说：“这小子亲的，长得像潘东子一样！”一部电影的某些情节，甚至伴随一生。

人们不可能看过每部电影，但电影插曲往往很流行，有些电影就因一好听的主题歌被观众喜欢。收音机里一遍遍地播放电影歌曲，歌唱家们只见其声，不见其人。某些精彩的电影还有录音剪辑，看不到电影，通过收音机听听录音剪辑也很满足。

露天电影像童年的一本本书，真正欣赏电影艺术，知道演唱电影插曲的歌唱家们长什么样，要等电视机登场了。

二

1983年夏末一个下午,我家的院子沸腾了,父亲搬回一台电视机。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比1983年早些。外婆的村庄里，有个常年在外工作的人带回一台黑白电视机。晚上，我和一个小女孩相约去看电视。电视机摆在一块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一群人围着那个稀罕玩意，看主人捣鼓了好久，屏幕上却只有雪花点点。我和几个小孩子觉得无趣，钻到地头旁的草垛子上。那次看电视的经历，没有那天在草垛子上疯玩高兴。

在县公安局看《排球女将》是我第一次正式看电视节目，不过，我除了记住小鹿纯子的名字，再没有别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女生们喜欢收集糖纸，二叔工作的汽车站可以捡到许多糖纸，放学后，我和几个小同学去那里捡糖纸，一天，听二叔说到那里有件更有趣的好东西。二楼有台彩色电视机，电视机被锁在一个柜子里，每到周六晚上，管理员会打开锁，调出电视节目，任人观看。知道这个消息，我就特别盼着周六到来。去汽车站看电视的人多，往往没有座位，我能站着看电视也很开心。

1983年的某一天，父亲宣布了一个消息：如果我们姐弟三人各背一百条成语，三个全部通过考核，他就买台电视机。听了这个消息，我们欢喜雀跃。当天，我们就按计划抄写成语字典。每天完成作业，我们就背成语，一段时间，成语是我们的最爱。

　　考核通过后，父亲兑现了承诺。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摆在院子里，大杂院的邻居们聚到一起，看这个稀罕东西。奶奶踮着小脚从窑洞里出来。奶奶是个戏迷，县城有二人台和晋剧表演，她总是搬着小板凳，早早坐在戏台前等着开演。不知哪位叔叔对奶奶说：“有了这电视机,你老人家不用去戏台前占地儿了”。

　　奶奶站在桌子前，她左看看，右看看，又走到桌子后边看看。在这以前，她听收音机都觉得神奇，常常问：人的声音怎么装到里边？就那么个小匣子,能盛下那么多人的声音？

　　听说我家买回电视机，其他院落的孩子们也跑来了，他们围在院子里，高兴得像过节。当时，电视节目信号依靠县里小山头上一个转播台传送，每到晚上七点才开始转播。奶奶很快为我们准备好晚饭。不到七点钟,一群孩子又聚到我家门前，有的还搬着小板凳。父亲接通电源,拉出电视机顶端的两根天线,屏幕上只有密密麻麻的雪花点，我们想像中的大戏还没有开演。父亲在考虑外接天线，有的邻居说：是不是转播台的人还没上班？奶奶说：“人家戏子们还没吃了饭吧！”众人大笑。等了一阵子,孩子们没耐心,在院子里玩开游戏。父亲不停地变换两根天线的方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屏幕还被雪花点占据着。奶奶累了,踮着小脚回屋休息，也有些邻居不愿走，等待奇迹出现。最后，父亲决定第二天弄根天线,大家才渐渐散了。

　　电视天线需要用废旧日光灯管。第二天,邻居们不知在哪儿收集了四、五根日光灯管。“都用上,效果好”有人这样说。父亲早就准备好两支灯管，大家一齐动手，把灯管固定到一根六米多长的杆子上，直立在我家屋顶。一群孩子自觉地完成了作业。

　　拧开电视机，让我们神奇，更让奶奶神奇的大戏开演了，两位播音员在播新闻。奶奶惊奇地说：“这两个人怎么总盯着我看？”人们又笑。奶奶还不停地疑惑：这些人每天在哪吃饭？他们怎么走到电视机里？他们表演完节目还要回去？

　　那天还有什么节目，我印象不深了，似乎还有小白兔儿童牙膏的广告。奶奶听不懂电视节目中说了什么，但她还是坚持到最后。电视屏幕显示“再见”二字时，我的奶奶真的走到电视机后边，看里边会走出什么人来。

　　电视剧《霍元甲》热播。大家又过足了看大戏的瘾。一天，《霍元甲》刚播开，正在唱主题歌，奶奶发现我弟没回家，就焦急地说：“快关了，快关了，等孩子回来再开！”她焦急得如同大家吃什么大餐，等亲人们都来齐了才能开始。人们又大笑了。

奶奶听不懂节目中的对话，她为霍元甲的遭遇抹泪。剧终后，奶奶看着片尾剪辑喜出望外地说“这个人又活了！”

当年追剧难。在我们的县城，基本只有一个频道可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错过播放时间再等重播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遇到停电，更是焦急，无心做其它事情。外接天线怕雷击，遇雷雨天气，我就期盼雷电快点停了吧。

从1983年开始，我每年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成为我春节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霍元甲》《陈真》中看爱国情，师徒情；看《夜幕下的哈尔滨》，人民群众在抗日中表现出的机智英勇令人崇敬，再看日本电视剧《血疑》和《阿信》，理解那个民族坚韧的另一面；《西游记》和《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从哪一个片断开始看，都能看进去；《便衣警察》《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连续剧的主题歌每每响起，剧情就在脑海中闪过。

三

中学时代，我看电视节目如读书。《动物世界》《世界各地》是我的必看节目。我像追剧一样，追看纪录片《话说长江》，随着长江，一直从雪山奔向大海。后来，我看过许多纪录片，在纪录片中看美景，看美食，逛博物馆。《话说长江》主题曲《长江之歌》久久萦绕于心。历史或地理知识，通过纪录片的演绎，记忆更深刻。我不由得会对身边的人说，学好文科，要多看纪录片。

刘晓庆主持的《世界电影之林》曾是我和姐姐弟弟的一道大餐，我们每周必看一部经典电影。战争片，灾难片，爱情片，《世界电影之林》梳理各种类型的影片，在那个时期，慢慢知道怎么欣赏一部电影，不仅仅是情节，会为演员的演技叹服。我特别迷恋演员秀兰邓波儿，喜欢她主演的每一部电影。

从1995年到2010年间，我所在的县城没有电影在影院上映，我都怀疑那段时间有没有拍过新电影。小县城开了许多录像厅，很少有女孩子会去录像厅，录像厅在人们看来，只播放一些警匪情色电影，少儿不宜。那段时间，我为人母，忙于陪孩子看电视中的少儿节目，没有在意录像厅是怎么兴起的怎么消失的。

互联网的兴起，电视节目发展的迅疾，我们开始追电视剧，电视剧越来越长，从最初的几集到八九十集。追剧时懒得打开电视机，直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剧，或坐着，或躺着。每次享受视觉盛宴任性地暂停，快进或回放，就能想起奶奶把好剧藏起来慢慢看的趣事，那些趣事，当时觉得可笑，现在回忆，有些感动。

2011年，我重回电影院陪女儿看3D电影。电院开始前的广告声音大，我被吓了一跳。戴上3D眼镜，面对突然飞到眼前的影像，下意识想去躲闪，看完一场电影居然有些头晕。是我离开电影太久了。看四周，大多是年轻观众。爆米花的香气难抵记忆中的炒瓜子。如今的电影场面宏大，画面精美，我时不时蒙太奇一般回忆当年的故事片。和女儿聊电影的内容，女儿用正义与邪恶表述两种人物关系。不得不说，现代的小孩子思维比我这一代人进步。

夏夜，广场上放映露天电影，几个小观众席地而坐，看起来，他们还满认真的。现代的露天电影似乎没有我儿时的电影高清，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城市霓虹闪烁，连天上的星星都不容易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