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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3日清晨，十三朝古都西安比以往的每一天都要热闹，其中报纸的叫卖声是最频繁的。这一天，西安的所有报童穿越着大街小巷，叫卖着市民们前所未闻的一种报纸——《解放日报》。
而令西安市民感到好奇的，不仅仅是报纸的名称，还有昨天刚刚发生过的大事件——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了蒋介石。
作为《解放日报》的主编，丛德滋的身份似乎一直被西安事变掩盖着，即便如此，毛主席和邓小平却一直铭记着此人的名号……
1951年12月初的一天正午，高锦明放学回家吃饭，与往日不同的是，家门前多了一块刻有“革命烈属”的碑，旁边更是围着水泄不通的群众，甚至还有人敲着锣鼓，扭着秧歌。
此时，11岁的高锦明心里泛起了嘀咕：“自己家哪位亲人是烈士呢？”
怀着好奇的心情，高锦明踱步走进家中，父亲高克明正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还拿着一块玻璃镜框。
眼见高锦明回到家中，父亲起身将玻璃镜框小心翼翼地挂在了墙上，高锦明下意识地走到镜框下面，仰着头看着上面文字。
当时，很多字还是用繁体书写的，高锦明只能凭借臆测了解内容，上面赫然写着：“革命烈属光荣纪念证明第00001号！”
高锦明了解到了烈士的名字，这是颁发给一个名叫丛德滋的烈士家属的，还是得到毛主席亲自确认的。
“父亲姓高，母亲姓王，家里也没有姓丛的亲戚，这位丛德滋烈士是谁呢？与我们家又有什么关系呢？”高锦明在内心嘀咕着。
吃完中午饭过后，父亲高克明将高锦明和弟弟叫到了房间内，父亲的表情十分严肃，他一板一眼地对高锦明姐弟说：“我并不是你们的亲生父亲，你们的亲生父亲是丛德滋，从今天起，你们就改回以前的姓氏吧，你的名字是丛丹，弟弟的名字是丛甘，这是你们的爸爸为你们取的名字！”
父亲的一番解释，令懂事的高锦明震惊不已，她没想到外边玻璃框内的丛德滋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眼前的高克明却是自己的继父。
带着自己的新名字，丛丹返回了学校，一下午的课也没上好，她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晚上回到家中，丛丹追着询问母亲中午的事。
母亲王竹青同样没有多说，只是缓缓地回答道：“你的亲生父亲是烈士丛德滋，解放前，他被恶人害死了，小小年纪不要想太多，你就安心读书吧！将来长大都会知道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丛丹经常心不在焉的，得知了自己身世的她，迫切希望了解身为“烈士”的父亲，可是，继父和母亲却总是搪塞她，这让丛丹对父亲丛德滋更加充满好奇。
1953年时，丛丹一家生活迎来困难期，由于高克明年轻时蹲过监狱，后来又得了重病，只能在家休养，母亲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丛丹姐弟六人。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北京的谢觉哉得知了丛丹一家正住在兰州，谢觉哉便给丛丹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询问了一家人的生活情况。
母亲王竹青是个要强的人，并没有向谢觉哉透露真实情况，反而是带着丛丹姐弟前往了照相馆照了合照，又将三人的合照随信寄给了谢觉哉。
谢觉哉从王竹青的字里行间里，还是猜到了丛丹一家人的近况，为了帮助王竹青，谢觉哉特意给兰州市市领导写了建议信。
很快，丛丹一家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亲生父亲丛德滋的陵墓被修缮，母亲也被调到文教委员会工作，工资涨了80元，正在上学的丛丹姐弟还可以领取补助金。
生活好起来后，丛丹再度萌生了了解亲生父亲的想法，进入青春期的丛丹开始偷听父母的对话，并从中一点点了解关于丛德滋的信息。
时间转眼来到六十年代，丛丹的人生迎来巨大变故，已经参加工作的她被迫下岗，原因是有人指责她的亲生父亲丛德滋是“苏修”。
在下岗的那段时间，丛丹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即：查清父亲丛德滋的身世，不仅是还给自己一个清白之名，也还给父亲一个清白之名。
即使是长大以后，丛丹一直都铭记着1951年的那一天，妈妈明明同说我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还有毛主席作证，现在怎么就成了苏修了呢？丛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莫大的疑问，丛丹找到了那张编号00001的烈属证明，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丛丹四处打听父亲的身世。
在丛丹的艰难查证下，父亲丛德滋的身世终于开始水落石出……
1910年，丛德滋出生在辽宁凤城，日本人侵略东北的野心暴露后，丛德滋怀着救国的理想考入了东北大学。
彼时，张学良是东北大学的校长，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张学良便带着东北大学师生来到了北平，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丛德滋对于国民党丢失东北的行为充满了痛恨。
在东北大学毕业后，丛德滋加入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并在军中的训政会工作，头衔相当于部队的中尉。
当时，国内人民纷纷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抗击日本侵略者，可蒋介石一意孤行，为了防止张学良的东北军叛乱，蒋介石便将东北军调往湖北，继续“围剿”新四军。这让丛德滋愤恨不已，他联同几位同事一同给张学良上书，劝张学良将枪口对外，抵抗日本的侵略行为，在信中，丛德滋用犀利的文笔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打内战”的阴谋。
不仅如此，丛德滋还不断在各大日报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指责蒋介石的反动行为，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不久之后，丛德滋就被国民党视为“共党”，并被逮捕入狱，作为证据，丛德滋的日记被国民党没收，其中的许多爱国之语，也被特务当作是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铁证。
不过，爱惜人才的张学良很欣赏丛德滋，在看到丛德滋的日记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太过于自负了！”
在张学良斡旋下，丛德滋最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丛德滋被调入西北剿匪司令部，出任了办公厅秘书一职。
丛德滋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关键人物，并与张学良交下了一定的友谊，这也让丛德滋与后来的西安事变联系起来。
1936年，名为《西北响导》的月刊正式开始发行，月刊的主编就是丛德滋，月刊的内容都是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文章。
作为该月刊的主编，丛德滋以精湛的文笔激励东北军的战士们，这对提升部队的士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却招致蒋介石的针对，无奈之下，丛德滋只能停刊。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丛德滋以笔为枪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再次以主编的身份创办了《西京日报》，并以较为隐晦的文笔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
西安事变爆发后，丛德滋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他是第一个将西安事变写进报纸的主编。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解放日报》一直是西北进步力量的后盾，刊登了无数广为人知的爱国事迹，也包括许多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7年2月，东北军被蒋介石以“掺沙子”的方式分化，张学良也被蒋介石扣押，《解放日报》陷入停刊的处境。
此时的丛德滋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深感失望，于是，他离开了东北军，来到了正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军中。在这里，丛德滋不仅见到了邓小平等人，还与王竹青成了婚，受到共产党进步思想感染的丛德滋，决定为我党效力。
1937年12月，丛德滋奉命前往甘肃兰州，并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从事宣传和情报工作，直属领导便是谢觉哉。
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涌入西北的难民与日俱增，党中央派丛德滋前往兰州办事处，正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8年，在谢觉哉的介绍下，丛德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面上刊登时事文章的他，也是我党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
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丛德滋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靠山”，曾扩情便进入了他的视野中。
曾扩情曾是蒋介石安排在东北军中的卧底，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怀疑曾扩情“通敌”，便将他逮捕收监，后来，胡宗南亲自出面替曾扩情说情，蒋介石才允许他在第八战区任职。
丛德滋依靠在东北军中的关系，找到了曾扩情，并让女儿丛丹认他为干爹，这样一来，不仅丛德滋的身份稳固了起来，他获取情报的途径也广泛许多。
然而，令丛德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正是他未来惨死的祸根，起初三年，丛德滋混得风生水起，掌握了许多第八战区的情报。
“皖南事件”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被国民党打击，许多优秀的地下党成员都被杀害，兰州自然也不例外。
1941年的小年夜傍晚时分，丛德滋给过生日的妻子王竹青准备了两件漂亮的旗袍，夫妻俩正在为年夜饭忙碌着，可是，还没等两人落座，一封请柬便被送上门来。
这封请柬是曾扩情命人送来的，曾扩情邀请丛德滋前往府上过小年，丛德滋谢过了信使，并偷偷地同妻子交代说：“我此去怕是十分凶险，你一定要镇定，任何时候，你都要坚强地活下去，如果到了八点我还没有回来，就应该是被捕了！”
丛德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前就察觉到了曾扩情的态度转变，他一早便知道自己已经身处险境，即便如此，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丛德滋还是决定以身犯险。
丛德滋在监狱中受尽了酷刑，他被关押在一个不能起身的小号牢房中，长期的折磨让他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
当时，丛德滋的饭菜都是被特务们“处理”过的，馊的饭和烂的菜成了丛德滋的标配，就连丛德滋喝的水都是洗过东西的。
特务们见丛德滋宁死不肯招供，便决定成全他，1942年4月的一天，特务们在给丛德滋的水中下了毒，丛德滋就此牺牲。
丛德滋就义后，王竹青和丛丹姐弟被国民党赶出了兰州，后来，在丛德滋战友高克明的帮助下，一家人才在陕西定居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高克明和王竹青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兰州，一家人又在丛德滋革命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丛丹了解了父亲的过往之后，她的眼中噙满泪水，像父亲这么坚定的革命人士，怎么能被人污蔑为“苏修”呢？1977年，怀着极度低沉的心情，丛丹拿着那张烈属证明，来到了北京。
丛丹找到了谢觉哉，希望他能帮父亲正名，而谢觉哉也对此表示遗憾，便将这张烈属证明上交了上级领导手中。
不久后，毛主席也看到了这张印有编号00001的烈属证明，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当年还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丛德滋的名字了！”
丛丹一直在北京焦急地等待着回复，直到有一天，伍修权夫妇说要带丛丹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还与丛丹的父亲是老相识。
丛丹想也没想便跟着伍修权夫妇去了，伍修权说的“老相识”，正是邓小平，经过伍修权的介绍，邓小平如梦初醒地说：“我说的嘛，像，真像，你太像你的父亲丛德滋了！”
在得知对面坐着的人是邓小平时，丛丹抓着邓小平的手，哭得泣不成声，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一个劲地劝丛丹不要再哭了。
对此，邓小平却以长辈的身份感慨地说：“别劝她，孩子，想哭就哭个够吧！”
临别之前，邓小平安慰丛丹说：“孩子，以后要是再有事，你直接来找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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