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红领巾我的DNA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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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强势“破圈”，豆瓣评分高达9.3。剧中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这是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展现了少年的风骨与气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青年陈延年与今天少先队员佩戴的红领巾也有渊源——

中国第一条红领巾就是由陈延年颁授的。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延年为劳动童子团的团员们颈肩系上一抹红。

这抹“红”，便是今天文章的主角。

上文提到的广东劳动童子团，前身是安源儿童团。

安源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这里青山绿水，矿藏丰富。著名的萍乡煤矿就位于这片区域。清末，张之洞等人曾组织筹办汉阳铁厂，但经营状况不佳。盛宣怀接办后，认为汉阳铁厂经营不善的问题可能在于煤炭质量，便派人在多个省份考察煤矿。不久，他们在江西萍乡发现了优质煤田。1898年，萍乡煤矿开启大规模开采。因在安源地区，所以萍乡煤矿也叫安源煤矿。安源煤矿采用先进的开采技术，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用煤问题。1908年，汉冶萍公司成立，公司名中的“萍”，说的也就是萍乡煤矿。

然而，煤炭高产的背后也有心酸的历史。当时资本家对工人压榨得厉害，工人们身心俱疲，饱受剥削，矿区中流传一首歌谣：

“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这是当时矿工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0年代，中国共产党进入安源开展和组织工人运动，鼓励工人们站起来、反剥削、争自由。在这期间，他们注意到一批特殊的群体——小矿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学校读书，白天也要和父兄一道在矿区辛苦工作。于是，中国共产党在筹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把他们也组织起来。

这些小小的革命者，在矿上工作之余，还有了新任务——躲避监工的搜查，为工人俱乐部大人传递信息。

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安源儿童团”已经初具雏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红色儿童组织，安源也被誉为红领巾的摇篮。

后来，安源儿童团发展为“安源劳动童子团”。随着工农运动在各省如火如荼开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开篇提到的广东劳动童子团，就是在工农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

1925年，广东与香港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工人们志气高昂，充满斗争精神。但有一个问题却让工人们有些苦恼——他们的孩子们无人照看。当时，一部分孩子去了工人子弟学校上学，学校的教育较为死板，老师只是教授文化知识，孩子们几乎没有娱乐活动；还有一部分孩子干脆离开学校，整日在街头嬉戏，无所事事。他们可是未来的希望啊，怎么才能更好地将这些孩子组织起来呢？

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的杨善集有个好想法。

杨善集刚刚从苏联回来，他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在苏联时，他注意到了苏联孩子们的组织劳动童子团，他想到，为何不把我们的孩子们也组织起来呢？于是，便在会议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了苏联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和活动，建议各工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试办童子团。后来，中华海员工会、金属业工会、同德工会和广州洋务工会组织成立了劳动童子团。

如何把劳动童子团的孩子们和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为了让新成立的组织更加鲜明，当时的领导人参考俄共(布)少先队员标志，决定使用同款红领巾。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延年为劳动童子团的孩子们系上了红领带，并为劳动童子团的领导同志戴上红领巾。

1926年7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决议确定儿童组织可用劳动童子团或儿童团的名称，同时共青团是儿童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组织的对象也扩大到了工厂童工及工人子弟、乡村农民子弟、小学学生及街市穷苦儿童中。

在儿童团和童子团发展的过程中，《巴拉斑之歌》之歌流行起来——

围着小红巾，

敲着巴拉斑。

一，二，三！

敲响些，巴拉斑！

莫斯科童子军的歌唱声，

吹过了海参威，吹到了广州城。

他们名叫童子军，

我们名叫童子团，

大家都是新世界的主人。

……

这首歌由杨善集创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介绍苏联的童子团。歌曲中的“巴拉斑”是俄语铜鼓的意思。苏联的童子军们出操时，都系着小红巾，敲着小铜鼓，十分神气。因此，省港劳动童子团建立后，孩子们也如苏联童子军们一样，戴上小红巾，学知识，练体育，卖报纸，尽自己所能支援工人运动。“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永远地预备好了。我们是劳农的婴儿，我们是将来的花，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唱着歌曲，一群可爱的孩子们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儿童团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为少年儿童建立了共产儿童团，并委托共青团领导共产儿童团。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的读者们一定都还记得主人公潘冬子系上红领带时那自信骄傲的眼神。

《闪闪的红星》讲述了江西柳溪山村里少年英雄潘冬子成长的故事，时间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建设发展红色革命根据地。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是红军们的重要任务。迎来红军队伍后，潘冬子很快加入了儿童团，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孩子们虽没有真枪，但是却拥有红缨枪。他们背上书包 ，系上红领带，带上武器，浑身充满了干劲。

电影中，儿童团在巡逻时曾高唱：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分田地，分田地，

工农要做主人，工农要做主人，

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歌也叫《土地革命歌》。歌曲使用了熟悉的《两只老虎》旋律，歌词反映了根据地人民与地主斗争的故事。艺术源于生活，影片中潘冬子、春芽子一众儿童打土豪、站岗放哨、识字学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儿童团的真实面貌。

除了这些，从当时的童谣看，儿童团员们还有许多其他工作。例如开展“少共星期六”活动，帮助红军劳作——

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

帮助红军家，多做半天工。

晒谷砍柴——

太阳光光，照遍全场。

皮安尼儿，工作紧张。

《青年实话》99期

我们都是小孩，帮助红军砍柴。

鼓动青年哥哥 ，不要开小差。

沙洲坝儿歌

宣传学习文化，扫除文盲——

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

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眼见光明。

苏区的儿童们大多都加入了儿童团，在共青团的领导下学习知识，进行革命活动。每年到了儿童节，苏区的儿童还会举行检阅。儿童团员宛若一个个小战士，时刻准备着进行革命。

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抗日儿童团

抗日时期，儿童团员们革命斗争的任务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彼时，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主张深入人心，在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同时，孩子们充分展现智慧与勇敢，与敌人周旋斗争。

抗日儿童团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当时有很多歌谣反映这一日常生活：

同志问问你，你往哪里去？

通行证路条你可带的？

掏出来看看，掏出来看看，

才让你过去，因为时局的关系可不是马虎的，

哎嗨哎嗨哟，因为时局的关系，可不是马虎的。

儿童团员们手持红缨枪，需要时刻注意村口动向。遇到行迹可疑的人，小哨兵们往往团结起来三五十个一起出动；遇到难以对付的敌人，儿童团员们会发挥聪明才智，把这些汉奸连哄带骗哄骗至村中交给自卫队，交给大人们处理。

住在铁路边的孩子们，有些还被组织起来破坏敌人交通线。他们拿着镐头和铁铣，与敌人周旋较量。当时的歌谣写道——

青抗先，儿童团，拿上镐头和铁铣，

到处开展交通战，破坏铁路割电线，铁丝网儿全剪断。

汽车路，封锁线，揽断平毁莫迟延，鬼子交通没法办。

我们好打歼灭战，管叫鬼子快完蛋。

除了以上这些，儿童团员们还负责传递消息。电影《鸡毛信》中的海娃说的便是儿童团员传递信息的故事。海娃是儿童团团长，抗战中，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民兵中队长的送信任务。为了把鸡毛信成功送到八路军的负责人手中，聪明的海娃把信藏在羊尾巴下面。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后，海娃最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当时也有不少儿歌讲述了孩子们送信的情况——

嫂子站岗在村西，俺娘灯下做军衣。

大姐出门抬担架，鸡毛信儿俺送去。

抗战中的儿童团员，值勤认真，勇敢顽强。在战斗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少年英雄。直到现在，晋察冀边区还流传着王二小的故事。当年，一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曾在根据地中传唱，孩子们的斗争故事成了鼓舞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

支援前线：解放战争中的儿童团

解放战争中，儿童团除了站岗放哨外，也有新任务——支援前线。晋冀鲁豫边区的儿童团募集粮食，做慰问袋，还写了慰问信给解放军：

鸡蛋圆溜溜，活象蒋光头，

你们吃了它，打仗多加油。

信中的童谣反映就是孩子们为解放军提供鸡蛋等物资的情况。

除此之外，孩子们也用歌谣配合解放区的土改宣传——

斗争会，真正好，分了果实哈哈笑，

你喜欢，我跳高，扛着东西往家跑，

妈妈分了纺花车，姐姐分了大花袄，

爸爸分了锄和镰，我分书包上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团的名称发生了变化。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建队。当时入队的少年也在胸前系戴红领巾。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还做了很多社会服务工作，例如教农民识字的小先生运动等等。

1953年8月，团中央决定将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红领巾之歌》唱道“快乐的歌声响彻天空，红领巾在胸前飘动，共产党共青团领导着我们，继承我们父兄战斗的历程。”歌词也阐明了少先队与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少先队成立后，带领少年儿童开展过许多有影响力的活动。

例如学习雷锋活动。1963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全国的少先队普遍开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少先队倡导以雷锋叔叔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事不留名。在那时，如果你问少先队员“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们一定会骄傲地回答你“我叫红领巾”。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就诞生于60年代，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向雷锋学习活动达到了高潮。

此外，我们熟悉的歌曲《一分钱》也同样创作于60年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歌曲展现的正是孩子们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歌曲发表后受到广泛欢迎，流传至今。除了雷锋外，影响力较大的榜样学习活动还有学习刘文学（60年代）、学习赖宁（80年代）等。

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关于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决定》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

少先队与其他组织不同。除了拥有旗帜和徽章外，还有自己的标志。现在我们提红领巾来历时，总脱口而出，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一点就记录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中——“我们的标志：红领巾。它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除了系红领巾，少年先锋队队员还会行队礼，他们将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80年代的电影《大虎》讲述的是四年级学生李大虎在老师的引导下，成长为爱学习、守纪律、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孩子的故事。其中，也提到了争得小红花的活动，主人公大虎和班内其他孩子一样，做梦都想得上一朵象征荣誉的小红花。秉持奖励多数、鼓励进步的原则，在少年儿童中开展的小红花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从安源儿童团到劳动童子团，从共产儿童团、抗日儿童团再到少年先锋队，百年征程中，儿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如今，红领巾们正在星星火炬的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张学恕：《 中国长江流域近代经济发展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7年。

郭瘦真：《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童子团》，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34辑》，1982年。

吴小玮：《中国“红色”儿童组织诞生考论》，《理论界》2016 年第8期 。

杨志，赵晓刚：《安源儿童团：建儿童组织培育未来共产主义者》，《中国共青团》2011年。

范晓春：《中国工运历史英烈传 陈延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

中共五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台人民抗日斗争史》，1985年。

张志强、林谷良：《军号嘀嘀嗒》，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莘县委员会：《莘县文史资料 第3辑 战事》，1990年。

团中央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编著：《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

校对 | 苗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