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往事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下

常言道：“好事多磨”。基辛格访华一事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使“巴黎秘密渠道”工作更加繁忙紧张。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报问题。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发表预告，并表示美方倾向前者。我国政府认为9月22日、23日不妥，因为9月正值联合国大会开幕，而美国将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为避免对我不利的舆论，我方不同意在9月22日或23日公布预报消息，而同意10月5日公布。在同美方就此问题接触过程中，黄大使相机严肃地阐明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指出，美方建议在9月23日前后发表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报是不适宜的，我方不能接受。事后证明，美、日等19国（后增加两国）确实于1971年9月22日提出一项将驱逐台湾代表作为重要问题对待的提案，并提出一项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大会和安理会的席位，台湾当局“继续拥有代表权”的“双重代表权”的提案。这一在联合国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不得人心的荒唐计划，前者理所当然地遭到多数国家的反对，后者未经表决就流产了。

另一个问题是，美方表示基辛格访华除就尼克松访华有关问题和台湾问题、东亚和国际问题进行会谈外，还要商谈两国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等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在台湾问题未获解决的情况下，美方提出商谈加强文化科技往来和人员往来，显然有本末倒置、避重就轻的意图，也不符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发表的公告精神。因此，黄大使向美方作了适当表态，指出基辛格访华不应为枝节问题分散力量，台湾问题不解决，中美高级人员互访以及种种交流等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

关于尼克松访华时间，基辛格于1971年8月向中方提出建议，一为1972年2月21日起的一周，二为1972年3月16日起的一周。1971年9月，美又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催问此事。黄大使根据国内指示，表示此事由基辛格10月访华时同周总理当面商定。

在此期间，美方一再表示，尼克松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前不同苏联领导人会晤，并表示，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的日期一经确定，将立即通报中方。

基辛格访华

基辛格访华圆满结束后，中美“巴黎秘密渠道”积极准备1972年1月初以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小组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准备。紧接着就是尼克松一行访华前的各项工作。这一阶段沃尔特斯几乎每天都来商谈，所谈问题和递交的材料既广泛又具体，诸如各类随行人员和机组名单、专机电台功率、频率、呼号和飞行路线，尼克松总统访问时用的地面通讯卫星终端及播送中心站的全套设备的运送和设置，等等。这些工作量大、集中，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稍有疏忽，就易铸成大错。有关同志不分昼夜，连续作战，迅速、及时、准确地完成了任务。

尼克松访华临近时，在1972年2月上旬，国内得到消息，台湾当局中有人阴谋用伪装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袭击尼克松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可靠与否当然无法证实，但根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道理，我方还是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向美方传递了口信，并说明我方无法判断上述消息的可靠性，愿提请美方注意。后美代表告，美政府非常感谢我方的及时通报，已采取防范措施。后来，我方又向美方通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总统座机的安全由我国有关部门负责。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迎接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与毛主席进行会谈

尼克松访华圆满成功，中美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巴黎秘密渠道”行将结束。1972年3月沃尔特斯将军在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前，特来向黄大使辞行，黄大使为他举行了午宴。沃尔特斯表示，他终身难忘这段经历，对与黄大使的合作表示十分满意，愿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友好而努力。黄大使对沃尔特斯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认真负责、严守机密、恪守诺言的态度和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斯曾多次访华，与黄大使几度畅谈，重温友谊。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商定，“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由美驻法大使沃森与黄大使建立联系。此后，公开渠道联系方式从美方单向来我馆改为双方互访，地点由官邸改为双方的使馆办公楼。从1972年3月13日沃森第一次到我驻法使馆正式拜会，到1973年2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为止，公开渠道共联系53次。

尼克松访华，美国出现了“中国热”，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访华。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使中美会谈中的实质问题（即台湾问题）有了突破，中美巴黎公开渠道就有可能集中更多力量转入发展中美双边交流的讨论。这样，文化、科技交流、政界人士互访等方面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中美双方通过公开渠道达成原则协议：官方和半官方人员的交流，通过中美两国驻法使馆进行联系，美国人民私人访华的签证申请，一般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理，特殊情况另定。中美双方首先通过公开渠道安排了参议院两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率团访华。这是美方继尼克松访华后对中国的第一次重要访问。由于两国当时还无外交关系，因而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出邀请，邀请信由黄大使通过公开渠道交给沃森大使，这是公开渠道的最初成果。接着，又安排了众议院两党领袖博各斯和福特率团访华。

随着两国人员来往和交流逐渐增多，双方研究确定：官方和半官方的来往仍由公开渠道联系办理，民间组织的来往由双方民间对口的组织联系办理，渠道双方可互通情况，从旁协助。之后，美方提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两个组织统一负责接待中国文教、科技等访美代表团，我方表示愿意尊重美方的意见。在此期间，双方通过渠道安排了美国篮球队、游泳队、跳水队等访华；中国乒乓球队、杂技团、医药代表团、科技代表团等也去美国访问，中美双方还互赠了熊猫和麝香牛，交换了开展双边交流活动和通航合作等问题的意见。

中美“乒乓外交”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决定在北京、华盛顿互设联络处。3月30日，黄镇被任命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

（本文收录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丛书，文章略有删减，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