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编剧金正日导演赚取泪水无数的卖花姑娘有何魅力

“抓特务，斗地主，卖花姑娘真受苦……”这是当年一首耳熟能详的儿歌。

《卖花姑娘》是一部朝鲜影片，当年上映时赚取国人的眼泪，迄今未被超越。就连后来那部风靡一时的《妈妈再爱我一次》，与《卖花姑娘》相比，也难望其项背。

影片中的主题曲《卖花歌》，更是被广为传唱。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卖花姑娘》的编剧，是朝鲜第一代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影片的导演，是朝鲜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影片的剧情很简单，甲午战争以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方便剥削，日本在殖民地培植了大批的新兴地主，这些地主仗着有日本人给撑腰，对普通百姓的剥削无所不用其极。

本片的女主角花妮的父亲，是地主家的佃户，为地主家辛劳了一辈子，最后活活累死了。

花妮的父亲死了，地主又把花妮的母亲和哥哥哲勇抓去做长工。

花妮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顺姬，有一次顺姬跟着母亲来到地主家，母亲去臼米，少不更事的顺姬，看到地主婆吐了一颗枣核在地上，饥饿的顺姬没有多想，捡起枣核放进嘴里。

不巧正被地主婆看到，诬陷顺姬偷吃，提起开水，将顺姬的眼睛给烫瞎了。

顺姬的母亲找地主婆理论，结果被毒打一顿，最后和瞎眼的女儿被双双赶出地主家大门。血气方刚的哲勇，得知母亲和妹妹被地主婆欺负了，怒不可遏，放火烧了地主家的柴房。

地主找来日本宪兵，将哲勇抓进了监狱。花妮的母亲又恨又气，竟然一病不起，而双目失明的顺姬，也需要人照顾，几乎是一夜之间，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花妮稚嫩的肩膀上。

没有粮食，花妮去山上挖野菜，为了给母亲治病，她闲暇时还要上街卖花，赚钱买药。

花妮卖花受尽了富家小姐的白眼，有几次还遭到日伪宪兵的调戏，幸亏花妮足够机警，才免遭羞辱。

花妮卖花收入微薄，有一天她受了委屈，提前回家，却意外发现失明的顺姬正在街头卖唱。年幼的姐妹俩，禁不住抱头痛哭。

姐妹俩历尽艰辛，终于凑够了买药的钱，花妮把药拿回家，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了。

倍受欺凌的花妮，决定去远方找回被鬼子抓走的哲勇，可是当她受尽磨难，找到哲勇被囚禁的地方，却被告知哲勇已经死了。

花妮远离家乡，她年幼的妹妹，每天坐在村口的山岗上，唱着忧伤的歌，她想念死去的妈妈，和相依为命的姐姐。

地主婆生了病，她认为是花妮母亲的鬼魂找上了她，为了驱除鬼魂，地主派人将顺姬背进荒山野岭中，丢在冰天雪地里。

一个失明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中，即使不被冻死，也会被恶狼吃掉。

花妮回到家，邻居告诉她顺姬被害的消息，伤心愤怒到极点的花妮，义无反顾的闯进地主家的大门，要和地主讲道理。结果羊入虎口，花妮被地主的家丁抓了起来，准备将她卖到城市中去。

就在危急时刻，花妮的哥哥哲勇回来了，他逃出日本人的魔掌，参加了抗日队伍。

哲勇先是在一个猎户家里，意外找回了被猎户搭救的顺姬，随后哲勇回到村子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冲进地主家里，将花妮救了出来。兄妹三人终于又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待到春光明媚时，花妮怀抱鲜花，再次出现在街头，她的脸上没有了忧伤，全是灿烂的笑容，那笑容衬托着美丽的金达莱花更加鲜艳。

《卖花姑娘》的女主演洪英姬，出演影片时刚满18岁，由于这部电影太过出色，洪英姬一举成名，后来她的形象，分别于1976年和1992年，两次出现在在朝鲜的流通货币上，放眼世界，得此殊荣的女演员，绝无仅有。

《卖花姑娘》拍摄于1972年，同年八月，此片在武汉进行小范围试映，结果反响好的出奇，于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译制《卖花姑娘》，译制这部电影的任务，交给了时年40岁的女作家何鸣雁。

何鸣雁是沈阳人，就读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专攻朝鲜语。

何鸣雁26岁时，曾经参加翻译朝鲜影片《春香传》的工作，这是一部朝鲜版才子佳人的故事。艺妓成春香和贵公子李梦龙之间，讲话都引经据典，文绉绉的，非常难以准确的翻译。

何鸣雁愣是凭着扎实的古文学功底，把所有的对白都按七律诗翻译过来，不但用词准确、优美，而且朗朗上口，非常押韵，每一段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何鸣雁的名字，也从此深深留在许多有关人员的心里。

这一次给《卖花姑娘》配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鸣雁。

何鸣雁临危受命，立即投入工作中去。何鸣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

按照朝鲜语，女主人公的名字应该以为花粉。可这个名字，总是让人感觉有些轻浮，与卖花姑娘宁折不弯的性格有些不符。

还有人提议把卖花姑娘翻译成花丫，可是当年在京城，这是一句接近骂人的话，用在影片里显然也不合适。

大家曾经冥思苦想，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后来何鸣雁灵光一闪，她曾经在鲁北德州一带住过一段时间，那里把年轻未婚的女孩都称作妮儿。既然叫花粉、花丫都不合适，那就干脆叫花妮好了。

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剧组里所有的配音人员，停止了争执，大家一致认为，把卖花姑娘取名为花妮，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

女主角有了名字之后，等于扳开了最大一块绊脚石。大家分头行动，在短短7天内，就完成了给影片配音的工作。

1972年9月9日，《卖花姑娘》正式在全国公映，马上掀起一股观影狂潮。

在城市，观众需要购票进入电影院。因为买票的人太多，在沈阳、天津、长沙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在农村，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放映队，可是影片拷贝数量有限，各公社之间需要“跑片”，一箱拷贝通常分为四本，放映员们通常称其为“卷”。

《卖花姑娘》片长两个小时，所以它的拷贝分为五卷，城市影院里通常有两台放映机，尽量在影片放映时，让镜头切换变得更连贯。

可当年在农村，每隔二十多分钟，就要更换一次拷贝，俗称“换卷”。放映过的拷贝，马上会被别的公社跑片员拿走，因为那边的观众，还翘首企盼，等着看新片呢。

当时一部《卖花姑娘》，一夜之间可以倒七次场，彻夜不停，哪怕是凌晨三四点钟，依旧是观者如堵。这种盛况，只有后来放映《少林寺》时，才再次出现。

《卖花姑娘》走的是煽情路线，荧幕上演员在流泪，荧幕下的观众也是啜泣声一片，鲜有不落泪的。

《卖花姑娘》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感同身受。由于时代的原因，现代人很难想象，当年地主对佃户的盘剥有多么残酷。佃户不是长工，他们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生产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老小吃的，赶上家里男孩儿多的，分家后这种情况更突出。

为了吃饱饭，这些农民就要去地主家租种土地。当时的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数量十分惊人。

比如南皮县桃园村的侯家，拥有良田四万多亩，侯家大门上用金钉镶嵌着“家住桃园，地耕渤海”，侯家纯正的佃户村就有二十多个。

耕种地主家的土地，每年要把百分之四十的收成，当做地租，而且无论是否遭灾，哪怕是绝收，交给地主的地租，却是一两都不能少的。

其实头几年大城市里的房东，对待租户态度，吃相堪比当年地主。

租种地主的土地，除了每年的地租以外，佃户们还要轮流去地主家义务帮工，干些挖沟、打坯等力气后，帮工的时间通常是半个月。再加上官府春冬两季的徭役，佃户们一年到头，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碰到灾荒年，佃户们只能卖了那点儿祖传的土地，用来给地主交租。最后彻底沦落为佃户。《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卖花姑娘》中的花妮，都是这样的佃户家庭。

地主对不能按时交租的佃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宁津县长官镇地主王文礼的母亲去世，需要童男童女来陪葬，王文礼就直接从佃户家里找来两个孩子。

佃户刘常青的女儿只有七岁，孩子临死前，哭哭啼啼的要见她娘一面。

结果她娘见面后说：你就要跟着老太君享清福去了，还穿的忒新的干啥，把新衣服脱下来留给你妹妹，也不枉我养你一场。

女孩的母亲哭着带着女儿用命换来的新衣服走了。

两年后，王文礼的父亲也死了，死前他指名道姓要刘常青的二闺女陪葬，这回女孩儿的母亲没有要孩子的新衣服，她疯掉了。

像这种地主欺负佃户的行为比比皆是，南皮县黑龙村地主刘酿泉，只因佃户唐占魁六岁的儿子唐罗，折了刘家杏园里一支杏花，就被活活打死。

1972年，虽然已经解放23年了，可地主恶霸的狠毒，都牢牢铭刻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

大家看到花妮悲惨的经历，睹物思故，无不感同身受，观众们落泪，即是为了花妮，更多的是回想起了从前的痛苦记忆。

《卖花姑娘》引起轰动的第二个原因，是影片充分利用年幼的顺姬来博取同情的眼泪。

后来的《妈妈再爱我一次》，也是有的同样的路线，只不过顺姬比后者中的主角小强，遭遇更惨，也比小强更懂事，所以顺姬也比小强，博取了更多的同情。

五六岁的顺姬，已经双目失明，为了给妈妈治病，她在凛冽的寒风中在街头卖唱，这个桥段，即使是现在，看了依旧让人心酸。

《卖花姑娘》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一部彩色故事片。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观众们看到的电影，绝大多数都是黑白片，彩色故事片绝对是凤毛麟角。

明艳的电影画面，让看惯了黑白影片的观众们，禁不住眼前一亮，再加上简单易懂的故事情节，想不让人着迷都不能。

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祝福》，鲁迅先生的名篇，也是一部苦情剧，可影片时间太短，片长还不到50分钟，让没有读过原著的人，看的一头雾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彩色胶卷的匮乏。

即便是《卖花姑娘》公映三年后才拍摄的《平鹰坟》，其故事精彩程度绝不在《卖花姑娘》之下，就因为缺乏彩色胶卷，让整部影片画面显得非常沉闷，极大的削弱了影片的影响力。

农村的电影放映员，在观众心里绝对是一号人物，总是有人找到放映员，问他第二天去哪个村。

第二天傍晚收工后，很多人晚饭都顾不上吃，就三五成群的去附近村里去看电影了。

有一次有个叫大孟家的村子，一晚上先后放映了两集《新闻简报》，然后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直到凌晨四点多，跑片员才把《卖花姑娘》拿回来。

据说周围十里八村来看电影的观众有上万人，鲁北冬天的凌晨气温零下十几度，可除了此起彼伏的啜泣声，期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

影片放映结束，天还没有亮，于是大家纷纷央求放映员再把《卖花姑娘》重播一次。老村长还殷勤的为放映员送来了姜糖水。

盛情难却，放映员抽出冻僵的双手，把拷贝重新架在放映机上。而淳朴的观众们，也跟着第2次又哭了一回。

电影放映结束，天也亮了，老村长借着放映机的喇叭，来了个现场演讲。

他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们现在有电影看，可花妮儿还在受苦，为了让她能够早日脱离苦海，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化悲痛为力量……”

那天上午，村里的社员们自发将140大车积肥送到田里，还捎带着将饲养处的牛棚给清理干净，重新垫上干净的黄土。

《卖花姑娘》在国内万人空巷，这个现象也引起朝鲜政府的注意，为此他们专门来华，要走了音译版进行研究。

随着影片的热播，影片中的主题曲也传唱一时，时至今日，年迈的音乐老师还经常动情的唱着。从河边摘来了粉红色的八仙花；

从山坡上采来美丽的金达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花儿好啊红又香，朵朵红花卖不完，滴滴眼泪流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