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华兹华斯的前后之变与时代悲曲

李公明

《威廉·华兹华斯传》，[英]斯蒂芬·吉尔著，朱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912页，186.00元

对于我来说，最早认识的华兹华斯诗歌不是他的“孤独的云”，不是他在湖畔吟诵的自然风光，而是他的《序曲》中回忆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句：“能有这样一个黎明是幸福的，何况年轻，简直天赐！”忘记这是谁译的，至今我还是最喜欢这一译法。据说英国疫情期间的宣传车要行人保持距离，于是反复播放华兹华斯的诗句“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华兹华斯对我来说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幸福的、年轻的黎明。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学生乔纳森·科特来到伯克利大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波文化和政治觉醒的中心，他很自然就感受到两个世纪前威廉·华兹华斯回忆亲历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心情，想到了那个幸福的黎明。他还马上从华兹华斯想到了当时流行的鲍勃·迪伦：“……无论你走到哪里，就像鲍勃·迪伦在《郁结如麻》中唱的那样：‘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当时他无法想象的是，在五十多年之后诺奖委员会给迪伦的颁奖词有这么一句：“他重新赋予诗歌以高昂的姿态，这是自浪漫主义时代之后便已失去的风格。”虽然这里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高昂姿态可能指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二代传人，但是科特从华兹华斯到鲍勃·迪伦的联想还是有道理的。黑塞在给一个年轻的《梦系青春》读者的信中说，“没有革命的经历是形成不了人的。”是啊，如果没有过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黎明与青春，成长还有什么意义呢？

华兹华斯回到英国之后发现局势变了。改良主义群体尽管要求不高，但依然被视为国家的威胁。潘恩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罪名是他在《人的权利》第二部分发表了煽动性诽谤言论。接着一大批出版商和报刊负责人因所谓的煽动性言论被判以重刑，政府显然决定要镇压国内的异见。曾经热情赞扬法国人民决心将自己与子孙后代从专制政权中解放出来的兰达夫主教理查德·沃特森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公开谴责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转而赞扬英国的强大、富饶、自由与幸福，并且庆幸英国政府的警醒和对持异见者的镇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华兹华斯立即写了《致兰达夫主教书》，激烈地谴责兰达夫主教。吉尔认为这确实是一篇非常激进的文献，华兹华斯不仅支持处决法国国王，而且还要荡平贵族，支持以暴力推翻专制。但是这封信没有公开发表，出版商可能因内容过于危险而拒绝出版，也有可能是华兹华斯自己出于谨慎而决定不发表。1793年7月，华兹华斯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独自跋涉，第二年完成了《索尔兹伯里平原》。在这首诗歌中他痛斥立法者使用的流放、恐怖、奴役、武力等手段，在他笔下的欲望、压迫、法律等抽象名词却是对应着他所熟知的具体现实，指向对合法社群成员的审判歪曲事实和对他们的判决荒诞不经。和《致兰达夫主教书》一样，这首诗在当时也并未公开发表。这时期的法国正是雅各宾恐怖统治的高涨，英国国内对激进主义活跃分子的镇压也日益加强，华兹华斯在《序曲》中关于此期的回忆是：“我很少有一晚安宁的睡眠，/ 因为眼前尽是恐怖的场景：/ 绝望、专制、死神的刑具，/ 在梦里，面对不公的法官，/ 我不停地争辩，声音嘶哑，/ 思绪如麻，一种背叛并且 / 被抛弃的感觉，击中我所知的 / 最神圣的地方：我的灵魂。”（114页）

吉尔认为，华兹华斯的思想转变大致发生在1796年。“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使大革命的光明希望蒙上阴影，然而他的倒台却没有使希望复明。华兹华斯依然坚信早期共和派的理念，并像所有激进分子一样，坚信战争本可避免。但是，当法国的扩张野心日益昭彰，特别是一七九六年拒绝英国的和平提议以及拿破仑意大利战役胜利后，他无法再相信战争的持续仅仅是皮特政府的阴谋，也不再认为在法国的一片骚乱之中，大革命的理想依然完好无损地存于某处。……一七九六年，华兹华斯没有清晰的信条可以宣布，一度的狂热分子已然失去信仰，甚至连相反的信仰都没有了。“（162页）但是他思想的转变并没有使他获得安全感。1797年8月，他被人告发身份可疑、与一群朋友关系可疑，内政部把他一家列为监控对象，第二年他在阿尔弗克斯顿租住的房子也被告知不能续期。这的确是“恐怖的岁月”，有学识的异见分子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因发表文章被判为煽动性诽谤和叛乱罪，有激进倾向的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被监禁了半年，“皮特政府的监视、恐吓和检举”极大地影响了他下一阶段的生活。

从政治行动中退出，不再相信激进政治可以促进普遍利益，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并非特例。葛德文撰文认为1797年春标志着法国大革命追随者的失败时刻，“一个个激进分子成为变节者，通过攻击曾经敬重的哲学家来标志他们的改宗。”吉尔认为葛德文指的是麦金托什、帕尔和马尔萨斯，“但他辛辣的分析或许也适用于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 玛里琳·巴特勒认为，“华兹华斯可能是本能地屈从于一场争取人人平等的革命演变为专政这一现实，屈从于盛行的气氛。这现实和气氛在1800年左右使欧洲各地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变成隐退的或虔信宗教的人。也许他真正的独特之处是他向保守思潮屈服要比柯尔律治慢得多。他顽强地保有了很多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别是简朴、普遍性和对本质的人类经验的肯定这更使他与众不同，并引起怀疑。”（同前引书，108页）

另外，华兹华斯对待过去的态度与柯尔律治不同，后者与所有激进的朋友断绝往来，声称远离一切组织和活动——那些“国家政体肠子里的蛔虫”。他极力挣脱自己的过去，开始重写他的历史，在《文学生涯》中达到巅峰。华兹华斯却以不同的形式重估过去，本能地在自己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找关联，以便证明生命的内在完整，因此不会拒绝从前的激进老朋友。1803年11月26日约翰·塞尔沃尔来拜访华兹华斯，和他家人一起吃饭，而此时这位曾在叛国罪审判中死里逃生的“煽动者”正在寻找一处退隐之地。这是令人感慨的怀旧与对友情的忠诚。

1813年，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华兹华斯成了国家税收服务的代理。这是一种自我背叛的妥协吗？这个行为给他的名誉带来持久的伤害。1810年代末，拜伦替所有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表达了对华兹华斯的失望，嘲笑他“在朗斯岱尔勋爵的饭桌上”讨好逢迎。吉尔承认拜伦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也为华兹华斯提出辩解：工作是满足诗歌天职和家庭需要的体面途径。（489页）关于华兹华斯的前后变化，他自己对“政治变节”的指责非常敏感，而年轻的激进分子则自认为铁证如山。雪莱夫妻读了华兹华斯的《漫游》感到非常失望。“他是个奴隶。”玛丽·雪莱在日记中写道，雪莱则哀叹他的迷失：“背离这一切，你让我悲哀，/ 既然如此，你不必存在。”但是华兹华斯坚称他的观点、原则都没有改变，吉尔指出假如华兹华斯发表了所有写过的文字，那么他就很难否认他的改变。（531-532页）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政治的险恶风云中，华兹华斯曾经激进的过去还是被人翻了出来。皮科克在他的讽刺小说中对华兹华斯和他的朋友的批评比较难听，但是玛里琳·巴特勒说是“一针见血”：“我们看到一小帮诗人，他们从南方的溪谷带了他们曾奉献给真理和自由的竖琴来到这里，要想在山风里采集新的活力：现在这些竖琴已调了音，适合于颂扬奢华的权力，弹奏宫廷里溜须拍马的调子，赞美已被破除的迷信。”（同前引书，222页） 王佐良教授则认为华兹华斯“曾经同情穷苦人民，曾经为自由而歌，曾经鼓吹爱，但是现在他一步一步接近英国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的立场，一八0九年他写文章指责英国反法战争进行无力，认为需要强有力的超人式的领袖，他甚至主张成立一个特别的骑兵部队来镇压当时已在英国城市里出现的罢工工人。这样，他的政治观点已不止是反对法国雅可宾党人，而是对英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也持死硬的敌对态度。这也是一种从纯真的童年和热情的青年的倒退和僵化，这也是‘幻觉的闪光’的消失，而最后承受这个僵化的损失的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8-89页）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浪漫主义的最大迷途和最可怕的变节发生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萨弗兰斯基在《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一书中追问为什么浪漫主义确实参与了纳粹法西斯的胜利凯旋。这才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严重的时代悲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