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葬礼的感悟「由一场葬礼引发回忆讲述童年走过弯路的孩子的人生遭际」

凡一平

我的师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来南宁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呆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说韦建邦死了，明天出殡。韦建邦虽然不是我们的什么亲戚，虽然他的一生很坏，但总归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应该的。

大哥的话是在为他的匆忙返回说明理由，但在我听来却是一种提醒，或一种规劝。韦建邦曾经是我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

我该不该回去为我的师傅送葬？

大哥没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车站乘车。我呆呆地在医院坐了好长一会，又在我的奔驰车里冥思苦想了许久。

然后，我给大哥打电话：等等我。

我开车回上岭。大哥坐在车上，喜滋滋的，像是捞虾的时候捕得一条大鱼回家，眉飞色舞跷腿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功臣。他现在就跷着腿，朝着车窗外扬眉吐气，不时看我两眼，像是满意我回去奔丧、送韦建邦上路的行为。大哥是个好虚荣和要面子的人，有我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弟弟，去为村里一个被诟病一生的逝者送别，这是慈悲为怀并且家教极好的表现。我也看了看极有成就感的大哥，说你可以在车里抽烟。大哥的一只手本来就在兜里，直接抽出来，连带着一盒烟，是我抽不惯送给他的硬中华。他把一支烟叼到了嘴上，正要点火，却放弃了。他说算了，还是不抽。

车子到了乡里，准备经过圩场，我停了下来。大哥和我都下了车，一同抽烟。我边抽烟边向圩场走去。圩场人流稀疏，或许天色已晚的缘故，也或许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旷的圩场中央，像站在一个恐怖的山谷。关于我童年在圩场所做或发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惊吓的蝙蝠，呼啦啦地飞出，向我扑来。

我的第一次行窃，便是在这个圩场。

那年，1972年，我八岁。

在实地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教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其中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傅要我们学习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如何达到目的或完成任务，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师傅强调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来一百战也不会有危险。师傅的学问和教学方法让我们佩服。后来我们知道，师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师专，学校所在地便是宜山，与师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与我同一批受训的学徒，或者同学。他们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允许互相称名道姓的，只叫外号。师傅给我们起的外号分别是：我——老鼠，蓝上杰——黄狗，韦燎——野兔，覃红色——老猫，韦卫鸾——花卷。

在这些外号里面，花卷算是比较好听的，可能是韦卫鸾长得好看的原因吧，她也是我们这批学徒中唯一的女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并且通过了严格的考核，我们终于要实战了。师傅给我们的任务是：偷收购站韦有权的钱。

那天是圩日。那时的市场是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对还在念书的我们来说，是行窃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场像往常的圩日一样，热闹和有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或不一样，就是圩场上出现了五个八到十岁的身怀绝技的儿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偷窃团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们是独行，师傅没有出马。师傅为什么没有出马？我后来想，不是因为师傅信任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保护他自己。师傅是个贼，他的声名十里八乡都知...

我们在圩场的出现，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几只小黄鳝钻进了鱼塘一样。

收购站在街的西侧，在邮电所和食品站的中间。那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也是现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来形容它。我们到达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九时许，韦有权柜台上的座钟有指示。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到达，是因为这个时段人开始多，而韦有权掌握的钱还有大部分没有支付出去。这是我们的可趁之机。

在这之前一个小时，我跟踪韦有权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这是师傅告诉我的。公社就是后来的乡府。我认得韦有权，我拿松鼠皮卖给过他。一张松鼠皮收购标价是一角钱，但他通常给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顺眼，总之是他说了算。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卖给收购站的货物，都被韦有权克扣，没有得过全价。收购站就是韦有权一个人，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被人们背地称为南霸天。

更早的时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门的时间还要早，鸡叫就出门了。我悄悄离开家，来到河边。师傅已经在竹排上等我们。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到齐了，他便把我们渡过河去。我们六个人站在四根竹子连结的排筏上，光着脚。因为超重，竹排没在了水里，河水也漫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冷，因为这是岁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觉也和我一样。但我们都站得很稳，像已经抽穗的水稻一样。竹排渡达河对岸，师傅先上岸，然后一个一个地接我们上岸。他一句话都不说，似乎嘱咐都含在牵着我们的手里了。然后我们穿鞋。等我们穿好鞋，发现师傅已经不见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雾中。

岸边是公路，沿着公路往西走五公里，便是菁盛的圩场。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离圩场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便分开了，各行其是。

盯梢是我的工作。

公社宿舍有两排平房，韦有权住在后面一排右数过来第二间。这也是师傅事先告诉我的。他虽然没来，却什么情况都懂。我爬到两排房子靠右侧的一棵树上，开始俯看。

韦有权的房门开了。他先出来刷牙，披着一件棉衣。然后他再进去，过了一会出来，还穿着那件棉衣，却比先前光鲜齐整多了。他的头发油油亮亮，全往后翻，像一边倒的草丛。他关门而不锁门，说明屋里还有人。一个带绳的包拎在他手上，随意地轻飘晃荡，说明包里现在没钱。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说明他昨晚上睡得或过得很舒服。过后我知道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

等他走得一定远，我从树上下来，随在他身后，保持不被他发现的距离。

他走到位于街中心的信用社，进去，一定是取钱。出来的时候，他原来拎的包变成挂着了，而且还搭上了一只手，像加了一把锁。

他往收购站去。收购站已经有卖货的人在那里排队了。其中就有我们的人，他是老猫。老猫的手里拎着一个麻袋。我知道麻袋里是一条蛇。黄狗、花卷和野兔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相应的时机才会出现。

韦有权一到收购站，所有人整排地让开，给他通过。他拔出别在裤腰带的钥匙开门。开门后他一点也不着急收购，而是先检查收购站里尚未运走的动物，看看有没有死的。果然有一只死的，那是一只果子狸。他不慌不忙、不痛不痒把果子狸从笼里拿出来，放进一个桶里。然后他给活着的动物食物和水。罢了，他搓搓手，像是把气味搓掉一样。他终于坐到了柜台边，打开抽屉，把算盘拿出来摆上，把笔和笔记本摆上，还给钟上链。做完这些事情，他才把挂包从身上拿下来，放进抽屉里，目光也跟随进了抽屉，手在抽屉里还有动作，像是拉开拉链和区分大钱和零钱。

第一个是卖蛇的。是一条眼镜蛇，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排队的时候他就一直拿着，双手拿捏得十分老到，像是个专业捕蛇者。韦有权也像跟他很熟，看了蛇一眼，就示意他自己将蛇拿到一边的蛇笼去放。等他回来，韦有权给了他四元钱。他满意地走了。我看了看墙上眼镜蛇的收购价格，是一斤一元。那条蛇目测也是四足斤。说明韦有权也不是每个人都克扣的。

第二个是卖金银花的。是个老婆婆。老婆婆的金银花装在一个背篓里，满满当当的，已经晒干，我估摸有五斤左右。韦有权将金银花过秤，扣除背篓的重量，果然是五斤。但是韦有权以金银花未干为由，扣掉了一斤的水分，只付了四斤的钱。老婆不服，央求韦有权再给三毛钱。她举着手里的一只空瓶子，说再给我三毛钱买煤油吧。但韦有权就是不给。老婆婆只能走了。

接着轮到老猫了。老猫摸索麻袋将蛇头摁住，然后一只手伸进袋子里，捏住蛇头，将蛇拖出来。这也是一条眼镜蛇，有两斤重，半米长。老猫一手抓蛇头，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着一把剑，战战兢兢正要交给韦有权的时候，蛇忽然滑出老猫的手，掉落在地。

一声尖利的喊叫，在这个时候及时发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乱策应老猫是她的任务。

收购站果然乱作一团，顿时像炸开的锅。人们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电影里遇到轰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墙根，走投无路。它昂起头，面向人，吐着蛇信子，威吓着观望它的人。

韦有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离开柜台。他操起一把摄叉子，独自并且从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个孤胆英雄。他手里的摄叉子一下夹住了蛇的七寸，将蛇控制。他回身看见了当事人老猫，看着足有两斤的蛇，恶狠狠地说：一斤半。老猫没有异议。韦有权将蛇直接拿到蛇笼去放，然后返回柜台。

他拉开抽屉，准备掏钱付给老猫。发现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猫，我们都还留在现场，像三个诚实、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来了，就一个。我们认得他，叫谭公安。谭公安原本不认得我们，但现在认得了。他问了我们的姓名，还问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老猫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那条蛇是我们三人共同捕获的，一起拿来卖，然后一起分钱。谭公安让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钱。韦有权又一一搜我们的身，见不到一分钱。谭公安相信我们，把我们放了。我们开始还不走，因为韦有权还没有把钱给我们。韦有权骂咧咧说他妈的，你们没看见我的钱都被偷光了吗？要钱没有，要不你们把蛇拿回去！

我们选择了把蛇拿回去。在回去的半路，老猫把蛇放生了。这条蛇没有牙齿，是师傅事先亲自拔掉的，他不想因为谋财而闹出人命。而我们选择把蛇拿回，是不想让韦有权和公安过后发现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猫和花卷见到师傅，黄狗和野兔已经在师傅身边了。看到黄狗和野兔，我知道韦有权的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钱。按照计划，我负责侦察，老猫负责演戏，花卷负责助演，黄狗负责技术，野兔负责接应。所谓的技术和接应，就是黄狗趁乱偷走了钱，再交给在外面的野兔转移。

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懂具体的数额，但至少上百元。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我甚至还诅咒过他死。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她是女孩，是师傅最疼的人。

“小弟，我们走吧。”大哥在说话。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说我去赶街了。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偷的？我当然说不是。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大哥当时信了。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陈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记得了。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纵使有可耻的过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就像韦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业，都可以宽恕，并将归于尘土。

我继续开车，去送别我师傅。

师傅的家在上岭村的东头，我家在西头。也就是说，红水河从上岭村流过，师傅家在下游，我家在上游。在不通桥梁之前，行人要从码头过，进出村庄，是从上游过。如今有了桥梁，建在东边，车辆进出村庄，则变成从下游走了。

临近村庄，大哥说，我们坐船过去吧，把车留在河这边。

我说为什么？

大哥说避讳。你的车是新车好车，不宜经停丧家。另外，你现在的身份，也不便过于张扬。

我接受了大哥的建议。

我坐船渡河。天色已黑，所有的景物都只是一种颜色，家乡的山峦和河流两岸的竹林，像是一幅涂上焦墨的图画。河面上是有一些波光，但不足以映照那庞大的山水。

摆渡的艄公是我小学同学，叫潘得康。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候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前。他在我们班上，是最守规矩的老实人，却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要接他爸爸的班。他家祖孙三代都是艄公。摆渡是他们家的专属，甚至码头也是。码头现在叫得康码头，但原先不是，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他十二岁开始接班，意味着他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的艄公，因为他与我同龄。得康码头原来陡峭和窄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它在十年前得到修建，我是做了贡献的，或者说跟我师傅有关。

十几年前，师傅与得康忽然到南宁找到我。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得康开宗明义，说码头虽然是以我家的人命名的，但所有权属于集体，属于上岭村，也就是说属于国家。他言外之意，是国家能给钱修建码头就好了。而我是领国家工资的人，帮助找到国家的钱来修建上岭村的码头是我的责任。

关于码头的事，师傅一言不发。但他的到来和在得康身边、在我身边的存在，却胜似千言万语。我从前的、偷窃的师傅，已经断了联系二十年、回村也不再见面的师傅，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十分激动和害怕。他或许是自愿来的，或许是被得康“绑架”来的。得康为码头的事，为什么要带上韦建邦？说明他知道我和韦建邦曾经的师徒关系，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挟韦建邦，再用韦建邦来要挟我？

师傅已经是老人了。他那年应该已近七十岁。头发已经基本掉光，剩下没几十根，发白和细软，像荒漠中的残存的草，也维持不了多久。我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牙倒是结实和齐整，咬得动我夹给他的鸡胸脯，应该是装了假牙。

我满口答应：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二十万元钱，已经是两年后。两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二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由乡里实施修建。码头修建好了，我药到病除。

船只向对岸的码头驶去，我的同学潘得康驾轻就熟。因为我的归来，他兴奋地说个不停。他肯定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来，为谁而来。他说，你坐船过河是对的。我早已经在这里等你了。我晓得你一定回来。我说，现在有桥了，还有人坐船渡河吗？这个我以为老实的同学幽默地说，你就是。

船只靠上码头。我和大哥上岸。大哥问我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到天亮再去。

我说，我自己去就好，你休息。

师傅的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周边的人家也被灯火照亮，被不眠的人激活，仿佛一个夜市。

我像一名不速之客，进入灯火和人群中。我本想在房屋外边先找个角落，默默观望和缅怀我的师傅，但我肥胖的身躯和独有的光头特征，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司仪过来，引领我去上香。

我走进师傅的家。在灵堂前，我首先看见师傅的遗像，像一个粗藤盘结的树根，在等候我。我瞻仰师傅，他沧桑、黑黄、浮肿，脸上满是皱褶和斑点。这应该是他晚年的照片。师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英俊潇洒，红光满面，像电影里的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拜他为师，是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他的长相和气质的确和村里人不同，他一点都不委琐，也不粗鄙，尽管他是个贼。他为什么是个贼？或者说他为什么成为贼？他的经历让我好奇，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他字写得好，画画更好。总之，他令我着迷，也令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着迷。严格来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教给我们的其它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

我接过司仪递来的香，跪拜我曾经敬爱也曾经怨恨和疏离的师傅。我一边跪拜一边默念：师傅，请走好。谢谢您，师傅。师傅，对不起。

师傅的众亲属在给我鞠躬回礼。他们守在棺材的两旁，披麻戴孝。我知道师傅没有子女，所谓的亲属，应该只是叔侄、堂、表、外甥的关系。师傅的房子，在几年前进行了重建，十八米宽三十米深、四层的楼房，在村里算是上好。师傅在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起新房？我想无非是为了给他埋怨一生的亲属们有个交代或回报吧。毫无疑问，师傅如今死了，他的丧事无比隆重，因为天明出殡之后，这幢房子就不再是师傅的了。他的亲属将继承或分掉他的房子。

法事已经在进行。在屋外新搭起了帐篷，菁盛乡最著名的道公和风水师樊光良，正率领他的团队，敲锣打鼓念唱经文。他们专心投入、精神抖擞，像一支不辞辛苦、敬业为民的文艺轻骑兵。

发现我来了，樊光良离开他的团队，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招呼过后，他仍没有归队，继续和我说话，则变成聊天了。樊光良是我高中同学，他的学历也止于高中，但他的道行神通，非我作家兼大学教授所能比。

老同学，你来了，就是对师傅最好的超度。樊光良说。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说。我对樊光良的指认感到吃惊，因为我上高中时已经不做贼了。

我晓得，他是你师傅。我也有师傅，这没什么。樊光良说，他摸着他的胡须，像抓着什么把柄一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逝者为大，这你应该懂吧？我说。我的意思是让樊光良不要纠缠我和韦建邦的师徒关系。

对的，我对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我说，你是大师。

樊光良说，可是你比我有出息。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师傅不一样。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师傅呢？樊光良说。

我吃惊，是吗？

我比你晚些年拜他为师，只是你不晓得而已。樊光良说，他点烟抽，也递给我一支。我不是你那批学徒和那个团队的。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却知道我？

所以我成了道公，你成了作家和教授呀。

我心里骂了句狗日的，嘴上却说你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你天天和灵魂打交道。

没错，他边说边笑，我们的师傅，该为我们骄傲。

就像你那帮正在唱念做打的徒弟们一样，他们也应该为你这个师傅感到骄傲。

我和樊光良表面轻松和谐其实针锋相对地聊着，反正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呆着，直到出殡。有樊光良在，正好可以解闷和解乏。他陪我聊个把小时，再过去念一会经，又过来和我聊，像是两边开会或应酬的领导。我说你这么不用心，不专心，不怕师傅收拾你吗？樊光良说我与师傅通灵了，照顾好你，正是他的意思呀。

我竟然莫名地感动。

半夜三更，吊唁的人大多已经散去，或已经睡着，忽然来了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皮衣，挂白围巾，沉重而急速地向房屋走来，径直朝灵堂进去。我在屋外看见她朝逝者跪拜、上香、斟酒。虽然她背对我，身影也不熟悉，但我心里仍跳出一个永不能忘的名字：花卷。

等她出来，我迎上前去。她也看见了我，认出了我。

她叫我的学名：樊一平！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说你太好认了，电视上也见过你。

我这个样子的确是不能犯罪了，因为不好逃。

那我是谁？认出来吗？

我说花卷。

她不生气，说：真名呢？

韦卫鸾。

韦卫鸾是村里韦庆雷和农妹花的大女儿。她八岁的时候，下面就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想而知，她家的境况会有多惨，她的日子会有多难。

我和她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

拜韦建邦为师傅，是我拉她加入的，或者说是我引见她接触了韦建邦，拜师是她的自愿。

小学一年级暑假放假那天，我追上在赶回家的韦卫鸾，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韦卫鸾说不去，我要回家干活。我说那个人很好很好玩的，他可以教我们玩。韦卫鸾说是谁呀？我说韦建邦。她一听，吓了一跳，说不不，韦建邦是坏人，我爸晓得我跟他玩，会打死我。我说我跟他玩都有半个学期了，我大哥到现在都不晓得。她不答应，继续走。她垂在背后的辫子一甩一甩的，像抽人的鞭子。我以为愿望落空了，没想到她在离我十五步的地方停下，忽然回头，说你讲的都是真的？

我领衣不蔽体的韦卫鸾去见韦建邦。我们在韦建邦家门外的时候，听见他在拉二胡。那旋律相当的特别，和我们平时听到和唱的歌曲不一样。后来我知道他那天拉的是《二泉映月》。

我和韦卫鸾顿时被音乐吸引，但为了不打扰他，我们就在门外站着听，直到音乐停止。我们进去。

韦燎、覃红色和和蓝上杰已经在房屋里了。原来刚才的曲子，是韦建邦拉给他们听的。

韦卫鸾的到来，让韦燎、覃红色和蓝上杰很惊讶，也很兴奋。他们围着韦卫鸾团团转，像是一群黑猫围着一只白猫。我很得意，因为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韦建邦却不高兴，他训斥我：你带她来干什么？

我脑子飞转，找到一个理由，说她会唱歌。

韦建邦看着瘦不拉几的韦卫鸾，说唱一个我听听。

韦卫鸾也不怯场，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红灯记》的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韦卫鸾的嗓门把我们镇住了，我们目瞪口呆，像一群面对鲜草嘴巴却套上了笼子的羊。

韦建邦微微点了点头，说：但是需要调教。

这句话一下子把韦卫鸾控制住了。她像迷途中遇到了一个领路的人，决心跟这个人走。她眼巴巴看着韦建邦，生怕他不教她。

一个星期后，我们正式拜韦建邦为师傅。我们的初衷，是要学他身上所有的本事。

师傅说首先，我要教会你们活下去的本领和方法。

这个本领就是偷窃。

我们起初都很惶恐，是不愿意的。韦卫鸾最不愿意，她央求师傅：我可以不学这个么？

师傅说：我不养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你走吧。

韦卫鸾没有走，那时师傅刚教她学会了简谱，五线谱正开始学。她舍不得孜孜以求的音乐本领，最终留了下来。

在师傅的教导下，经过一段时间刻苦的体能和技能训练，我们学会了偷窃的本领。在实际行窃的前一天，师傅制定了一条行窃的准则。

师傅说：你们要牢记一条，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

师傅没有解释为什么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但我们大致能懂。穷人本来就穷，东西再被偷走的话，就更难活了。亲戚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偷，因为那是亲戚。

所以第一次行窃的对象，我们选择了既不是穷人也不是我们大家亲戚的收购站的韦有权。

行窃之前，一对一的时候，我问韦卫鸾，你害怕吗？

韦卫鸾上下牙齿打架，哆嗦得说不出话来。

我说：到时你要喊的，你现在就开始喊。喊出来就不害怕了。

她说：朝什么地方喊？朝谁喊？

我说：朝着高山喊，朝着河喊，朝着我喊。

喊什么？

就按师傅吩咐的。

于是，韦卫鸾朝着高山，朝着河，朝着我，连喊了三句：毒蛇咬人了——毒蛇咬人了——毒、蛇、咬、人、了！

喊完她就哭了。

等她哭完，我说：还害怕吗？

她说：万一我被抓了，你会不会救我？

我说：我拼小命都会救你。

她笑了。

首次行窃成功之后，韦卫鸾换上了一套新衣裳。我知道一定是师傅给她买的，至少是悄悄多给了她一套做衣服的钱。那时候买布还需要布票，她家有的是剩余的布票。穿上新衣裳的韦卫鸾越发的好看，真正的像一朵花。她那套印花的衣裳，随着身体和岁数的发育增长，像击鼓传花一样。我后来看见她二妹穿，她三妹穿，她四妹穿。她们四姐妹，像山冈上的四棵树，所有的风都为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后面四句，是我多年后读到的海子的诗，用来形容多年前的韦卫鸾四姐妹。我觉得海子的这几句诗，就是为她们写的。

师傅认真地教韦卫鸾音乐。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忽然说：我教不了你了。

韦卫鸾以为师傅不喜欢她了，伤心难过地说：师傅，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一定改。

师傅说：你想继续进步，就需要更好的老师。

韦卫鸾说：谁呀？

师傅写出来：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安娜·莫芙；泽弗里德；琼·萨瑟兰。

看着一串长条的名字，我们都懵了。

师傅说：这是世界五位最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们可以做卫鸾的老师。

师傅改口不叫韦卫鸾花卷，而叫真名。

韦卫鸾说：我上哪里找她们呀？就算找到她们也不肯教我呀。

师傅说：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们。只要找到她们，她们肯定教你。

我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师傅。

师傅说：她们在菁盛中学黄盖云老师的房间里。他藏有这几位歌唱家的唱片。你们去把唱片偷来。唱机就不用偷了，我有。

我们兴高采烈自告奋勇地进行分工。花卷韦卫鸾唱主角，老猫覃红色演配角，黄狗蓝上杰负责技术开锁，野兔韦燎负责接应，我老鼠还是负责侦察。

但是花卷说：我要老鼠配合我，有他在身边，我不害怕。

于是我和老猫换了工作。

那天是星期三，老猫侦察到黄盖云老师一天都有课。我们决定那天行动。但是那天我们也有课呀，怎么办？头一天晚上，野兔给第二天的科任老师韦先老师下了泻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得到了放假的通知。韦先老师是野兔的叔叔，是我们上岭小学两个教师之一。另一位老师是苏满洲老师，他上个月腿断在家休养，所有的课都由韦先老师来上。

我们潜入菁盛中学。这也将是我们下学期就读的学校，我们等于先来看看，熟悉环境。假如遇到有人发问，我们计划就这么搪塞。还是师傅明示，又经过老猫事先踩过点，黄盖云老师的房间很快就找到了。黄狗不到十秒钟就把房锁打开。我和花卷溜进去。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箩筐书，房间基本上就满了。桌子上有一台唱机，唱机和唱机边有唱片，唱片都是当时革命样板戏的歌曲。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的唱片不可能在这里摆放着。那么在哪里呢？

床底。只能在床底。

我钻进床底。在床底最里边，我搜出一只箱子，并把它拖出来，像老鼠拖出油瓶一样。

这是只皮箱。皮箱灰尘不是很多，说明上次打开的时间不是很长。皮箱的按锁已经坏了，一摁就开。

箱子里果然有唱片，还有书。花卷按师傅提供的名单，迫不及待找她想要的唱片，找着四张，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的没有。花卷说可以了，示意我把箱子原封放回去。我没动。我被箱子里的书吸引着。《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等等，它们像花生吸引老鼠一样，让我不舍。我看了看花卷，花卷说你想看就拿呗。我就拿了那四本书。

我们回到村里，进师傅家。师傅的唱机已经搬出来擦拭干净和弄好了。师傅放上唱片。歌声响起。我们听完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唱，听安娜·莫芙唱，然后听泽弗里德唱，听琼·萨瑟兰唱。她们的歌词我们听不懂，但她们的唱腔圆润高亢，好听。花卷自然是听得比我们投入和着迷，过后她肯定还要反复地听。

师傅发现了我多偷来的书，他没有怪我。他看了看封面，说：托尔斯泰，雨果，福楼拜，以后就是你老师，如果你想将来当一名作家的话。然后他还点了书里好多人物的名字和细节。说明这些书，师傅都看过。

就在那年，1975年，我们小学读完后升初中。在菁盛中学，我和韦卫鸾分在同一个班，初19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音乐老师都是黄盖云。当他自我介绍报出自己大名和任课任职情况的时候，我和邻桌的韦卫鸾面面相觑，只见她目瞪口呆，我则是暗自庆幸。我觉得能做黄盖云老师的学生，真是缘分呀。韦卫鸾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她可能想的是做黄盖云老师的学生，却偷了他的东西，心里有愧。黄盖云老师那年三十出头这样，不是本地人，却来菁盛中学七年了。未婚。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真是好呀，让我们这些讲普通话夹壮音的壮族孩子听了，如果他不是老师，我们会以为是他讲得不标准。后来韦卫鸾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北京人似的。我也马马虎虎，让别人猜不出我是壮族人。这都是黄盖云老师的功劳。当然他的功劳不止这些。

语文期末考试的时候，作文题是《我的家》。交完卷的当天晚上，黄盖云老师突然通知我去他的房间。我去到他房间里的时候，发现韦卫鸾已经在那里了。她畏畏葸葸站在墙边，黄盖云也指示我站墙边，与韦卫鸾一起并列。他表情严肃，我觉得大事不妙。

他先拿出我的试卷，问我：你的作文《我的家》，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问你，这句话是怎么得到的？怎么来的？

我一愕，知道坏了。写作的时候光顾显摆，却忘了保护自己。这句话的出处就来自《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是我从黄盖云老师这里偷来的。我当时还下意识地看了看床底，而且黄盖云老师也注意到我看床底了，这简直是不打自招。

我说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我的话，是引用的。

引用谁的？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面。

好了。他说。他转而拿出另一份试卷，看着韦卫鸾。

韦卫鸾，你在《我的家》作文里，写到你的母亲。你这样写：我的母亲喜欢唱山歌，她的歌声虽然没有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嘹亮，也没有琼·萨瑟兰多情，她不懂舒伯特，也不懂施特劳斯，但是她的歌声纯朴、清甜，像我家后面的山泉。好啦，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知道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还有舒伯特、施特劳斯？

韦卫鸾已经慌乱得不行，几乎就要瘫下了。她模仿我，也看了看床底。我想这下彻底完了。

没想到黄盖云老师说：好啦，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想到了被示众和开除的结局。

第二天，黄盖云老师评卷和宣布分数。

我和韦卫鸾的作文是满分，并被当作范文，由各自来宣读。

我念我的作文《我的家》。当我一念“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剽窃而来的话时，情不自禁地看着黄盖云老师，他像一座沉默、挺拔的青山，让我仰止。

轮到韦卫鸾念时。韦卫鸾看着黄盖云老师，说：我不念。我想唱作文里写到的琼·萨瑟兰唱的歌，行吗？

黄盖云老师说行。

韦卫鸾说：琼·萨瑟兰是澳大利亚女歌唱家，我唱的是她唱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亚》选段。

然后她开始唱。她的唱词我们同学全听不懂，但是她唱得好不好，我们还是听得出来的。她很出色。那是她第一次在四十人以上的观众面前演唱。她的歌声征服了全班，并不胫而走，传遍全校。整个菁盛中学很快知道，初19班有一位了不起的歌唱达人，她叫韦卫鸾，上岭村人。

过后，我们把事情告诉师傅韦建邦。师傅缄默了半天，然后说：我不做你们师傅了。从今往后，我们断绝一切来往。

我们如晴天霹雳，问：为什么？

师傅说：为了你们的将来。本来，我就有这个打算，等你们初中毕业，我们就脱离师徒关系。现在，黄盖云的行为，把我的计划提前了。

我们又问：为什么？

师傅说：你们以后会懂的。我只能告诉你们的是，好日子就快来了。只要和我这个师傅断绝关系，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好日子最先降落在韦卫鸾的生命中。

1977年，十三岁的韦卫鸾初中毕业，被县文工团特招，成为演员。这是黄盖云老师推荐的结果。

也在那一年，黄盖云老师调去县中学。他的才华和韦卫鸾的天赋一样，最终没有被埋没在寂静寥落的乡村。

临别的时候，黄盖云老师把我单独叫到房间。他打开那只皮箱，说：这里面剩下的书，都送给你。好好读吧。

我说：老师，我错了。

他摇摇头，说：你师傅是不是韦建邦？

我说：他已经不是我师傅了。

但是将来，你们有成就的时候，希望不要忘记他。

我说：我会永远记得你，老师。

与黄盖云老师一别，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在菁盛乡中学念高中，并在那儿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我分回菁盛乡中学当教师。一年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当创作员。

黄盖云老师在县中学，照理，我们是可以见面或来往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这和韦卫鸾有关。

我考上大学以后，第一封信是写给韦卫鸾。我在信里向她示爱。

但是，韦卫鸾没有回信。

一封不回，再写一封。在大学头两年里，我坚持写了十八封信。

韦卫鸾一封也没有回。

我听老猫覃红色说，她爱上了老师黄盖云。

这便是原因。

我调到县文化馆以后，与还在县文工团的韦卫鸾也只见过一面。那次见面我只说一句话，你是不是爱上了黄盖云老师？她的回答也是一句，是的。

然后我们就再也不见面了。

我和韦卫鸾的再次见面，居然是三十多年后了，在师傅韦建邦葬礼的前夕。

此时此刻，这个雍容华贵的半老徐娘，正落落大方地和我这名光头老汉闲聊，在我们相继为师傅寄托哀思之后。我们同坐在一长条椅上，靠得很近，让村里人以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或曾经的鸳鸯。

在醒着的村人的目光中，我问韦卫鸾：你最后为什么没有嫁给黄盖云老师？

韦卫鸾说：他不要我。

为什么？

不该问的不要问，她搬出师傅曾对我们的告诫对我说，更何况现在才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义，但没意思。

我后来嫁到了柳州，她说，嫁给一个当官的。他的官越当越大，后来就不要我了，离了。但给了我一大笔钱，现在都还给，因为我们有一个女儿。女儿在意大利，也是学声乐的，美声。

这就有意思了。我说，你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黄老师结婚了吗？后来。

我说：这个问题怎么是你问我？应该是我问你。

韦卫鸾说，黄老师不要我，不娶我，他说那不是爱，是感恩。

我认为也是。

好吧，你说是就是。无所谓了。她仰脸看着有星星的苍穹，给我一支烟。

我给她一支烟，并为她点燃。

你怎么样？老婆退休没有？女儿像她妈漂亮，还是像你？她边吞云吐雾边对我说。

我生男生女你也清楚？

都一个村里的人嘛，她说，我回家的时候，村里人没少说你，自然知道一些啦。

我困了。我说，还打着哈欠。

我真困了。

我靠在椅子上睡。樊光良他们在对面的铜锣声也阻挡不了我进入梦乡。在梦乡里，年轻貌美的韦卫鸾，她站在一朵云上，向我飘来，并为我歌唱。

我忽然醒了。睁眼一看，一拨人呼啦啦向马路那边拥去，像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天已经放亮，马路上停着一辆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从车上下来四个男人。四个男人都派头十足，尤其走在前面的两个。这走在前面的两个，烧成灰我也能记得，他们是黄狗蓝上杰和野兔韦燎。

蓝上杰和韦燎，曾是我的生死兄弟，这毫无疑问、不可否认。加上老猫覃红色，我们四兄弟，智勇果敢、默契配合，像《加里森敢死队》里那伙恶贯满盈、身怀绝技、上阵杀敌以功抵罪的囚徒。

在我们这个团伙里，黄狗蓝上杰最专业，他干的都是技术活。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包、开门锁，那都不在话下，轻而易举。他的绝活是开保险柜。

我们小学四年级寒假的时候，去了一趟县城。那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做大生意。菁盛乡太小了，有钱人不多。隔壁金钗乡稍大一点，但一来二去，已满足不了我们的胃口。县城必然成为我们的目标，像经常考九十分的人一百分必然是他的目标一样。

都安县城无疑是我们见过的第一个城市。有好多条街，不像菁盛和金钗，只有一条街。每条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像蜂窝一样密集和喧闹。我们像几只小蜜蜂钻进蜂窝里，却要干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们先在县城考察、侦察、踩点，并因地制宜计划了两天，决定对食品公司屏北店下手。

临近春节，买肉的人自然多了起来。那天我们盯上的店面卖了足有四头猪的肉，并且卖得很晚。店面工作人员有两个人，一人割肉称肉，另一人收钱。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收钱的说不卖了，割肉的也说不卖了。收钱的要赶在银行停止营业之前存钱，割肉的确确实实太累了。老猫和花卷这时出现了，他们手里都有肉票和钱。肉票当然是偷来的，好多。两人一前一后，磨磨蹭蹭、啰啰嗦唆，开口说要五花肉，完了又改口说不要了，要拿来包粽子的猪颈肉，总之磨蹭到银行停止营业的时间为止。收钱的看时间过了，只好把钱放在了店铺的保险柜里。

店铺锁上了。两把巨大的锁，像两个老虎头挂在绷紧的锁链上，收钱的和割肉的各拿一把锁的钥匙。这都没问题。问题是进去后保险柜能开吗？黄狗是询问过师傅保险柜的知识和开保险柜的诀窍，师傅也辅导过他，但都是在口头上或纸上。真正的保险柜，黄狗没见过呀，今天是第一次见。他能行吗？当然我们也做好了撬保险柜的准备，甚至是端走整个保险柜的准备，但这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下策。

夜深人静，黄狗和我进入店铺。花卷、野兔和老猫在外面放哨，分一哨、二哨和三哨，像电影里重要战事的警备一样。面对像水缸一样大花冈岩一样坚硬沉重的保险柜，我是头皮发麻，束手无策或袖手旁观。黄狗也琢磨或盯了半天不动。他像是努力地回忆和遵循师傅的教导，也像是思考如何灵活运用科学技术破解锁码。就在我觉得黄狗不行的时候，只见他触碰了保险柜。他屏息静气，左耳朵贴在柜面，像医生听孕妇的胎音。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柜面的旋钮，轻轻地来回扭动。只听一小声“嗒”响，他一扯柜门，开了。

剩下的事，就我来做了。我把柜里的钱都拿出来，装进口袋里。然后关上柜门，用布擦掉指纹和脚印。

然后我们溜之大吉，逃之夭夭。

这趟行动收获不小，足有四百六十元之多。

黄狗在这次行动中功高至伟，也令师傅刮目相看。他摸了摸黄狗的脑袋，又抚摸他的手，说：你这家伙，脑瓜子活泛，耳聪目明，心灵手巧，了不得。

师傅难得表扬人，我们对黄狗羡慕得不得了。

但是师傅又说：将来，你的智慧如果用在正道上，一定非富即贵，并且福运长久。你将来赚了钱，一定要多做善事，积累功德，抵消现在的罪业。

师傅看着我们其他人，接着说：包括你们，将来都要走正道。跟着我走不远也走不久的，因为你们现在跟我走的是歪门邪道。你们是不会饿死了，但是完全有可能被打死呀。所以读书才是根本，是正道和王道。

黄狗蓝上杰领会师傅的教导最积极，也最到位。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高中毕业他成为菁盛中学的高考状元，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学的是金融专业。大学毕业他先留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当会计师。然后，他辞职南下，去深圳创业。但发达是近几年的事情。如今的身家已过百亿。他发达后果然不忘初心和师傅教诲，行善积德。光上岭村这座桥，耗资八千万，他捐了五千万。师傅家翻建的这幢楼，想必也是蓝上杰捐助的，他有这个心，也有这个能力。他和野兔韦燎本来就是臭味相投，现在又走到一起。

野兔韦燎是我们这个团伙里反应最快的人，什么都快：学得快，跑得快，想得更快、更远。总之什么事情或任务到他那里，不可能完成的都能完成。他是我们团伙的智多星或参谋长。

去县城干大生意便是他的主意，或者说他是策划或导演。

开始我、老猫和花卷都以为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黄狗不置可否，他保持中立，像是野兔与他商量过了。

我、老猫和花卷认为，一帮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人，竟要到县城去大显身手，就像小学没毕业的人要跳级升高中一样，成功的把握或概率微乎其微。

况且师傅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野兔说：第一，成功之前，绝对不能让师傅晓得我们的行动和计划，否则失败无疑。因为师傅历来把安全和保险放在第一位，他绝不会允许和同意这么危险的行动计划。第二，万一行动失败，所有的罪过，我一个人扛。

有了野兔的分析和保证，我们的态度松和些了。其实，我们都很想去县城，见大世面。黄狗的中立态度有了倾向，鲜明地站在了野兔一边。

野兔又说：你们一定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按照计划的步骤走，做好每个人该做的事情，就能成功。

野兔的意思，按现在影视行业的说法，就是听导演的，按剧本演，演好自己扮演的角色，影片就能成功大卖。

在那次行动中，我们都听野兔的指挥和按他的计划行事，果然成功了。

那次先斩后奏的行动，师傅表面上是对野兔进行了严厉的惩罚，罚他在一里长的河滩来回跑半天。这对长跑健将野兔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像是给一个敏捷好学的学生加几道练习题罢了。

我没有声张，因为我不敢。韦燎一句“同门同学和同行”，像紧箍咒，震慑了我。同门是什么？是名贼韦建邦的门徒。同学也是，是他的学生。同行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贼，或曾经是贼。我们这几个贼，为什么那么多年没有来往，没有见面，不就是为了回避和隐瞒“同门同学和同行”这一可耻和可怕的事实吗？

况且我们还有约定。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黄狗蓝上杰考上上海财经学院，老猫覃红色考上广西民族学院，野兔韦燎考上广西艺术学院（他一毕业便北漂），我考上河池师专。我们这个团伙中的四名男生，全部金榜题名，成为天之骄子。

只剩下我们五个人（没有考大学的花卷也特地来了）的庆贺聚会上，野兔说：我有个建议，或者说我们来个约定吧。第一，从今往后，我们互相之间，不能叫外号了。因为我们都不再是贼，师傅也早已和我们断绝关系，我们不再有师傅了。第二，从今往后，我们不要有过多的来往，最好是不再有来往。因为，我们都已是天之骄子，前途光明。但我们却有不光彩的过去。并且我们都清楚你你、我他，过去是什么货色。我们自己清楚就罢了，但如果我们经常聚首的话，别人就会晓得我们是一个团伙，我们的过去，就会像埋在地下的尸骨被翻出来，臭不可闻，遗臭万年。

韦燎的建议得到我们其他人的认同，成为约定。花卷后来不理会我的示爱，我认为除了她爱上黄盖云老师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便是与约定有关。

我们足足将近四十年，大多能遵守约定，没有来往，没有见面。

但如今我们破坏了约定，因为师傅韦建邦的死。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师傅身边，祭祀逝去的师傅，像一坛尘封几十年的酒，被我们故意或不顾一切端出来，昭告世人和天下。曾经叱咤十里八乡的盗窃团伙，只剩下老猫覃红色暂时没来。

蓝上杰和韦燎看见我和韦卫鸾了。但是他俩顾不上与我和韦卫鸾打招呼，而是径直去拜祭师傅。他们捧着香，朝着师傅的遗像和棺材，跪下去，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然后他们起立，把香插在香炉里，再半跪着，分别在师傅前方的三个酒杯，斟了三道酒。这一切他们都做得中规中矩、不减不增，像是十分守道和守德的人。那两个跟随来的人，也和他俩一起、一样，看上去一个是蓝上杰的保镖，另一个是韦燎的助理。

蓝上杰和韦燎终于来到我和韦卫鸾跟前，大家互相招呼和寒暄。我原以为大家会叙旧。但是没有。谁万一或不经意提到小时候的事情，就会有另一个人打断或岔开，提及的是近来并且是光彩的事。

比如蓝上杰近些年风生水起的事业——金融投资。深圳赫赫有名的上杰金融投资集团，便是蓝上杰的王国。他当董事长就是当王。房地产、人工智能、物流、影视业等等，什么都干。他003**3的股票，在2008年我就买了，后来越跌越买，越买越跌。2015年，在股价从96元跌到7元的时候，被我斩仓。我投入写作挣来的血汗钱，几乎都喂了股海里不知哪条鳄鱼。但这个剧痛和巨痛，我没有跟蓝上杰说，此刻我也不打算说。此刻蓝上杰就在炫耀他的股票，已经飙升到110元了，昨天还拉了个涨停，而且封板了，今天应该还要板一个。他的目光朝师傅的灵堂那边转移，补充说：这是师傅在保佑我，善有善报。

看着蓝上杰眉飞色舞、志得意满的样子，我把已涌到嘴边的咒骂和血水，又咽回去，像把打落的牙齿吞进肚子里。

韦燎的事业也是水涨船高。他终于当上了电影导演，刚拍完一部暂名《幸运的酒徒》的电影，投资全部来自蓝上杰的集团，两个亿，请的全是明星。这也就解释了韦燎为什么跟蓝上杰一道来，为师傅送别。因为如今他俩是同盟，又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或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这两只自以为是英雄豪杰的蚂蚱，此刻不忘调侃我和奚落我——

蓝上杰：老鼠，你现在混得还不错嘛，虽然是大学专科文凭，也当作家，又当教授了。

我说：约好不叫外号了的。你叫我老鼠，那我是不是叫你黄狗呢？

蓝上杰马上说：不叫，不叫了。樊作家樊教授，您现在写一千字多少稿费呀？上一节课领多少钱？

我说：在你眼里肯定是不多，但已足够让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蓝上杰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应该快了吧？

我说：您是组织部的人，我就告诉你。

他说：我的意思是，等你退休了，可以聘请你到我集团公司去干，专门负责集团公司的文化建设。年薪三十万，或者你大胆和有远见的话，我送你百分之零点零一股份，年薪三十万应该不止。

我说：谢谢，就怕到时候你又改主意或变卦。所有的预定都是捉摸不定的，尤其是提前好几年预定，就像预定的婚姻或接班人，越提前越不牢靠。现在的私营企业，要么越发达，要么越没落。还是等我退休后视你集团公司的具体情况再定吧。

蓝上杰说：我的企业只会越来越好。我预定的接班人是我大儿子，是我和前妻生的，他是留美的金融管理学博士，比我强。

言外之意，你还有二儿子，甚至三儿子？

没错，和现在的妻子生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都比较小，因为妻子年纪小嘛。

韦燎在一旁补充：蓝总夫人比蓝总小二十八岁。

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蓝上杰把手搭在我肩上，像用一根戒尺或一颗试金石衡量我的品德一样，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平，我家族的事情，让你操心了。

我说：我的小说，你肯定是不会再看上了。

为什么？

我看着早晨戴着墨镜的韦燎，说：因为你看不见，发现不了呀。

他把墨镜摘下来，我看见他两眼通红，是连续通宵达旦的结果，但此时此刻，却像悲伤所致。我还是火眼金睛的，他说，小说的优劣，就像人的好坏，我仍然是看得出来。

我说：这样就对了。你不把眼镜摘下来，我还以为你瞎了。

韦燎和蓝上杰见从我这里，得不到太多奚落和调侃人的快感，把目标转向了韦卫鸾。

卫鸾，亲爱的韦卫鸾同学，韦燎说，他张开双臂，我多想拥抱你呀，你曾经那么美，从你现在依然保持的肤色和气质，还可以想象你当年有多美！他突然把双臂收回来，让打算投怀送抱的韦卫鸾扑了个空。可惜现在不是拥抱的时候，也不是拥抱的地方。

韦卫鸾似乎感觉到了被耍弄，但是她不生气，依然笑眯眯，低三下四地说：韦燎，你当电影导演了，可惜我老了，主角我是不敢想了，你就让我演个三号、四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韦燎摆手，说：不，哪能委屈你呢？你要演我就给你演主角。

真的？

当然是真的，韦燎说，你演一个老女人，坐在轮椅上，回忆她年轻时候苦难而甜蜜的生活和爱情。

可是我年轻不回去了呀，我这么老了，怎么化妆也像不了我年轻的时候。韦卫鸾信以为真，忧伤地说，年轻的我怎么演？

用替身呀，韦燎说。

那……我老年的戏多，还是替身的戏多？

替身的戏多，韦燎说。

多多少？

很多。老年的你只有两场戏，开头和结尾，占时一分钟。

有台词没？

没有。

那还是主角呀？

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替身戏再多，演的还是你呀，对不对？我也想让你演年轻时候的自己呀，可是你演得了吗？演不了吧？谁让你老了呢？

谁让你老了呢？这句话才是韦燎最终要表达的意图。他在嘲弄、蔑视韦卫鸾年轻时候对爱情和生活的好高骛远，以及对身边伙伴们爱意的忽视。年轻貌美，心高气傲，把潜力股当垃圾，这是短视和势利。人老珠黄，无爱寡欢，悔不当初，这是因果和报应。韦燎的这句话虽言简意赅，却像一颗凶恶的子弹，射向可怜的韦卫鸾。

但韦卫鸾居然承受得了，她像沙丘或一块海绵，把冲击力吸收了。那替身能不能让我女儿来演呀？她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她说。

这个可以有！蓝上杰抢着表态说，母亲做不到的事情，可以用女儿来弥补。

我看不下去也忍不下去了，说：蓝上杰，韦燎，你们是回来吊唁师傅的，而不不是回来摆阔和挑选演员的。良善之心，天地可鉴，何况师傅在听着，也在看着呢。

这句话把蓝上杰和韦燎慑住了，像笼子罩住了两条轻佻的蛇。我了解蓝上杰和韦燎的性情，他们信天地，更信师傅。

他们忙不迭给韦卫鸾赔不是，也给我赔不是，然后面朝师傅灵寝的方向，抱拳说：师傅，对不起。

太阳东升，初冬的上岭村变得明亮和暖和。留在村庄家里的村民，打算送韦建邦出殡的，正陆续过来。睡了一个晚上的我大哥也来了。他换上了一件灰色的羽绒服，这是他衣服中最素的。他先把礼金交给司仪，再过去给韦建邦上香，才过来见我。

大哥见到了我身边的蓝上杰、韦燎和韦卫鸾，这些他弟弟小时候的伙伴或团伙成员，衣着光鲜、道貌岸然地站在他跟前，像是披了人皮的畜生。他曾经认为是这些畜生把他弟弟带坏或拖上贼船的，也变成了畜生。如今他应该不是这么看待了，因为在村庄的人们眼里和议论中，他们都比他弟弟强。稍差一点的韦卫鸾，虽然当大官的丈夫变成了前夫，但是有花不完的钱呀。最坏的人如今变成了最强最好的人，看见了吧？

大哥显然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东张西望，然后问道：覃红色呢？怎么没看见？

我们中有人回答说：他还没有到。

大哥通过手机看时间，说：还有十分钟，就要出殡了。

我们四人神情乱了起来，像是一个实体发生了动摇。

韦卫鸾说：他可能是不知道师傅去世的消息，没人通知他。

韦燎说：不会，我刚才还看见他弟弟了。

蓝上杰说：他明显是比我都忙。

我说：看来，覃红色是我们这五个人里，唯一遵守约定的人。

韦卫鸾、韦燎和蓝上杰愣怔，然后释然，像恍然觉悟或明白什么事理的样子。

我们清楚地明白，官至副厅级领导的覃红色，这个时候不来，是不会来了。

这个时候，择定的吉时已近。樊光良和他团队的法事，已达到了高潮。他们移师到了灵柩边，指挥和引导亲属们向即将出殡的亲人告别。

我、蓝上杰、韦燎、韦卫鸾，主动加入了亲属的行列里，没人拦得了我们，也没人拦我们。我们绕着灵柩走，一圈一圈又一圈。在樊光良团队凄楚吟唱的煽动下，有的人抽泣了，有的人哭了。所有的人根据与韦建邦的关系，来称呼他并祝他走好。叔叔，走好。伯父，走好。舅舅，走好。韦建邦，走好哦。

而我的称呼是：师傅。

师傅韦建邦从一个名校的高材生变成贼的过程，对很多人是个谜。在我作为他徒弟期间，我其实很想了解，但始终无从了解或没有真实地了解，尽管他沦为贼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人说韦建邦在校的时候赌博输了一屁股债，因此走上了偷窃的道路。有的人说韦建邦的学业成绩都是靠偷题取得的，继而扩大到偷钱财。

还有的人说韦建邦的祖上就是贼，做贼是隔代传。这几种说法或版本，我知道只是猜测或传说，是不真实的。师傅一开始就教育我们不要相信运气，如果说有运气的话，那也是建立在扎实的技术和能力的基础上。师傅博古通今，他的才学方圆几十里无人能及，偷题或作弊成就不了他浑身的本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没有人天生的就是帝王、元帅、丞相。他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并延伸到省长县长也是没有种的，同样，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金融家也是没有种的。人不要在乎自己的出身和环境，只要付出努力，并善于把握时机，一定能在自己志向的行业或事业有大作为。根据师傅的这些言论，那几种说法或版本，肯定不是他做贼的原因或理由。

那是因为什么呢？

师傅不主动说，我们当然也是不敢问的。

我去宜山读大学，是了解师傅的机会。因为我就读的河池师专，与师傅的母校宜山高中，都是同城，且一河之隔。

那条河对岸的中学，却直到二十年后，我才走进去。

我去宜山高中讲课并参加宜山高中八十年校庆。这所古老的中学在我一踏入时便让我震撼。它古木参天，湖光山色，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更像是一个公园。这么优雅的环境怎么居然把韦建邦变成贼呢？而我为什么居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进入这个学校？

究其原因，是我对师傅不感兴趣，或者说我正试图忘了他。

我已经以师傅韦建邦为耻。

就这么简单。

多少次，我在我的学校河这边散步，望着河那边岸上的学校，我的目光的确是软弱和羞耻的，因为那所学校出了个韦建邦。他是个贼，是我的贼师傅。我虽然不是贼了，但是贼的历史却难以磨灭，就像人身上深刻的伤疤。那个从那所学校出来的人，伤害或带坏了我。我之所以没有被毁掉，我的命运之所以逆转，是因为那个人良知未泯，也是我努力抗争的结果。我一定要忘掉过去，忘掉韦建邦，必须忘掉。两所学校之间的这条河，就像两个国家的界河，这边的国民和那边的国民曾经相濡以沫、情深意长，但如今已断绝往来、势不两立。因此，没有必要再过界，除非我疯了。

我之所以接受宜山高中的邀请，是因为校长廖梦宜是我大学同班同宿舍的同学，他报出的讲课费是我在别的学校讲课费的三倍。况且过了二十年，我功成名就，身上有了很多的光环。我不担心也不再惧怕可耻的伤疤被揭露，就像一辆博物馆里战果辉煌的老坦克，我不担心和害怕它漏油。

我跟校长同学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你校的学生。你帮我查一查，他在学校的经历和表现。他叫韦建邦。

校长同学问我，韦建邦是你什么人？

我说：他是我师傅。

什么师傅？

偷窃的师傅。

校长同学一愣，然后笑笑，像一棵铁树开花，开心地说：我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三个月后，校长同学来南宁开会。吃喝之前，他给我一份用信封装的材料，说：你师傅韦建邦的奇闻轶事，或者说兴衰荣辱史，都在里面。我取出材料看起来，发现既模糊又凌乱，是一些旧档案的复印件和知情人的回忆片段。校长同学就说：还是我来概括和讲述吧，都在我脑子里。

于是，校长同学讲述我师傅——

韦建邦是国立宜山高中41班的学生。这个班级序号是从1950年宜山解放后重新排序的。如果从解放前建校之初算起，肯定不是不止这个序数。他是1957年9月至1958年12月，在宜山高中就读。1939年生人，被学校开除时19岁。

韦建邦是怎样被学校开除的？的确是因为偷窃。

但他偷的不是钱财，偷的是人心。

具体地说他偷了一个女人的心。

这个女人叫覃天玉。是宜山高中的老师，大韦建邦六岁。

覃天玉上韦建邦这个班的语文。她上课的时候，全部的男生或部分女生几乎都无法专心听课，因为她太漂亮了。光漂亮也就算了，她还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优雅、温柔和高贵，像一朵开在高山顶上的花，让人感觉遥不可及。

总之，欣赏她的美貌和气质，以及聆听她温润、纯正的声音，是最高级的享受。至于她讲课的内容，那就无所谓了。

反正，韦建邦是彻底地迷上了她。这个来自都安县上岭村的十八岁的壮族小伙子，是对她一见钟情、不能自拔。他全然不顾自己浑身土里土气，普通话还说不好，老夹带壮音，但是他有勇气呀，还有智慧。他一开始在课堂上画她，后来背地里也能把她画出来，而且越画越好。他还给她写信，先是把信夹在作业里，后来也通过邮局寄。他的字迹隽永飘逸，文笔优美洗练，散发着王羲之、黄庭坚的韵味，弥漫着托尔斯泰、普希金的气息。

覃天玉对韦建邦接近疯狂的爱慕和表白，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的。这位绝代佳人、名门闺秀，见过和接触过的爱慕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乏佼佼者。韦建邦算什么呢？一个土包子，而且年纪比她小，还是她的学生。为这样的人冲动、心动，这怎么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但是后来，渐渐地，她发现或感觉到了他的可爱和优秀。他的画其实很不一般，他画她不仅仅是相貌逼真，而且通过神态画出了她的内心：孤独和忧郁。他的书信其实也不是模仿名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和思想。他的语文成绩进步迅猛，上了第一后再没有落后。他的普通话也不夹壮音了。

她回信了。有了第一封，便有第二封。

然后她和他有了约会。在龙江边和北山，夜深人静和假日。

自然而然，他们的非常关系或不正常的关系，被发现了。不可能不被发现。

于是学校找他们谈话，他们认了。学校接着搜出了他们往来的信件。

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信件上。

在韦建邦写给覃天玉的信中，存在着右倾思想。那是1958年，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

韦建邦理所当然被开除，遣送回乡。

覃天玉被去掉教师资格，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韦建邦在宜山高中的经历和表现，大致就是这样。

我听了校长同学的讲述，难过了半天。覃天玉后来呢？我说。

四十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丧偶的军人。

现在还在吗？

在。退休了。

意思是她在韦建邦被开除十五年后才出嫁。我推断说。

这十五年里，他们肯定是有联系。有人曾见到过他们在一起。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韦建邦为什么会做贼，我说。他被遣送回了上岭，心还在覃天玉身上。他不停地给她写信，一封信是八分钱，超重的话再加八分，挂号的话还要更多。如果跑去宜山和覃天玉相会，负担更重。这都需要钱。可是后来他连买一张邮票都困难，甚至一分钱都没有了。那年月的上岭村，劳动是工分制，缺地短粮，又没有集体经济，是不可能有现金分配的。怎么办？只好偷。韦建邦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贼的？不知道。但他因为做贼被抓，村里人说，是1966年，是在宜山被抓的，然后被公安遣送回来。以后他再也没有被抓过，或许他金盆洗手了，也或许他成贼精或贼王了。

上述的后面一段，是我的推测和判断。我没有对校长同学说。

校长同学看着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我，说：你居然也做过贼？而且贼师傅是我校培养的高材生。

都说名师出高徒，我说，但是论及智商和情商，我远远不及我师傅。

如今师傅死了，眼看就要出殡。黄土一埋，我从此便看不见师傅了。

我要求抬师傅的棺材，得到师傅亲属的同意。蓝上杰、韦燎也参与进来，站在了棺材的一头。韦卫鸾说，那我为师傅打伞吧。我们上岭的殡葬风俗，是女儿为父亲的遗像打伞。师傅没有女儿，韦卫鸾在最后一刻，做了他的女儿。

随着一声起柩的号令，棺材被抬了起来，架在了抬棺人的肩上。我在棺材中间的一边，人也不够高，其实不怎么被棺材压着，但我却感觉到师傅和我贴得最近。他无声无息与我亲近，像阳光温暖土地、肥料营养禾苗。我睿智、痴情、淡泊和苦难的师傅，在他走完八十岁人生的时候，此时此刻，我才感觉情深至骨、恩重如山。

我们将师傅抬到大路。我们走在大路上。然后我们上山，把师傅埋在山上。

我们回到已经没有师傅的师傅的家。一个师傅的亲属把一幅画交给我们。画面上是我、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的群像。肯定不新，但也不是太旧，是三十来年的画作。画面上是师傅强烈地与我们断绝关系后分别时的情景——

我们都回头望。

那个脸圆圆、红扑扑的矮个子少年，是我；

挥手的少年是韦燎；

戴帽的少年是覃红色；

最高个的少年是蓝上杰；

唯一的、哭鼻子的少女，是韦卫鸾。

画面上没有师傅。他隐身，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天天看我们，想念我们。

——选自《十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