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在媒介装置和格式之间|社会科学报」

洞见

我们应当积极而富有诗意地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已经成为自然、生物和技术这个高度复杂结构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结构正在不断发生令人讶异的变化。而我们作为人类的行动者，应当最终学会在这个结构中比以往更加谦虚地行事。

原文：《在媒介、装置和格式之间》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张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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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更倾向于主体面向的范畴

米歇尔·福柯的装置（dispositif）概念已经成为了西方媒介理论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成了对那些被称作世俗大众媒体的权力机构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核心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所以我们最好把它保留在法语原文中。

在福柯的观点看来，装置不是一种特定媒介，不是某一个技术物理的东西，或者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那些更擅长迅捷而快速思考的媒介研究者们经常反复将装置错误理解为某种具体的媒介，包括在电影或电视研究和媒体考古学研究中。按照他们的这种观点，机器（machine）、仪器（apparatus）、器具（instrument）、设备（device）和装置这些概念都被不加区别地作为术语在使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差异了。英语翻译极大地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巴比伦式多元性。

但装置首先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个沃尔特·本雅明意义上的“辩证意象”。因此，正如福柯写道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异质元素组成的结构”，代表某种关系性的、过程性的、组织性的东西。它代表一种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动态网络，一个话语间性的语境，或者，用更实践性的术语来说，它就是一个程序（procedure）。作为一个思想概念，装置既包括生物的、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同时也包括文化的、美学等要素。因此，人们很容易将目前在技术、社会和权力政治上发展得最先进的媒体结构——互联网的霸权变体——视为装置概念的完美实现。

但自相矛盾的是，自千禧年伊始以来，全球性概念已经明显消失了。万维网不再是全世界通用的格式了。除了那些西方数据经济体的大型参与者之外，现在还有无数国家、地区甚至地方参与者都加入其中，他们利用远程信息处理（telematics）的去中心化网络结构，拒绝屈从于全球性霸权。

对我的论点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装置概念是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复杂术语结构中的一部分，以揭示各种程序、战略和战术。通过这些程序、战略和战术，我们文明中的人类行动者就成为了“主体”，这个词在拉丁语的字面意义上表示的是臣服者。因此，装置是一个更倾向于主体面向的范畴。这就是媒介实践和艺术实践如此有趣的原因。作为一个实践性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概念，装置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历史星丛（我们在其中都通过媒介来思考和行动）被重新思考和重新构建。

21世纪初全球形势的特点体现为一种简单而又极具戏剧化的矛盾性。一方面，我们的存在已经被高速地科技化了。技术升级已经囊括了日常世界中所有事物、自然，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媒介思想和行动都与机器和程序紧密相连。

另一方面，在人为的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下，技术人类和技术美学的巨型结构失去了控制，规则体系经常性地去功能化、失效。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在危机情况下越来越进入到一个谵妄状态，同时却还每天努力保持一个功能性外观——极端的暴力形式。

那么，秩序的概念，比如装置或（新闻）格式，对于批评性媒介分析和实践是否仍然有意义呢？面对着一个正在分解成无数微生物的现实（既是直接意义上的，也是隐喻意义上的），它们还适用吗？难道我们不需要学习更多东西，以便谦逊地让那些同我们有差异的人类他者和技术他者来支配我们吗？

主体性：我/我们

这些问题把一个更复杂的主体性问题提上了日程，媒介装置与主体性是相互作用的。接下来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场思想激发实验，我希望这也能解释清楚我这场简短演讲的标题。

“我思故我在”——这个（笛卡尔式的）欧洲现代性的自我，和其他多元自我一样，都是即将要过时的身份模型了。多元自我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第一批西方先锋派的概念（像沃尔特·惠特曼和埃贡·席勒这样的作家和艺术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主权自我、自主强大的个体、杰出的个人这些概念仍然在运作，依然发挥着意识形态分形的功能，在全球身份媒体市场上兜售并获利。不过，在21世纪初，它们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对西方身份概念构成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我所认为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突出的主体性——也就是被重新激活的“无条件的我们”（we），在中国的深时间哲学中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一概念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经验丰富。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媒介行动，我问自己，这两个被指明的主体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否可能——无条件的我和无条件的我们？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维度上，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就像在其他东方哲学传统中一样，我们可以在儒家文献中找到这个无私主体：这个个体并没有被预设为道德上重要的行动者。孔子的“我思”指的是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而言是可被自由支配的。因为一旦一个人坚持一个立场的话，强烈的自我就会凝结。提出一个想法，也就相当于布设光源，这就已经意味着强迫别人进入阴影了。你说“我”的时候，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歧视了对方。这就是孔子为何呼吁将“可支配性”作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如果我们把这种可支配的想法与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那么新媒体技术不仅是高度分散的，而且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那么结果就是，我们将迎来一个在媒介、装置和格式之间自由采取行动的巨大历史机遇。

横向性：以让·吕克·戈达尔为例

电影可以跨越空间、时间、流派、学科和话语，可以发展出令人兴奋的时间深度，包含过去的存在和未来的存在。让我用电影评论家、电影制作人和电影哲学家让·吕克·戈达尔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于2022年9月13日去世。他对我思考媒介和如何与媒介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非常特殊的电影视频史是以几种作为装置-交流（apparatus-communication）的方式来书写的：作为参与电影过程之中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的精神装置（mental apparatuses）的交流材料，同时也作为通过装置进行交流的条件（通过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技术假肢）。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装置和格式（formats）之间如何进行横向性思考和行动的召唤。

这是电影作为支配性霸权特质的一部分，即生产可见物的机器通常是不向观众展示的，正如电影制作人兼评论家让-路易·科莫利（Jean-Louis Comolli）所说，幻觉机制总是隐藏的，保持不可见的状态。这是戈达尔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紧张关系之一：他把通常被蒙在鼓里的东西拖进了电子管的照明当中。但如果没有器械，没有拐杖，没有用于视觉、听觉和记忆的技术假肢，那么这种视觉再现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戈达尔用这一张力“计算”出了他的电影产品。在他的电影中，社会文化模式（那种亲密的、私人的、极端主观的、文学化的……）同电子胶卷的美学结构完全一致。

我们已成为自然、生物和技术的一部分

远程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变得高度离散、无处不在并且可被自由支配了。这与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更大的社会“我们”当中的一个部分——可支配的主体——相互结合，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处理恒久危机的社会现实。在未来，高级新闻将意味着可以在个体之间、不同文化间、技术和自然的异质世界间任意移动的、灵活的，因而是可被支配的。在地球目前的状态下，我们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停滞了。

视听电影多种多样的场所和技术，就像活动声像的个体结构的美学和戏剧性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从电影外现实（extra-filmic reality）的照片、视频或电影记录到投影或小型显示器上放映的过程中，存在着转换游戏、化妆舞会、介入、研磨、记录和赋魅的无限可能性。对我来说，展开它们就意味着让它们可被自由支配，我们应当积极而富有诗意地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已经成为自然、生物和技术这个高度复杂结构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结构正在不断发生令人讶异的变化。而我们作为人类的行动者，应当最终学会在这个结构中比以往更加谦虚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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