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VB影视大全人气：687更新：2023-03-22 10:59:17
1993年，一位30岁出头的日本电视台编导，扛着摄像机，风尘仆仆地前往台湾省拍摄纪录片。
这个年轻人大概与所有老男人都八字不合，当时台里的前辈已被他从头到尾怼了一遍。
可没想到，这次拍摄竟让他和一位大他一轮多的中年男人，碰撞出了一段“忘年恋曲”。
近30年后，这部不到50分钟，却珍贵得足以进博物馆的纪录片，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睹真容：是枝裕和执导的《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
左起：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当时，是枝在富士电视台做一档深夜节目。
原定计划只是在节目上帮侯孝贤的新片做宣传，但一听和偶像有关，是枝抓住机会，主动提出要赴台拍纪录片。
与侯孝贤的短暂接触，让是枝决定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也直接促成了处女作《幻之光》的拍摄。
《幻之光》
现如今，是枝已拿下日本影史第五座金棕榈奖，成长为欧洲三大A类电影节的常客。
这让我想到，第57届金马奖…
为了给侯孝贤颁发“终身成就奖”，是枝在台湾隔离了两周，在舞台上表示侯孝贤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联系纪录片看，倒像是一次奇妙的跨时空对话。
《映照时代》里，台湾电影的势头已不复往日。
市场被好莱坞和港片占领，每年只产出10部左右的新电影，本省电影人青黄不接。
庙前的露天电影、西门町的红楼剧场，所有关于胶片电影的记忆，也都在消逝。
杨德昌正在拍摄《独立时代》；侯孝贤正在宣传新电影《戏梦人生》。
这两位同是46岁、同是祖籍广东梅县，同是客家人的导演，慢慢疏远着彼此之间的关系。
侯孝贤担忧着年轻一代越来越少人了解台湾历史，希望继续用电影讲述中华民族的故事。
杨德昌慨叹着“以后就没有电影了”，计划尝试更多类型，比如悬疑片、动作片。
《映照时代》虽短，但内容却很精炼。
是枝在多年后说：这两个人居然可以存在于同一个时代，他们的电影互相影响，却又是以平行、对照的关系存在，真的像是奇迹一般！
借此机会，不妨来聊聊这两位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对华语电影有着深远影响的宗师导演。
杨德昌与侯孝贤
侯家迁台，要从一次偶然说起…
1947年，在梅县做教育局长的侯父带学生去广州参加运动会，期间偶遇了大学同学。
同学即将前往台中任职市长，便问要不要当他的主任秘书，侯父欣然应允。
就这样，刚出生不久的侯孝贤随着家人，迁到了台湾生活。
本以为三年两载就能回大陆，置办的都是最便宜的竹制家具。
但没想到，两年后他乡变故乡，浅浅的海峡隔断了几代人的回家路。
初到台湾时，生活不似预想中富足，侯父620块的月薪要养活八口人，日子过得很紧巴。
为了多领些粮食，家里把侯孝贤的年纪往大报了一岁，甚至连萝卜叶都会拿来腌着吃。
潮湿的气候使侯父患上了肺病，所以在侯孝贤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很少会跟他说话，怕传染。
侯母思乡心切，加上压力过大，自杀过两次。
算命先生说侯孝贤长大是做官的命，所以年事已高的奶奶格外疼爱这个小孙子。
还经常牵着他的手，念叨着要徒步走回广东。
《童年往事》
很难想象，如今蜚声国际的大导演，小时候却被家人说是“无可救药的人”…
那时，他们一家人住在高雄县政府的宿舍，附近有座热闹的城隍庙，那里便是小侯孝贤的宇宙中心。
打弹珠、摇骰子、玩陀螺，一群人变着花样赌钱。
没赌资时，侯孝贤就偷偷典当父亲的西装、手表、派克钢笔，领空哥哥的存折。
翻院墙偷芒果、混帮派、抡刀打架，都是家常便饭。
另一面，侯孝贤很爱看小说，讲江湖道义的武侠、谈男女情长的琼瑶，都让他着迷。
城隍庙是南部七县市戏剧比赛的地方，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一演就是两个月。
这样的环境，让侯孝贤从小就浸润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要说正儿八经的电影，侯孝贤是没钱看的，但对于早早“混社会”的侯孝贤来说，混张电影票简直是小菜一碟。
他经常嘴巴抹了蜜，“阿伯阿伯”地叫，让别人带他进戏院看电影。
稍大点，他看电影的方式更叛逆，剪铁丝网、翻院墙、造假票，这些小动作让他看到了不少电影。
有日本的武士片、怪兽片、黑社会片；美国的西部片、科幻片；各式各样的港片…
高中毕业后，侯孝贤没有考大学，而是服了两年兵役。
走之前，侯孝贤像一夕之间长大般，自觉地与青春期的叛逆混乱一刀两断。
每逢休息，侯孝贤都会跑去看电影，有时一天会看4场。
有次，他观看了英国电影《十字路口》，片中被社会阶级愚弄的美好爱情深深打动了他。
回到住处，侯孝贤在日记里写道：要花10年时间进入电影行业。
从那天起，电影对于侯孝贤来说，不再只是一种消遣方式，而是作为个人理想，列入了人生规划。
退伍后，他一边在台北打工，一边准备大学考试，遇事就拿出在城隍庙混的那一套，还真管用。
1969年7月，侯孝贤如愿以偿，考进了艺专的影剧科。
但，在学校里能接触到电影的机会很少，都是些戏剧、化妆、表演课程。
毕业后，侯孝贤先是卖了8个月的电脑，每天不厌其烦地介绍产品、递送名片。
肯花心思的侯孝贤，一连拿了8个月销冠。
直到他得到给李行导演做场记的机会，才算是踏进了电影行业。
此后的5年间，侯孝贤参与了十部电影，慢慢从场记做到了编剧、副导演。
1984年的《风柜来的人》，是侯孝贤创作生涯的重大转折点。
在这之前，他已经推出了多部爱情喜剧片，叫好又叫座。
但本质上还是琼瑶电影那一套，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某天，编剧朱天文拿来一本《沈从文自传》，书里那种客观俯视的视角令侯孝贤大受启发。
于是，侯孝贤试着让摄影师把镜头拉远一点，这才有了第一部烙印着“侯式美学”的电影。
《风柜来的人》
若干年后，一个在北京读大学的山西小子深受《风柜来的人》的影响，走上了电影创作的道路。
他的名字叫贾樟柯…
贾樟柯、侯孝贤与是枝裕和
之后，侯孝贤仿若打通了任督二脉，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接连创作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影片。
虽然在欧洲拿了一些奖，但都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小奖，当时媒体还嘲讽他是欧洲乡下小影展的常客。
1989年，历史注定一般，侯孝贤交出了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悲情城市》。
那时，台湾已解严，蒋经国刚去世，不过政治话题仍然很敏感，更何况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二八事件”对人民的摧残。
新闻局要删戏的消息一经传出，就遭到了媒体的狂轰滥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只能作罢。
《悲情城市》也为华语电影赢回首座金狮奖。
在《戏梦人生》后，侯孝贤依然保持高产，相继推出了《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
谁能想到，这些重量级电影的剧本，侯孝贤都是写在女儿的作业本上。
而他退休后最想做的两件事，是建造氛围融洽的电影院、培养更多的电影人才。
杨德昌完全是另外一种成长模式。
杨父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杨母则在“中央信托局”，一家人的生活很令人艳羡。
1岁多时，杨德昌随家人迁往台湾。
他的童年是在“白色恐怖”中度过的，漫画和电影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对手冢治虫（《铁臂阿童木》）尤为偏爱。
上大学时，流水线生产的好莱坞电影让杨德昌厌烦疲倦，他更愿意泡在国际戏院里，观赏一些欧洲电影。
杨德昌在2000年的自画像
1970年，杨德昌前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
谁都没想到，拿到学位后，这位程序员居然跑去申请了南加大的电影课程。
可没过多久，杨德昌发现学校里全是自己厌恶的好莱坞风气，老师传授的的创作理念跟自己的电影审美产生了巨大分歧，一怒之下便离开了。
之后，他又在华盛顿大学做了几年电脑工程师，直到而立之年，杨德昌开始焦虑起未来规划。
因为对建筑感兴趣，杨德昌又申请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建筑系。
某天，朋友的话让他踩了刹车：你做建筑师后还会不会想拍电影？
深思熟虑后，杨德昌还是决定放弃建筑，找机会进入电影行业打拼。
1980年，机会来了。
留学时认识的同乡要拍一部新片，想请他当编剧。
杨德昌二话没说，辞掉工作便回了台湾。
虽然这部汇集了徐克、杜笃之、李宗盛的影片没能公映，但也成为了杨德昌的人生转折点，为他推开了电影世界的大门。
不过，偏执的做事风格让他在创作初期就麻烦不断。
为张艾嘉拍的单元剧，原定90分钟，结果杨德昌拍了150分钟，只能分成上下两集播出；
去香港给《阴阳错》编剧，结果剧本一改再改，导致杨德昌被剧组开除，半年后返回台湾。
《光阴的故事》之《指望》
这些特质在长片处女作《海滩的一天》就有体现。
《海滩的一天》
他创作剧本的方式有点古怪，因为不善表达，往往只会用流程图的形式，在白板上写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然后同事会整理出一大堆东西，杨德昌挑挑择择，选出自己满意的部分。
他本人反而会花很多时间，详细列出每个角色的人物性格，简直比剧本还丰富。
杨德昌在80年代的穿着打扮绝对是时尚弄潮儿，瘦高个，穿着棒球外套和牛仔裤，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爱听歌剧，笑起来时眼睛会眯成一条缝。
但这位张震眼中的帅哥，却是出了名的难搞，跟他合作过的电影人都会吐槽他的臭脾气。
拍《沙滩》时，为了外聘杜可风（摄影师），杨德昌和公司闹得很僵，可当杜可风进组后，又被杨德昌的性子气得撂挑子走人；
筹拍《暗杀》（项目流产）时，杨德昌想邀张曼玉出演，但见面当天张曼玉要参加一场慈善活动，时间有点冲突，可杨德昌坚决不肯协调，觉得“我请你来你的时间就是我的”，就没再见面；
给耗了五年的《牯岭街》配音时，14岁的张震老是找不到感觉，气得杨德昌冲进配音室，一把抓起张震的衣领，说要去外面“单挑”…
杨德昌在《牯岭街》的片场为张震、杨静怡讲戏
剧组人员如果犯错偷懒，都会受到“三字经”和“五字经”的祝福。
放眼整个电影圈，只有和杨德昌有过亲密合作的杜笃之（录音师）和余为彦（制片），才能镇得住他。
杜笃之曾说，自己20多年没跟杨德昌吵过架，仔细想想这可比拿奖难多了…
不过，也正是这种专注到六亲不认的创作态度，为华语电影带来了两部Top级的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前者还原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台湾风俗，用冷峻的笔触揭示出“时代杀人”的戒严本质；
后者更是杨德昌的集大成之作，用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喜怒哀乐投射生命的汹涌与静默。
贾樟柯曾评价，只有侯孝贤的电影能准确拍出我们的前世今生，只有杨德昌能用一部电影解释整个世界、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
《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这些影片，都用西方格言式的表达，辛辣地批判了现代社会。
但电影中的思辨对当年的观众来说过于超前，导致票房惨淡，一度让杨德昌这个名字和“票房毒药”划上等号。
比如，侯孝贤主演的《青梅竹马》（杨德昌与蔡琴的定情之作）就因为票房太低，上映仅4天，便紧急撤档…
除此之外，杨德昌还经常预算超支，让项目几度中断，拍了十几万呎胶片的《牯岭街》（一般电影大概三四万呎）就是个例子。
总之，杨德昌要么就不拍，要么就拍到极致。
有一年，日本资方想邀他和关锦鹏、岩井俊二合拍一部三段式电影。
对方给的条件很优渥，杨德昌干脆拿出构思多年的概念，浓缩进从小到大的生命体验，拍成了独立长片。
这部电影便是艳惊四座的《一一》。
凭借此片，杨德昌在华语片大放异彩的新千年，捧回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回母校放映《一一》时，还上演了一个名场面。
他不仅高声喊着“五字经”，还冲上前踹走了那个人…
戛纳获奖后不久，噩耗传来：杨德昌罹患大肠癌。
他一边积极治疗，一边继续创作从《清明上河图》汲取灵感、以成龙为原型的动画《追风》。
很遗憾，癌细胞扩散到了脑部。
直到临终前3天，杨德昌陷入昏迷，才放下手中画笔。
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倒在了花甲之年的门口，作品永远定格在了“八部半”。
如果上苍多给他点时间，可以预见华语动漫亦将迎来一场变革，那部只有10分钟样片的《追风》，已足够证明…
篇幅有限，这次只能聊这么多，关于侯杨两位导演的故事乌鸦能聊上个三天三夜，以后有机会再分享更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徐克、许鞍华、谭家明等人掀起了香港电影“新浪潮”。
急切期望冲破武侠、言情、政宣等题材的台湾电影人，紧随其后，开启了台湾“新电影”时代…
而侯孝贤和杨德昌这两位灵魂人物，引领了这一时代，影响了是枝裕和、贾樟柯、毕赣、万玛才旦等一大批导演。
给电影人的情书音乐：蔡琴 - 不悔
彼时，音乐神经敏感的杨德昌为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配乐；侯孝贤倾情出演杨德昌《青梅竹马》的男主角。
杜笃之为两位导演的电影录音；廖庆松左手剪着侯孝贤的《恋恋风尘》，右手剪着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差点顺手把《恋恋》剪成恐怖片）…
那样一段最好的时光，大家总是创作欲爆棚，亲密无间合作着。
侯孝贤的御用编剧朱天文说：侯杨二人，曾经走得那么近，一开始肯定曾被对方身上相异的质素吸引，毕竟一草莽野气，一中产多虑。后来发现彼此非同类，终究各走各的路。
我们抓不住时间，挣不脱时代，逃不离命运，但能通过电影留住故事，留住中华大地上的世代变迁、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
就如《一一》中，那句最经典的台词：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在电影里面得到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双倍。
回首往日，不论是《童年往事》《悲情城市》，还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都向我们讲述着那座潮湿的热带岛屿上曾发生过的故事，都记录着中华文化里、特殊时期下，雨打浮萍一般的平凡家庭。
记得，杨德昌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何其幸运地生长在这个不幸的时代。
We are luckily unlucky.
作为观众，或许我们可以将下半句写成，“又何其幸运地能走进侯孝贤和杨德昌编织的光影世界”。
黑暗中总会上演许多故事，真善的、虚伪的、震撼的、奇幻的、恐怖的…
当光明照耀在黑暗中时，新电影又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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