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代表作「中国第三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谢铁骊八个样板戏他拍了六部」

谢铁骊

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谢铁骊(1925-2015)在电影事业上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生前创作了《早春二月》(1963)、《包氏父子》(1983)、《红楼梦》系列、《暴风骤雨》(1961)、《智取威虎山》(1970)等众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他曾与谢晋(1923-2008)被称为“南谢北谢”。

上官云珠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在那“动乱的十年”，谢铁骊曾受到旗手点名，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电影，他就拍摄了六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1971)、《海港》(1972，与谢晋联合导演)、《龙江颂》(1972)、《杜鹃山》(1974)。

电影《智取威虎山》(1970)中国香港版海报

谢铁骊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正在牛棚中接受“监督”，1967年就被旗手“征调”去拍样板戏。

他认为，旗手之所以看中自己，“一方面看过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艺术细胞；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查我的档案，15岁就参加新四军。”

王心刚和张瑜在电影《知音》(1981)中的影像

于谢铁骊而言，相比革命年代的政治任务，温和的《早春二月》或许才是他真正心仪的风格。此后他20年间他又继续拍摄了《今夜星光灿烂》(1980)、《知音》(1981)、《清水湾淡水湾》(1984)等影片，都得心应手，又广受好评。

李秀明在电影《大河奔流》(1978)中的影像

【服从组织调动】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县，在读小学时由于抗日战争而辍学，随后跟随姐姐参加江苏省抗日动员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群众性宣传组织，参演抗日宣传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开始接触文艺。

1940年，谢铁骊的长兄带着他参加了抗日部队。在这里，谢铁骊参加了新四军开办的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业完成后被分配到抗日剧社，后来又做了淮海抗日剧团的教员，谢铁骊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求知若渴，刻苦学习。

谢铁骊在家中研究剧本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19岁的谢铁骊担任了新成立的新四军十旅文工团团长，主要负责戏剧工作。

一周前，谢铁骊正随部队在上海浦东集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三野三十军宣传部找他谈话，讲到中央为加强新中国电影事业，从各个部队调人支援，军里决定调他去北京搞电影。

电影《红楼梦》(1989)系列片场，谢铁骊和刘晓庆正在交流

在部队中生活了十年的谢铁骊，已经形成服从组织调动的好品格，何况是到北京去，这对一个年轻的战士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当他到南京三野机关转关系时，又遇到了挽留。南京空军部队要成立一个文工团，想留他当团长。

他思考，与其留在南京，还不如随原来的部队到海军，因为已传出要任命他为宣传部科长兼文工团长的消息。

谢铁骊和王心刚

但是，更重要的，最先下达调令的是北京。因此，他没有在南京留下，而是立即北上。

他那时真仿佛处在个人事业的三岔口，一脚迈向哪里，就决定了今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

试想，如果第一个命令，是调他去当政工干部的话，谢铁骊说，他也会踏踏实实地干一辈子的。

电影《古墓荒斋》(1991)片场，谢铁骊正在给周迅讲戏

到北京总政报到后，被分配到电影剧本创作室。不巧，刚分配工作不久，他突然病倒住院。待他出院后，工作又有了变动，让他筹办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档案中记载着干过一段戏剧教员的缘故。

于是，他和陈怀皑(1920-1994)、巴洪几个人联系找房子，到各地去物色学员，几经奔波，表演艺术研究所终于开班了，这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谢铁骊当了表演系副主任(主任是王逸)，同时也兼课。

电影《早春二月》(1963)片场，谢铁骊(右)正在给谢芳讲戏

严格说，在文工团当戏剧教员时，只是干的导演工作，如今却是要真正讲课了。好在有文工团时大量的舞台实践，熟悉戏剧表演这一套，加之，又接触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理论上有所总结提高。

此外，借他爱人王遐在电影发行公司工作之便，看了许多外国影片，从而对电影表演艺术有了感性知识，给他的讲课提供了充实的材料，他逐渐熟悉着电影艺术。

谢铁骊和爱人王遐合影

他是进北京后不久结婚的，但为了事业，平时他却一个人住在机关宿舍。

谢铁骊和爱人王遐是“青梅竹马”，相识于14、5岁的少年时代。战争年代，他们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散步，也没有卿卿我我的誓言，只是把感情藏在心底。

1950年的夏天，电影局迎来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婚礼，谢铁骊和王遐结为伉俪。

谢铁骊和爱人王遐合影

在结婚典礼上，谢铁骊说：“(我们)相识在抗日战争，恋爱在解放战争，结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要白头偕老。”

这一年，他26岁。

此时，他凭着良好的理解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有效地使用着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艺术书籍，有选择地读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补上了十年缺课，为当时的教学和后来的电影导演打下了可靠的文学基础。

电影《无名岛》(1959)剧照

【第一次独立拍片】

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解散后，谢铁骊又到电影演员剧团当了两年多副团长(田方任团长)负责剧团的实际领导工作。

1957年，他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了导演生涯。起初，作副导演，在《林家铺子》(1959)和《红旗谱》(1960)的拍摄过程中，跟老导演学习，熟悉电影导演工作。

1958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各个电影制片厂纷纷筹备献礼影片。

电影《无名岛》(1959)剧照

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影片《无名岛》(1959)这个任务派给了谢铁骊，这是谢铁骊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影片是写我海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海上的一次遭遇战。

1959年春开拍外景，谢铁骊带领摄制组全体人马来到广东汕头附近，选定了一个小海岛作为场地。他们在海滩上搭起了帐篷作营地，进行野外作业。

电影《无名岛》(1959)剧照

从艺术创作到日常生活，都在导演的思考之中。他当文工团长所锻炼出的组织才能，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作用。

吃饭，每天要组织人从三里之外担来。当时正逢台风季节，生活和拍摄有很多困难。

有一次台风袭来，又是风又是雨，帐篷几乎被掀翻了，这时，有的演员慌了，有的甚至打好背包，准备撤退了。

电影《无名岛》(1959)剧照

作为导演的谢铁骊怎么办呢？在战争年代中，比这紧急惊险的场面他遇到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夜晚转移，他率领文工团摸黑赶路，到一个三岔路口时，怎么也找不到预先规定好的路标暗号，判断不准该往哪个方向前进了。

他们便按照从地上寻找发现的马蹄印走去，可是，走出好大一段路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大部队，有的团员开始发慌了，因为他们这一百多人的队伍，只有少数枪枝，又没有侦察部队。

于洋在电影《暴风骤雨》(1961)中的影像

在战场上发生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和敌人遭遇。一百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团的领导身上。

谢铁骊很清楚，他这时的情绪会直接影响每个人，于是，他有条不紊地镇定以处，先令部队停止前进，再派人出去侦察，并作好应付可能发生最坏情况的准备。

幸好大部队这时也发现文工团掉了队，而及时派出人马来找他们，双方会合了。

谢芳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跻身中国电影经典】

拍了《无名岛》之后，谢铁骊在20世纪60年代相继拍了故事片《暴风骤雨》(1961)、《早春二月》(1963)和《千万不要忘记》(1964)。

在电影导演艺术上，他逐渐纯熟起来，特别在发挥电影化这个特长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在那个年代，能有一部风格特殊的影片出来，当然是缘于高层的指示。1961年，周恩来要求电影从业者们“多在艺术性方面下功夫”。

谢芳和孙道临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谢铁骊当即着手改编柔石(1902-1931)的小说《二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1900-1995)亲自改定剧本，并将其命名为更有寓意的《早春二月》。

1962年8月，《早春二月》开始筹备拍摄。此前谢铁骊曾随北影厂长汪洋(1916-1998)携《暴风骤雨》，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13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后顺访罗马尼亚和波兰，观看了不少各国影片，感受到国际电影思潮变化，尤其是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在世界上引起的很大振动。

上官云珠和孙道临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在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了解到外国同行对新中国电影的评价，认为表现革命战争题材拍得风云激荡，却少有抒情、哲理的作品，这对谢铁骊触动很大，决心在即将投拍的《早春二月》中来次飞跃，跳出当时电影创作俗套，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汪洋表示全力支持，将该片列为北影厂1963年的重点影片，向摄制组提出了一定要“精雕细刻”的要求。

谢芳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在《早春二月》这部影片中，肖涧秋同情寡妇文嫂，同时在与陶岚自由恋爱，这当然会遭到封建势力的诽谤诬蔑和攻击。

《早春二月》的原小说中，肖涧秋同陶岚之间有十封互相往来的情书，比较细微地反映了两个人各自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作为文学作品，读起来也给人以回味和思考的余地，但怎样用视觉形象传达给观众却是个困难的问题，这是改编和导演拍片时必需解决的。

谢芳和孙道临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有的影片中，硬是把信直接搬上银幕，配加画外读信的声音，辅以信纸上叠印出写信人的面部镜头，或者来个图解信的内容。

谢铁骊没有取这些捷径，而是仔细研究这些信之后，将信中所涉及的矛盾和表露爱恋的心理活动作为素材，产生新的细节，重新创作了情节，形象地表达了信的内容。

电影《早春二月》(1963)片场，谢铁骊(左二)正在给谢芳、孙道临等演员讲戏

谢芳后来说：“谢铁骊导演在生活中文质彬彬，他是真的萧涧秋，优秀的中国电影人。”

在回忆拍摄《早春二月》时的趣事，“有一次我说‘谢导，你们家着火了’，谢导说‘是吗？那一会儿我回去看看’。”

谢芳在电影《早春二月》(1963)中的影像

谁也没想到《早春二月》不仅赢得“新中国十七年故事片艺术高峰的代表作之一”评价，跻身中国电影经典行列，而且于1983年荣获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2001年作为20世纪代表中国电影发展脉络唯一60年代影片，入选美国20多个城市相继举办的中国电影巡回展，成为世界影坛瞩目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

李秀明在电影《今夜星光灿烂》(1980)中的影像

【创造性的探索】

在《今夜星光灿烂》中，影片开头表现杨玉香身世的一段，就被人们所称道，十五六个镜头没有一句话，用杨玉香那双痛苦而沉思的眼晴的大特写，连接一组场景，反映她一家在旧社会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

从拍《大河奔流》(1978)开始，谢铁骊进摄影场有个变化。以往，他总是手里拿着厚厚的导演分镜头剧本，这次却只拿着薄薄十几张纸头，上面记着在这个场景中所要拍的各场戏。

张瑞芳在电影《大河奔流》(1978)中的影像

看起来，好象只是把原来的大厚本拆开了，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实不然，他是在进行着一种新的尝试，改变着以往的工作程序和方法。

往常，他接到文学剧本后，先要花力气和时间去修改剧本，使之能更切合电影拍摄的要求。然后，根据文学剧本去构思分镜头剧本。

每每在局部的场景或摄影角度上分散了相当大的精力，减弱了对全剧整体的考虑。

唐国强在电影《今夜星光灿烂》(1980)中的影像

但是，一到现场去实拍时，原来设计出的场面调度和拍摄角度，虽然花了很大力气，但由于脱离场景实际，往往并非最佳方案，有时可能是很别脚的，从而要对原来案头作业所产生的方案再度反复进行修改，甚至影响到要对剧本作较大的修改。

这样，导演的创作精力被分散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王心刚在电影《大河奔流》(1978)中的影像

一开始，导演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抓影片总体构思这一环上，对电影结构、场景调度、时空转换、节奏起伏以及每场戏的时间量等等作了安排，初步具有分镜头剧本的意向，为摄制组的各个部门提供了未来电影的比较清晰的蓝图，他们就能按照这个蓝图提出的要求，及早地分别进行准备工作。

李秀明在电影《今夜星光灿烂》(1980)中的影像

选定外景场地后，谢铁骊和摄影、美工人员便到实地去反复察看，并据此作出内景的准确设计图样，再结合场地特点、布景的实际状况，进行细致的分镜头工作，使外景场地与分镜头工作反复交叉进行。

这样，分出的镜头比较符合实际，避兔了按图索骥造成的再三再四修改的情况，加快了进度，提高了质量。

在外景场地作出的分镜头，也能修正导演实用本的一些不足，补充或充实一些内容。

黄小雷在电影《今夜星光灿烂》(1980)中的影像

在《今夜星光灿烂》中，导演在搞分镜头剧本时，着重渲染了一只鹦鹉，成为前后几场戏的一条主要的贯串线索，它一飞进连掩蔽部，立刻给这紧张的战场生活掺进了抒情的气氛。

宝珣在电影《今夜星光灿烂》(1980)中的影像

【付诸实践的决心】

如果说搞导演拍摄实用本和分镜头剧本时，更多是要发挥导演的艺术想象力的活，那么，到拍摄现场，把想象的东西付诸实施，以形成可视形象的图画，则更多要靠导演的决心和毅力。

张瑜在电影《知音》(1981)中的影像

在《知音》的选外景上，也体现了导演的决心。这是一部历史传奇故事，主要人物和地点都要有根据。

为此，影片中许多场戏是采用实景，而不是在摄影棚中搭出的。袁世凯的后期活动大部分在中南海，文学剧本标明是中南海里的侧殿暖阁。

但如今的中南海，改建得已不适于拍摄了。最后找到在建筑规模和气势宏伟上都可与中南海相媲美的故官。

王心刚和张瑜在电影《知音》(1981)中的影像

三位导演不辞辛苦，多次到故宫去实地选择，走遍了殿堂苑阁，初步选定了储秀官和养心殿。

但，细一察看，又发现这两处气氛过于陈旧庄严。导演们仍觉不甚理想。

故官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又介绍了个淑芳斋，谢铁骊等再次前去察看，认为这个四室一厅的布局工整别致，又有小戏台和木雕大屏风，既有那时的时代特点，又便于拍摄。

张瑜在电影《知音》(1981)中的影像

当《今夜星光灿烂》在布置“连掩蔽部”时，道具组同志找来一领南方竹席，铺到地上，以为既美又富地方特点

。可是谢铁骊看后，便下令撤去，他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变换地方，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席子？铺点稻草就行了。”

这么一改之后，当时战争环境下的气氛便十足地体现出来了。

管宗祥在电影《包氏父子》(1983)中的影像

由谢铁骊编导、根据张天翼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包氏父子》成功之处在于编导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原著的精神，真实地再现并丰富了原著所反映的时代凤貌和风土人情，丰富和深化了原著的人物形象，在保留原著艺术风格的同时，编导的艺术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刘昌伟在电影《包氏父子》(1983)中的影像

但《包氏父子》在电影史上一直居于边缘的位置，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既往的论者囿于左倾的“进步观”看不出其真正的价值有关，另一方面也还与很多论者的某些狭隘的电影史观有关。

管宗祥和刘昌伟在电影《包氏父子》(1983)中的影像

在《包氏父子》中，老包依然秉承着“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千方百计地为小包的读书奔忙，甚至以此作为人生的唯一动力或终极目标，其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小包能够通过上学这一途径，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改换门庭。

电影《包氏父子》(1983)外景地，导演谢铁骊(右二)正在给管宗祥和刘昌伟讲戏

虽然这部电影的评价始终不如《林家铺子》、《青春之歌》(1959)等经典，但像《包氏父子》这样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才不仅不会被忽略，而且会成为整个电影史建构的主干，进而才能真正揭示出电影史运行的内在的美学规律。

管宗祥在电影《包氏父子》(1983)中的影像

谢铁骊80岁时就已经不拍戏了，晚年的停顿中他充满着困惑和无奈，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找剧本，但好作品却寥寥无几。

他还遇到了制片厂时代不曾遇见的难题——资金短缺。

谢铁骊

他曾想将郁达夫(1896-1945)搬上银幕，但郁达夫家乡的一位官员直接说，拍一个过去的人有什么用，我不如留点钱去装修厕所。

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谢铁骊因病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