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影不能批评我偏要

（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是不是有些电影不能批评。

Sir想问。

《爸，我一定行的》（以下简称《我一定行》），《最后的棒棒》（以下简称《棒棒》）。

前一部，号称“首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

后一部，号称“成本不到2万的9.7高分神作”。

主创不一样，类型不一样，故事更不一样，一样的，是它们都有极强的地域情感特征。

说通俗点，就是当地人看着，容易动情。

这没什么？

很多经典电影都有地域性，比如一提《教父》，马上脑回路西西里。

但有地域性的，未必是好片。

地域性，更不能成为电影评论的挡箭牌。

来，一部部说。

先说《我一定行》。

它的故事，简单到一张A4纸能写出三部《我一定行》的故事大纲。

汕头，一个叫369的高中男生，日常爱好，打架打机追校花，这样的混混，被开除是迟早的。

果然，开了，但原因，竟是晚自习逃课？

父亲让他打工，奈何裁缝、修车样样不行。

就这样，8年过去了，但这八年里，男主造型和周围环境一切都没变，完全看不出时间印记。

这时，当年369喜欢的校花在深圳有了新男友，被当面打击后，369决定去大城市闯一闯。

机缘巧合，他当上网红。

父亲无法接受儿子做网红，责令回家，没遭什么羞辱，369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家了。

结局，369与父和解，在当地开了家牛肉火锅店，校花结了婚，挺着大肚子来店品尝。

一片祥和。

一句话评论这部电影，剧作套路，节奏拖沓，人物扁平，即使笑料，也充斥着大量对周星驰的拙劣模仿。

但，就从上周五开始，《我一定行》以每天1%的全国排片（主要集中在广东潮汕地区），创造近50%上座率，直到今天，累计票房破3000万，预计总票房可破4000万。

4000万是什么概念？

今年评分过8的《暴裂无声》才5000万票房！

谁在支撑《我一定行》的“奇迹”。

不用怀疑，潮汕观众。

《我一定行》编剧兼主演郑润奇，本身就是潮汕网红，以搞怪配音起家，369是他的绰号，他开公号，40万粉丝。

拍电影，据说是受到《海角七号》启发，及40万粉丝鼓励。

通过公号，郑润奇招募了2000名潮汕人参演。

从头到尾，《我一定行》主打的卖点都比较统一：真诚，珍贵，感动，文化传承。

但，到底真诚在哪？感动在哪？文化传承体现在什么地方。

好巧不巧，作为一个潮汕人，Sir真看不出。

没有历史观察，没有文化架构，没有本土现代性。

到了早上，展示一下地方路边摊小吃；

到了传统节日，一起街上放烟花、跳英歌舞；

日常再说一些老方言，爆一点潮汕粗口（要不是审查部门对方言粗口放松，那些方言骂词换成普通话都很难上大银幕）。

尽是走马观花。

英歌舞是一种民间集体舞蹈，在潮汕地区流传三百余年，主要表演形式为大型集体舞，舞者双手各持一根短木棒，上下左右互相对击，动作健壮有力、节奏强烈

这样，就潮汕文化了？

什么叫传承？

以民族的个性撬动世界的共性，才是传承。

这要求一个民族不但要了解自己，还得了解世界，因为你传下来的，最终要交给世界，让这个世界信服。

如果罗列种种文化标签就是传承，那Sir要说，去年《追龙》也传承了潮汕文化。

因为主角原型来自潮州，会爆粗口，也有团结、拜神、会经商，这些被外界认定潮汕特质。

但我们会说《追龙》是潮汕电影么？

不会。

《我一定行》本质就是一部青春片，你不用潮汕话来演绎，用东北话、上海话演绎，一样没差。

但主创始终强调，拍《我一定行》，初衷是出于对父辈和家乡的热爱。

为什么？

因为“家乡”这个词太有煽动力了。

只要拉出来，就能让一部分人热泪盈眶。

再说《最后的棒棒》。

《最后的棒棒》，原是退伍军人何长宁在2014年拍摄的同名纪录电视片（Sir推荐过）。

何长宁在军旅生活时就爱上了拍摄，之后离开部队，投奔梦想。

这次电影版，是电视片重剪修正版。

必须说，出发点没有恶意。

但创作方式却值得商榷。

何长宁改名何苦，自创一个新名词——“自拍体纪录片”。嗯，《棒棒》就是中国首部“自拍体纪录片”。

意思是，导演自己进入纪录片环境中，拍自己，拍自己与目标对象一起生活。

其实从专业性上，有一个更好名词可以解释这种行为。

摆拍。

导演或摄影师根据自己的设想，影响被拍摄者，自己设置情节，牵引环境变动，从而得到导演所期望的戏剧时刻。

摆拍的后果往往是——虚假。

就像我们上学时在黑板报橱窗里看到的那些活动照片。

整部电影版《棒棒》就是充斥着这种煽动的摆拍感。

我们看到，何苦从一开始进入剧情，就要求加入棒棒的团队，做一个棒棒。

他为棒棒群体中的极端弱势者出谋划策，有企业给他打电话参加论坛活动，他拒绝，说，“我现在是棒棒。”

他带领大家从原本所属的“管辖”跨入另外的“商业区”，称其为市场竞争，新业务拓展。

他腰酸背痛，满头冒汗。

一直到最终，为剧中每一个棒棒们找到新的工作，从旧有的低生产、非法律保护下的劳动方式中解脱。

何苦导演，无时不刻不在引导着故事的走向，时时刻刻处在焦点中。

但他却忘记展示，棒棒这个职业历史原因，生存抉择，未来困境。

更不用提结尾那个意识形态的收笔，和《我一定行》的“热爱故乡”一样羸弱。

许多中国导演想拍良心文艺片，却又往往误会了文艺片。

文艺片不一定技术滥造，文艺片不一定专注苦情，文艺片，更不需要里面的边缘主角一受欺负，就把镜头推到他们脸上，以此激发出一种生理性的廉价催泪。

电影版《棒棒》的本质就是一部不合格的纪录片。用《澎湃新闻》的话说，“连基本的如实记录，都做得勉强，更谈不上深入洞见世情人心。”

但主创们一直口口声声“负重前行”，宣传时，其电视剧版评分（9.7）与电影版评分（6.4）也多次被含糊不清地扯到一起。

为什么？

因为“负重前行”这个词太有煽动力了。

只要拉出来，就能让一部分人热泪盈眶。

这正是Sir害怕的。

我们需要热泪盈眶。

但我们不能动不动热泪盈眶。

比如今天，这两部电影，因为绑定了某种群体而产生的所谓“共鸣”，就时时刻刻准备攀藤而上，对每个“批评的声音”啐一脸口水。

“当然了，你又不是我们潮汕人”“外省狗”“你懂个屁”等人身攻击遍地。

同样的，这种“地域啐”，也发生在今天说的另一部电影。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这部电影”“因为你不是重庆人，所以你不懂”“你肯定是个哈批龙”。

这种情况何其熟悉。

比如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粉丝电影”。

每一个激奋的评论背后，都站着一个热血的流泪者。

他们高举着“你行你上”的大旗，对每一个发表的异见用连篇脏话，拳打脚踢，如果遭到更强烈的反击，就抱团以“又不是拍给你看”的死守阵地。

而这一切，如果片方有意引导，更将引发应激性的海啸。

坦白讲，作为一个潮汕人，Sir不希望胶己人（自己人）是以如此自恋的优越感展示出去。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不要把“批评者”都当作黑子，就好像，不要把从别的地方过来我们这谋生的人，称为“外省仔”。

最后，Sir想谈一个词，恰好也是以上两部电影也共同提到的。

——情怀。

什么是情怀，或者更准确点，什么是电影的情怀。

贾樟柯的一段话曾深深吸引了我。

这段话来自他看完侯孝贤《风柜里来的人》的评论，他说《风柜里来的人》“明明是一部台湾电影，却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

他说。

坐在黑暗中看《风柜来的人》，起初我连「风柜」到底是一只柜子，还是一个地名都搞不清楚。

但银幕上出现的台湾青年竟然长着跟我山西老家的朋友一样的脸，看张世演的渔村青年，他们一大群人跑到海边背对着汹涌的海浪跳着骚动的舞蹈。我一下子觉得离他们好近，侯导摄影机前的这几个台湾年轻人，似乎就是我县城里面的那些兄弟。他们扛着行李离乡背井去了高雄，一进城就被骗上烂尾楼看电影，这里没有电影也没有浪漫故事，透过宽银幕一样的窗户眺望高雄，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未来。

原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侯孝贤才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今生。

之后，贾樟柯拍出了《小武》。

同样的，于Sir而言，“《小武》明明是一部山西电影，却好像在拍潮汕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

小武送给过去朋友结婚红包被拒收的尴尬。

小武像个侠客走在穷街陋巷无所事事的自由。

小武和舞女在床上烟雾弥漫地吟唱《天空》的迷茫。

乃至Sir屡次提起的，《小武》最后那个镜头。

行窃未遂的小武，被民警拷在街边的一根钢缆。

他先是窘迫地蹲在地下，低着头，而后，开始焦灼地四处张望。

随着他的眼睛，镜头一转，突然面对一帮沉默的围观群众。

好奇伫立着，指指点点着。

这尖刀一般的直视，剥落了一个城市边缘人最后的尊严，映照出我们漂泊无着的内心。

你和我，既是蹲着的那一个，也是站着的那一群。

这一刻，Sir看到一个导演对个体命运深刻的洞察与怜悯，看到一部电影对时代变迁深情的凝望与关照，也看到许多人常常挂在嘴边但根本不想见的——

情怀。

Sir电影原创，微信ID：dushe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