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帝国的语言中照见如今思想沟通的巴别塔

70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没能完全解释二战期间德国民众的心态变化，在希特勒的鼓动下，即便是如海德格尔这样人类历史中少有的哲人，都会在纳粹思想的漩涡中放弃挣扎，甚至是与之同流合污。

众所周知的是，希特勒企图利用集中营来“消灭”整个犹太民族，殊不知，在这个明显的目标背后，他还悄悄地用着另一种手段，来控制了几乎整个德意志民族。犹太裔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就揭示了希特勒通过对德语环境的改造从而达到控制国民思想的目的，也从一个侧面部分地回应了那个问题。

纳粹德国时期，在眼花缭乱的情绪煽动的内部，是看似雄伟壮丽实则贫瘠乏味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一方面通过对战争意向的不断塑造而累积着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则利用体系的控制将民众的批判与理性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甚至扼杀在形成言语之前。

伟大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也在《政治与英语》中指出，愚蠢的思想出自于简陋的语言，而语言的简陋又易于产生愚蠢的思想。奥威尔甚至在他那本神奇的《1984》中，虚构了一门叫做“新话”的语言。意指当政者不断减少“有害”的同义词，删除他们认为民众不应该使用的某些词汇，从而创造的一种“简洁”的语言。主角因“拒绝接受党对历史和对他个人记忆的控制”罪名而被捕，经过长达9个月的改造，他像是经过重新经过怀胎一样，变成了说“新话”的“新人”，他像婴儿一样没有记忆，也像婴儿一样毫无反抗的意愿和能力。

希特勒已经跟他的纳粹帝国一同被埋葬，当年纳粹式的语言也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成为人类文明角落的垃圾，但语言的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当然，现在的舆论情况要比当年自由的多，语言伴随着物质的发展，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生机蓬勃的样子。贫瘠早已经不再是困扰人们对语言使用的限定，但语言却没有回到正常的中位，反而滑向了泛滥的一端。

无论从哪个维度上去看，语言都在一种近乎失控的状态下拉扯。随便打开一个电视的频道，有质朴现实的《乡村爱情》、《刘老根》为代表的本山宇宙，也有《美人心计》、《延禧攻略》所构筑的于正江湖。现实与幻想、乡土与潮流，最后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复杂语态。

拨开这些日常生活的迷雾之后，一个更加严峻的现状呈现出来，所谓的“官话”和“民话”，一边是主义、道路和自信，另一边是段子、俏皮话和百姓智慧，它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存于社会中的语言体系，甚至共存于一个人的思维体系中。

但更多的情况是，复杂的官方话语，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话语空间，让没有耐心的普通民众，主动的放弃了对政治了解的意愿和参与的可能。但这种对自我权力的放弃，同时会滋生出大量的问题和不满，最终这些情绪被民间的智慧倾泻到民间语言系统当中，形成了简单、粗暴、情绪释放式的非理性话语逻辑。

一个有趣的段子，话说刘关张三人齐聚桃园，刘备：为图大事，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直到今日，淘尽狂沙始见真金天可怜见，将二位英雄赐予刘备，备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关羽：关某虽一介武夫，亦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禽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遇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即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即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张飞：俺也一样

关羽：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张飞：俺也一样！关羽：有违此言，天人共怒之！不出所料的张飞：“俺也一样！”

这似乎就是当前语言系统的一个形象体现，面对文邹邹的关羽的官话，民众如张飞一样插不进嘴，只能附和着“俺也一样”，心里也许狂奔过一万头各种动物，转身过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口吐莲花。

在看似繁盛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各方力量拉扯呈现出的语言鸿沟，在相同战壕的人用着同样的话去沟通，但不同的话语体系里，不同的战壕的人，有人操着国学的口吻，有人拿着嬉皮士的腔调，在过分的强调个性的时候，人们都躲在自己战壕中越挖越深，反而忘记了破除巴别塔魔咒的人类共同的批判与理性。

自说自话的现象，直接反应出这个时代语言的实质，看似繁盛背后依然是贫瘠的，这种贫瘠不似纳粹德国时希特勒所构建出来的同一种论调、书面口语统一、官话民话不分的那种单调的贫瘠，而是在各种花样的话语炫技背后的“理解的可能性”的贫瘠。

当语言作为工具，越是丰富的时候，也会让人沉迷在这个系统中，而不懂这个体系的人越难以理解和使用。就像如今，再聪明的人，也很难同时掌握高等物理和生物化学这两门不同的语言，更别说在这之间搭建起桥梁，互相沟通。

在生活中，玩爵士的瞧不上搞摇滚的，做股票的搞不懂做并购的，看赵本山的不知道肖战王一博，用微信的联系不上用QQ的。在语言体系通道中走得越深，人们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就越远。最后就应了巴别塔的预言，甚至更加严重的是，人们沟通不能仅仅用某一门语言，比如中文、英文来划分，在不同的文化族群，不同兴趣爱好之间也竖起了一座座高塔。

更严重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洗礼后的媒介文化包围之下，人们在各种闪烁的信息中渐渐丧失了对一件事物持续理性思考的能力，在爽、酷的刺激下，交出了仅有的耐性，以及人们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最底层的工具——语言大树之下的批判与理性之根。

如果说在希特勒的时代，人们是因为臣服于纳粹的淫威，而不得不放弃对语言内涵的追求，转向一种贫瘠的表达，以及在长期使用这种表达之后形成的完全被控制的思想。那么在如今，人们已经不再由于某些限制，固守在某一片贫瘠的语言土壤中，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受限，让原本兄弟相称的分道扬镳，醉心于某种自我的小群体所创造出的语言庇护所中，满足着一部分人的虚荣心。

孔雀在过度的自我展示的追求驱使下，长出了让它难以负担飞行的巨尾羽。如今的人们，就是在语言的过度开发的狂欢中，发展出太多看似鲜亮实则无用的东西，而又有更多的人，甘心于栖息在孔雀的尾羽上，切断与历史、与人性的最普遍联系，构筑着属于自我的价值语言。

而更可怜的，是那些在赵本山宇宙中却一心想着于正江湖的台词的人，在语言和语言的沟壑里，在文化与文化的撕裂处，在现实与期望之间，找不到最终的心灵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