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江花集团「打造武汉电影重镇的新开端江花」

我们的电影情怀

本期“江花”主题约稿迅捷，应邀者皆一天内交稿。原因无他——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汉颁奖，一时间勾起大家的电影记忆。50后、60后、70后、80后，四大代际与电影的情缘可谓深厚。

城市建筑史研究专家胡榴明曾向“百花奖”投下郑重的一票，为她喜欢的演员李默然；编剧张保民梦想当演员，在算术本背面给刘晓庆写信；前媒体人徐迅曾采访炙手可热却相当谦和的“青年导演”贾樟柯；作家沈嘉柯去北京领奖，发现少年时代的女神倪萍，“身材发福，眼神锐利有范儿”；音乐戏剧评论家蒋力曾亲眼见到导演出局，摄影师跟进兼任导演的过程；高级教师刘影从每次看电影会睡到“口水纵横”，到走进电影院见证国产片的崛起和精彩；诗人夜鱼不再介意女儿没陪她看电影，自己“去体味时代大银幕上属于我们的丰富况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看电影的经历、对作品的理解不尽相同，相同的是对电影的情怀和热爱。

这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近年多次跟电影同框。其实，城市就是一串串胶片，我们就是一幕幕剧情。正如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为《武汉与中国电影》作序所言：我们可以通过叙事，让生活世界更加有情有义，通过画面和音响让生活世界更加有滋有味。总之，一座城市乃至全社会的文化和文明可以因影视而提升。（周璐）

打造武汉电影重镇的新开端

电影业并非一个拷贝、一块银幕，更不是通常的理解，即看电影。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从文学创作、剧本创作或改编，到集结表演人才、编导人才，再到拍摄制作、宣传推广、传播发行，最后到放映、观赏、评论，这里面涉及的专业、领域，牵连的行业、产业，广泛而纷繁。它甚至能对音乐、美术、服装设计、时尚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曾经涉足电影，目前也很难说就完全脱离了电影的作家，一想到电影是如此宽广的一个大世界，我就忍不住激动。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充满机会、充满创新、充满繁荣，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叙事，让生活世界更加有情有义，通过画面和音响让生活世界更加有滋有味。总之，它能提升一座城市乃至全社会的文化和文明标尺。武汉作为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一座在其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大江大湖波浪翻滚的城市，一个有故事、有人才、有产业基础的大都市，难道不应该对电影业有更大的贡献吗？正在这样想，一本叫《武汉与中国电影》的书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就武汉这座城市的产业历史来看，它曾经有几个“重镇”的称号。比如，它曾经是“盐业重镇”，是中国淮盐的分销中心，江西、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域的盐都要经过武汉这个枢纽分发。武汉也曾经是“茶叶重镇”，是南方茶叶走向西北乃至世界的枢纽，湖南的黑茶、湖北的砖茶、江西的红茶等，都需要经过汉口再到甘肃、山西、陕西、新疆或欧洲。这两个枢纽成就了武汉的繁荣以及在全国都市中的地位，即它是有辐射力以及聚合力的。它也曾经是“戏曲重镇”。清末武汉就是全国排名前几位的戏剧舞台，全国各地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争相到武汉演出，以获得武汉观众的认可为荣。因此，历史上，戏曲是真正进入了武汉市民生活并雕塑了武汉城市性格的一种元素。

这些都是这座城市的光荣。这些蕴含丰富的经验、价值或许会为今天武汉打造“电影重镇”提供些许思考。

今天，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经济社会领域里有不少元素在中部、在长江经济带，无疑走在了前列，具有聚合或辐射的力量，比如光谷的很多高新技术即是如此。但在文创领域，比如影视，实事求是地说，武汉还缺乏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产品、产业、人才。因此，迫切需要回顾历史，审视已经走过的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武汉与中国电影》的编撰以及出版恰逢其时。它通过对武汉与中国电影的审视，为未来武汉电影业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和启迪。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体现了编撰者鲜明的责任感。他们决心把武汉的电影业也打造得更有辐射力、聚合力，为中国电影业作出武汉这座大城市应有的贡献，让电影与当代人的生活融合得更加紧密，让电影在培育、刻画城市性格中发挥更大的力量。当然，《武汉与中国电影》主要还是以武汉承办电影节（展）活动来描述武汉与电影的现在、未来。其实，它还可以把视野拓展得更加广阔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对武汉未来的电影业，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

（此文为《武汉与中国电影》序）

感谢电影

大众电影百花奖从创办到今，整整60年的历史了。1962年，我还年幼，电影无法走进我的记忆。最迟不过1972年，电影已成为我等少年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从小学到中学，寒暑两个假期，学校都会为我们各组织五六场电影观影活动，或许还多些。一看再看、屡看不厌的影片，给我们贫瘠的、单色的、冲动的少年时代，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个年代能够反复看到的那些影片，如果排列一个名单，大致以中国电影为主，外国电影为辅。中国电影以故事片为主，纪录片、戏曲片为辅。那时的纪录片比较单一，都是新影厂拍摄的电影新闻，后来增加了一个花色品种，就是记录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大地的游历。戏曲片一度只有样板戏影片独尊，似乎已经忘却了最初的戏曲电影《定军山》这样的作品，也忘了在首届百花奖上获得最佳音乐奖的来自于歌剧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外国电影主要涵括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最经典的当然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

前面说到电影《洪湖赤卫队》，这部影片是当时的武汉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谢添导演还扮演了影片中卧底于彭霸天身边的张副官。记得《洪湖赤卫队》复映后，家住武昌街道口的一个小女生连续去洪山电影院看了7天，记下了所有的唱段、台词和表演细节。几年后，这个小女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她叫陈蔚，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大名鼎鼎的歌剧、音乐剧导演。

因工作关系，我与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演出方、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很多人都是朋友。讲两个朋友与电影的例子：省歌前任院长，在“洪湖”中先后扮演过刘闯、彭霸天的卢向荣，1978年考武汉音乐学院时，还在农村插队。招考那天，他从乡下进城，经过电影院门口，就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有电影看，还管别的？先看了再说！电影看完，赶到考场，考试已经结束，卢向荣一个劲儿地向主考老师央告，但只说自己从乡下赶来，路上耽搁了，绝口不敢提电影的事。老师看着他怪可怜的，让他唱了两首歌，把他招进了武音。另一位，省歌前任副院长罗怡林，背起译制片的台词来，简直是倒背如流，不同的角色，他还能转换语气、声调，一个人就把几个人的配音包圆了。

“我与电影”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宽泛，从电影内宽到电影外，从国内宽到世界。四十年前，我参观过长影的摄影棚，看到的似乎是正在拍摄的故事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又似乎是王馥荔的女主角。参观过北影的摄影棚，拍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中午是演员刘佩琦拉我去北影院里的饭馆吃了碗拉条子。再一次是到苏州的外景地看李少红导演的《红粉》，看何赛飞的妩媚、看王姬的削发为尼和王志文的落魄不羁。宁静，我至今未碰过面，却通过电话追到另一处外景地，完成了对她的采访。那时还没时兴手机，只能打她房间的分机，几次她不在，都是同室的陶虹代她接电话。北京科影厂拍摄科教艺术片《王叔晖工笔人物画》，我全程陪同，陪我的恩师王叔晖先生。亲眼见到导演出局、摄影师跟进兼任导演的过程。另一位恩师黄宗江，著名的影视剧艺术家，跟他聊天即同上课，聊天之外可就要自己补课了。《大团圆》《柳堡的故事》《海魂》《秋瑾》，他担任编剧的这些电影，如果没看，聊天时怎知他说的是什么？怎知他为何要为《秋瑾》中于是之扮演的贵福加戏？与电影人的接触，会让我想到他或她的电影，想到不同人物的不同作品，不同作品的不同手法，想到很多很多。说开去，与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的接触，似也同理。

年龄渐长，越来越少去影院看电影了，最近的一次还是去年，看的是巩俐主演的《兰心大剧院》。没想到，当我以为电影离我渐行渐远时，却还有人来挠我痒痒。“连趣网”总裁赵刚，主持了多部电影连环画的着色和出版工作，每出一本，都有赠予我。看着那些跃然纸上的画面，我一次次地、时不时地回想起我与电影的丝丝缕缕，和电影予我的点点滴滴。面对这些青春的记忆，我不能不说：感谢电影！（蒋力）

万物之中，还有电影

我家至今存有一本1982年6月号的《大众电影》杂志，与我相同年龄，留作纪念。童年夏夜，我父母上班的粮油厂会安排放露天电影，作为职工福利。那是我最大的享受，啃着西瓜就着电风扇，痴迷地看着《地道战》《洪湖赤卫队》这些老电影。我总是忍不住在播放时，悄悄潜到放映机旁边，一个大灯泡、一串胶片在两个轮子之间循环，投射出如此迷人又神秘的光影，变幻出千姿百态的人间故事。

长大后，我最常去的场所就是电影院，我尤其喜欢在周一周二的上午去看电影，整个电影院只有我一个观众。四周漆黑下来，我开始一次次幻梦之旅。电影是虚幻的，但电影里的悲欢离合是真挚的。

我渐渐不满足于纯粹地观看，好奇那些演员们，也好奇导演们。在我的作家生涯里，常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文化论坛电影发布会首映式交流，这让我有很多机会去跟他们聊天，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原来影星杨恭如的古典美，是因为她在上海长大，有个邻居姐姐总是穿着旗袍，还会给孩子们糖吃，举手投足优雅又特别有女人味，让杨恭如受到熏陶，很是念念不忘。所以她在《甜蜜蜜》里的温婉模样，流淌着旧时女子的审美。原来影帝王景春是个颇为内敛，藏着一点幽默感，维持着场面氛围，又很能接得住话题的人。

有一年我在北京领文学贡献奖，目睹昔日美丽端庄的倪萍，却身材发福穿着宽大的布衣，眼神锐利有范儿。这跟记忆里动辄落泪的抒情女神，相距甚远。而曾经霸气潇洒的刘晓庆，居然穿着鲜艳的碎花连身超短裙，一颦一笑仿佛青春女子团体成员，发出少女银铃般的笑声。对比太鲜明，我忍不住拿现场的倪萍和刘晓庆调侃了两句，抬眼一看，倪萍依然满脸微笑，但目光犀利如箭一般射向我，刘晓庆反倒笑得花枝乱颤。

她们都是我少年时代的电影女神。我很佩服她们的顽强生活态度，这些演员性格鲜明，相貌出类拔萃，所以才能塑造出那么多风靡万千的角色。我并非追星族，但电影明星无疑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有直观魅力的人群之一。

还有一年谢晋导演到武汉，我那时还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与同事们陪同吃饭，那个拍出《红色娘子军》的大导演，咧着嘴笑，活像街头巷尾寻常人家和蔼的老爷子。谈到他那时要筹拍的片子，谢晋十分谦逊邀请大家捧场支持。一旦说到剧本创作细节，他又立刻化身艺术王国里的皇帝，说一不二。遗憾的是，没过几年谢老仙逝，无缘再睹他的风采。

尤其记得，我和一位影迷同好，深更半夜围绕着侯孝贤的电影《聂隐娘》究竟是故弄玄虚还是意蕴深远，从唐代历史谈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隐喻，整整“笔谈”了三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天都快亮了，还觉得不够尽兴。那位影迷同时也是拿过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导演，他每每能从构图、机位、色调和运镜上，给我看电影更加专业的启示，激发我们的辨析求证之心。

每每直面生命的孤独与遗忘时，我就会忍不住找出喜欢的电影重温。比如李安的《少年派》，我只是重复地看电影开场那3分钟序幕，夏日的动物园里，一派安逸静谧，火烈鸟缓缓迈腿划开池塘的水波，犀牛和斑马昏昏欲睡，配音舒缓如安眠曲，我就会平和下来。

李安把电影大师伯格曼视为他精神领域的信仰，当他去探望伯格曼时，伏在伯格曼肩上孩子般哭泣。我如果能见到李安，要是他容许，我也很想如孩童一般伏在他肩头。

这就是电影，那些感动过我们的画面，总会在人生的某个瞬间，浮现于脑海，令我们又哭又笑，唏嘘慨叹。电影通往全人类的心灵，有我们永恒的寄托，不朽的慰藉。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大众奖项，承载着我们几代中国人的电影记忆。今年就在武汉举办，近在咫尺，我倍感亲切又欢喜。我其实觉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是最珍贵的，只要电影触动了观众柔软的心脏，群众就会用口口相传和真金白银去回报。电影何必高高在上，回到万物之中，和观众拥抱吧。

今年入围的那部《你好，李焕英》，我特别喜欢。那是湖北老乡贾玲献给故去母亲的电影，可以看出贾玲初次执导的生涩，但那份至诚的真挚，直接戳中我的心，看得我泪流满面。我父母曾经上班的粮油厂，也是类似的国有工厂红砖墙、搪瓷盆子、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令我深深陷入怀旧。翻开那本40年前的《大众电影》杂志，我也人到中年白发生。我蓦然醒悟，电影会老，导演演员会老，观众也会老，唯有看电影的情怀，永远不老。（沈嘉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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