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死后安禄山为她哭了几日是否真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中安禄山马嵬兵变是为了与贵妃厮守」

《杨贵妃之死》和《杨贵妃》都是“五四”之后出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五四文学特征。与以往的作品不同，两部作品都以女性启蒙、人格独立作为主题，将杨贵妃塑造为新女性形象，将“贵妃之死”解读为对独立人格、自由爱情的追求。两部作品也都呈现出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将爱国救亡和民主平等的现代观念纳入剧作当中。总之，两部作品都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质，是贵妃故事与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一、人物形象的时代色彩

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杨贵妃之死》、《杨贵妃》两部作品，其中的贵妃人物形象就显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写于1927年。剧中，安禄山与杨玉环是一对真心相爱的爱人，杨玉环倾慕安禄山的英雄气概，一晚二人私会，却恰好遇到玄宗。在不知玄宗是否知情的情况下，安禄山连夜出逃，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发起叛变，以此打消玄宗对杨氏的疑虑。安史之乱引发了战争，民众流离失所，三军及群众认为罪在贵妃，要求将其处死。杨玉环在得知安禄山的真心和叛乱的真相后，目睹群众的惨状，甘心为祖国、为爱情、为人民而死。

而唐明皇是虚伪、卑怯的，他对杨贵妃从种种宠爱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和享乐的”，贵妃死后的悲痛是“因为再也寻不出像她那样能满足他欲望和享乐的人的缘故”。

在这样的人物重塑后，人物关系也随之改变，杨玉环的贵妃身份转变为帝王的玩物，与安禄山的关系成了矢志不渝的真爱。通过人物的重塑，王独清为新“杨贵妃”的自由抗争找到了一个出口，从爱情的角度来看，杨玉环得知安禄山起兵是为了二人的爱情，其为自由为人格抗征的形象转变即宣告成立。

在欧阳予倩创作的歌剧《杨贵妃》中，李隆基不过是把杨贵妃当做玩物。同时，杨贵妃对天宝帝也只是虚与委蛇，对安禄山才是矢志不渝的真爱。且两剧中的贵妃形象非常接近，都是具有反抗精神，追求自由与爱情，不甘做帝王的玩物。

在杨贵妃之死情节的处理上，欧阳予倩也采取了反传统的情节模式，既没有表现帝妃爱情，也没有表现杨玉环为国捐躯，而是将“贵妃之死”演绎成“反抗封建帝王那种自私的、虚伪的爱”，出于同样的人物塑造需求，他们选择了类似的人物关系设置，即反叛“李杨爱情”的传统，而将杨玉环与安禄山之间的关系设置为矢志不渝的真爱。

值得肯定的是，剧作家们通过颠覆性的阐释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但历代文学作品塑造出另一个以其美丽和多情深入人心的文学真实的“杨贵妃”，这些艺术创作又赋予“贵妃之死”情节另一重文学历史，有些文学作品是成功的，这使得文艺作品中的某些情节已经与历史事实混杂黏着在一起，无从分辨。

选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历史情节来进行翻案，一方面，可以借其传奇性达到文艺宣传的效果，但另一方面，文学真实的巨大裂缝也难以缝合，这对编创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剧作家有过于鲜明的个人色彩，凭主观意愿进行改造，打破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就会丧失戏剧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观众更难以切入呼吁妇女人格独立的主题。

欧阳予倩在回顾自己创作经历时，也将《杨贵妃》这部作品看作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戏曲写情模式的承袭，形成了强大的抒情传统，稳固的观众接受心理，只强调主观创造、时代精神，而不顾及抒情传统，这是王独清、欧阳予倩作品难以深入人心，成为经典的原因。

二、情节构建的主观色彩

围绕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设置，《杨贵妃之死》情节设置的创作策略是遵照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情节，以想象对历史事实进行全新阐释。

王独清抓住了“马嵬事变”中三个历史事实进行改造：

随后，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叛变，如果事成，便可与贵妃厮守，实现“月下的誓言”，如果失败，便可使杨家免除嫌疑，贵妃不被玄宗怀疑，杨氏地位稳固。

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安禄山谋逆的史实变成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英雄之举，杨玉环倾心于安禄山强健英武，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其三，军士哗变，导致贵妃被杀。马嵬兵变，将士们之所以要杀杨贵妃，一方面是因为将士已杀国忠，贵妃仍在玄宗左右，将士们难以心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权臣误国，群情激愤，希望为民除害。

与王独清改造历史的创作策略不同，欧阳予倩的创作具有更浓重的主观色彩。在欧阳予倩的剧作中，许多情节完全出于虚构，欧阳予倩在创作京剧《桃花扇》时，也采用了相似的创作手法。在欧阳予倩版《杨贵妃》中，杨玉环的觉醒是受到安禄山的影响，安禄山对杨贵妃表白道：“你是个女，我是个男，男爱女，女爱男，我爱你，你爱我，也就是了。”

情节构建上呈现出的强烈主观色彩，是时代语境下的必然，两位剧作家对贵妃之死的全新阐释，改写安杨关系，表面上杨玉环的赴死仍是与爱情有关(与安禄山的感情)，但核心则是强烈的启蒙精神。安禄山实际上是一种象征，代表摆脱束缚、告别从属、追求独立、自由大胆的新女性精神。在作家的主观改造下，“贵妃之死”情节成为呼唤妇女觉醒的宣传工具。

三、突转式的情节模式

王独清的话剧《杨贵妃之死》与戏曲《长生殿》的流线式的叙事结构迥然不同，遵循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情节紧密围绕“贵妃之死“情节展开，“贵妃之死”是全剧的最高潮和刻画重点。戏剧行动发生在贵妃自尽的一天之内，地点集中在马嵬坡前的佛殿，情节高度浓缩和凝练。与《长生殿》全本五十五出，时间跨度数十年的戏剧结构迥然不同。

这是由于剧作家的创作意图在于营造浓重的悲剧气氛和悲壮的形象，追求的是戏剧情节的张力，将主人公逼迫到一个危急，苦难，充满矛盾的极端境遇，使她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两种斗争。最终杨玉环选择“为祖国而死，为爱情而死”以保全“中华民族产育文化的都城——长安”不被安禄山毁灭。

在这样叙事结构的构建下，主人公经过激烈斗争做出的主动抉择，使王独清想要塑造的“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贵妃形象得以成立。

西方戏剧观认为“悲剧应包容使人惊异的内容”，所谓“使人惊异的内容”，即“发现”与“突转”，为了营造戏剧高度的情节张力，这部三幕话剧共发生三次突转。

第一次“突转”与“发现”是安禄山在后花园向贵妃吐露爱慕之情，二人互明心迹，恰巧遇到皇上来寻贵妃，二人惊慌失措。第二日安禄山便匆匆离开长安。这次突转，一方面使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使杨氏兄妹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使贵妃为真正的爱情而陶醉，也因不伦的恋情而痛苦，终日郁郁。对贵妃的爱意成为安禄山起兵的导火索。

第二次突转，是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进军长安，并通过吐蕃信使传信贵妃，陈明讨伐杨国忠的名义是为杨氏全族免除嫌疑，使朝廷信任杨氏。贵妃得知战乱的真正起因正在自己，安禄山不惜牺牲以保全自己，认定其为“唯一的爱人”。这次突转是王独清塑造的“贵妃”形象觉醒的动因，贵妃一改忧郁丶娇柔，被激发出反抗命运的力量。

第三次突转是众军士叛乱，杀死误国杨国忠，以及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又逼迫贵妃自裁。安禄山发起叛变的本为让贵妃免除嫌疑，不料却将贵妃逼入两难的绝境。贵妃目睹难民惨状，不忍长安沦陷，在此时选择服从民众的意志，为国牺牲。

全剧分为五幕，第一幕写天宝帝宠爱杨玉环，用天下百姓的进献供奉杨玉环。第二幕写安禄山进宫表白，杨玉环虽然拒绝，但大受震动，天宝帝突然驾到，安禄山匆匆离去。第三幕写杨玉环乞巧，满怀愁闷，思念安禄山，深深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养在精美牢笼里的笼中鸟。第四幕写安禄山为杨贵妃兴兵造反。

第五幕写安史之乱中，天宝帝面对民众的威胁，接连决定牺牲杨玉环的兄长杨国忠、姐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使杨玉环看清其虚伪面目，决定回到民众中去，慷慨赴死。

总之，在写情模式的叙述结构中，死亡情节是对杨玉环坚贞爱情的考验，只是通往圆满结局的一道关卡。但在《杨贵妃之死》《杨贵妃》两部剧中，死亡情节是人物形象自我完成的终极考验，在此之前的所有情节，都是为了将矛盾激化聚焦，完成死亡情节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