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远远低估的中华边疆战略战争王玄策天竺之战奠定了中土安宁

唐朝贞观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边疆战争，奠定了伟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这些战争有，唐朝战争胜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天竺的战争等，其中唐朝战胜天竺的战争长期不为人注意，只是近年间才在网络上被浓缩为“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评价。如果不抱猎奇心理去研究历史，真实的历史总是要比传说故事复杂一些。

王玄策，洛阳人，唐代著名外交家，著有《中天竺行记》（也作《西国行记》）一书，惟完本早已失却，只余下《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逸残篇。但是王玄策在国外研究领域的名声要远远高于国内，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赫泽尔•沙费尔曾评价说：“王玄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使臣”。

王玄策代表大唐出使天竺，留下了许多关于天竺的记载。印度是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的，关于印度历史的研究，许多要借助于中国文献记载，因此，研究印度历史是绕不过玄奘和王玄策这两个人的记载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和印度的交往史，只是中国与世界诸多国家交往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成为最主要的研究目标，这就造成了王玄策研究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的局面。

王玄策曾为融州黄水县令，后升为朝散大夫，从五品，由于职位太低，故两《唐书》均未立传，其生卒年不详。所有关于王玄策的历史都是散见于史书其他传记中的。王玄策出使天竺史书上记载有三次，通过其他材料确定有第四次出使。也就是说，王玄策在20年中四次出使天竺，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这也算是奇迹。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中天竺，是作为副使护送摩揭陀国（疆域包括今印度恒河南岸比哈尔邦）的使臣回国。

据《法苑珠林》卷二九载，“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卫尉寺承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这次出使，走的是吐蕃（西藏）、泥婆罗（尼泊尔）道。

《旧唐书•泥婆罗传》载，“贞观中，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途经其国，（国王）那陵提婆见之大喜，与义表同出观阿耆婆沵池。”

《旧唐书·天竺传》载，“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承李义表报使”。到印度时，“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王玄策等人最迟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国。

戒日王朝

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目的，一是为大唐培养梵语翻译人员，二是为取得摩揭陀国制作石蜜（冰糖异称，指甘蔗汁或者白糖、淀粉、白矾经过太阳暴晒后或者熬制而成的固体原始蔗糖）的方法。

据《旧唐书·天竺传》载，“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日，‘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卫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

王玄策打败阿罗那顺的地方叫茶镈和罗城，‘帝那伏帝’国都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此战后，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所。”

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的时间，一般认为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归国时间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这次出使成就了“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经历，他借的是吐蕃和泥婆罗两国之兵。吐蕃松赞干布积极派兵协助王玄策，又派人一起和他到长安献俘。尼婆罗国在吐蕃西面，其时臣服于吐蕃，与唐王朝的关系也很亲善。

戒日王大约在646年底或647年初去世，阿罗那顺被俘虏到唐朝是648年，这样看来，中天竺与唐朝为敌也就是一、两年间的事。

戒日王生前对唐朝是友好的，引起两国冲突的是戒日王死后篡位的阿罗那顺。当时阿罗那顺应该很不得人心，不仅吐蕃、泥婆罗帮助王玄策出兵，还有其他南亚次大陆国家助兵。

据《新唐书•摩揭陀传》，章求拔国亦发兵来助。“章求拔国，或日章揭拔，本西羌种。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胜兵二千人，无城郭，好钞暴，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646年），其王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

据《新唐书•天竺传》，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王尸鸠摩（鸠摩罗•巴斯卡拉跋摩）送牛马三万馈唐军，及弓、刀、宝缨络等。

被送往长安献俘的阿罗那顺及其手下人数应该不少，阿罗那顺结局不明。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李治将阿罗那顺的形象刻成石像，跪在昭陵阙下，以彰太宗圣德。

王玄策打败中天竺叛王，从历史全局来看并没有影响天竺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乾封三年（668年）,五天竺皆派使臣入唐。咸亨三年（672年）,南天竺国各献方物。永淳元年（682年）,南天竺送方物入唐。天授二年（691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娄其拔罗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並遣使献方物。可见中国与天竺关系并没有因王玄策俘虏阿罗那顺一事而中断，与戒日王时代一样友好密切。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往婆罗林（今印度北方邦哥拉克浦县凯西郊外摩达孔瓦尔）佛涅槃处送袈裟。

据《法苑珠林》卷十六引王玄策《西国行传》，“唐显庆二年（657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于泥婆罗国西南，至颇罗度来村。”又《法苑珠林》载，“大唐显庆年中敕使王玄策因向印度过净名宅。”“王使显庆四年至婆栗阇国（今印度达班加北部）。”“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㲲十段,并食器。”“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饯送使人。”“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在显庆二年（657年）,归国是在龙朔元年（662年）。

1990年6月在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发现的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途经该地留下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题刻

王玄策出使天竺，开辟了一条与玄奘不同的进入天竺的新道路——吐蕃泥婆罗道。

唐代僧人道宣《释伽方志》披露了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睹遗迹，即而序之。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咸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

这条路线按照今天的地理位置大体表示一下,即甘肃、青海、西藏，尼泊尔、印度。可简称为西藏——印度路或叫吐蕃泥婆罗道。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路线

王玄策第四次使天竺主要是追玄照法师回国，并在归国途中拜见文成公主。

这次出使正史无载，《法苑珠林》记载也不明确。但义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叙述僧玄照长年求法天竺，颇具学名，受到唐使王玄策的重视，“……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其实德，遂蒙降杖，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尼婆罗国，蒙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径万里。于时麟德年中，笃幸东洛阳。……”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像

这个记载表明唐朝与吐蕃因文成公主进藏关系非常友好，王玄策和玄照也算娘家人拜见了文成公主。

另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王玄策有过第四次出使天竺。如据唐朝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象，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象为样，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王玄策出使天竺的时代背景。公元六世纪中期，印度岌多帝国崩溃，分裂出来的各国互争雄长。七世纪初期中天竺尸罗逸多（戒日王）兴起，臣服四天竺，重建戒日帝国。该国有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国势极盛。贞观五年（631年）,玄奘抵达中天竺，尸罗逸多召见。玄奘向戒日王介绍唐太宗平定中原，四夷宾服情况，尸罗逸多倾心敬服，愿与唐朝建立友好外交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长安。唐太宗渴望在域外宣扬国威，便“命云骑尉粱怀敬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收到唐外交书信后，复遣使者来中原。唐太宗于是遣使者李义表、王玄策去天竺。可以说，唐朝与中天竺的友好交往的引路人是玄奘，王玄策完全是抱着和平目的代表唐朝出使天竺的。阿罗那顺本就是叛逆，与唐朝发生战争仅仅是中印交流史上的一个小小插曲，王玄策不辱使命平息中天竺叛乱本出于自卫，客观上也有利于天竺传统统治秩序的恢复，是有功于两国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王玄策灭“帝那伏帝”国本质是自卫战争，也是中印友好交往的一个见证，既不是唐朝侵略天竺，也不是天竺对抗唐朝的标志。如果我们夸大王玄策对天竺的打击力度，或者像西方一些研究者认为的这一事件使现代印度人产生历史上臣服于中国的深深的自卑感和屈辱感，都不是客观的历史评价。

但是，茶镈和罗城之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不应该被低估，它标志着唐朝在南亚延伸的顶点，也是终点。唐朝从来不寻求征服南亚，唐朝只要维持南亚诸国服从唐朝的中央威权即可。这场战役既保证了唐朝在亚洲的中央威权地位，又通过敲打域外的秩序挑战者维护了边疆安全，客观上也使吐蕃看到唐朝讨伐域外捣乱者的勇气与决心，使之更加心向唐朝，加深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

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唐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所杀，时任洛门川讨击使的论恐热，西征讨伐篡位的云丹，大败宰相尚思罗的八万大军，成为青藏高原上最有实力的势力，自称宰相。鄯州（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本姓没卢，名赞心牙，羊同人，被赞普可黎可足征召为官）不服论恐热，次年，论恐热以大军二十万攻击尚婢婢，却被尚婢婢的四万军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会昌四年（844年），论恐热再攻鄯州，还是大败。大中三年（849年），屯军河源军（今青海西宁）的尚婢婢轻敌，败于论恐热，兵驱甘州（今甘肃张掖）。论恐热和尚婢婢会战二十四年，咸通七年（866年）十月，论恐热被尚婢婢部将拓跋怀光所杀。值得一提的是，期间有天竺统治者派使者想拉拢尚婢婢投降天竺，尚婢婢表示“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史载，“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可以说，西藏最终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吐蕃人尚婢婢也有一定的历史贡献。追溯前缘，因茶镈和罗城之战使唐朝的威权深入南亚次大陆，也使吐蕃人深深认识到唐朝远远强盛于天竺各国，吐蕃统治阶层认为理应内附中原王朝。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区学说”。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他引证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来自大陆腹地的征服者对边缘地带向着三个方向扩张和侵略：向东南方向季风边缘区和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经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欧洲边缘地带和南部腹地。在这种学说里，如果有一个政权统一了青藏高原和印度次大陆，则可以成为世界统治中心向四方征讨，而中国会因失去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使全部领土陷入岌岌可危之中。不管这一学说是对是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继承者现代印度是相信这一学说的。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想染指中国西藏，其骨子里是包藏着祸心的。印度直到2004年，才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政策。但是直到现在，印度仍然在拉达克、藏南等地继续和我们进行边境摩擦。

我们再回顾历史，王玄策主导的茶镈和罗城之战，在历史上就打断了印度可能染指西藏的迷梦，英国从南亚次大陆撤退时又把东天竺（今孟加拉国地区）、西天竺（今巴基斯坦地区）与中天竺（今代印度北方地区）分裂开来，确实也削弱了印度对外扩张的实力。而尼泊尔，据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续刻》，“自透来低洼之区，至近西藏则渐高，雪山大岭悉在其中”，是青藏高原与印度平原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中尼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铁路的开通也使边疆局面更加有利于我国。

尼泊尔战略形势图

站在这种历史高度来评价王玄策的茶镈和罗城之战，我们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在域外进行的以少胜多的自卫战役，更是一场保卫中土安宁的重要的边疆战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