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演员导演两种不同身份看20世纪初电影从业者的社会责任

明星作为观众窥探电影世界的窗口，不论银幕形象亦或个人形象都会被无形放大，进而影响到影片的口碑及上座情况，除了演员先天的外部条件，演员本人的生活素养、艺术修养、道德水准都将对演员塑造角色有着极大的“隐性”影响。

因此不仅是演员个人，各大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对于旗下演员的个人作风及素养也颇为重视。

20世纪20年代，正值演员巅峰期的郑小秋因为和胡珊的恋情，惹得张石川等“明星”公司高层十分不满，当即削减了郑小秋的工作机会。

1925年22岁的朱飞加入“明星影片公司”，身为上海人的朱飞从小爱好艺术，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凭借《空谷兰》中纪兰荪一角一炮而红。

成名后的朱飞仰仗自己在影坛的声誉不思进取为所欲为，不仅常年混迹交际场沾花惹草、沾染鸦片，而且时有出现拍摄时迟到早退、违反公司规定等行为，后因其严重影响拍片进度使得明星当局忍无可忍将其扫地出门，尽管日后朱飞有悔改之意，却再也没能得到重返银幕的机会。

朱飞的遭遇给郑小秋敲响了警钟，他开始用两年的时间学练字、研读小说、学习电影拍摄的技术手法，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行为劣根，才有幸再次得到父执张石川、周剑云等人的扶持。

此后郑小秋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苛：“拍影戏者万不可做坏事、现在我连游戏场与公共地方都不敢去、因为常常有人指我说、就是做影戏的郑小秋、……弄得我难为情煞、若是拍影戏者、做了坏事、不必拿他肖像登在报上、人们是会认识他、使他无处逃生”。

在当时明星私生活糜烂、日夜出入交际场成为主流的电影界，众多电影爱好者、从业者、进步人士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对于电影演员职业修养问题的文章，言语之犀利，不留情面地抨击着那些价值观扭曲的电影明星。

演员的修养问题看起来似乎和表演艺术无关宏旨，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庞杂的社会问题，无声时代美国著名影星约翰·巴里摩亚在他的自传中曾说：“生活过得太活动的时候，演技会受损害的”。

电影演员因为其工作属性，从诞生起就注定了它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但也正因其特殊性，除了在完成角色的艺术性创造之外，电影演员更应该负起相当的社会责任，因此电影演员除了在银幕上的形象，其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都将直接地影响到社会。

而在郑小秋的身上，始终保持着谦逊真诚的品格，一生恪守扎实朴素的生活作风，与作品的艺术水准相比，这种“抱朴含真”的演员修养才是他艺术生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他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电影无限的热爱以及对自己所做的不满足：“我搞了一辈子电影，无法割断我对电影的感情，我做梦也想再搞些科教片，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

纵观从民国走向新中国的电影从业者中，他固然不是艺术成就最出彩的一个，但其艺术修养和为人品格让与之合作过的电影人都啧啧称赞，这也正是他在新中国以后依然备受人民珍惜，且深为电影界后备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初，当中国人一掌握起电影这一工具，立刻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最早提出了“以电影为教育工具”的主张，郑正秋早在新剧研究阶段就已多次在《民呼》《民立》等刊物上发表宣传革命大义、激发民族思想、抨击旧制度的文章，从小感受到父亲对电影教育意义的重视，郑小秋对电影教化功能的重视并不亚于父亲。

在谈到对中国电影的希望时，他直言“电影不仅是娱乐民众的工具，而且还是国民教育的课本”。

为了能够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获得电影教育的机会，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政府协助和支援中国电影事业，同时号召中国的电影从业者主动接受政府给予的帮助，唯有政府与电影界的二元互补才可以更快的助推中国电影发扬光大。

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界对于导演的定位仍停留在“术”的层面，认为导演只是一个全能的技术搬运工，其主要职责就是利用镜头指导演员表演，将剧本变成活的影像。

“演员只要顾到自己的动作和表情，用不着顾旁的，导演却不行了……所以，我以为一个导演只要能把一个具有教育性或启发性的故事，通过电影的传达，而能明白介绍于观众之前，这个导演已经算是尽了他的职责。”

20世纪40年代，郑小秋的创作重心慢慢从爱情片、侦探片转向伦理片，先后拍摄了《合家欢》（1943年）、《来日方长》（1944年）、《鹏程万里》（1944年）、《姊妹劫》（1948年）等具有明显教化意义的电影。

与郑正秋侧重在家庭框架中寻找故事所不同的是，郑小秋的伦理片多立足于两性视角和对“小市民”阶层的体察，但不论从哪一视角切入，“教育”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影片《爱人》中，“爱人”被赋予了更广博的“爱天下之人”的含义。影片用《道德经》中“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的思想作为《爱人》的主题，通过学术讲座中一位老学者的发言将主题和盘托出；

同样的设计也出现在《鹏程万里》一片中，志鹏与明玉青梅竹马，但终究为了各自的理想和事业无奈分开。

从为爱情苦苦相盼到独立勇敢地追求教育事业，明玉从家庭的俘虏和社会的弱者成长为拥有崇高理想的新时代女性，决定这一转变的关键也是在于“教育”，她人生轨迹的变化很好地承载了电影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述求，为影片“启发性”地宣传新式教育、宣扬女性构建独立人格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此片一出，便有评论对《鹏程万里》能够从“华影”的“公式的”影片中挣扎出来，以其所概括出的最高社会意识而赞不绝口。

郑小秋对“导演”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术器的范畴，更将这一职位上升至“道”的层面，他所看重的并不再是导演的技巧活儿，而是对导演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开始产生更多深刻的思考，进而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