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里只剩7块钱到五年后上映这部片经历了什么

热闹的春节档之后，有一部小制作影片，正在悄悄走进观众的视野。

它讲述父与子，也讲述一个留守儿童的一次梦之旅。

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何能有它的力量？

以下是《拨浪鼓咚咚响》的导演白志强，分享关于他的故事。

POST WAVE FILM

《拨浪鼓咚咚响》讲了一个留守儿童遇见一个货车司机，两个人从相遇相知到如父如子的感人情感故事。

最开始我在拍摄纪录片《边走边唱》的时候，来到一个学校，是160个学生全是留守儿童，孤儿和单亲占三分之一。

这个学校在很多年前人数是很多的，后来生活还可以点的（孩子）都转移了到了县城、市区、大城市，留下的这些孩子就变得非常集中。

我就记得，去的第二天，老师叫到上操，叫到跟前，我一看，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鞋都左右反着穿。

脖颈上，整个黑不溜秋的，一看就是不像有人在疼着，护着他们，一种野蛮生长的感觉。

我就问，你爸爸妈妈呢？孩子低着头就掉眼泪，吧嗒吧嗒。

我还走访了几家，状况确实是令人吃惊。有一家，他妈妈是瘫痪在床的，拉屎都在屋里，屋子里很难闻。

还有一个孩子也学得特别好，他他家是爷爷瘫痪在床，这个孩子不住校，他要回家照顾他爷爷。他从周五从学校步行 30 里回到他们村，把馒头蒸好，切成片，晾成饼干，周日再走 30 里山路到学校，他学习还特别好。

他们都好多都是这样的情况，给我心里的震动特别大，这该怎么办，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我们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叫星星火贫困留守儿童帮扶志愿团队。团队就是我身边几个朋友，我把我走访的这几家的情况整理一下资料给大家看，大家也很震惊，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群体。

在这过程中我们就自己筹钱，第一次大概凑了两三万，买了一些书包，学习用品，鞋袜手套，生活用品，陆续的送了十来回，就这样做了两年的帮扶工作。

感觉不太合适拍，我就想着写作一个故事片，也可以更好地凝练情感。

这是写这部电影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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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08 年这个背景，也是我个人感受的原因。

那一年正在办奥运会，全国都很热闹，城镇进程也到了一个非常蓬勃的时期。但是在那一年城乡割裂，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也激增。

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放在了那个时期，一是故事会更加真实。第二个是当年主题曲《我和你》也挺像故事中的两个人物。

其实拍任何时代或者是任何时期的电影，都是在讲当下。

2018 年初过完年，我就进到秦岭山的青岔村，这个村子距离西安市还有将近 100 公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山旮旯。然后开始写，写作了两年，边学边写这么一个过程。

也想过这个故事可能不够新，但是，电影电视类型总共就那么些，很多故事都有类似，但是它们核心是不同的。

实际上，我们第一考虑到是想给毛豆这样的孩子一次希望之旅。从某种意义上，在我个人的角度，他面对的其实是一场梦幻的甚至是浪漫的对决。

而也只有苟仁这样的人可以给他这样的希望。

写作苟仁的时候我在想，苟仁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剧作的角度考虑，他俩一定是互补的，也是矛盾的，相互影响，相互拯救。

这个时候确只是确定了一个方向，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惠王军。

惠王军这个人，他跟苟仁的经历非常相似，他是我小学同学，中学的时候，他父亲在打工的时候被化肥给压伤了，离世了。

他作为长子老早辍学出去打工，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经历很多磨难，在最终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却发现孩子有先天病，为了治病他也是全国带孩子跑，把原来的一点点积蓄全部花光了，日子也过得很拮据，最后也跟媳妇离婚了。

我找他演戏的时候，应该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写故事的时候，也参考了惠王军自身的很多经历。

然后毛豆这个演员，是从将近大概 2000 个孩子当中挑选出来的。我当时就是跑去学校，问哪个孩子想演举手，我要看哪些孩子胆大且愿意来。第二个是孩子能不能相信我所描述的世界，这很重要。

当时我问谁想演电影？白泽泽（毛豆）很积极地举手了，刚入剧组的时候他贼开心，不用写作业，他好开心。

有一天他找我要剧本，我说你能看懂吗？你要剧本干啥，你跟着演就行了。他说人家都有剧本，我没剧本，我就给他了。

结果他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剧本台词全部看完了，都记住了。其实也因为他和他周边其他孩子，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的，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上学。

后来惠王军和白泽泽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白泽泽后来签约到了王宝强的公司，也参演了很多的电影。

惠王军现在他稍微有点不一样，他家还有孩子需要照顾，所以他是找他演戏，就去演。不演戏的时候他要回去陪孩子，他还兼职做出租车司机。

拍摄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紧张的问题。

因为在前期也没拉到投资，特别的困难，拍摄的时候也捉襟见肘。

比如临近过年了，我们拍饭馆和住宿还是可以先赊账的，身份证都在，人家老板也愿意让你赊账，过一段结一次。

但是过年那阵，原来愿意给我借钱的朋友也出了其他的事，不方便给我借钱，一下子就卡住了。

最困难的时候，账户上有 7 块钱，车没钱加油了，最后王军自己借钱帮我们解决了。

虽然没有钱，可是整个剧组都很开心，穷开心的感觉。

我至今特别难以忘记的一个一个场景，就是拍苟仁在孩子坟前扇自己耳光。那场戏拍之前要下一个大陡坡。临时下雪，我们没有准备防滑链，车下不去，雪马上停了怎么办？

剧组所有的人找农民到处借工具，没工具的在地上拔野草，捆成扫把，愣是给搞出 2 公里的路来，把车给放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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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剧组待烦了，剧组是个精细分工的一个构成，我能把活干得很好，但是我感觉离导演梦想越来越远。觉得什么时候能实现我的表达呢？

当时有两个题材要有选择，一个是人的自主迁徙，以前都是因为灾荒，或者因为什么才会有大规模的迁徙，但那会儿人自主地迁徙。

我就想拍大时代当中的这些流动的人物。

另一个是道情班。因为我们家也喜欢唱一个小戏，叫做道情，有时候过年，我爸拉二胡，我弹三弦，我媳妇敲梆子，我妈还能扭一阵唱一阵。家里喜欢这个，就认识了我们一个道清戏班的班主，觉得应该拍拍道情戏班的困难。

因为大量人口走向城市了，小戏班就没有观众了。有时候 20 个戏班的人，台下才坐四五个观众，他们也处在了一个时代的夹缝中。

就这样拍纪录片欠了很多钱，纪录片也都是土灰灰的。我的片子一向是大家都说土得掉渣。

主要是题材上的土，那些人都是在生活的基层，在泥土里面打滚。

后来我的女儿出生了，奶粉挺贵，当时拍纪录片也没有什么收入。说实话，那时候比拍电影时候还拮据。

拍纪录片刚开始还跟朋友借了 500 块钱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花了 200 块修车，朋友还捐赠了我 20 盘磁带，拿着这些设备我就去拍纪录片了。

我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她特别了解我，她知道我这个人想好了的事肯定要去做，所以她也就没有阻挠什么。

我可以说是很幸运吧，一直以来得到了不少支持。

影像作为媒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