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头东河的历史「回忆儿时在包头市东河区」

为什么60年过去了，每次梦中总是出现那高高的大门洞，听到从院里开门的“咔㗳”声，这就是儿时记忆吧，还是因为出生在这里呢？总之，梦中最多最多出现的是姥姥家。

那是在1958年秋，母亲在包头市第二人民医院生下了我，三天后，妈妈就抱着我坐着人力三轮车，来到了东河区财神庙街石胡筒1号院的姥姥家。一个月后母亲带我回到她和父亲工作的地方——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乌兰镇。

爸爸或者妈妈带我从伊克昭盟到包头，是从达拉特旗过黄河进入东河区二里半，那是必经之路。印象中总是在晚上来到东河区火车站广场，在鄂托克草原上是没有明亮灯光的，显示出这里是个大地方。走在干净宽阔的水泥面路上，两边的路灯尽管让风刮的一闪一闪的，可还是感觉来到城市了。一路上虽然很少看到汽车，可那么多骑自行车的人，也是我在草原上没有见到过的。街道两边路灯下坐着一些老人在玩着扑克和象棋，孩子们在戏耍着什么，更有一些妇女在用手指点着我说着什么，后来才明白，她们是在议论我穿的蒙古袍。

我们往北直行，经过二宫、百货大楼、三三照像馆，沿着和平路穿过胜利路，继续往西北走就到了财神庙。往东是东门大街，往东北是后水沟，往正北是通往大水卜洞的官井梁。

包头市一宫大转盘中间三只鹿像是包头市标志建筑

进入1号院门是个四合院，感觉还很大，尽管家家门前都有炭仓土灶，可院中间是没人侵占的。我记得西房是赛扣家，正房是石老板跟他儿子锁旦和连生家，靠东边还有一家忘记叫什么了，东房是小五和小燕家，南房东边是老齐宪家，西边是绥生、花花家，中间就是姥姥家。解放前整个院子都是沈老板的，她被赶到后水沟土窑洞了，院子充公后住进了来包谋生的平民百姓。整个院子十多间房三四十号人，只有连生父母是东河区干部，其他人大多数没有正式工作。

尽管院子里人多，可在我记忆中，就没听到过邻里有吵架的声音，离开多年后也没听说他们有什么矛盾。当时像姐姐七八岁，我五六岁的孩子院里有十多个，天天那个淘气呀，可就是没有打架的，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系。

屋内正面是一只大红躺柜，右边是一对板箱，左边就是大炕了，连炕头的是灶台和风箱，中间是洋炉子。这是屋内主要家当了。对了，还有两口大水缸，一口装水，一口放米面。

晚饭前的夏天，院子里最热闹，东南西北户，全在屋外门口灶台做饭，小朋友们几乎都在“拍嗒、拍嗒”的拉风箱，满院子的烟和“咯咯”的说笑声。饭熟了，孩子们端着大碗小米粥，里面泡着玉米窝头，手里还拿着一块咸菜，在大门洞吃着、还说笑着。

傍晚，最熟悉的声音是姥爷的收音机，播放着评书和侯宝林、郭全宝的相声。有时会把20号院姐姐同学秀梅和她哥洪亮，还有很多小朋友招来，炕上地下坐滿一屋子小孩子，姥爷从不烦躁。

夜里睡觉前，我们姐弟俩看着墙上贴的《朝阳沟》剧照画，听姥姥给讲戏中银环她妈一蹦老高的故事。

白天院子里人也很多，尤其在署假，孩子们把外院的同学也叫来了，跑窜在各家玩，姐姐和她的女同学在院里跳方方、跳皮筋、踢键子，嘴里念叨着什么：“刮大风，下大雨，里面坐着白毛女……。”男孩子们弹玻璃球、甩三角、抽元宝。天冷了，在家炕上玩火柴盒大小的纸牌，还有抓礠礠、下军棋的。

我到了七八岁时跑出院和大孩子们外玩“传电”，这种游戏在晚上大门外人少时的路灯下玩。由一个人抓几个人，从一个电杆跑到马路对面另一个电杆没被抓住就赢了。

如果小朋友多那就“拳头、剪子、包”分出两拔人，架起两到三层，最上面的两个人互相扭打，最后结果是两拔人全部倒下。我们还玩跳人马，先跳一个，后变成两三个人低头弯腰站一竖排，其他小朋友助跑跳跃。铁蛋能跳跃过四个小孩儿，在此基础上发明的压摞摞最红火。第一个小孩儿托住墙，后面五六个互相搂着腰，低下头和身子一排站稳，剩余小朋友在七八米远的地方助跑，依次往上骑跳，有时候十几个人能摞三层，手快探住房檐了。下面小孩子受不住沉重的冲击力，自然倒下，上面的东倒西歪掉下来，这时就高兴的大笑上一阵子。

只有两个人时也不闲着，玩撞拐拐，一般是双手搬起左腿，右脚单跳用劲撞对方，这游戏能锻炼腿和脚的力量，也能锻炼平衡力。

院子中间有口下水井，冬天冻个冰坡，女孩子开始打滑叉，男孩子抽佗螺、滑冰车，还有大点孩子围绕着井学自行车。

记得正房东户经常把我们叫到她家糊纸盒，有火柴盒、药盒。小朋友们即玩了，又帮大人赚钱了。

院外最爱听得声音是“奶 油 雪 糕～五分一根”，这时姥爷会给我五分钱。我买根三分钱的冰棒还能剩二分钱留着以后看小人书。最难听的是推头那个响声，剃头匠站在院子门洞，一手拿着一个铁夹子，一手拿着一根细铁棍，从根部向梢部一划，发出“嗡嗡”的声响，院里人就知道理发的来了。

偶尔会有驼铃声经过，这是我们最喜欢看得大骆驼队伍来了，这时我总能想到我生活的鄂托克草原。蹦爆米花、吹糖人都是我们要围观的。

包头市旧东河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大水卜洞的鬼故事：“从前呀，有个叫明明的后生，在黑夜雨天路过大水卜洞，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他顺着声音走到水坑边，看到一个白衣女子，长发挡住了脸，低着头在哭。明明过去拍了下她的肩膀，不小心把人家耳环碰掉在了水里，正好一个电闪雷鸣，天如白昼，女人猛然抬头朝向明明，只见她满脸血肉模糊，一个眼睛有鸡蛋那么大，舌头一尺多长露在胸前，大张着血口，冲着明明喊叫：‘给我赔耳环！’吓得明明掉头就跑，一路没敢回头，跑到牛桥街遇到吕祖庙的一个和尚，明明讲了见到女鬼的事情，和尚说:‘那是山洪冲下来的墓虎，我正要去捉拿。’说完，和尚就不见了。明明后来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死了。”

小燕这个故事讲得我在上学后才敢和大哥哥们去大水卜洞玩。

我常坐在炕的里面，看姐姐和秀梅、麻素枝在炕边上玩。她们用手先把小皮球高高地抛起来，赶快把四到六个羊拐撒在炕上，接住球再拋向空中，赶紧把羊拐翻成统一的面，反复翻，或平或立。姐姐手急眼快，不需要把球拋很高，就能把羊拐按游戏规则翻几遍。她们玩完跑了，我拋起皮球试着翻，着急慌忙翻不了一个，觉得太难了。到是姐姐的羊拐好看，因为染了颜色，一面红红的，一面蓝蓝的。总感觉不如我回到鄂托克跟蒙古小伙伴玩拾羊拐简单好玩。我们不缺羊拐，每人一皮兜子，坐在毡子上，各自抓出七八个，摆成“包”或“坑”，交给庄家，庄家用沙哈嘎（母子），抛向空中，快速拾包或坑，捡包就不能碰坑，直到把羊拐捡完。

每天在大门洞甩三角是最常玩的。一个人也甩。把烟盒纸存下，压平整后叠成三角形，三个边还折回点儿，好兜风。两三个小朋友早等上了，开始用力扇呀，把谁在地上放好的扇翻过面就赢了。最喜欢扇烟贵的，什么恒大、牡丹、大前门我只要赢了，就舍不得再拿出去玩了，只出太阳、千里山、哈德门这些不贵的三角。胳膊摔疼了，几个小朋友就往财神庙跑，看卖鸟和鸽子的。掏兜里有一两分钱，就会到老爷爷们摆的小人书摊看上一两本。最常看的是《三毛流浪记》。回家时脚下踢个空铁皮罐头盒，一直踢回院子里，让收破烂的老齐宪在罐头盒下方掏个孔，中间穿上许多细铁丝做炉盘，再用根长铁丝拴上，就做成了一个小火炉。从炉灶里掏块煨炭放进去，轮起胳膊转大圈，为了风大点儿，提上小火炉往后水沟的山上跑，火烧地旺旺的。在炉子下放上一个小土豆，还很烫手，跑累了也饿了，坐下来吃着夹钢山药（半生不熟的土豆)，心花也怒放了。

包头后草地

这是沙尔沁的农民大爷赶着马车，来到东河，在财神庙街买上一上午，到午后剩下软得不好卖了，他们也不往回拉了，就往石胡筒这边走，便宜卖给院里的居民。杏不好存放，农民大爷把一大堆杏，以一块钱的价格包给了一号院，每户出上五分一毛，分回二三斤，孩子们就开始吃呀。都要把杏核儿留下，洗净晾干后兜里装得满满的，玩“背骨骨”。两人或几个小孩都可以玩，一人先掏出一把杏核儿放在画好的圆圈中间，然后猜东猜（拳头剪子包），谁赢了谁先抓起一大把杏核儿，抛起后再用手背接住，再抛起用手心接住。接住多少杏核儿就赢了多少，掉落在圈外的就归了对方，掉落在圈内的可以继续背，直到背完为止。这种游戏手大得占便宜，所以不跟大孩子玩。玩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翻手抓的，有双手背的，反正杏核儿不缺。还有人把杏核染成红色或绿色的，玩时一看就是自已的核儿，因此兜里装得杏核儿有带颜色的，知道是谁的核儿，背时尽量往住抓有颜色的。到秋天用斧头砸开取出杏仁淹得吃，杏壳子放在炭仓里准备烧火用。

以前家家都有方孔铜钱，我们叫“至钱儿”，把它中间用大公鸡翅膀最粗得骨管穿上，用碎布条把好看的鸡毛固定上去，一个毛键子就做好了。

有一种游戏叫打节克，两人就可以玩，一人站在墙跟下，最好是一栋房子的侧面，贴墙画一米大小半圆，前端还画个小尖三角。一人站在圈内左手拿一个用硬木棍削成两寸长，两头尖，两公分左右粗的节克，右手拿用木板据成菜刀形状削出刃的砍板，把节克放在画好的尖三角上，用砍板砍打三板，第一板叫：“一节克”，第二板叫：“二不勒”，第三板叫：“三逼兜”。另一人在对方砍打时，站在远处，用帽子接节克，一般能打出二三十米远。玩法多种多样，也有危险，因为打出去的节克力量非常大。有次我让打在小胳膊上，好长时间肿痛什么也干不了，如果打在头或眼上，后果就严重了。

打节克和我小时候在鄂托克旗跟蒙古小孩儿玩打布鲁有些相似。布鲁是用榆木圪旦削成球形状，有桃那么大，拿牛皮缝包好，带一根牛皮绳，甩着玩。不松手打目标叫都经，投出去打叫西达玛。妈妈怕打着小朋友，给我缝了个沙包，里面装着沙子，带一根马鬃绳甩着玩。后来听爸爸说，这是蒙古人随身带的武器，布鲁形如大蒜头，是用锡铁或黄铜做成，铜环连接蒜头部，能甩打伤狼或把对方打下马来。

旧包头

小燕妈，姥姥叫她三女子，她是院子里的领导，常组织大家学习，读报纸讲讲国家大事，再安排一下院子卫生值日情况，谁家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说一说，外地来人住都要和居委会说一声，一切秩序井然。

有一天，这个院子被我大哥的到来给搞得沸腾了。大哥是我大姨的大儿子，那年十二岁，叫喜奴，长得白白净净，是“少年之家”的领唱。他一进院子，大人小孩儿都围了上去，他常来姥姥家，大家不是为了看他好看，而是因为他办了一件让我们无比自豪的事情——他去了首都北京！参加了全国少年歌咏比赛获奖啦！他为内蒙古，为包头市少年儿童争了光，大姨更是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三女子大声对大伙儿说：

“接到办事处通知，晚上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播放喜奴他们参加比赛时的录音，大家回家听广播！”

我们全跑回自家打开了收音机，当听到大哥唱《草原英雄小姐妺》主题歌时，全院子第二次沸腾了。

六六年后，喜奴大哥不怎么上学了，常和同学们往人多的地方跑，当时东河热闹的地方主要在财神庙街、红星影剧院广场，还有百货大楼门前，二宫有时会聚集很多大人。大姨看到外面乱，不让大哥出门，这下好了，我和二哥可以跟他玩了。大哥开始给我俩和院里的小伙伴们讲《宝胡芦》的故事，这让我们想入非非，都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宝胡芦啊，大哥说：

“这好办，过几天我会变一个给你们的。”

有一天，他果然拿来一只和小人儿书里长的一模一样的小胡芦，大伙儿都想抢着要，大哥说：

“这胡芦到了你们手里，它就是普通的胡芦，可在我手里，它就是宝胡芦，想要啥能来啥，不信试试？”

这下大伙儿高兴的大声喊了起来，要玩具枪的，要小火车的，要飞机的。大哥说：

“慢慢来，先让娟娟妹妹要。”

我妹说想要一个大苹果。大哥不知悄悄跟宝胡芦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手突然指着我们背后，大声说：“看！来了。”

我们一齐往后看，什么也没有呀，大家正疑惑想问他呢，只见炕中央有一个又大又红又圆得大苹果，可把妹妹高兴坏了，我们都抢宝胡芦。大哥说，以后谁听他的话，他就让宝胡芦给谁变，说着他小心翼翼地用手绢把宝胡芦包了起来，装在上衣兜，给大家做了个鬼脸，得意的向大门外跑了。

晚上姥爷回来，我跟姥爷说了大哥用宝胡芦给妹妹变了个大苹果的事，姥爷听后笑了笑，走到大水缸前，拿出水瓢说：“这就是宝胡芦！如果找回另一半，对在一起，它就是大宝胡芦。”

我问能变东西吗？

姥爷问：“你想要啥？”

“铅笔”

姥爷让我闭上眼睛，一会儿果然出现了一支铅笔。我正佩服胡芦呢，姥爷说，不要信这些，要从小学习科学，我问你：

“鸭子为什么总浮在水面上？”

我说因为有羽毛啊，姥爷说：

“那胡芦瓢光光的，一根毛也没有，可它也漂浮在水缸上不沉。”

我想，是啊。

在二宫的一次演出给我印象最深，他们是进京比赛完回包汇报演出，那天大哥他们特别整齐漂亮，二宫里坐无虚席，节目有草原英雄小姐妹舞剧和少年管弦乐合奏，最后是大哥领唱的三首少儿歌曲。演出结束，掌声响了好长时间，大人们上台和大哥们握手，还拍拍他们的肩膀，我看得真佩服大哥。

晚上大哥来姥姥家住，给我们讲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什么电车不能用手摸呀，楼房高得看不到顶啊，最让我记忆深的是，他说外国人鼻子跟老鹰嘴似得又尖又长，眼睛还会放蓝光。

这种好玩的好时光1967年后没有了，大哥红领巾不戴了，换成了改过的绿衣服，走时还好好的，回来衣服袖撕破了，帽子也没了，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姥姥问这是谁干的，他不说，晚上悄悄跟我和二哥说，是铁中的学生。

原来大哥他们喜欢去包一中旁边的体育场里玩，可因为人多篮球球架和篮球少，他们三中学生常和一中、十七中、铁中学生发生矛盾，每次几个学校学生合起来都干不过铁中学生。当时不明白为什么铁路上的子弟那么厉害，现在知道了，人家是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祖国大铁路线上，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

一天，大伙儿在他家玩了一下午纸牌，锁旦觉得没意思了，就提出打赌比胆大。赌什么呢？有说请吃油条喝豆浆的，有说请到黄河剧院看《智取威虎山》的，最后决定，请下馆子吃盘过油肉。咋赌呢？连生说：提出一项活动，如果大家都敢做就否决，最后只有一个人敢去做，就开始赌，都举手同意了就开始。小五先说，他敢爬火车，大家都敢，否决。连生说，他敢去小河套渡黄河，大家都敢，否决。赛扣说，他敢爬到三发电厂水塔顶上去，大家都敢，否决。小燕说，他敢一个人晩上走到青山区，大家都敢，否决。我说，我敢一个人去东胜，他们全笑了，说，谁不敢呀，否决！锁旦说，他敢一个人晚上去大水卜洞抓女鬼，大家一听都目瞪口呆了，相互看看谁也没吱声，他大笑着说，谁敢跟我去？！没人说话，他傲慢的大喊：“我赢了！”

大家齐声说：不行！怎么才能证明你晚上去呢？另外你抓住女鬼必须让我们看见啊，他说，行，晚上两点女鬼必然会从大水卜洞钻出来，找小孩儿吸血，你们就等着吧。

他当着大伙面准备了棍子、手电、绳子让我们都回各家，说他要提早睡，好半夜行动。

我们也就各自回家了，不到晚上九点，我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听到大门“嘭嘭”响，老齐宪去开门，听锁旦大声喊：“我从大水卜洞回来了！”

我一听赶紧爬在窗户上看，只见锁旦走到院子中央，一只手里提着棍子，一只手拿着绳子，朝各家看着，说着。我心想，坏了，他果真去了大水卜洞，我们输了。

我穿好衣服，跟老爷要了一毛钱，出门给了锁旦。一会儿，连生、小五、小燕、赛扣都出来了，可他们不给钱，说，没看到女鬼不算。锁旦说，女鬼被他打回了水里，可她晚上吸血死了的小孩儿还在，不信现在你们跟我上去看。大家一听，早就听说大水卜洞常有扔死小孩儿的，只好把下馆子的钱给了锁旦。

大姨更是骂他流里流气，像个小流氓，反正大人们一听口哨就反感，冲着吹口哨的男孩儿瞪上一眼，小声还要骂上一句。大哥不管那么多，天天挑水，骑车，拉风箱总是吹口哨，大姨实在忍受不了了，狠狠照大哥后背拍一掌：“滚蛋！别在院子里丢人了。”

大哥高兴的拉上我跑了，去他们三中玩双杠，没有足球就踢知青们吃剩下空铁皮罐头盒，大哥爬上电杆，摘下别人挂在上面的风筝给我玩。快到中午时，带我去财神庙花五分钱给我买个碗托儿，他二分钱给自己要个茶汤，还问我吃饱没？然后他说要带我去百货大楼。我是天生罗圈腿，走不快，他就背上我，到了百货大楼门前只见人山人海，他们在挤着的人群中互相交换像章，用小的换大的，铁的换有机玻璃的，大哥拿出大舅给他的一枚“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像章举过头顶，高声喊：“大像章换夜光的，谁有？”

“哗啦”一下围住大哥一伙人，大哥赶紧把像章紧握在手中说：“有夜光的拿出来看看。”

一个戴眼镜说着普通话的，一看气质穿扮，不是北京就是天津的知青说：“我有！”

然后把大哥拉出人群，到暗一点儿的角落，脱下上衣捂住大哥的头，从裤兜里掏出一枚夜光像章，让大哥看发光不。大哥看后高兴的说：“发光！发光！我换了。”

说完两人各自用左右手同时交换了。

大哥如获至宝一般，拉着我飞快的往家就跑，我摔倒了，他蹲下，让我骑住他脖子坐在肩膀上，一直这样回到了姥姥家。进门他就让姥爷灭灯，把窗户用牛皮纸窗帘挡住，从兜里掏出夜光像章，放在柜子中央让大家看。什么也看不着啊，姥姥说他骗人，没电怎么会发光呢，我也玩一天了，累了，睡着了。

不知半夜什么时候醒来了，一看柜子中央，那枚像章放着一束束的蓝光，和童话故事里讲得光一模一样。

有一次，跟着小燕、连生出了院子，往西北方向跑了，来到了迷宫式的梁上。这让我感到很新奇，没有四合院，是依靠山坡的黄土坡上铲出一块块的平地，盖出的大大小小简易房子，有的干脆挖成小土窑洞房，各式各样的房子和不高的土院墙，没有大门洞，更没有大门，只有裸出的土房房，星罗棋布在山坡上，一层一层的往高处爬。不时的看到小毛驴车拉着大水铁桶往上走，也有拉煤碳的，还有坐在上面围着绿头巾的大婶，这时会从车车上下来，好让毛驴省点儿劲。最苦的是有拉石头和沙子的，毛驴已经很使劲得往上拉了，可大叔还是大声吆喝着，用手里的皮鞭使劲抽打着毛驴屁股。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几个小孩儿赶紧跑过去帮着推一会儿。也有挑担子的，大多数是去梁下担水的，或者是一头一袋子粮食，很少见上下坡弯曲的小路上人们空着手的。即使是大娘们也是在胳膊上挎着篮子，或者在肩膀上背上小半袋子米面。这里住的应该是更早走西口出来先民们的后代，房子是他们祖辈传下的私有财产，几乎家家户户门前有小毛驴车，毛驴的棚圈，也有看上去宽大点儿的院落停放着马车，圈棚里有马和骡子在吃着草。

驴马骡车集中在了北梁，开始是为自己生活方便，随着东河发展壮大，生产运输业成为北梁的经济产业，它不仅提高了这里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为包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运输公司，有人叫他们搬运社或毛驴社。包头市东河区的居民和生产企业，基本上是靠他们拉运货物。后来逐渐由合作企业转为公有企业，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由毛驴车变为大汽车，其它为之服务型企业相继跟上，如汽车修理配件厂、螺丝厂、旅店、饭馆、理发、小卖部等在牛桥街一带迅速发展。

发现这个地方后，我常往这里跑，而且越跑越远。上了西北门外有了更大的发现，这里有骡马驴驼交易市场，大小牲口太多了，尤其我喜欢看马和骆驼。有卖草料的，打马掌的，卖马具、驼具和驴车的，比财神庙街热闹多了。这里人都是为生计忙碌着，而财神庙都是老年人或闲人。玩鸽子斗鸟的，目的不一样，思想也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北梁生活着包头最基层的劳动人民。他们也是东河区第一批产业工人，从祖辈走西口过来谋生，直到新社会当家做主人。

我喜欢来这里玩这里看，几乎一回到包头就到这里看看，有什么好马和个子大的骆驼，还有可爱的小骆驼、小马、小驴。偶尔看到有人拉着几只羊走过，这是从达茂旗草原拉过来宰杀的。东河人杀羊和我们在鄂托克牧区杀羊不一样，他们是把羊头直接割了下来扔在一边，拿盆子接羊血，然后吊起来剥羊皮。而我们的父辈是在羊胸上划开一个十公分左右的小口，然后伸进手用手指挑开羊的主动脉，血流在了胸腔里，再划开前胸把热乎乎的血灌了血肠。羊少痛苦且又干净利索，我就是不敢看梁上人们杀羊。

记得姥姥说：丁果仙人们叫果子红，她4岁学艺，7岁登台，17岁唱红太原城，后来她专攻“胡子生”，乃至戏后还穿男生衣服，留短发，戴礼帽，学着男人步伐，大摇大摆走在大街小巷上。她演的《空城计》、《捉放曹》、《太白醉酒》那是她艺术的顶峰，姥姥也最爱看这三出。过去也没什么太多的文化生活，看戏是人们最大的乐趣。姥姥成为戏迷，丁果仙的粉丝，是很自然的，再加上最大的便利条件是，财神庙拆了庙后，留下的巨大底座平台，成了天然的大戏台，山西晋剧团，和各地方戏班子，包括萨拉齐的二人台，都在这里演出。石胡筒1号院离财神庙三四百米的距离，姥姥是小脚，只要有戏，她都要早早梳洗打扮一番，让大姨拿上凳子，提前下去占好位置。我跟着看了两次，睡着两次，以后姥姥再不领我了，我也不想看，五六岁的男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憋在一群老年人堆里，不让说话，不让站起来，更不让乱跑，能受得了吗？姥姥看完戏回来，还是兴致不减，给我和姐姐讲关羽怎么放曹操呀，诸葛亮如何在城头上把司马懿吓跑了，我们经常在姥姥这样的故事中进入梦香。

晋剧

姐姐第一次领我去后，看到的是院子套院子，中间是两扇大红门，两边有大红柱子，房檐下是宽阔的过道，教室在过道旁的屋子里，光线很暗，下课时学生挤到院子中间，显得人很多，没有我们幼儿园的滑梯和压攸板，也就是翘翘板。只有一副单杠，一副双杠。大个子男生坐在双杠上，女生跳皮筋或打沙包，没有操场，更没有蓝球场。我觉得姐姐们学校一点儿也不好玩，所以去得很少。不过学校常给姐姐们布置的任务，我非常愿意替姐姐完成。记得一次让上交二十只苍蝇，我用姥姥的苍蝇拍，在屋里打完又在院子里打，还是不够二十只，最后想起来茅房多，在茅坑边打时，不小心把苍蝇拍掉进了茅坑，这让姥姥一顿说呀。妈妈从伊盟回来接我，姥姥还提这事，妈妈听后哈哈大笑着说：

“人没掉进茅坑就很不错了。”

六四年姐姐上一年级时，背的是妈妈自己用缝纫机给制作的书包，里面装的是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削铅笔用的马蹄形小刀，一个语文作业本，一个算术作业本。

吕祖庙

这种黑板是用黑色的石料加工出来的，16开大小，周边用木板条包着，正反面都能用白石料加工成的石笔书写，都容易摔碎，有一斤多重。

除了这几样学习用具，姐姐每天早上书包里还要带上姥姥给蒸的馒头，一个小玻璃瓶装好的凉白开水。下学回来后，姐姐要先上炕，在小方桌上做作业，姥姥要看馒头吃了没有，水喝了没，而我要看姐姐的小黑板，因为她除了在上面写字外，还在上面画一些小房子小人人什么的，我也照着用石笔在上面画，姐姐有时候要在上面写写算算，再拿碎布擦掉，把它做练习用，她写我在旁边看着，有时她会念出声来：“1十1=2”，这让我听见记住了，偶尔她也教我12345几个数。现在想想，我要说受到过启蒙教育，那就是从姐姐的小石头黑板上开始的。

每次基本上都是在红星影剧院，一要包电影，学校提前几天就通知学生了，学生需要三分或五分钱，可以带身高不到一米一的弟弟或妹妹一人。如果自己去电影院买票看，大人一毛五到两毛一张票，小孩票五分到一毛一张。学校包电影还是很便宜的。姐姐有时带我有时带二哥去，一般先问我，如果是打仗的我就要去，像《朝阳沟》什么的我就不去了。

看电影抢座位是个头痛的事情。有一次包《鸡毛信》，除了姐姐们学校，还有从东门大衔上来的特殊学校。红星广场上两个学校的学生早早站得满满的，那天还下了小雨，天有点儿凉。旭日一小校长在影院门外台子上宣布了看电影期间的纪律，特校有老师在旁边手语比划着，说明了各班座位区域，低年级在前，高年级在后，特校在最前最中间。交待完后门打开了，只见特校学生一拥而上，把点人数的电影院工作人员和学校老师挤到了一边，人数无法清点了，旭日小学生跟在后面也进。姐姐拉着我的手，听着班主任大声喊着什么往里面走。进去一看，长条凳子上站满了学生，老师也站在了凳子上指挥着。特校学生和老师，站在长条凳子中间比划着手语非常显眼。我们进去好长时间就在过道上站着，旭日小老师和特校老师商量半天，我们还是没地方坐。直等到电影开演前预备铃响了，门外高年级学生冲了进来，把我们快挤到了舞台频幕下了，姐姐使劲拽我往后走，灯光灭了，电影开了，吵吵嚷嚷声音小了，可我们还是没座位。等老师和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坐下后，电影已放到日本鬼子正在水缸里洗澡呢。电影院为什么不等学生们坐好再开放呢？因为外面广场又站满了另外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小雨中等待着下一场。

第一次看到她，应该是1964年。只见眼前河水淙淙，清澈见底，半米深的水，踏石过河还需小心，鸭鹅候鸟水里捞食，宽百米的河要过上一阵子。来到山脚下，抬头看到，几个人抱不住的参天古树，高高长在山的各处，枝叶满满的，不见了阳光，只有寺庙高低错落的站立在山角和树间。最突出的是一个红柱子凉亭立在直直的小山岗上，像哨兵一般。没等走近就听到鸟儿鸣叫的悦耳声，还有泉水的哗哗声。跨上石坝，就见像北京天坛回音壁一样的深墙圈子里，清水汪汪，上方三个龙头在各自吐着一股大水，一阵阵的清凉和树叶的味道至今难忘。

我来转龙藏那是太方便也太勤了，因为有个便利的条件，那就是我的大姨住在东门外，他们六五年前在东河区法院住，人们叫它东法院。一出门是两个足球场大的平底深坑，周围有土墙围着，里面种着各种蔬菜，叫胜利菜园子。再往东就是博托河，也就是留宝窑子河。后来大姨家干脆住在了转龙藏河西边的一个两层回族院子里。

大姨的二儿子年龄和我相仿，这样不仅有山水玩，还有小伙伴的吸引力。在姥姥家经常遇到住不下的情况，我就跟着二哥晚上从财神庙街往东门大街走。一路上要路过天主教堂、清真寺和回民学校。抬头看，不仅有星光，还有一道道交叉四射的探照灯光，因为自从六四年在土右旗境内打下台湾U2型侦察机后，留宝窑山上一直住着高炮部队，这也是勾我们魂的原因之一。

上转龙藏是有任务的，有时大哥不在，我和二哥要在龙头下接上水再抬回来。现在想想，我们从小就喝着神泉的水呀。除了完成家里这项艰巨任务，就是坝中1米5深左右的水中玩了，时不时的捉个小鱼，摸个小虾，看大人们训鸟刁花，用弹弓打鸟，还和其他小朋友偶尔打上一架。每到周末晚，最开心的是疗养院放露天电影，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进三城》、《小兵张嘎》、《鸡毛信》，好多好多打仗的片子，基本全是在这里看的。

六十年代后期，转龙藏受到了第二次伤害，而且是最致命的，在山底下挖起了防空洞，使得千年古树根系被伤，地下龙泉水系被破坏，树在一棵棵的死去，泉水也流的细了，山也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清绿。更糟糕的是，校办工厂也上了山，什么墨水厂、铅笔厂、电池厂，让转龙藏失去了她的神韵。

古树

七零年的冬天格外冷，我跟着二哥往东门外大姨家走，因为姥姥家又住不下了，三姨家人从青山区来了。不过，我喜欢去大姨家，一是有比我大一岁的二哥玩，二是他们家离转龙藏太近了，只是冬天了，不好玩了。我俩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这样穿着厚秋鞋的脚就不会冻着。

到家了，大姨早早就把炉子生旺，炕给烧热了，还拿出烤好的土豆让我们吃，为暖和也为省电，灭灯上炕睡下说话。

二哥可是故事大王，他讲鬼故事更可怕，这晚，他给我讲了另一个版本的大水卜洞鬼故事。他说明明其实不是吓死的，而是被女鬼追到牛桥街把心给掏走了。啊呀，这故事讲的我一晚上没睡好，尽做恶梦了。

第二天一早，大姨就喊上了：

“快起，抬水去！”

我和二哥提上桶，拿上扁担，往转龙藏走，过了留保窑子结了冰的河，在龙头下接水，喝上一口清泉水，脑袋立刻清醒了，接上大半桶水俩人抬着往回走。我心里还是想着女鬼的事情，问二哥：

“那后来女鬼跑哪了？”

二哥说：

“她还没跑到官井梁就被吕袓庙和尚抓了去。”

我问他看到女鬼没？

他说：

“没看到，可听到过她的哭声 。”

在东河区，夏天经常听说，在小河套淹死人了，二十号院，秀梅和洪亮他们的哥洪生，六六年就淹死了。而在冬季，从来没有听说有被煤烟中毒死的。

煨炭方便、环保、省材、省力、省钱。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它特别轻，容易搬运，而且一锤下去就碎。其次它烟少，又不用柴火往着点，节省了大量木柴，省得砍伐树木。最后是晚上封火特别方便，每晚把漏下的白灰，铲出来再添进炉炭上，把明火压灭，一晚上靠没有灭掉的星火，保持着温度。第二天早上，从炉下面一捅，煨炭在炉内通风后，立即着了起来。这种炭燃点低，工业烧煤不用它，给居民是很便宜的，最主要的是，它一氧化炭等有害成份少，我想，这就是煨炭给东河人民的最大贡献。不过它怕风化，拉回来堆进炭仓后，还必须用泥封抹住，让它尽量不见风，否则，不等到冬季结束，炭都风化成碎面了。

“还是人家李大娘拉回来的炭烧起来劲大。”

煨炭

制作方法是：用八九节自行车链子，串在用铁丝弯好的枪形状上，有扳机和枪栓，最前边两节链子，用自行车腹丝帽钉在一起，在枪栓和链头处拉上皮筋。把一根火柴棍儿倒插进复丝帽里，火柴头留在里面做底火。一击发，皮筋拉动枪栓进底火：

“拍”

打出火柴棍，两米远能打穿火柴盒。过去的火柴和现在的可不一样，头又大又白，在鞋上就能划着，装在链子枪里威力很大。一次，我看到姥姥家猫，正唬着一只大老鼠在水缸旁都不动，我怕老鼠跑掉，照着老鼠就是一枪，结果老鼠被火柴棍穿进肚里，猫给吓跑了。他们都怪我不应该这样，把猫吓得不敢逮老鼠了。

后来发现锁旦的枪比我们的响，原来他不装火柴，是火药片，说石拐有人卖。我跟二哥坐环城车去了石拐，到大磁煤矿下起了雪，本来不清楚的路更看不着了，走到一个平台上，不知应该往哪里走，眼前却发现了一个冒着烟的烟筒，往左边二三米处一看，吓一跳，好危险啊，深五六米的地面，是住户院子，掉进去摔不死也是重伤，我们是在人家房顶上瞎转。

这里人大多住的是窑洞，是往地下挖的，如果是夏秋，房顶有晾晒粮食的，还有种地的，外面人来应该有向导，我俩转的没掉进院子里，应该是幸运的。

打听到了卖火药片的人，五厘钱一片，买了五毛钱的，压在链子枪里一打，声音很响，还有一股烟。高兴坏了，走一路打一路，回到东河火药片快打没了。以后又为买火药片去过两次石拐，给我的印象是那里没有大路，在小片的米玉地里走着，实际不知上了谁家的房顶。

链子枪能装火药片后，大衔小巷，白天晚上是“啪啪”的声响，这玩具伴我们时间最长，分布也最广。它不像小火炉，我只在东河区玩过，其它地方没见过，没两年就不见小孩儿们玩了。而链子枪就不一样了，在伊盟、巴盟、呼市都见有人玩，比我年龄大的玩，若干年后，比我小几岁的还在玩。

链子枪是七十年代生命力最强的玩具。

有人在自家门前窗下盖凉房，有在工厂做好饸饹床，拿回家来用。开会逐渐少了，干私活多了。最普及的，几乎全东河区人都干的同一种活，那就就穿门帘。男女老少家家都在把收集回来的报纸，放在小方桌子上，找一根织毛衣的细钢钎，放报纸中间卷，像用擀面仗擀面一样，把报纸卷成了筷子一般粗一般长。打上酱糊沾好，摆在窗台上晾干，然后刷上各种颜色的油漆。找两块长条木板，量好门的宽度锯好，再用工地线绑定，请大概会画两下的，画在门一般大小的纸上，人们照着图案，把卷好的报纸棒棒剪成一小截一小截的，穿出图案来。一个即好看又能挡苍蝇的门帘就做好了。姐姐做什么都认真辛苦，她让我画出竹子熊猫图样后，白明黑夜的穿。我睡起一觉，见她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还在穿，睡到早上天都亮了，姐姐还在穿。她就是这样的人，认准什么，就会不知疲倦一直干下去，直到成功为止。

姐姐，才12岁，可她就要挑起这副担子，因为平时家里只有姥爷和姥姥。一副沉甸甸的扁担，比一个小孩儿还沉，挑起来吧？不行，钩绳太长，转上去两圈，好了，可铁桶太高，还是挑不起来呀。可没有什么能比姐姐的意志强大，她小小年纪就挑起了这副重担！去石胡筒一号院往西三四百米远的五完小挑水。说起五完小，这可是妈妈和三姨上学的地方。听大姨讲，三姨常和同学打架，让家长找到家，妈妈就代三姨受过，姥姥认为妈妈大，没带好三姨，一同打骂，这时妈妈就跑到同学盛玉梅家，因为同学的妈妈是老师，一切的一切就好办了。五完小后来成了粮站，连居民用水也供应，要凭票接水，姐姐就是来这里挑水的。一张票两桶水，半桶都费劲，可她还是把整桶水挑了起来往回走。不行呀，左右摇摆，一会儿前边高，一会儿又后面高，等到了院子门前，两个满桶水只剩下半桶水了，可上大门还有一个坡度，而且让院子里的雨水冲下了沟，挑着水上真难啊。可姐姐，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从小学三年级，把水挑到了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