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侣的练功房电影院的发展史从露天广场到精致影院的变迁

观影空间是影片“接受－传播”的物质空间形态，在近百年中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动轨迹。

电影自刚传入我国（1896）起，便被应用于大众娱乐的商业领域，那一时期，如北京大栅栏大观楼电影院、茶楼戏馆、或是改建的专业影剧院，都加入到“传播－播放”电影的空间建构中来。

后来成立了专业电影放昧场所，电影的传播形态便长期以一种“诺大”的空间接受形态，使观影主体在“共生消费”的模式影响下进行影片的选择、观看和接受。

包括我们后来在农村、集镇地区大力发展的“露天影院”等，也大都隶属于这一模式之下。

到1980年代初，全国电影院3000余家，都只有一个观众容量很大的观众厅，大多在1000座以上，甚至2000座。

01电影院的出现

1987年，上海拥有了全国第一家两个观众厅的电影院——“和平双厅电影院”，此后，我们才开始了具有“分厅”、“多厅”、“小厅”的空间接受改变。

而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的观影空间又迅速被电视、家庭影院、互联网、手机等多种观影方式所替代。

因此，我们从宏观上可以发现一个观影空间的变动：由传统的、一元的观影结构形态，发展到大众以多元的、异质并存的消费体验所，并体现为小众化、独特化、去中心化的观影特点。

在这一转变中，1978－1993年的时间承担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在这期间，不仅开启了由集体化观看到个人观看的城市影院改革，重要的是，这一期间产生并大量存在的录像厅，成为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娱乐王国”。

不仅是现代影院“小厅”的早期实践，同时也是人们想象海外、建构超本土认知与市场化先行的重要依托的载体。

02由集体观看到个人观看

1980年代后期，国内电影院也出现了较大的经济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电影观众的上座率一直以来都是持续走低；另一方面则是影院的传统运营模式出现了较为落后的弊病。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发行－放映行业的行政指向较强，因此是“条块分割、布局分散”的，这便使得其在行政干预下不仅会相对封闭、结构单一，同时也面临着发行环节较多、层层累积的缺陷。

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一个“摊派”的现象，即各种名目的摊派种类繁多，让影院经营已经不堪重负。

有关治安保卫方面的人防费、安全执勤费、更夫责任制牌费、安全防火档案费、治安安全竞赛费等，有关环境的排污费、绿化费、门前三包费、锅炉检查费……

同时，（城镇）影院的建设大部分还是保留了“十七年”期间的基本形态。

在1986年全国3100多家电影院中，建于二三十年代的有400余家，建于解放初期的有1500余家，在这些老旧影院中，普存在年久失修、设备老化等硬件问题。

因此，这一时期的影院频频亏损，尤其是东北地区，平均亏损影院数量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如何发展现代化、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并解决电影生产体制中制片和放映的问题，成为了８０年代后期影院城市院线改革的核心议题。

03电影改革的先锋

在全国影院改革浪潮即将掀起的时刻，广州电影公司较为前卫的改革策略做了一个典型的示范，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广州市电影公司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变单一的封闭式的电影经济为综合的开放式的多元文化经济。

影院除了放映厅外，普遍增设录像室、咖啡室、舞厅、电子游戏室、音乐茶座、体育桌球等设施。这样做是否会对电影主业造成冲击呢？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举广州市永汉电影院为例，该院将原先单一经营的电影厅一分为二，楼下辟为舞厅，只将二楼改建为小型豪华的电影厅，虽然座位由院线的一千零一个改为不足七百个，每场收入却比以前增长一百多元。电影厅不再空空如也。

而在加上咖啡厅、录像室等其他项目的盈利，总收入比改建前增长三倍多。

第二件大事，是不等待、不依赖，多方开拓，改造电影院。影院改造已成为电影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负担。

广州电影公司不等、不靠，走自己的路，利用广州作为开放城市等有利条件，采取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两年来共投资八百多万元，完成了80％的专业影院的初步改造工作，并争取今年将剩下的三家影院全部改造完成。

根据广州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善了多种经营方式，并将影厅一分为二，大厅划小厅。

这种“空间”的“缩小”却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因为观众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多的观影（市场）选择权。

随后，（1987年）中影公司在广州召开全国城市电影院改造、建设交谈会，拉开了全国影院“小厅”改建的浪潮。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内部设施现代化，娱乐项目多样化，城市电影院趋向多功能》—文，指出了电影院现代化建设改造的方向。

1991年４月在天津和10月在南京召开的“关于小厅影院技术标准研讨会”之后，确立了影院小厅改造的主导趋势，并且在硬件设施和技术支持方面达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

“截至到1992年底，小厅影院己达215座，凡改造的电影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己经超过百万收益的比1987年增长了近11倍， 而且出现了一批超过200万、300万、400万以上的电影院。”

04线下电影院的蓬勃发展

“多厅”电影院是现代化影院的一种表现，属于电影院线发展的“第二代影院”。

“用于电影放映，由银幕、座椅、放映及音响设备组成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观影厅，并且集中了售票处、服务设施、小吃区等，每个观众厅设置了不同的观众容纳能力，而且从节目的数量和时间上给予了观众很大的选择权。”

“多厅”的出现，实际上跟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关。冯锦芳认为，中国传统的观众结构是一种“三明治”结构形态——社会结构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阶级外加知识分子阶层构成。

而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阶层则开始层层分化，出现众多阶层内部的层次性以及强、弱势群体。

造成观众结构分化“多层级”转向的一个重要内驱力，就是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在新时期以后的滋生。

他们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化手段，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是追寻依附自身一定程度上的消费能力并与之伴随的符合自身审美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话语空间诉求。

在这一程度上，影院“多厅”实际上成为标识社会中产阶级群体的“区隔性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城市影院改革的“多厅”诉求，而并非“集镇”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队。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多厅影院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社会结构分化的转变，并重新参与社会结构消费实践的市场化改造。

“消费成为了人们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的来源。对商品的符号意义进行消费的过程，建构了新时期的社会统治与社会支配的方式，并且体现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组织原则。”

当然，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这种观影空间变化对于人们接受体验的改变。其实，传统的影院（大厅），是一种集体观影的模式。

因为长期以来，影院“不仅仅是影院”，它同时也作为礼堂、报告厅、大会堂等空间形态并存。

它足够宽敞的空间可容纳上千人，是集体主义思想、精神、意识形态整齐划一的表现。

有人提出了与之匹配的“团体观众”的概念：“所谓‘团体观众’，纯粹是福利性电影的产物……

作为一种公费待遇，一些企事业单位工会出钱为职工买票观影。其中，职工个体的选择性实际上被订票者统一取代了。”

这样的一种“团体观众”很多时候通过“包场观影”、“内部观影”、“工会福利”等形式，将“观影”这种个人化、生活化、家庭化的私人行为嵌入了一种社会属性，使得人们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始终在“观者一职工”的双重身份间摇摆。

而“多厅”影院由于放映的电影内容的参差不齐等特点，更多的是基于自愿购票的“零散观众”，并具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权，包括对电影的题材、类型、上映时间等，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口味”需求。

结语

“零散观众”取代“团体观众”，成为了80年代后期观众结构的主流形态，由“大厅”向“多厅”、“团体观众”向“零散观众”的转变，就体现出了“集体观影”向“个人观影”的转向。

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日趋多样化与审美趣味差异化形成了相互独立的阶级习性，这种差异化的趣味“发挥着一种社会定向，一种‘感觉到自己的位置’的作用”。

他（她）不需要再通过一种“集体主义”的观影意识来寻找自身身份的认同感，也不需要在观影过程中嵌入进过多的工作属性与社会秩序，而是通过自主购票选择、进入远离集体身份的消费空间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