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 金马奖「得了金马奖的大象席地而坐丧且出彩」

◎爱的黑暗旅程

——关于胡波和他的《大象席地而坐》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旅程，那么，此人抵达终点的方式很可能会改变他一生中诸多事件的意义。大多时候，被清除、被遗忘，以及偶尔——被审视、被记忆。如今，距胡波的离开并不太久，我们无法乐观地断定他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他暴裂的离场方式至少促成了一件事的转变，那就是他留下的一部（生前被剥夺所有权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终于被诸多观众所知晓。

虽然，对于这部电影以及他对于电影曾持有的信念，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阐释。任何想从他的人生际遇里寻找答案的人，最终只能——也最好是回到他的电影和小说——获取一些个人化的解读，或者说：误读。

1.大象与自我

“满洲里有一只大象，它整天就坐在那儿。”

电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开始。镜头运动缓慢而凝滞，带领观众从一片虚无之地移往另一片虚无之地。与此同时，四个人依次从睡梦中起身，坐着，就这样电影中的一天开始了。

这部电影讲了四个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绝望的人——胡波曾这样介绍《大象席地而坐》。事实上，只有当观众跟随四个人结束这一天的生活，回望电影的开场镜头时，被隐藏的意义才昭示出来：大象席地而坐，从来不是远方的奇观，而是身陷囹圄的人自身的隐喻。

电影中的四位主角，无疑是最具现代性的人物样本，也是胡波小说人物的电影版本的延伸：和母亲关系紧张的单亲少女，和学校发生对抗的青春期少年，游离在社会边缘的问题青年，被家庭驱逐的孤寡老人……电影截取的一天，始于人物深陷泥沼的生活常态，突然坠入更深的生活绝境，据此引发的对痛苦深刻的私人体验（而非弥散的虚无主义）使他们开启了对自我、对世界的反思和质疑。

随着电影的情节推进，我们发现四个人精神深处的内在联结：当他人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向他们发出非难时，他们却因为某种爱（韦布对同学的信任，王金对于孙女的爱，于城对某女孩的迷恋，黄玲对母亲的保护）而丧失了反击能力，从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言地经受着生活的磨难——他们尚未被这个自私、功利的社会所异化，他们因沉默的爱而倍显高贵。

这也是胡波定义的爱：爱是沉默着的行径与牺牲。然而，尤其悲哀的是，正是此种爱使他们沦为被世界驱逐的一群人。因此，他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决意去满洲里看一看“大象为什么坐在那儿”，实际上，这旅程并非为了寻找虚幻的出路，而是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这是一趟注定虚无的启程，甚至在旅程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的确，故事可以这么发展。但那样的话他们也就加入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了：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放弃思考和诘问的权利，去解决每一个当下的问题。

他们分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仍旧选择了那条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人的崇高正是来自这里。当夜晚降临，风景隐退，人会在徒劳的旅程中相遇并产生真正的精神联结——这是失落已久的人类之爱。

虽然，这爱必将会经受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艰难地开始……正如人们在微弱的光线里笨拙地传递着毽子，却无奈毽子一次次从空中跌落。笼罩它们的是大巴虚弱的光线。光线细瘦，却像利斧，劈开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得以看到某种光的可能，爱的可能。而大象传来的嘶鸣仿佛神迹，衔接了空间与时间、词与物的断裂。

2.火车与文明

生活在断裂感中，这是胡波贯穿在所有创作（电影、小说、戏剧）中的思考——最真实的痛苦来自人与人关系的断裂、人与世界的信任的断裂。而追根溯源，断裂感最终指向现实与文明的断裂、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断裂带来隔绝，因此，所有人都被一种死亡气息笼罩着，人们活着，却好像已经死去，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压制进不同的“化石层”之中。小说《大裂》中有对这种断层最清晰直接的思考：

胡波的几本书集中呈现了在文明断裂的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虚无与绝望。并且在不同时间阶段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不同回应：《牛蛙》（2015年）借助荒诞的谜题（“表姐为什么嫁给牛蛙”）来探寻世界的真实，而《大裂》（2016年）借助挖掘黄金的旅程为当代年轻人陷于精神痛苦的出路赋予一个明晰的外部路径，而在他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2017年，《大象席地而坐》完成后）中，他索性虚构了一幅末世图景，试图在文明毁灭后寻找重生的可能。然而这一阶段的胡波无疑变得更绝望了，甚至，他一度信任的文明所能提供的出路也被彻底否定：

在

人类历史上，正是火车（或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割裂的开始，而在电影史上，《火车进站》则第一次提供了电影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在胡波的作品中，火车无疑是现代文明与秩序的最恰当隐喻。韦布想要搭乘火车去满洲里，却买到一张假票。这是以“火车”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对处于不同层级的人发出的第一次拒绝。

之后，韦布尝试要回车票，于是和于城为首的社会青年发生了冲突——这一场戏的背景选在了铁轨旁的一处荒地上，这个近二十分钟的长镜头忠实记录了黄昏从明亮转为黑暗的这段时间——与此同时，于城和韦布由相互伤害走向相互理解，但更深的断裂却无法弥合：他们都是被“文明世界”所遗弃的人，他们站在铁轨旁，能看到远处开过的火车，却永远无法成为火车上的乘客。笼罩他们的是孤独、死亡以及渐浓的夜色。电影结尾处于城受了伤，他坐在能够眺望到火车的这片荒地上——像满洲里那只绝望的大象，这是第一种命运。

而第二种命运里，剩余的人将改乘大巴前往，开始一段更漫长、更颠沛流离的旅程。这旅程并不开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而是一份必将失败的激情，因其绝望的昂扬而令人动容。

3.一天与一生

时间，作为一种容器，规定了人作为生命体的基本限度；时间，作为一种构建历史的单位，实现了世界的循环、嵌套、演绎与言说；而时间，当它作为电影的载体，便成了重构世界秩序的钥匙。

电影首先是关于处理时间的艺术。通过进入电影时间，我们的现实时间被改变了——低密度的糟糕电影消磨了我们的时间，而高密度的艺术电影扩展了我们的时间，一部伟大的电影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

比如，《教父》让我们目睹了几代人经历的斗争与生死，而《2001太空漫游》则让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经历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们无疑都扩展了我们有限的生命。而《大象席地而坐》则采取了反向策略，它是关于历史的小叙事，它回避了大历史叙事中的传奇、灾难、冒险，甚至回避事件、标志、符号，而是将目光纯粹投向普通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顿、痛苦与失败。这些不被讲述的人，是被历史遗忘的幽灵。在电影中，人们只过了一天，看似是从一片虚无到另一片虚无，从一阵黑暗抵达另一阵黑暗，却跨越了埋藏于生活表象下的道道深渊。

胡波仿佛从时间中获得了启示，最终发现人世的答案不在别处，不在于所谓的终点的幻觉，而在于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明日的光亮就蕴含在昨日的黑暗里——虽然这光注定无法照亮未来，然而：光毕竟存在。而当我们从《大象席地而坐》中抽离，返回到现实时间，会重新看待我们的现实。比如我们会重新理解作为沉默和牺牲的爱，比如我们看似自由的行为背后另有主宰力量，比如我们经历的精神痛苦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现实中的启程。而人的一生不过如此，电影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能为现实残破的人生提供的补偿性力量，不过如此。

这便是《大象席地而坐》所能抵达观众内心深处的那种震动，它首先来自一个人对于他人痛苦的深刻理解，更来自胡波对于电影的虔敬之心。也许，尤其重要的还有：它是独属于这个时代与这片地方的声音。因此，我们每一次重看它时总能获得对当下新的启示。

阿甘本曾在《何谓同时代人》中这样定义“同时代人”：

在《大象席地而坐》里，我们看到的，便是胡波感知黑暗的过人天赋，对于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的向往，并且依靠电影（一种时间媒介）重塑现实时间的能力。他以一种紧迫性回应着历史当下的幽暗（在他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里，“抵达”作为关键词曾多次出现在不同文本里）——他无疑是一个主动寻求流放的旅人，然而，对于“抵达”的紧迫性成了他开启旅程的力量，也成了终结这旅程的绝望。最终，他以反对他的时代的方式成了同时代人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悲剧性）的一位。

而他最后写完的戏剧剧本便叫做《抵达》，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通往未来的旅程在这里被话语阻断，并退回时间深处——死者的国度。

胡波活着的时候，他以一种沉默、隐忍的方式开掘着历史深处的私人叙事，试图将感受痛苦的能力转化成弥合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渊的力量，那些声音却被无边的寂静吞没。直到有一天，他昂首走进了过去的阴影，那束在他活着时无法抵达世间的光却意外地投向了今天：人们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见了那束由不远的过去投向此刻的、强烈到足以灼伤我们的光。最终，电影成了生活的预言，而生活，成了对电影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