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优秀电影「斗胆一评20112020年哪些电影可称杰作」

来源:TVB影视大全人气:169更新:2023-03-17 19:03:09

文丨TWY

I. 慢一点的电影

2011-2020年这十年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整体,已经退开有三年的距离了。

不算久,但对这十年的世界电影,仍然到了一个可以回眸的时间节点。这十年,能留在电影的历史上的杰作有哪些?有哪些作品回应了这个时代的重重疑问?

在这十年中,电影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电影已经不再处于影像世界的中心。

虽然这很像上一个十年(2001-2010年)人们挂在嘴边的老调再重弹,但本质仍有所不同。

纵观这十年的世界电影,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不再如曾经一般成为焦点:现象级作品变得少见(其中原创作品更是少之又少),真正的杰作则往往成为了影迷的内部流通。

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很愿意用「现实」无常的演进来反衬电影的弱小,甚至乐于感叹,电影早已不如「现实」更精彩。

但如果「现实」在大人们眼中总是必然的,那么电影或许从来都不是,正如塞尔日·达内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那样:「电影总是会慢一点。」

影像和时间流向了别处——通过电视以及它的后代:从社交网络到短视频,现实看上去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这些媒介的思维在于它并不试图吸引大众,因为媒介就是大众自身,也就是所谓现实自身,因此它从来不需要拍下什么,自然也不存在是否会被接受的问题,只要有「内容」(content)即可——马丁·斯科塞斯深知这是一个恶毒的词语,因为它试图同化一切。

很显然,数字时代的数据帝国正借希望于影像世界的「民主」来彻底吞并电影世界,它想让电影变成那上亿个视频「内容」中的一部分。

即便有时在这片汪洋中,还是会留存下一些重要的影像,遗忘是这个系统的DNA;但矛盾的是,为了制造「内容」,好莱坞同时摧毁了省略与留白这些本属于电影的美德,如今不管是《星球大战》还是漫威宇宙,制片人们想要填充所有的背景故事,制造理论上无限量的番外篇。

《星球大战》(1977)

但真正的电影必须拒绝变成「内容」,因为除此以外,「内容」的世界只剩下无尽的零和一,和那些大到失去意义的数字和「时间流」,但电影依旧需要通过艰难的努力与构造,去成为一部「作品」——观众的入场与离场是它生命的一部分,电影需要宣告自己的门槛,即便冒着反民主的风险,它必须展示其作为线性的时空艺术的力量,而电视无始无终,正如时间流的无始无终,或者现实本身的无始无终。

他们大多重返到过去,乃至从自己的童年时代来寻找与当下的接口,或者建立架空的现实、历史或未来,以此创造虚构。

总的来说,一种对当下物质性的缺乏所引发的恐惧,从对电影院(胶片)衰败的恐惧,到对数字化未来的恐惧,实实在在地笼罩着好莱坞的后代们——理想与虚构的力量在今天是如此地脆弱,即便曾几何时它正是好莱坞的标志。

II. 站在人物的身边

这十年中,应该能载入史册的第一部电影,我想首先提名一部对多数人来说是冷门的选择——南尼·莫莱蒂2015年的杰作《我的母亲》。

片中,玛格丽塔·布伊扮演的女主角正在导演一部电影,在片场她对演员说:「你要站在人物的身边。」 演员对这句话表达了困惑,但这位导演(戏中的和戏外的)同样如此,因为她知道这只是一种直觉的话语,无法被量化为任何的方法。

《我的母亲》

这句话的外在并不费解,它在提醒我们要保持距离,要保持对秘密的尊重。然而,在这个影像膨胀的时代,似乎很难想象,属于电影真正的品德是距离,非沉浸;是与人物站在一起,而非单纯的共情。但我们身处于一个注意力涣散的年代,因此大多数作品仅仅是为了令观众集中精力,便已经令影像精疲力尽。

无论是好莱坞还是电影节电影,基于身份政治的电影创作将人物降格为一系列标签,它仅仅满足剧本给出的任务,并且以共情的名义对自己进行贩卖,以此找到自己的观众群体。

这一策略从两个端点出发,首先是对于技术至上的所谓「沉浸感」的依赖,其次是一种近乎专制的对共情的要求。如果说对「沉浸感」的追求,还能算是将观众吸引回电影院的伎俩,这种关于共情的政治已经污染了电影人处理影像的方方面面,并且加剧了「沉浸」的绝对正确。

无节制的特写、心理化的「第一人称」影像、自我感动的人物,替代了空间、场面调度和演员的身体,生成一种没有秘密的电影,它仅仅需要我们的共情,却不需要我们的观看。

一些近几年热门的作品,如HBO的剧集《亢奋》,大多深谙此道,但往往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几乎通过不断羞辱而强行获取的共情,演员越是扭曲和紧绷自己,越能帮助其获得奖项,并且越能标榜自己为「现实主义」,即便这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对观众与电影的威慑。

《亢奋》(2019)

莫莱蒂电影中这句「你要站在人物的旁边」的格言,因此便不那么难理解了。

为了让我们与自己扮演的人物站在一起,需要我们定睛注视身体的细微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卡拉克斯的《神圣车行》与纳达夫·拉皮德的《同义词》都是这十年中最令人难忘的作品。

《神圣车行》(2012)

《托尼·厄德曼》(2016)

如此多的电影近乎病态地寻求身份上的认同,实则是无法拒绝被纳入主流的诱惑,但在《同义词》中,拉皮德的主角毅然决然地抛弃自己的身份,无论是作为抵抗还是作为逃避,他因此才寻回了自己的故事,而在卡拉克斯的电影中,德尼·拉旺用永不间断的创作与变形取代了毫无想象力的生活,却也因此在巴黎的一天一夜中,连接起了生活的全部切面。

III. 花

在地球两端的日本和阿根廷,两部关于「四个女人」的故事同样恢复了演员的自由,也恢复了电影的自由:滨口龙介的《欢乐时光》长达五个半小时,马里亚诺·利纳斯的《花》则接近十四个小时。

《花》(2018)

毫无疑问,两部电影巨量的时长是一种创作方法的直观体现,因为电影在这里并不只是叙事的工具,更是时间的载体。

在一个「追剧自由」的时代,我们需要区分那些为了完成更多「信息传播」而堆积起来的叙事和影像(同样也能被解说视频无情地压缩),和那些在影像中保留下空间、运动与时间的作品——在这个时代,时间成为了任何艺术创作中最珍贵的物质,这些作品的时长成为了它们的必然,也反映了滨口龙介和利纳斯各自的方法论。

拍摄这样的影片,需要一种与模式化、工业化的电影制作体系截然不同的方法,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在这种方法中,才会诞生像《欢乐时光》或《花》这样的作品。

《欢乐时光》(2015)

对于滨口来说,卡萨维茨与演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他最大的影响,而利纳斯的《花》要做的,则是通过拍摄一系列的影片,在时间中构建起一套属于女演员的肖像集。这些简洁又有力的想法无法指向任何一种公式化的拍摄套路,必须在长久的时间中来完成。

《花》(2018)

这些影片创造出的时间,或许才称得上真正的「沉浸」,而这归功于虚构的力量:

在《欢乐时光》中,每一个空间都成为了人物相遇的地方,在对话、聆听与身体动作的交换中,演员产生连结,产生不同生活的故事,产生或真实或想象的洪流。

在《花》之中,从B级片到音乐剧到间谍片,每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都延展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拉美小说的花朵都被附着在四位演员身上,我们看着她们不断变换角色与身份,直到最后在回归到绝对的自我,也就是演员自身上面。

《花》(2018)

电影的平面变得前所未有地宽阔,如果在《花》中,利纳斯总是痴迷于那些十字路口之间的焦灼,那是因为在漫漫长夜的等待中,我们总能轻易地绕进一条岔路,去看看故事底下的故事,或是直接把这故事悬在空中,进入到下一个中。

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电影并不需要被单纯的叙事捆绑,而是可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空间——摆脱主题的束缚,重新发现成为说书人的享受,这就是「花」,枝繁叶茂。

IV. 假日电影

在上个十年中,只有一位电影人的作品如遍地开花般绽放,而《独自在夜晚的海边》的第一部分,也许是洪常秀生涯中最好的半个小时,因为在这里,他与金敏喜完成了任何一位电影人明里暗里都梦寐以求的事,即「什么都不用表达」。

《独自在夜晚的海边》(2017)

事实上,这半个小时是如此之纯净,洪常秀将在他接下来的每一部电影中试图对此进行重现。正如利纳斯花了十年建构他的《花》,洪常秀用他的所有作品组成了一个世界,其中充满了重复与变奏。

并且,早已将自己的制作精简化的洪,在接下来的五六年中,更进一步将自己电影的制作简化至难以想象的程度,以至于在外人看来,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业余的状态,而这一切都从「德国的部分」开始。

当然,洪常秀总是话里有话,虽然没有什么故事发生,但这些片段仍旧如此丰富,充满结构上的巧思。如果洪在这个十年变得如此多产,那是因为他也同样是「生产率」最强大的反对者,因为他的效率不在于压榨世界,而源自接受世界给予他的一切。

围绕着开场一段关于「宜居」的聊天,洪常秀和他的演员带领观众欣赏更简单的事物:假期的珍贵来自于「什么都不做」的轻盈,即便人物之间存在隐藏着些许的不安,在这里她们被允许去无所事事,不再有强制的问题和解答,任何东西都只是存在着——喝几口水,和朋友吃点简单的食物,聆听或演奏音乐,在公园散步,在一座桥前停下来祈祷。

《独自在夜晚的海边》(2017)

在任何主题之外,这首先是一部「假日电影」,而这样「简单」的物质性,也是洪常秀电影制作过程本身的映照。如果在21世纪初,人们展望了一个「摄影机越来越小」的,人人都能制作电影的数字时代,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好莱坞的技术主义令数字化的电影制作变成同样的庞然大物,沉溺于对胶片「质感」的模仿之中。

在去年六月的《视与听》杂志中,导演佩德罗·科斯塔(《马钱》、《维塔利娜·瓦雷拉》)尖锐地指出:「摄影机再一次越变越大,并且为了处理数字影像,需要更多新的工具和新的技术人员来做调色等工作。」

对于大多数电影人,尤其是想要打入行业内的年轻人而言,与其说他们难以拒绝「精致影像」的诱惑,不如说行业并不欢迎「业余」的存在。

佩德罗·科斯塔

只有像洪常秀、科斯塔、滨口龙介(「Happy Hour」同时也有午后休憩之意)、以及利纳斯等少数电影人的作品,真正将数字乌托邦的愿景付诸于行动,付诸于小巧的摄影机与简洁的影像上面。

在如今,拍摄「假日电影」,未尝不是一种对无限膨胀的速度,以及对产业化的艺术输出的反抗,因为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在喧嚣中找寻回安静的角落,需要与人类和世界建立真实的联系,它要求电影人减少一切的铺张浪费,并且将周遭的世界纳入其中。

《热带离魂》(2019)

吉约姆·布哈克的作品游走在假日的栖息地中,展示着属于年轻人的小世界,这位法国导演可能是霍华德·霍克斯的直系后代,在《七月故事》《金银岛》《南法撩妹记》等杰作中,人物始终是我们坚定的支点,以她们的身体出发,我们被卷入一个又一个人物的生活中,而在互相的联系中,不同的可能性与情感被探索。

《七月物语》(2017)

2019年的《八月处子》则让我们认识了特鲁埃瓦这位侯麦的继承人,在伊萨索·阿拉纳扮演的伊娃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疯狂十年之末的慵懒与孤独,也与她一起在一次次的巴塞罗那漫步中,恢复了体验世界的欲望;与此同时,特鲁埃瓦历经多年拍摄完成的《谁能阻挡我们》直到2021年疫情后才与观众见面,它姗姗来迟地记录下了一群年轻人穿梭在时代洪流中的身影。

《谁能阻挡我们》(2021)

这部半纪录半虚构的作品提醒我们,单纯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因为当下的「真实」很快就会变为过去的「故事」——影片历经几年的拍摄,近四个小时的成片,最终只能以一段Zoom面前的远程通话告终,似乎是时代的必然,告诉我们建立真实长久的连结困难重重。

不过,对数字影像发起了更加极端尝试的,大多来自上一个世代的的电影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从此刻到日出》)、阿贝尔·费拉拉(《世界最末日》《托马索》)、香特尔·阿克曼(《非家庭电影》)等。

《从此刻到日出》(2011)

他们来自一个更加自由的时代,也始终没有损失任何一丝傲骨,如果这些导演如果说有什么相同点的话,只能说他们属于某种游牧民族,是被行业流放或者自我流放的孤独者。

《再见语言》(2014)

当然,在戈达尔的林中漫步,也是走到了一片引文的密林中:影像、文本、音乐,虽然当组合在一起,它们组成了戈达尔的谜语。但对于观众而言,戈达尔的絮语只是电影的一只眼睛,而组成「3D」的另一只眼睛,必须通过超越语言的自由联想来完成——在这片森林中,也许有些东西你会禁不住地想起。

作为上个十年唯一一部被牢记的3D电影,绝大多数人如今看不到其真正的模样,因为好莱坞压榨并抛弃了3D,甚至都没能理解3D。只有一件事是能被确认的:所有的影像、声音、材料、三维,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人的思考是能够以电影而非语言的方式所相连的,更自由的电影要求一种更自由的观众的诞生。

V. 今夕何夕

让我们回到时间之上:一方面,网络世界的时间愈发显得无穷,但与此同时,我们总是惊觉时间正在耗尽。

即便是流媒体网站中的影片也会「过期」,至于那些惊鸿一瞥的瞬间,更容易被淹没在无穷的信息流中——无限的影像流动,开始变为新的静止。是否还有机会重头再来?为了尝试给出答案,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召唤回了自己的历史——大卫·林奇的第三季《双峰》是上个十年最惊人的奇迹,一部无法被归类的作品,但同时又承载了一切的问题。

《双峰》第三季(2017)

林奇和编剧马克·弗罗斯特用奢侈的17个小时,将我们重新带回那个止于三十年前的世界,但不同于这个十年中数目繁多的怀旧回溯,这部作品是如此决绝地位于当下,即便这种当下令身处其中的人们充满困惑甚至痛苦;但与此同时,似乎只要知道「双峰」还存在着,我们似乎就能看到理想的未来,即便在穿过它的过程中,属于「双峰」自己的黑暗面也向我们袭来。

通过将FBI探员戴尔·库珀的回归拆散成一次横跨北美土地的奥德赛,林奇和弗罗斯特在宇宙中唤醒二百多号生灵涂炭,从生者到亡魂,从我们熟悉的老友,到邻座不知名的陌生人——他们未尝不是我们?

林奇的影像同样充满变化,即便是最日常的平凡,也总能与最深邃的星空相连,而它同样浸没到了电影史的意识中——在这场遨游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从弗兰克·卡普拉到斯坦·布拉哈格的整个电影世界的频谱,《双峰》的梦同样和这个时代伟大作品的梦相连。

在「道奇·琼斯」凝滞的引力中,未尝不能想起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幻梦墓园》中在病痛中做梦的军人。

《幻梦墓园》(2015)

在这位喜剧演员的面孔下,在双生库珀凝固了二十五年的孤独中,或许也有卢奎西亚·马特尔的《扎马》中流离失所,倒着穿过时间的殖民者,或是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中,将自己与星空与末日相连的女性。

而最终,FBI探员的执念让他在时间尽头迷失,但因此也让我们与剧集的灵魂劳拉·帕尔默重逢——这种美丽与死亡之间诅咒般的交织,萨弗迪兄弟与亚当·桑德勒在《原钻》灿烂的结尾也看到了:

在一个人的身体内部,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而他的能量以电影的方式播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原钻》(2019)

正如戴尔·库珀所言,在《双峰》的世界中,我们「活在梦中」,但这不只是单纯地做梦,而是意味着世界的本质是由无数个互相交织却又分离的「梦」组成,各自生成着自己的主观「现实」。

《双峰》第三季(2017)

在每一位角色,每一个空间中,对世界每一种认知,在这些「梦」的互相渗透中分裂、融合、激荡出情感,而没有几部作品能像这部《双峰》一般能摇曳于无限种不同的语气与类型之间:正如被分裂的库珀一样,最欢乐的喜剧,总是紧接着最阴暗的暴力,或者两者兼得;同时,还有纯真的幸福、寂静的孤独、悔恨的哭泣、有力的愤怒……

但语气的调换几乎总在一瞬间完成,因为林奇的乐观主义总是如此真切,也因为他接受一切的情感与挑战。

这些不同情感与「梦」的边界令这部《双峰》成为了这个十年最碎片化的作品。无论是在双峰镇,拉斯维加斯还是「红房间」中,似乎所有人都身处于自己的无形牢笼之中,但正如这个十年最好的电影所告诉我们的,看似静止的人其实运动得更多,他们漫长的奥德赛是对无情速度的反抗,而边界的存在并不代表万物无法相连。

莱奥·卡拉克斯《神圣车行》(2012)

让-吕克·戈达尔《再见语言》(2014)

南尼·莫莱蒂《我的母亲》(2015)

滨口龙介《欢乐时光》(2015)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幻梦墓园》(2015)

洪常秀《独自在夜晚的海边》(2017)

大卫·林奇《双峰第三季》(2017)

马里亚诺·利纳斯的《花》(2018)

霍纳斯·特鲁埃瓦《八月处子》(2019)

纳达夫·拉皮德《同义词》(2019)

萨弗迪兄弟《原钻》(2019)

吉约姆·布哈克《七月故事》《金银岛》《南法撩妹记》(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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