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VB影视大全人气：738更新：2023-01-02 18:14:55
《脐带》描绘了一段很独特的母子关系。
音乐人阿鲁斯回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身边，陪伴她回到故乡寻找丢失的记忆，一起面对生死抉择。
影片日前宣布入围了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这也是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内地电影，在影片海报上，我们看到了监制曹郁和姚晨的名字，这也是姚晨继《送我上青云》之后再度监制新人女性导演的长片作品。
姚晨在与Voguefilm的对话中回忆了看到这个故事时最吸引她的地方：充满了神秘感。她说：“因为我是福建人，我从小家里的长辈都是对天地有敬畏之心的。电影中的母亲生于草原，最终也归于草原，完全遵循自然的规律，整个戏里没有过度的悲伤，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是很温暖的。”
她特别提到了影片中母亲的两次幻觉，都像是有一种回归的感受。直到最后母亲跟着家人走向草原深处，小小的母亲仿佛又走回到了巨大的“子宫”里，人和自然之间永远都会有一种“脐带”的连接。就如电影《寻梦环游记》所阐述的那般，死亡并不代表着遗忘，有爱就会永恒。
谈到与像乔思雪这样的青年导演的合作，姚晨并不太喜欢用帮助、支持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这更多的是互相给予能量的过程。“她们能够带给我很多崭新的视角，她们也是最富有激情的一群人，但是她们的生活阅历和创作经验确实相对于我来讲，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可以把这一部分跟她们一起分享。”
这更像是一种相互扶持的状态，也更能体现出对彼此的尊重。姚晨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总在自己已有的人生经验区域里头寻找素材，它很快就会像森林里的树一样被砍伐干净，我需要跨越出我这个区域的的森林，去寻找更多的素材。”
当然，关于《脐带》创作更多细节性的问题，我们还要从导演乔思雪那里寻找答案。
在影片东京首映前，我们与乔思雪对话，她的声音很温柔，回答问题也很精炼、条理清晰，很多细节的描述颇具画面感。她从导演的角度，很坦诚地讲述了《脐带》筹备台前幕后的故事，以及作为一名新导演在从事电影道路上的经验与心得。
以下是90后编剧、导演乔思雪的讲述：
1.那个巴黎街头的女人
《脐带》的创作故事要从2017年说起。那一年我正在法国巴黎的31S电影学院读书，临近毕业要准备毕业作品。有一天下午我和朋友在当地一条颇为热闹的街道上喝咖啡，路对面的一位中年阿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她在大门前不停地徘徊，如果有路人经过，她会冲过去问一个地方怎么走，路人大概给她指明方向之后，她走出去差不多20米，突然停下来站在原地，好像瞬间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然后她就往回走，又来到大门口徘徊，接着向路人询问那个地方怎么走，反反复复。
中年阿姨在那个地方大概徘徊了有十几次，样子让人觉得非常心疼，那么冷的天，她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薄薄的裤子，头发看起来也很凌乱，不太像是她那个年纪该有的样貌，我能感觉到她应该是记忆出现了问题。再加上她跟我母亲年纪相仿，我代入到她子女的视角，若是看到母亲这样，那种冲击力肯定是非常强的。
其实在此之前没多久，我接到了我妈妈的电话，她正处在更年期，有轻微的抑郁症。电话中她和我说曾经萌生过轻生的念头，但现在情绪已经消化了，才给我打了这样一个电话，我听了后心理状态非常复杂，对妈妈的思念也更加强烈。于是我将看到的那个中年阿姨，和我与妈妈的情感状态进行了一下融合，写下了《脐带》这个故事，这也是我写给妈妈和故乡的故事。
这个剧本原来有两个名字，汉语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同时还有一个蒙语名字，意思就是“脐带”。
我把这两个名字告诉监制曹郁和姚晨时，他们都觉得“脐带”会比“漫游在蓝色草原”更有力量，更能体现母与子、人和自然之间的连接，也更能体现影片的精神所在，于是我们开机前最终把片名定为了《脐带》。
有人可能会好奇，草原都是绿色的，为什么一开始还想叫“漫游在蓝色草原”？其实是因为蒙古人以蓝色为尊，认为蓝色象征着永恒和忠贞。草原本身是游牧民族的摇篮，所以在蒙古人心中，草原的颜色已经脱离了大自然赋予它的绿色。
我想展现的，就是在外面流浪过的人，最终还是想回到自己最圣洁的故乡，在那里能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惬意与平静，“漫游”这个意象也是和城市里面的快节奏形成一种反差。
为了写好故事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我和我的同学参与到了法国的一些机构，去做义工的工作，更深入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生活、情感。他们有着很可爱的一面，也是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一面，我们以往的作品可能更多地传递他们的痛苦，但其实我在那里看到的，他们就像一群孩子一样，会完全回归到一种小朋友的状态。
这种感觉就像他们的生命在往一个倒退的进程走去，从父母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和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养老院里面陪伴父母的这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子女，他们的状态已经不是作为孩子，而更像是他们父母的监护人，他们父母的“父母”。
我想起之前有看到过行为艺术项目，他和另外一位艺术家两个人腰上系一根绳子，这样维持一年。他们俩最开始是陌生人，通过绳子做了一年性格、生活上的磨合，最后真的就把这个行为艺术做完了。
这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个绳子它让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发生一种很微妙的扭转。在电影中我也设置了这样一条绳子，也是让这对母子的关系发生了扭转，就像两个人的身体之间又长出了一根脐带一样。
2.成为“女儿”的妈妈，变成“父亲”的儿子
影片是2021年4月在呼伦贝尔开机的，拍摄历时40多天，整体上比较顺利。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草原上的天气。大雨大雪这样的极端天气是家常便饭，而且有些外景地实际也并不太好到达。
比如片中母子二人住的老房子，就需要徒步穿过一片森林才能到，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身体和意志的考验。
不过这样的天气也会带来意外的惊喜，监制曹郁也是我们的摄影指导，他非常善于在自然里面去捕捉光线的变化，他捕捉到的光线和气氛跟每一场戏都很契合，甚至很贴合人物的心境。
这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东西，只是看我们如何去善加利用，在这一点上，曹郁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虽然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但我还是希望能在各方面努力做到最好，这是对这个故事负责，也是对剧组的所有工作人员负责，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我觉得我们确实做到了。
在主要人物的设计上，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和其他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把主人公阿鲁斯设计成一个女生？这样是不是会更贴近我自己的经历与性格？
但我想的是，蒙古男人大部分时间给别人的印象是很单一、粗犷的，但其实在实际生活里面，他们很像片子里面的阿鲁斯一样，非常细腻、柔和，别被他们五大三粗的外表给迷惑了，所以我将阿鲁斯设置为了一个蒙古男人。
当然，像《脐带》这样，母亲变成孩子，孩子变成父母，也并不一定所有的母子关系都会发生这种变化，作为子女失去父母的庇护，本身是一种痛苦，但是在蒙古人的文化中，所有人都是遵从、顺应自然，也接受大自然的无常，这样的转化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包括故事里的妈妈，她的精神内核就是照着我母亲的样子写的，她一直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特别浪漫、洒脱的信念，生活当中的病痛，掩盖不了她本性里特别纯真和可爱的东西。
在故事里，我还为阿鲁斯设置了一条爱情线，他们母子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姑娘——塔娜。阿鲁斯和塔娜爱情的萌芽很接近我们当地人之间的交往，就像你在草原上偶然遇到一个人，你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最后的告别又非常顺其自然，因为这种相遇和告别在草原上实在是太常见了，大家不会给它赋予那么沉重的意义。
包括当阿鲁斯和塔娜情到深处想要亲热时，一旁睡着的妈妈突然醒来，意外打断了二人，他们只能静静地把妈妈给哄睡着，就像孩子打断了父母的亲热一样，那完全是自然、可爱且无意识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映衬了我们母子关系发生颠覆变化的主旨。
我们真的会像父母对我们那么温柔吗？是否也会在合适的时间对他们放手，和他们告别？这其实像发给身为子女的我们的一张考卷，看大家如何写上自己的答案。
所以《脐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聚焦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生活的影片，这个病症只是我开展讨论的线索，从当中获得的思考，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
非常幸运的是，在完成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众认真且专业的主创，主演巴德玛、伊德尔，监制曹郁、姚晨，我的制片人刘辉、胡婧，声音指导富康，剪辑指导张一凡等等，这些在行业内已有极高成就的老师们帮助我完成了这个梦想。
很早的时候我看了巴德玛老师主演的《套马杆》，特别喜欢她的表演，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青涩的女孩。据说一开始她并不在演员的候选范围之内，导演突然看到了这个女孩，发现她有着强烈的牧民身上传统和淳朴的感觉，当时就把她选上了。
我对巴德玛老师的印象就来自那部电影，对她生活中真实的样子，其实我是不太了解的，于是我专门前往呼和浩特看望她，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邀请巴德玛老师来演妈妈这个角色。
我望着她的眼睛，从当中看到了慈祥与童趣，这二者非常有机地兼容了，完全感觉不到岁月在她的精神上刻下的痕迹。巴德玛看了剧本后，对这个故事理解得很深刻，也表达了对故事的喜欢。
不过意外的是，巴德玛老师拒绝了我，因为她很久没有出演一部电影的主角了，她会担心能否准确地把握这个角色，我和她做了一番深聊，帮助她打消顾虑，最后她也决定做一次突破，来出演这部电影。
我很感谢巴德玛老师对我的信任，毕竟我是一名新人导演，她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愿意无条件地相信我，这于我而言是极大的鼓励。而且很惊喜的是，巴德玛老师在诠释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为她注入了许多鲜活生动的特质。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场醉鬼把老房子撞坏，阿鲁斯和醉鬼一起修补房子的戏。那一幕在剧本里是即兴的，巴德玛老师在表演时，一直在玩粘在墙上的塑料布。
她把一个特别顽皮、童真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诠释得淋漓尽致，因为大人演小孩的戏，演员如果把握不好，会看起来很尴尬，但恰好是因为巴德玛老师身上有这个气质，才能真的把这个“老小孩”给演活了。
关于阿鲁斯的性格，前面我提到了，希望改变大家对于蒙古男人的传统看法。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和大部分母女不太一样，我们之间很少会有母女一起逛街、分享秘密的行为，反倒是很像一个儿子跟母亲的相处方式。我常年在国外，我们的联系很少，很少会说一些表达心意的话。
如果把阿鲁斯设计成一个女性，女孩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照顾丈夫，这是社会中的惯例，但是如果把阿鲁斯投射成一个男孩，像电影中这样的故事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也是母子相互重新了解彼此的一个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鲁斯身上会有我的影子。
将阿鲁斯的职业设定为音乐人，是因为从小音乐给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它也是蒙古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当地在节日或者是和陌生人聚在一起，都很习惯用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大家会在酒桌上唱酒歌。所以很自然地，我把阿鲁斯的职业定为了做音乐的，而且还埋了一条草原文化新旧碰撞交融的线索。
我和饰演阿鲁斯的伊德尔很早就认识了，他是一个从小学习传统民族音乐的孩子，后来去了北京，几支乐队之后，开始慢慢转型了。我认识他的时候，恰好他正在做一张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相结合的专辑。
我见证了他这几年的变化，这个角色本身也有他的影子。我们曾经就新旧文化交替这个问题聊过很多，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旧文化消融是必然的事情，我们需要顺其自然去接受这个事情。
而新文化的诞生一定会有旧文化的影子，要是完全抛弃旧的东西成为新的，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新的形式是一个工具，人怎么能学会使用新形式工具，让旧的东西融入到新时代里面来，这是伊德尔以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做的一件事。
影片大部分时间是顺拍的，基本上都是按照剧本节奏在走。巴德玛老师和伊德尔的关系也和这个故事很贴近，从最开始伊德尔只是来演儿子，到最后他真的成为巴德玛老师的“儿子”。
我们杀青那天拍的就是最后篝火晚会上母子哭泣告别的那场戏，伊德尔当时的情感状态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哭戏可能对于像他这样的非专业演员来说，需要大家做很多的努力，他才能进入情态状态。
但是那天我们拍了一整个晚上，从太阳落山一直拍到天亮，这一晚上的戏像做梦一样，刚好要天亮了，是妈妈和儿子告别的时刻。伊德尔真的哭出来了，情感非常真挚地流露出来。所以即使是非专业的演员，他的情感到了，也会有触动人心的表达。
拍完这部戏后，逢年过节我们会给巴德玛老师发微信，她会直接电话打过来问我们最近家里面好不好？父母身体好不好？通过这个片子，我们所有人真的像家人，彼此问候，相互关心。这也是《脐带》带给我的财富。
3.一个没有“钱途”导演的这些年
结识影片的两位监制曹郁和姚晨，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带着这个剧本参加FIRST青年影展的创投。
制片人刘辉当时看了这个故事，他是内蒙人，看了之后很喜欢，有很强烈的感同身受。他就把这个故事推荐给了坏兔子影业的创始人姚晨姐和曹郁老师。姚晨姐看了这个故事很感动，曹郁老师则是一直很喜欢内蒙的音乐和文化，所以两位决定一起加入到这个项目来，为我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我们原本是准备2020年拍，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我们都困在家里面。整个春节期间，曹郁和姚晨二位每天会和我视频聊剧本，差不多能聊几个小时这样，到后面改了十几稿，我自己都快丧失信心了，但他们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
我们预算很少，两位监制觉得这是一部值得大家付出心血的作品，所以他们在行业里面号召了很多一线非常有经验的电影人。作为新人导演来说，想要接触这些一线有经验的人其实很难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尽心尽力地帮助这部片子，找到了这些人共同完成。
作为第一部长片，我在表演上其实是缺乏指导经验的，姚晨姐是非常资深的演员，她会在片场传授给我很多指导别人的经验，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巴德玛和伊德尔两位演员的优势，让这两个角色真正活起来。曹郁老师更不用说了，在摄影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建设性的帮助，大家如果觉得影片的摄影很美，那曹郁老师绝对是功不可没。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只是监制和导演的关系，很多时候更像朋友，她愿意祝福一个青年导演，在第一步取得了成绩之后，后面的路也要好好走。这次《脐带》入围东京电影节，她给我发来信息，有祝福，也有叮嘱，我收到之后很暖心，因为这真的是朋友间交流的方式，也让我更加有勇气带着影片接受观众的检阅。
我很早就爱上了电影，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父母每周都会带我去录像厅，租几盘电影录像带，基本上小时候的每个周末都是跟父母一起看电影度过的。后来上初中以后，就变成了我自己开始攒零花钱，每周去租DVD看电影。
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草原上小城市的孩子，电影带给我很多生活里面触摸不到、感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内心的成长和对世界的认识，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看电影建立起来。那种感觉很神秘，我也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创立一个世界，让其他人触摸到。
在《脐带》之前我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可能每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脐带》比较幸运，它是最先诞生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我还是希望我电影之路的起点是从我走出来的地方开始的，其他的剧本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能把它们搬上银幕。
大多数青年导演我觉得都是没有“钱途”的，可能几年都在筹备一部，我身边的很多同行也都在做别的工作维持生计，挤出时间来写作，再跟别人四处推荐自己寻找机会，有一些可能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当然现在情况好一些，会有很多电影节的创投，让大家走出来的机会变多了。
我现在主要还是生活在内蒙，刚从国外回来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北京不是一个属于我的城市，我还是回到内蒙来，因为这可能更容易接触到生活。
这一路走过来，从剧本到成片，是一个锻炼耐力的过程，你要不断在这个过程里面思考现在的一切是不是我要的，然后在挣扎和妥协之间寻找一个最优选项。
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是围绕着我要拍的这一部片子，去取舍一些我生活里面必要和不必要的东西，懂得放下自我，不要被自我蒙蔽了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
同时，在拍完这个片子后，我觉得我和妈妈也需要有一个人先做出让步。既然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是不是可以先迈出一步去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片子她现在还没有看过，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机会邀请她来看，因为这是我送给她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生活就是这样，我也经常会有情绪非常低落或失控的时候，这时我往往会开车往草原深处走，越走越会觉得空间无限大，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风还有草原上的味道，让你一下子就从之前那种低落的情绪里面出来了。
时间和环境发生了变化，人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需要改变的时刻，我们自然会做出改变，这也是通过《脐带》这部影片，我很想向大家传递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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