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类型杂糅与疾病隐喻

作者：王作剩

上映近月，韩国电影《无声》便入围第41届韩国青龙奖最佳影片、最佳新人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等四项重要奖项，可谓“有声”夺人。作为导演洪义正的长片处女作，《无声》无疑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杂糅类型片，也是一部意味丰盈的隐喻电影。

类型的杂糅

类型片有相对稳定的叙事成规与影像风格，但对不同类型片的元素、主题、风格等方面的整合与杂糅，也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电影创作的常态与趋向。《无声》便是其中一显例。

总体来看，绑架者与被绑架者的角色设定、杀人与被杀的情节安排、伤害与救赎的主题演绎等都表明了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犯罪片。但相较于一般的犯罪片，《无声》又有不同，具体表现在画面明亮、影调温和、主题晦涩等方面。究其原因，该片在犯罪片的基础上杂糅了其他类型元素。

首先，影片在开始部分融入了喜剧片元素，消解了犯罪片严肃的氛围。这主要体现在主角身份反转的设定上。电影一开始，由刘在明饰演的昌福与刘亚仁饰演的泰仁在卖鸡蛋，观众误以为二人是鸡蛋售卖者；其后，极具喜感的穿衣、吊绳与铺地场景，让人联想两人可能是动物屠宰者；当被悬吊的受害者出现时，会怀疑二人是犯罪者；但黑道室长一伙出现并掩埋尸体场景出现后，观众才终于确认角色的真实身份。在短时间内，人物身份多次反转与错认，形成良好的喜剧效果。

其次，影片中间部分融入了温情片元素，舒缓了犯罪片紧张的节奏。自被绑架的11岁女孩楚熙进入泰仁的生活后，影片便朝向观众熟悉的韩式温情片发展。导演用较多的镜头展示了泰仁、泰仁妹妹与楚熙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二人情感关系的变化。整理房间、等待哥哥（泰仁）一起吃饭、洗衣、让泰仁陪同去卫生间、照相等极为细节化的生活场景，是典型的温情片叙事元素，做到了温情而不滥情。

其三，影片中后段部分融入了黑色电影元素，使犯罪片明确的结局变得晦涩。黑色电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多以表现世界的荒诞、悲观命运与绝望的人性为主题。室长杀人与被杀的命运突然转变、昌福一贯的自信与手拿救赎金时慌乱的对比与突然死亡，凸显了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荒诞；泰仁与楚熙情感关系的错认，又指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在笔者看来，电影的结局——楚熙对泰仁诱拐者的指认与泰仁的绝望逃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类型片与文艺片的界限，使其具有了些许电影《燃烧》的艺术味道。

尽管《无声》在犯罪片的类型基础上，杂糅了喜剧片、温情片与黑色电影的类型元素，但其整体风格又是相对统一与完整的，并没有出现类型元素混乱、风格断裂的问题。身份的反转、命运的无常与明亮的画面、温情的场景等带来的错位感，使电影也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

疾病的隐喻

不管艺术形式如何，电影都需要一定的主题。《无声》的主题是晦涩的，晦涩又带来丰盈性、多义性。这主要源于导演对隐喻修辞的巧妙使用，特别是对疾病的晦涩隐喻。

一方面，导演用兔子面具、西服、祈祷录音带、房子等进行了符号隐喻。楚熙开场时配戴的兔子面具暗示了表演性，也为剧情的发展与冷酷的结局做了铺垫；泰仁对室长西服的凝视与剥夺，既暗示着其对他人身份的有意僭越，也隐喻着对自我身份的无奈否定。泰仁穿上西服去拯救、送别楚熙与逃跑时脱掉西服的对比，富有隐喻意味。其余符号，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疾病的隐喻更增加了该片主题辨认的困难。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中，探讨了疾病与隐喻的关系：疾病往往带有特殊的隐喻。《无声》也表现了疾病：昌福的腿疾，泰仁的语言障碍，导致他们成为了社会边缘人。疾病—边缘—无思（缺乏思考能力）—失语—死亡（或者进监狱），仿佛形成了命运的因果链条。

影片还涉及到一种类型疾病：楚熙的早熟病与乡村的道德败坏病。楚熙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很小便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并谨慎践行“讨好他人而求自我安全”的生存法则。由此，她关心妹妹与照顾泰仁等行为，都有演绎和假装色彩，是典型的心理扭曲病。电影中的乡村也身患疾病：年迈的老人、破旧的房子、暴力的黑帮、绑架儿童的团伙、贩卖儿童的夫妇与无能的警察等，都是这个乡村的典型病症。因此，影片中的疾病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力，隐喻了被时代无情抛弃的落后者与失语者。

总之，《无声》是一部较为成熟的处女作，既有对叙事形式的创新与类型的杂糅，更有对社会的观察、批判与反思。影片对符号与疾病的隐喻，使其具有了更为包容的解读性。导演对流畅叙事的有效把握、丰富情感的节制表达与深刻思想的有意隐藏，可以为当下中国青年导演提供学习和思考的方向。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