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方言「八佰方言那些事民国广普是桂林口音阿拉还不是上海话」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晨

八佰》单日票房连续10天破亿，以绝对优势蝉联全球周末冠军。影片罕见地使用了全方言的表达形式，让各地观众倍感亲切，出场人物也更加真实鲜活。

然而，影片中方言的使用也带来不少质疑。“谢晋元”饰演者杜淳来自河北，因片中“广普”不够标准引起网友讨论。辽宁人王千源讲起了陕西话、北京人李晨演山东兵、福建人欧豪则全程湖北方言……

片中的方言还原度如何？有哪些使用错误？正规军中口音天南地北原来跟蒋介石有关？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邀请到文史撰稿人郭晔旻，详解《八佰》片中方言的问题。

片中，杜淳饰演的“谢晋元”一角，因口音问题招致许多争议。部分观众表示其“广普”不够标准。对此郭晔旻表示，谢晋元的广普不标准才是对的，因为历史上的谢团长应该讲“客家话”。

“严格意义上来讲，谢晋元本人说的肯定不是‘广普’，因为他是广东梅县人，应该是说客家话，而不是说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或粤语。所以如果安排他说广东普通话，他说的不标准那才是对的。”

（图说：《八佰》片中，演员杜淳饰演524团团副谢晋元。）

此外，1937年的方言，也与现在的方言有很大不同。以“广普”为例，民国早期广东人说“官话”的口音，并不是现在使用的广东普通话口音。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电视机等通讯手段，各省的官话都是“就近学”。广东虽然是省城，但不说官话，而是学广西的西南官话。广西桂林是距离广东最近的说官话的地方，所以当时学官话的广东人，口音实际上跟桂林话更接近。

所以，无论是以现在方言的标准去看谢晋元的口音，还是从原型角色的出身地来看，谢晋元的“广普”不标准是合理的。至于片中呈现的“不标准”是片方有意而为，还是考据不足，尚无从判断。

随着时代变迁，方言也在发展变化，但各地方言的变化程度不尽相同。湖北地区的方言相对稳定，比较接近现在使用的口音，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片湖北话的还原度也较高。但租界里上海市民的上海话，却不够符合历史情况。

据郭晔旻介绍，影片中出现的“上海话”，实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才形成的，是比较“新”的上海话。并不符合影片1937年的背景设定。

“片中上海人说‘我们’全部是用‘阿拉’的，但‘阿拉’是从宁波话来的。如果时间在1937年的话，一些年纪大的人，像电影里一直站在阳台上拿望远镜看的老教授，他可能还没有接受‘阿拉’这样一个比较新的词，可能还是说‘吾伲’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用词的差别。制片方可能是找了一群会说现在上海话的人，实际上1937年的上海话可能更接近与浦东或者是南汇郊县的口音。”

镇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口音天南地北。端午、小湖北讲“湖北话”，朱胜忠讲“陕西话”，杨瑞符讲“天津话”……这样一个口音混杂的军队，是符合史实的吗？

实际上，从清朝开始，军队编制就有一个原则，每一个地方驻扎的军队都要从本地招募。这样可以保证士兵们不会逃跑或作恶。所以军队内部的口音也比较纯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前期。《八佰》中出现的军队内部口音混杂，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首先，《八佰》中军队的原型是88师，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蒋的嫡系部队招募原则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而黄埔军校本身就是全国招生，学校内部有来自各地方的人。

“比如后来做到蒋介石副手的陈诚，实际上是浙江青田人；胡宗南是宁波人，是蒋介石的老乡。所以，黄埔军校本身就是一个很混杂的群体，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央军内部各地方的人都有，就像《八佰》里呈现的那样。” 郭晔旻介绍道。

“另外，电影里也提到了，因为88师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很大，人员替换很多，后备兵源是从湖北、安徽、浙江等地方的民团里补充的，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军队口音混杂就更加正常了。”

片中姜武饰演的东北军“老铁”，自称来自安东（现辽宁丹东），跟过“张大帅”，而张口却是山东口音。不少观众观看时对此产生疑惑。而在郭晔旻来看，这个角色的口音设计是非常成功的。

（图说：演员姜武饰演524团一营士兵老铁。）

“他的山东口音正好和当时的‘闯关东’的情况是符合的。当时闯关东来到东北的群体中，山东的、宜宾的非常多。”

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普通士兵说方言是近一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著名电影人石挥的影片《关连长》（1951年）就因让主角讲山东话而招致批评。从《八佰》不难看出，说方言让人物形象更“接地气”，更加真实、鲜活。

（图说：1951年讲述解放上海的影片《关连长》）

片中大量使用方言之外，也有“谢团长”“方记者”这样使用“当地普通话”的角色。在清末民初，现在的普通话被称为“国语”或“官话。”中国推广“官话”很早就开始了，但碍于技术原因，推广速度和范围都比较受限。这一点在片中也不难看出。

“官话”一词最早在明朝出现。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各省说的话各不相同，但有一种通用的语言称为“官话”。他在书信里写到：“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到了民国初期，“官话”一词被“国语”取代。1923年，中华民国政府确立了通行至今的“国语官方语言”，其书面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口语基于北京话语音。国共内战之后，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大陆改称其为普通话，台湾依旧称国语。

在郭晔旻来看，片中方记者在四行仓库进行采访时，说的是“上海普通话”而非纯粹的“上海话”，说明当时大家已经认同国语是和各地民众互相沟通的一个工具。

“包括最后和谢晋元谈判的特派员，他可能是河南或者中原官话的口音，方言本身就比较接近普通话，所以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口音，但谢晋元仍然是说广东普通话。大家都是在用国语进行比较严肃、比较正式的交流。包括影片里租界的捐款宣传，大喇叭里也是在用国语进行宣传，也说明即便当时国语的普及程度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高，但是大家都已经有了用国语来进行互相交流的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