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云中记5月面世别指望靠二手生活写作

《云中记》的调性是“安魂曲”

阿来写作《云中记》只花费了5个月，他通过这部作品集中塑造了苯教非遗传人阿巴这一人物形象。

书中细数了阿巴从移民村重回地震灾区云中村的半年时光，阿巴在遗迹中寻找旧人留存之物度日，以特有的“告诉”方法和“祭祀”仪式安抚、祭奠、超度灾难中逝去的乡亲。而随着阿巴不断深入灾区、直面生死、思考灵魂与信仰，他最终以自我生命和全然纯粹的灵魂献祭深爱的故土。阿来以细腻悲壮的书写，更以庄重、克制、诗意的方式，将一曲“安魂曲”献给“5·12”大地震中逝去的人们。

阿来的确是将《云中记》的调性定位为“安魂曲”的，他说，面对和回忆灾难时，只有莫扎特的《弥撒安魂曲》特别契合他的心情。当年地震发生时，阿来作为志愿者来到灾区，前后呆了一年，眼见逝去的生命、满目的悲伤，还有一片片废墟，他就用车载CD在现场一遍一遍播放曲子，安抚着内心。而在写《云中记》的过程中，他也是在莫扎特《弥撒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乐声中写就的。“那些日子，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写出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而不是停留在表面。”阿来说。

不想用短暂生命炮制速朽文字

2008年5月12日，阿来正在成都家中写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汶川大地震中断了他的写作。10年后的5月12日，他中断了正在进行的长篇小说写作，开始写那场他亲历过的大地震。一切似乎是巧合，一切似乎早已注定。

那是201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阿来正端坐在书桌前写作，成都全城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他一动不动坐在那里。“10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和一个村庄。

阿来说，“5·12”汶川大地震后，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报刊和网站也向他约稿不断，他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他无数次想过，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我担心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而且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也正因为如此，此后的几年，阿来写了《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三只虫草》，但都不曾写过地震。

实际上，在地震发生的三四年后，阿来看到了一个朋友拍摄的照片，这个情景一直被他珍藏。地震后，因为有的村落不适合重建，于是整体迁移，而这位摄影师就在一个废弃的村庄，拍到了巫师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们做法事。尽管这个情景让阿来震撼，但他依然没有动笔。直到去年的那个下午，那张照片，连同他在地震灾区所感受到和看到听到的一切，才被神奇激活。阿来于是投入到一个没有丝毫前期准备、但是又准备了10年的写作之中。

“我常常是写着写着就泪流满面，我也不断告诫自己文字要保持充分克制，一旦自己情感失控，文字就很夸张泛滥。”他深有感触地说，写完这部书，心头那块沉甸甸的东西也放下了。

写《尘埃落定》才觉得自己是作家

上初中后，阿来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作家这个职业，他觉得作家与自己隔得太遥远，从来不曾想到这两个字终有一天与他相连。

对最初写作的阿来而言，写作就是纯粹玩耍，是为了和身边的朋友玩耍，直到出过一部诗集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后，他听到有人叫他“作家”了。但他从来没当过真，他暗想，我自己都是闹着玩的，他们也是小带讥讽。

出过两本书的阿来渐渐发现，他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1989年到1993年更是压根儿一个字也写不了，他一直在反问自己，“能不能写得更好？如果能更好就写，如果写不了，一辈子总写那些不着四六的文字，还不如多教点学生。”阿来没有选择枯坐在书桌前“吭哧吭哧”，那些年他一有时间就各处跑，做各种各样的田野调查，藏族历史、文化、风情在那些年他搜集了很多。

阿来写作愿望又来临的时候是1994年，他决定要写《尘埃落定》了。阿来是个足球迷，正赶上美国世界杯，为了看球，他曾经一个月没写一个字，但也正在这种自然写作的过程中，也就是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潜能，他悄悄对自己说：“我就是个作家，就要干这个事情了。”

阿来很庆幸，他至今也是以业余作家身份出场，正是因为业余，他从来不需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一直身处真真切切的生活之中，“生活怎么能体验，总不能说，我结婚了，也请你一起入洞房吧。”阿来想说的是，他一直用几十年的写作告诉人们，作家写作单靠“二手生活”可不行。（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