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恶魔十岁女孩玛丽贝尔虐杀男童事件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世界范围内的青少年犯罪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早在1968年，英国东北部城市纽卡斯尔市（Newcastle）就发生过一场骇人听闻的青少年犯罪案件，激起了一场关于少年恶性杀人者是天生恶魔还是后天养成的激烈讨论。

（1960年代纽卡斯尔的贫民窟）

这里的居民大多十分贫穷，家里最值钱的物件就是一台电视机。尽管有着诸多的生存和生活问题，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依然紧密，邻居们互相守望，照看彼此的孩子。他们都没能想到，极端恶劣的残杀幼童的案件会在自己的社区发生。

玛丽和诺玛

1968年5月11日，一个3岁大的男孩约翰（John）在一处铁路路堤下被人发现。他的头上流着血，处于昏迷状态。他醒来后说自己被人从高处推了下来，但是又说不出是谁干的。最终这被认为是一起意外事故，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第二天，7岁女孩波林（Pauline）和两个女孩在一处沙坑玩耍，11岁的玛丽·贝尔（Mary Bell），也就是前面那个3岁男孩的表姐，和她的好朋友13岁的诺玛（Norma）也加入了她们。这时，玛丽让波林离沙坑远一点，波林没有理会，玛丽便突然用手箍住波林的脖子使劲挤压，还试图把沙子塞进波林的嘴里。

（玛丽·贝尔）

另外两个女孩急忙把玛丽从波林身上拉开，波林哭着跑回家告诉妈妈发生的事情。波林因为怕玛丽的报复不让妈妈报警，但是她妈妈仍然报了警。警察询问玛丽和诺玛，两个女孩互相指责是对方的错。事后诺玛声明自己不再是玛丽的朋友，但是这个声明只维持了一个晚上。玛丽和诺玛最后收到了警方的警告，事情就不了了之。

玛丽和诺玛是紧挨着的邻居，她们的家位于整个贫民窟条件最恶劣的街上。自从诺玛1967年搬过来后，她们就成为了好朋友。诺玛是11个孩子中的老三，他们一家人从16岁的大儿子到几个月大的婴儿，全都挤在一个小房子里生活。

玛丽长着一张可爱的脸蛋，黑色的刘海下面是一双蓝色的眼睛。她和妈妈贝蒂（Betty）、继父比利（Billy）以及三个继弟妹生活在一起。玛丽当时以为比利是她的生父，三个继弟妹是她的亲生弟弟妹妹，但贝蒂还是让玛丽在外人面前叫比利“叔叔”，因为这样她就可以继续领取单身母亲救济金。

1968年5月25日上午，一个金发碧眼的四岁男孩马丁·布朗（Martin Brown）在他父母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把牛奶和饼干拿给自己一岁的妹妹吃。他自己吃完早餐麦片后，把妹妹带给了妈妈，然后才穿上夹克出门玩耍。这个懂事的男孩在每个周末都需要要这样照顾自己和妹妹，但这是他的妈妈最后一次见到儿子。

（马丁·布朗）

下午3点半，三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废弃的房子里搜寻木头的时候，在楼上的卧室里发现马丁。他平躺在地面上，双臂展开，血液和口水从嘴里流出。几个男孩叫街上的两个电工来帮忙，一个人叫了救护车，另一个人给马丁做心肺复苏术。马丁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就被宣布死亡。

警方在马丁身上没有发现暴力殴打的痕迹，他的衣服完好无损，没有骨折，也没有明显的被勒死的痕迹。他们在房间的碎石上发现一瓶阿斯匹林，这让警方一度怀疑意外中毒的可能性，但是毒性化验报告表明并没有中毒发生。警方最终把马丁的死亡定性为意外事件，官方报告里称“死因不明”。

当地居民认为马丁的死是危险的废墟造成的，他们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要求当地政府立刻拆除所有废墟。

5月26日，玛丽在诺玛家庆祝自己11岁生日。在生日派对上，诺玛的爸爸看到玛丽试图掐住诺玛妹妹的脖子，急忙拉开了玛丽的手。玛丽的继父比利解释说玛丽只是太激动了。

（玛丽·贝尔）

马丁死亡几天后，他的妈妈听到有人在叫门，打开后发现玛丽和诺玛站在门外微笑着。玛丽说想要见马丁，马丁的妈妈回答他已经死了。

玛丽嬉皮笑脸地回答：“哦，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只是想看他在棺材里的样子。”马丁的妈妈狠狠地关上了门。玛丽和诺玛也去骚扰了马丁的姑姑，她们会笑着问她，你想念马丁吗？你会为他哭泣吗？

同一天，玛丽在学校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些话：“星期六，我在家的时候，妈妈让我去问诺玛是否愿意爬上山顶。我们沿着马路爬上爬下，有一群人聚集在老房子旁边。我问发生了什么，他们说有个男孩倒在地上死了。”

在这个故事的下面，玛丽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的男孩以和马丁同样的姿势倒在地上，在尸体的附近，她还画了一个瓶子，上面写着“药片”。玛丽的作文和画在当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

（玛丽的作文和画）

学校老师认为玛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只是偶尔担心她无法共情别人。有一天早上，玛丽的老师注意到一个女生的脸上有烫伤痕迹，女孩说是玛丽在她的脸上捻灭了一根烟。当老师前去质问玛丽的时候，她承认是她干的，但当老师问她是否感到抱歉时，玛丽却回答，不。

然而学校并没有对玛丽的暴力行为采取任何措施，只是日常大多数同学都极力避免和玛丽、诺玛两人一起玩耍。

诺玛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有着深褐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老师们发现她的智力发育有些迟缓，在学习上很困难。他们在私下里开玩笑说，如果玛丽让诺玛从泰恩河大桥上跳下去，她也会照做。

（诺玛）

6月初，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目睹玛丽划伤了诺玛，把她打倒在地上，还踢她的眼睛。他听到玛丽指着发现马丁尸体的房子大喊：“我是一个杀人犯！”男孩说玛丽在孩子们中间一直有着爱炫耀和骗人的名声，所以他对玛丽的呼喊没有理会。

到了7月初，马丁所在小学新安装的报警器报警了，人们发现是玛丽和诺玛试图闯入，但是她们都否认上一次非法闯入是她们做的。两人因非法闯入被起诉。

7月底，玛丽对自己的邻居说：“我知道关于诺玛的一些事，这会让她被关起来。”她告诉他们说：“诺玛把手放在了马丁·布朗的喉咙上，她紧按住手，他就昏倒了。”玛丽边说边掐住自己的脖子，并表现出窒息的样子。

第二起杀人案

1968年7月31日，14岁的帕特（Pat）为她的弟弟们做了晚饭，她的妈妈离家出走了，她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到了下午5点，她三岁的弟弟布赖恩（Brian）还没有回家。帕特开始担心，她出门找他时，发现玛丽坐在路边。她问玛丽：“你见我家布赖恩了吗？”玛丽说：“没有，但是我可以帮你找他。”

诺玛也加入了她们。她们一路上问人是否看见布赖恩，人们都说没有见到，帕特越来越担心。她们来到铁路桥上，那里可以俯瞰一处废墟，但她们没有看到任何小孩。

玛丽指着几块巨大的混凝土说：“也许他在那后面玩着呢。”诺玛说：“不会的，他从来不去那里。”诺玛也经常照看布赖恩，对他很了解。帕特同意了诺玛的说法，她知道自己的弟弟不会去离家太远的地方。

到了傍晚7点，她们还是没有找到布赖恩，于是帕特报了警。警方后来果然在玛丽所指的混凝土块之间发现了布赖恩。他的身体上盖满了杂草和树叶。他是被掐死的，鼻子上有划伤的痕迹，嘴里冒着带血的白沫，嘴唇是紫色的。他的脖子上有被挤压的痕迹和划痕。警方还在布赖恩旁边发现一把剪刀，剪刀的一片刀刃被扳弯了，另一片刀刃是坏的。

布赖恩的尸检发现，他的大腿上有六处刺孔，部分生殖器被剥皮，他的肚子上刻着一个大写的M。经过仔细检查，这个M一开始是N，后来被改写成了M。验尸官认为这些伤痕是由小孩造成的。他同时宣布布赖恩的死亡时间是7月31日下午3点半至4点半之间。

（布赖恩）

短期内发生第二起幼童死亡案，当地居民开始怀疑马丁·布朗的死到底是不是意外。

警方开始挨家挨户调查社区里的所有孩子。24小时内，超过一千家住户的1200个3到15岁的孩子被询问。警方最后挑出12个需要被继续追查的孩子，其中包括诺玛和玛丽。

警方先来到诺玛家，他们发现她的行为很奇怪，她一直朝他们咧着嘴笑，好像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诺玛声称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布赖恩是中午12点45分，他和他的哥哥以及两个女孩在街角玩游戏。当被问到她7月31日下午在干什么时，诺玛说她和两个朋友在街上玩游戏。

接着警方来到玛丽家，他们问了玛丽两个问题：她最后一次见到布赖恩时什么时候？她7月31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是否在发现布赖恩的地方附近玩耍？玛丽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布赖恩是中午十二点半，她看到布赖恩和他的哥哥在街上玩耍。她否认自己那天下午去过发现布赖恩尸体的地方。

警方询问了玛丽提到的男孩，他却有有力的不在场证明——他那天下午和父母身处13公里外的纽卡斯尔机场。此时，警方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在布赖恩的尸体旁边发现剪刀的事情，而玛丽却提到了剪刀，这使她和诺玛一起成为首要嫌疑犯。警方已经明确，要么是玛丽，要么是诺玛，要么是她们同时目睹了布赖恩的死亡。

警方把诺玛拘留在儿童教养所里。然后他们在午夜把玛丽接到警局，玛丽的妈妈去格拉斯哥工作了，当晚她只能由她的姨妈陪同。警方审问三个小时，审完已经凌晨三点了。

警察告诉玛丽，我们知道那天你和诺玛就在那几块混凝土附近，因为当时一个男人刚好也在那附近，他说他朝两个孩子呼喊，把她们吓跑了，那个男人可能可以认出你。玛丽说：“那他肯定有很好的视力，因为我不在那里时他也能看见我。”

玛丽最后说：“我不想再说话了，我已经说了够多。你们总是找到我的头上，诺玛是个骗子，她总是让我陷入麻烦。”警方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只能把玛丽送回家。

第二天，8月27日，是布赖恩下葬的日子。两百多人参加了葬礼。一位警探也在那里，他看到了玛丽。他后来说：“我在看到玛丽的时候就知道，我不能再多浪费一天了，她站在那里笑，边笑边搓她的手。我想，天呐，我一定要抓住他，不然她一定会再次杀人的。”

同一天早上，诺玛第四次作证，案发当天自己和玛丽、布赖恩一起去了混凝土废墟上。布赖恩带了一把剪刀。玛丽把布赖恩放倒在草地上，两人扭打起来，玛丽掐住布赖恩的脖子。诺玛让玛丽放手，但是她不肯。于是诺玛就跑回到街上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了。玛丽20分钟后回来，叫诺玛回去看看。诺玛说这次玛丽带了一个剃须刀，用它在布赖恩身上划了一个M，然后把剃须刀藏了起来。

诺玛说她们在5点半又去了犯罪现场，这次玛丽剪断布赖恩的头发，用剪刀刺了他的腿。诺玛在警方的陪同下找到了玛丽藏剃须刀的地方，剃须刀被提取为物证。

逮捕

当天下午，玛丽又被带到警局。这次，玛丽表现得很紧张，没有之前那么自信了。她又提供了一份新的口供。以下是她的口供：

7月31日下午，我和诺玛在街上碰到布赖恩，诺玛叫布赖恩和我们一起玩，我想让布赖恩回家，但是诺玛坚持让他留下。诺玛把他们带到混凝土块处，她让布赖恩躺下，伸长脖子，布赖恩照做了。诺玛开始掐布赖恩的脖子，她使了很大的劲以至于手指都变白了。

布赖恩在挣扎，我试图把诺玛推开，但是她朝我吼叫。诺玛把布赖恩的头磕在木头上，布赖恩昏过去了。他的脸又白又蓝，眼睛睁着。他的嘴唇是紫的，嘴里流着口水。诺玛用杂草盖住了布赖恩。

我说，诺玛，你做的这些事与我无关。我可以告发你，但是我不会那么做。诺玛说，你要是敢那么做的话，我就对你做同样的事。她们走在街上时，诺玛说，我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我感到害怕。诺玛回家拿了一把剪刀。她让我找一支笔，我说干什么用？她说在他肚子上写字。我没有找到笔，于是诺玛找了一把剃须刀。

我们回到混凝土处，诺玛剪了布赖恩的头发，她还试图切他的腿和耳朵。这时，一个穿着红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的男人从铁路路堤上走下来。诺玛把剃须刀藏在一个混凝土下面，把剪刀留在布赖恩的尸体旁，我们离开了那里。

诺玛对我说，玛丽，你不该那么做。但是我什么也没做，我没有那个胆量。我甚至不敢杀一只小鸟。我差点哭了，我对她说，如果被布赖恩的姐姐帕特发现，她会杀了你。然后我们各自回家了，后来，我帮助帕特寻找布赖恩，我试图把他们带到混凝土块那里，但是诺玛说，布赖恩不可能去那里，她说服了帕特。

8月8日，警方指控玛丽和诺玛杀了布赖恩，她们被拘留在警局的一间小牢房里。尽管玛丽多次否认，但是对她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警方重开了马丁·布朗的案子，因为他的死和布赖恩的死有很多相似之处。

玛丽的老师知道她被捕以后，把玛丽写在作业本上的那篇图文交给了警方。警方特别注意到玛丽在短文旁边画的那副画里，写了“药片”两个字，因为警方当时并没有把在布赖恩的尸体边发现一瓶阿斯匹林的事透露给任何人。这再次说明布赖恩死的时候，玛丽就在现场。

玛丽和诺玛在警局的第一晚一直焦躁不安，她们不停地对对方吼叫。玛丽作为一个长期的尿床者，不敢入睡，害怕自己会弄湿床单。因为在家里的时候，她的母亲会在玛丽尿床后严重地羞辱她，她会把玛丽的头按在床单的尿渍上，然后把床垫拿到外面去晒，好让邻居都看到玛丽又尿床了。

（玛丽·贝尔）

在审判前，玛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被送到一个专门管理15到18岁女孩的管教所。

玛丽因为妈妈要为她交罚金而感到焦虑，她希望她的妈妈不会太生气。但贝蒂在玛丽被捕一个星期后才来探望她的女儿，而她来了就哭喊着说玛丽带给了她耻辱。

玛丽告诉警察，布赖恩没有母亲，所以没有人会怀念他。有一次，一个警卫问玛丽知道被掐死是什么感觉吗。玛丽说，为什么这么问，如果你死了，你就是死了，不管你是怎么死的。还有一次，玛丽告诉一个女警官，杀人没有那么糟糕，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在律师的帮助下，诺玛说服法官让她待在精神病院里。

审判

检察官首先表明，杀害布莱恩和马丁的是同一个人。他告诉法庭，这两个女孩杀人单纯是为了取乐。他细数了两个女孩的可疑行为，包括她们骚扰受害者家庭时的笑容和言语，以及她们蓄意破坏马丁学校时留下的信息。笔迹专家被叫到法庭，他说那些字条符合两个女孩的笔迹。

法医证实，他们在马丁和布赖恩身上都找到了玛丽衣服上灰色纤维，而在布赖恩的鞋子上发现了诺玛裙子上的纤维。法庭总共传唤了39个证人。

玛丽和诺玛都声称自己无罪，并把责任推给对方。在法庭上，诺玛表现得像个受到惊吓的小女孩，经常哭泣，她的身后有一大帮家人的支持。尽管她的母亲、继父、姨妈和舅舅都出现在法庭上，但没有人抚摸她，给她安慰。

不像诺玛，玛丽表现得非常孤独。她的妈妈贝蒂经常剧烈地啜泣或号啕大哭。她的金黄色长假发歪向一边，露出里面的黑褐色头发。有一次，她蹬着高跟鞋迈着沉重的步子快速走出法庭，几分钟后又戏剧性地回到法庭。在这个过程中，玛丽的继父比利安静地坐在那里，用手扶着头，假装没有看见自己妻子的夸张表现。而玛丽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是表现出一点对法庭的蔑视。

尽管被人认为很聪明，玛丽后来承认自己对审判程序感到非常困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不太理解。她对“陪审员”和“裁决”这些术语一无所知，没有人给她解释法庭程序和专业用语。

审判的第四天，诺玛被叫到证人席上，她频繁地哭泣，用很小的声音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她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情感脆弱、受到惊吓的小姑娘。法官对她非常温柔，如果检察官的盘问过于激烈以至于诺玛无法承受，他会要求休息一下。

在精神病院期间治疗诺玛精神科医生也出庭作证，他说诺玛的感情发育不成熟，智力低于同龄孩子的平均水平，尽管她已经13岁了，但是只有8、9岁的智力水平。她不可能是整个事件的领导者。他说诺玛在医院里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很好，没有表现出任何侵犯行为。

审判第六天，玛丽被叫到证人席上，与诺玛完全相反，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害怕和窘迫，而是非常自信。在与检察官盘问的过程中对答如流。接着作证的是给玛丽做过评估的精神科专家。

他在证词中说：“我认为这个女孩患有精神变态人格……她行事冲动，没有远见，不会表现出任何懊悔，没有眼泪，没有焦虑。她对整件事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对被拘留感到厌烦。”

另一位精神科医生说，玛丽没有精神疾病或智力低下的问题，但是她有严重的人格障碍，操纵别人是她的主要目标。

检察官说，诺玛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简单的小孩，而玛丽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小孩，她攻击性强、恶毒、残酷、没有懊悔心理。她有控制型人格和较高的智商，她狡猾的程度令人震惊。

诺玛的律师在总结陈词里说，诺玛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她只是撒了一些幼稚的谎言以摆脱麻烦。

为了让玛丽看上去不像天生的邪恶坏种，她的律师在法庭上问了更宽泛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什么让玛丽这么做？

12月16日晚上，11岁的玛丽知道第二天陪审团就会决定她的命运，她对女警卫说：“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他们会吊死我吗？”

玛丽的陪审团由五名女性和七名男性组成，他们不到四小时就做出了裁决。玛丽对马丁和布赖恩犯有过失杀人罪，诺玛被宣判无罪。

法官的判决书写道：“全国的资源中没有适合这两个女孩的医院或监管机构……没人能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玛丽不被严密地看管，将对其他孩子构成极大的威胁……对玛丽判处无期徒刑并不意味着要让她在监管下生活一辈子。如果有一天她不再对社会有威胁时，她会被释放。”

诺玛因为非法闯入马丁的学校，被继续送往精神病院治疗。

教养

玛丽的母亲贝蒂1940年在格拉斯哥出生，在她17岁的时候，她生了玛丽。没有人知道玛丽的生父是谁。医生把玛丽抱到贝蒂怀里的时候，她喊道：“把这个东西拿开！”

玛丽出生几个月后，贝蒂遇到了比利，并于1958年3月和他结婚。几个月后，玛丽的继弟出生，这个时候，他们仍然和贝蒂的母亲及妹妹住在一起。

玛丽一岁的时候，她不知怎么拿到了外婆的药片，她吞下了所有的药，差点死亡。幸好外婆及时发现并把她送去洗胃，外婆事后怀疑是贝蒂给了玛丽那些药片。

不久以后，贝蒂、比利和两个孩子搬出了贝蒂的母亲家。1959年11月，贝蒂告诉自己的妹妹凯西（Cathy），她把玛丽送给朋友了。凯西立刻去朋友家把玛丽要了回来。

几个月后，凯西去贝蒂家，给孩子们带了两包糖果，她和贝蒂在餐厅喝茶，孩子们在客厅吃糖果。当凯西回到客厅的时候，发现孩子们把糖果和贝蒂的安非他命（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用来治疗鼻塞和抑郁。在非医疗用途上，安非他命也有用作体能增强药物、益智药、春药及欣快药物）混在一起吃了，凯西赶紧给两个小孩催吐，救了他们一命。

“他们一定是把药片从我的手提包里拿出来了。”贝蒂解释道，但是凯西并不相信她说的话。凯西回到家告诉自己的丈夫事情的经过，她认为玛丽和贝蒂在一起很不安全，想把玛丽接到自己家生活，但是被贝蒂拒绝了。

几个月后，玛丽又吃了很多安非他命，她被送到医院洗胃，玛丽告诉医生是她妈妈给她的这些药片。这次事件后，贝蒂和她的母亲以及妹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贝蒂切断了和她们的所有联系。

关押

玛丽的案子很特殊，她是当时全英国第一个11岁的杀人犯，人们不知道应该把她关到哪里，成人监狱对她来说不合适，精神病院又没有足够的设施，对于一般的少年管教所来说，玛丽又太危险了。玛丽辗转于几处不同的关押地。

（玛丽·贝尔）

审判结束后，她首先被带到一个成人监狱。那里没有小尺码的狱服，所以玛丽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衣服。她住在监狱的医院里。一位女性典狱长每天教玛丽读写一小时。玛丽告诉典狱长，她害怕自己被绞死，典狱长向她保证他们不会那样做。

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后，玛丽被转移到一个专门为15岁至17岁女孩设置的管教所。到了1969年2月，玛丽被带到一个专门关押男孩的特殊的少年管教所。她是23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孩，经常和男孩打架，这不算很好的安排，但已经是政府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她在那里被关押了5年。

在那里的头几个月，玛丽的继父比利经常去探望她。比利告诉玛丽，他和贝蒂离婚了，贝蒂彻底离开了家，抛弃了玛丽的几个继弟妹，和一个小她十岁的男人在一起了。后来比利的探访因为他犯下抢劫罪被关进监狱而中断，比利的妹妹接受了他和贝蒂的三个孩子。

贝蒂在1969年和1970年初期间，每月一到两次探访玛丽，她打探玛丽在狱中的生活，只是为了把这些消息卖给小报。工作人员注意到，每次贝蒂来过以后，玛丽都变得焦躁不安、难以对付，对其他小孩表现得富有攻击性。

贝蒂对玛丽说：“耶稣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是被重锤击打。”贝蒂经常告诉玛丽自己作为一个知名的少女杀人犯的妈妈有多么痛苦，让玛丽更加有负罪感。管教所的领导想阻止贝蒂继续探访玛丽，但是阻止一个母亲见自己的孩子又显得太不人道。最后，是玛丽自己提出不允许母亲再来探视她。

有一次，玛丽告诉一位女辅导员，一个男舍监在值夜班的时候性骚扰了她，玛丽告诉女辅导员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后者还是向上面报告了。玛丽被询问这件事情，但调查人员认为她提供的证据并不可靠。不管如何，从那以后，夜班必须由两个人同时执行。

1971年7月，在法庭上指出玛丽有“严重人格障碍”的那位精神医生来探访了玛丽，并对她重新进行了评估。他在之后的报告中说，玛丽明显好转了，她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侵略性。他建议在玛丽18岁的时候将她释放。之后，玛丽又通过了一项特设的测试，她的监管觉得她有望被转移到普通的少年感化院，玛丽开始抱有希望自己可以去上大学。

然而1973年11月，在玛丽16岁的时候，她被告知将被转移到女子监狱。从一个全是男性的环境转移到以女性为主的环境，玛丽感到很不适应，她变得非常反叛，经常受到惩罚。

到了1977年，玛丽转移到阿斯克姆（Askham）的一家收容所，在那里，她被允许外出去一家餐厅和一个工厂打工，她很怕自己被认出来。两周后，她果然被小报找到了，玛丽怀疑是贝蒂告诉小报她的行踪。

玛丽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已婚男人，并怀上了他的孩子。考虑到她现在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她只能将孩子打掉。

释放

玛丽于1980年5月14日，她23岁的时候，被彻底释放。头几天，玛丽待在假释官的家里，她感到焦虑不安、无法入睡，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陌生，她开始怀念监狱带给她的安全感。

（玛丽·贝尔）

这时她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位正式的男友。俩人很快结婚，玛丽于1984年5月25日生了一名女儿。这刚好是她杀死马丁的16年后。贝蒂又把这个消息卖给了小报，法院颁发了禁制令，强制保护这个孩子的身份。

几年后，玛丽离婚了。她认识了一个新的男人，并搬到了那个男人所住的小村庄里。玛丽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曝光，但最终还是暴露了。人们发现她的过往后，在村子里游行，举着“杀人犯滚出去”的牌子。玛丽一家不得不搬到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上。他们没有告诉贝蒂新地址，玛丽在那几年里都没有再见她的母亲。

（玛丽·贝尔被释放后）

根据玛丽自己的描述，书里写道：在玛丽四岁的时候，贝蒂会让玛丽对恋童癖卖淫，贝蒂说这只是一个游戏。玛丽会被蒙上眼睛，双手被绑在背后，让嫖客射进玛丽的嘴里面。

（关于玛丽·贝尔的书）

当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秘书对英国《太阳报》说，这本书的出版，使玛丽放弃了自己的匿名身份。很快大量媒体找上门来，这时玛丽14岁的女儿才知道自己母亲的身份。他们一家在警察的陪同下，用衣服遮着脸，撤离了原来的居所，来到一处隐秘的地址生活。在那之后，法院一直保护着玛丽和她子女的匿名身份。

2009年，玛丽自己也成为一名外婆。玛丽的第一位受害者马丁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马丁的孩子的祖母了。我希望玛丽每次看到自己外孙的时候，都能明白因为她的恶行，使我的家庭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