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日本银行抢劫「1948年日本帝国银行劫案最奇幻的过程最耻辱的结果」

对一个国家而言，自己的命门握在别人手里有多屈辱？二战后日本发生的一起荒谬的悬案就是个典型例子。

1948年1月26日下午四点，当路人经过日本帝国银行东京椎名町分行时，意外发现了一名从银行后门爬出来求救的职员。那人的状态很是不好，说话都不利索，路人无法从他那儿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从表现来看，认为对方患了严重的食物中毒。好心的路人帮职员叫了救护车，此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有人无意间走进了银行，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里面竟然躺了满地的尸体，个个面目狰狞死状骇人。他们大多还保留着生前挣扎求救的姿势，别提有多绝望了。

后来经东京警方调查，当时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中共有16人，其中15人为银行员工，剩余1人为杂务工夫妇所带的8岁女儿。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服用了剧毒的氰化物，其中10人当场毙命，6人生命垂危，在送医的过程中又有2人身亡，最终只剩4名幸存者。那么，当时银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十几个人同时自愿地服下毒药呢？这个过程相当奇幻，仿佛是在拍电影。

根据幸存者描述，当天下午3时左右，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看上去很有身份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椎名町分行。他一进银行就大喊，声称自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的官员，医学博士松井蔚，因为附近地区先后发生了4起痢疾病例，东京政府认为这极有可能扩散成一场大规模疫病，因此特派他来指导民众防疫。据这个自称松井蔚的男子所说，他的工作并不复杂，只要监督民众把相关部门发下来的“特效防疫药”吃掉就行了，随后会有专人前来消毒。中年男子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个小药瓶。

常言“是药三分毒”，况且对方来历不明，仅凭嘴说，就要别人吃他手里不知干嘛的药，大伙自然是不愿意，有人也试图对男子的身份表示怀疑。然而，就在僵持之际，男人突然提到一个部门，人们的态度瞬间就软了下来。

原来，松井蔚说这次防疫行动并非日本政府发起的，而是GHQ（General Headquarters）。它便是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日本天皇在民众心中的“神话”形象破灭，驻日美军则取而代之地成了他们的“新天皇”。天皇说的话可以不听，但美国人的命令那可是不照做不行。听到这儿，银行里的人顿时就不敢再怀疑，老老实实地服用了松井蔚带来的“防疫特效药”，也就是剧毒的氰化物，结果便发生了上述的惨剧。

当众人中毒倒地后，中年男子这才暴露出了他的真正意图——抢银行。但有趣的是，且不提银行金库中成堆的钞票，松井蔚只拿走了16万4450日元现金和一张1万7450日元的支票，却对同样放在桌子上的41万日元以及不远处保险柜里的35万日元熟视无睹。按照汇率换算，被抢走的那笔钱搁到今天只不过相当于约30万人民币——为这点钱不惜对16条人命痛下杀手，可见劫匪之狠毒。

案子一被曝光，立马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关注。二战刚结束那两年，心有不甘的日本民众天天跑到街头骂天皇骂军国主义政府，恨他们懦弱无能。但折腾了没几年，日本人的“爱国情怀”逐渐褪去，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平和的生活。这起特殊的命案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以毒杀的方式犯下的银行劫案，手法如此凶残、影响如此恶劣的案子更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感。

重压之下，日本警方迅速作出反应，他们认为，虽然犯人的作案手段残忍，却也确实巧妙，他不但要具备强大的演技和心理素质，更是要对毒药的药效有着精准的把握，从而精确计算作案时间。想要做到这些，凶手一定是个“内行”。另外，经过地毯式排查，东京警方发现犯人在命案前还有其他两次尝试，其中在安田银行荏原支店的作案因为毒药剂量不够并没有导致银行员工身亡，在三菱银行中井支店的作案，因为银行工作人员对其身份的怀疑而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帝国银行一案发生前，凶手还做了两次实验。

在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发现犯人用过两套身份，除了“厚生省技官、医学博士松井蔚”之外，他还冒充过“厚生省技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后者系犯人伪造的身份，而“松井蔚”其人真实存在，他确实是一名在日本厚生省任职的医师，不过经三起案子的目击者辨认，真正的松井蔚并非作案之人。即便如此，警察还是借由松井蔚找到了新的线索。

原来，松井蔚有着一段非常罪恶的历史。二战中，他曾服役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二战结束后，作为利益交换的一部分，在美国的包庇下，这群刽子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其中的一部分转而为美国人服务，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而其余的大多被分配到研究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任职。考虑到凶犯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日本警方认为此人极有可能拥有这方面的背景，因此，他们特意请教了曾服役于日军第9化学兵器研究所的伴繁雄少佐。伴繁雄在听取了警方的讲述后，给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据他所说，帝国银行劫案中犯人所使用的毒物可能不是氰化钾，因为这种毒药毒性极强，发作很快。而受害者在服用毒药几分钟后才出现中毒现象，伴繁雄指出，二战中日军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氰化物，名叫丙酮氰醇，这种药物在进入人胃部后才会被分解为氰化物，符合案件中的状况，而这种新型毒药的缔造者正是“731部队”。也就是说，凶犯极有可能是731部队的成员。

这下日本警方的调查方向瞬间明朗了，根据目击证人和幸存者对犯人外形的描述，警方逐一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诹访敬三郎。此人时年51岁，在战时服役于731部队，拥有大佐军衔，心狠手辣，犯下那样残忍的罪行绝对不令人意外。无论是年龄、外貌还是其他特征，他都完全符合描述。然而，就当日本警方准备逮捕嫌疑人时，美国爸爸发话了——他们收到了来自GHQ的命令，要求警方立即停止对日军旧部的调查。

这下可热闹了，一方面，凶犯近在咫尺却不敢逮捕；另一方面，日本民众翘首盼望破案，来自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是跟大伙儿坦白：不是我们不想抓人，是美国爸爸不让抓，本来就对政府失望透顶的日本民众还不得把他们生吞活剥了？眼下日本警方没有选择，他们的退路只有一条——无论如何，只能揪出“凶手”宣布结案。

其实，虽然诹访敬三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凶手，但日本警方并非没有其他嫌疑人，在此之前，他们曾怀疑过一个名叫平泽贞通的57岁画家。此人有前科，他有4次银行诈骗的犯罪记录，大多是伪造支票试图骗取钱财。另外，就在案发不久，他的银行账户上突然多出了一笔大概为18万日元的财产，与劫案的赃款数额相当。非常巧的是，案发前几天，平泽贞通曾在火车上与松井蔚相遇，在交换名片时，平泽贞通获得了对方的名片，却以自己的钱包被偷为由没有把自己的名片给对方。如此之多的巧合交织在一起，平泽贞通自然而然地成了最理想的“替罪羊”。

事实上，平泽贞通显然不是真凶。首先，他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案发当时，他正跟家人待在一起，但警方以“亲人无法出庭作证”为由，宣布证词无效；其次，车站方面也证实了平泽贞通曾报案称钱包被偷，然而警方依旧认为这并不能证明他确实丢失了钱包，万一是故意制造伪证呢？另外，在传唤的48名证人中，有30人认定平泽贞通并非真凶，另外18人声称他跟真凶确实有一些相似，但并不能确定。结果法庭专门从中挑选了8人，要求他们当庭指控平泽贞通就是凶犯。

总而言之，虽然案子的槽点还有很多，但重压之下的警方只想破案，一口咬定平泽贞通就是真凶。甚至在狱中，他们用了一些“非正常手段”，逼迫平泽贞通在一份长达十几页的认罪书上签字。随后的庭审上，平泽贞通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是屈打成招。但法官仍宣布被告有罪并判以死刑，警方则高调宣称完美结案。

此时的日本民众也大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意味，他们并不在意凶手到底是谁，只想要个大快人心的结果。很明显，此案尚有冤情，但百姓一点儿也不关心，反倒是大赞警察破案效率高。不过，虽然平泽贞通被判处极刑，却没有任何一任司法部长敢下达执行命令，也不敢批准重审此案的请求，就这样，平泽贞通在大牢里熬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他于1987年5月10日逝世。

这便是被别的国家握住命脉，任由他人骑在脖子上作威作福的结果：明知凶手另有其人，日本警方也不得不昧着良心把自家无辜的百姓指认为“真凶”，剥夺他的人生，让其冤死狱中。搞了这么大的阵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只因美国人一个轻描淡写的命令。或许是觉得这样的结果太过耻辱，一些参与查案的日本警察在退休后，转而开始为平泽贞通喊冤。如此取悦美国，愚弄自家民众，当年的东京帝国银行一案绝对堪称日本历史上的一大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