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赵树理小说改编的喜剧电影反映农业合作化深刻变革曾遭康生横加指责

文/朱安平

农业合作化是继土地改革之后，我国广大农村又一场历史性变革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初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年摄制完成的《花好月圆》，系根据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改编而成，围绕三里湾这个小山村合作化进程，所引发的生产、生活、家庭、婚姻等错综而又微妙的纠葛变化，勾勒出一幅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现实的生动画面，反映了这场变革在农村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深刻意义。原本是一部歌颂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片，只因思想和艺术上别具风格，在反右、反右倾运动接踵而至的特定背景之下，反而招致了不应有的厄运。

“铁笔”再触“问题”

小说《三里湾》出自著名作家赵树理之手，他以对农民命运的高度关注和农村生活变迁的深刻表现，在当代文坛享有卓越声誉。赵树理把自己的作品归结为“问题小说”，曾说过“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成名作，对刚刚实行民主改革的根据地农村，如何使农民尽快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真正成为新社会主人的严重社会问题，诸如由于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交叉重叠，社会恶势力趁大多数农民还在动摇观望，混进革命队伍窃取领导权，继续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在新政权带来农村青年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胜利的背后，封建意识和买卖婚姻仍然渗透到人的潜意识之中等，作了真实而及时地反映，起到了显著而有力的干预和劝诫作用，赢得“铁笔”的赞誉。新中国建立后，赵树理继续保持这一创作特色，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针对新旧两个时代嬗替转折所引起的农村问题，把笔触延伸到新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状况给农民带来的心理因素、家庭构成、公私关系等冲突变化，致力于改变“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三里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赵树理在晋东南。

赵树理最初接触农业合作化问题，是1951年初调至中央宣传部担任文艺干事，学习一段时间后要求下乡，“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遂于当年春天前往所熟悉的山西长治太行山区，那里正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先后来到平顺县川底村、武乡县监漳村，参与协助当地农民建立合作社，发现大多数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高，还是热衷于个体生产，就像后来小说《三里湾》中支部书记王金生在笔记本上，以 “高、大、好、剥”字样标注的阻碍建立合作社类型，“高”即土改时分得胜利果实多，“大”乃拥有土地数量大，“好”为占有好地，“剥”指上述生产条件好而又进行剥削，他们对合作社都抱有冷漠抵触情绪。赵树理曾将这些情况在应邀参加的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作过介绍，被主持会议的陈伯达斥为“纯粹资本主义思想”，但论争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后引起重视，出台的相关文件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同时又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2年春天和秋天，赵树理又两次赴山西平顺县川底村，参与生产、分配、扩社、整社等全面工作，前后用了近7个月时间。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同农民群众一起开会学习，一块下地劳动，一个锅灶吃饭，一张炕上谈心，既感受到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翻身贫农的热情，也欣喜于既有知识、又具朝气的青年人作为办社新生力量不断涌现，还看到了农民所固有的小生产者自发离心倾向对一部分群众甚至党员的侵蚀，为小说《三里湾》的创作采集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材料。

◆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

就在赵树理于1953年底开始创作之际，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出台，阐明党在农村工作的最根本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逐步组织起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级社由试办进入发展阶段，有些地方一哄而起过快过猛，不得不停止收缩，这使他“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像以往“问题小说”一样，在《三里湾》中赵树理作出含蓄、机智、艺术的回答。他以一向关注变革时代农村新旧矛盾和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凡人小事入手的特点，采用已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融现代小说艺术形式和传统民间说唱手法于一体的表现方式，围绕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事件，以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村支书王金生，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村长范登高，富裕中农“糊涂涂”马多寿，以及落后妇女“能不够”等四户人家矛盾冲突为中心，穿插相关青年男女婚恋纠葛，生动描写了率先办起合作社的太行山区模范村庄——三里湾，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尖锐曲折、复杂微妙的斗争，在热情歌颂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农村发展主要潮流的同时，也清醒揭示了农民身上小生产者的严重局限成为有碍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从而真实深刻地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对农民心理、习惯、感情的影响，表明合作化运动乃时代潮流势不可当，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必定要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小农经济习惯势力，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生产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1955年初，长篇小说《三里湾》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作为“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其宣传价值倍增、指导作用凸显，引起各方面关注并获得好评，不仅迅即出版单行本，首印即高达38万册，居当年文艺读物之首，而且竞相为戏曲、话剧、电影、美术等其它文艺形式改编，其中以影片《花好月圆》影响最大。

“嬉笑之中褒贬”

将长篇小说《三里湾》搬上银幕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郭维。因此前成功执导《智取华山》《董存瑞》等颇有影响的影片，他被认为擅长革命战争类型影片拍摄，何以又改弦易辙转向农村题材？盖因农业合作化运动是5亿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了不起创举。与这一深刻历史巨变密切关联的《三里湾》，以鲜明的时代性和导向性，加之赵树理本身在文坛的特殊影响力，其生花妙笔下的华北农村历史与现实变迁，一直为曾在那里战斗、生活乃至拍过电影的郭维所关注。此时又恰逢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方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报告阐释时，明确表示“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干部专修班随苏联专家学习的郭维，受到启发和鼓舞，欲作“英雄模式”以外的新探索，拟将毕业选题，由原先的“重拍《刘胡兰》”（解放初有过同名影片，因情节虚假、制作粗糙被否定），变更为改编反映农村合作化新貌的《三里湾》。

1956年“双百”方针为党的八大所确认，社会文化宽松环境与活跃氛围开始形成，电影系统着手调整相关政策并改革制片管理体制。郭维遂悉心投入《三里湾》改编工作，致力于题材拓展与样式多样探索。

“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是原著的成就与重心所在，郭维在改编中忠实恪守并着力突出，但经过了电影化的精心再创造。影片没有回避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一开始就将冲突尖锐呈现出来，增添了一场小说中没有的戏作为序幕：号称“翻得高”的村长范登高为做小买卖骑骡外出进货，扩社积极分子王玉生拼命拽骡劝阻，要其留下开会讨论扩大合作社和开渠修水田工作，拉扯争执之中，范登高因骡子受惊摔到地上；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和社长张乐意赶来说服，牵扯到开渠要占中农马多寿的“刀把地”，马多寿装“糊涂涂”推托老婆“常有理”阻挡，扬言“上北京告状”；玉生丈母娘“能不够”则撺掇女儿小俊，以水缸没水、不挑别吃饭喊走玉生；王金生只好宣布会议改期，让范登高挣回面子扬长而去，甩下讥讽之语：“你们合作社一下子想把什么都弄得花好月圆哪，经验证明，办不到！”不仅让小说故事情节所涉及的四个家庭逐一亮相，勾勒了主要人物的面貌特征，而且以范登高的“溜”与王玉生的“堵”，对所代表的不同道路的分歧与斗争作了形象预示。随后影片主体部分仍维系原著，在各个家庭内部和家庭相互之间，精练而集中地展开进步与落后、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交锋，并交织青年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反抗家庭专制等内容。影片结尾则同样增加一个欢迎新社员大会的场面，让原本在小说中逐一入社的落后人物欢天喜地集体加入，三对青年男女也都各得其所终成眷属。让范登高又说：“开渠扩社，成家立业，合作社这一下可真是把什么都弄得个花好月圆哪！”与序幕互为照应而意味深长。

郭维在改编中最为用力之处，也是影片与小说最大不同地方，在于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处理。原著于此仅是着墨不多地侧面描写，影片则从正面予以充实和强化，与“入社与不入社”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使两者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片中范登高的女儿灵芝不满追求自己的马多寿儿子马有翼懦怯，尤其在入社上屈服于顽固势力，在帮助王玉生为合作社搞发明创造接触中，由相互敬意产生爱慕情愫；马有翼则落入父母与“能不够”合谋对抗入社的“妙计”中，让他去娶并不爱的因志趣不合同玉生离异的小俊，以此搞假分家，终在真心爱其的玉梅帮助下脱身，要求分出自己一份地入社，并与玉梅结婚；而小俊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与能干的小伙子满喜成亲。正如片名《花好月圆》所寓示的，他们推动长辈摆脱落后思想羁绊入了社，也都在斗争过程中获得各自的幸福。三对青年男女相互交叉的婚恋冲突，折射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不同阶层及类型人物的状况及变化，形成爱情和政治互为观照、融为一体的格局，使影片故事性得以增强，矛盾冲突更为曲折，人物塑造愈加丰满，从而变得“好看了”。

对于影片的风格样式，郭维基于原著本身擅用幽默、夸张等描写方式，具有一定喜剧意味，确定采用轻喜剧形式。本着热情歌颂新事物、无情鞭笞旧事物的精神，以善意、乐观为总体基调，借助噱头和趣剧手法，赋予人物、情节、场面等以浓郁而强烈的喜剧色彩。如范登高一出场就大出洋相，硕大身躯骑着瘦弱骡子甚为滑稽、遭王玉生拽骡劝阻摔得仰面朝天狼狈不堪，进货回村又把自己和骡子都变成了货架子，挂满各种各样打算倒卖的商品。其为谋求个人私利而置集体利益于不顾的行径，成为众人围观取笑的对象；“糊涂涂”马多寿一心要走个人发家道路，处处狡黠油滑却总是张嘴装傻，自以为别人看不出其心机，结果一次次沦为笑料；王满喜是个热心、能干、敢言的年轻人，但又憨直、鲁莽、粗心，因而不时惹出可笑的乱子等。经过这样富于喜剧性的表现，使影片所反映的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虽尖锐却不沉重，于嬉笑之中见褒贬，收效显著。

“海棠花总是海棠花”

当赵树理看到郭维送来征求意见的改编剧本，感到非常满意，当即挥笔为之写了一首主题歌词：“三里湾，三里湾，对着水、靠着山，青枝绿叶上下滩，自从有了农业社，又治水又治山，人定胜过天……”他说：“有时候写一篇短文章，两三天也不一定写得出来，但这首歌词只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写出来了。”足见其对改编所作处理是认可和欣赏的。剧本在《中国电影》刊出后，赵树理在受访时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好剧本，虽然我只是仓促地看了一遍，但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它使‘爱情’一部分戏比较完整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写出来了，而且性格也很鲜明。”当听记者说，有人认为《三里湾》描写的是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思想斗争，而剧本仅仅是写了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看不到农村中主要生活面貌，赵树理笑着随手把住处摆在窗台上的一盆海棠花轻轻地端过来，放在沙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以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海棠花总是海棠花，放在窗台上或者放在茶几上有什么不同呢？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剧本都写出来了，剧本也很明确地表明它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一个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是它的人物感人，不是让它像合作社手册一样去指导办社。”

◆《三里湾》连环画。

1957年3月，郭维开始着手影片拍摄，先后赴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采看外景，最后选定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北涉县。因《三里湾》中人物众多且各有特点，改编时基本予以保留。遴选演员时除立足本厂还着眼其他话剧院团，可谓阵容强大，田华、王秋颖、郭振清、杨启天、陈立中、郭筠等，分别饰演热情活泼的范灵芝、老谋深算的范登高、刚正鲁莾的王满喜、单纯老实的马有翼、逞能狭隘的“能不够”、精明狡黠的马多寿等，金迪、陈琳、霍克等虽是初上银幕，但都有话剧表演经验，在片中饰演泼辣伶俐的袁小俊、淳朴敦厚的王玉梅、蛮横刁泼的“常有理”。按照影片特有题材、风格以及表现众多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要求，为展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面貌，演员们付出了辛勤努力。

意外的是，就在《花好月圆》拍摄即将完成之际，郭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康生来到长影视察，对该厂当时生产的几部影片横加指责，接着又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以严厉刻薄的语言大张挞伐。《花好月圆》首当其冲两度遭到点名，而且被批得最为厉害，随之在电影界展开的在银幕上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思想亦即“拔白旗”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上映不久即遭批判并被禁。此时赵树理还在革命作家之列，批判口径称《三里湾》是好小说，《花好月圆》则为歪曲了原著的坏电影，“是右派分子郭维按照他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兴趣，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对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歪曲和篡改编制成的”，“完全抛弃了小说的政治内容，变成了庸俗的恋爱故事，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感情，赞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歪曲农村的真实生活”，更有上纲上线称“影片不仅有意篡改了小说关于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极其巧妙地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歪曲了党的组织，党的政策，贩卖了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这是一部反社会主义的影片，必须予以批判。”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花好月圆》才得以重见天日。郭维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回北影重返导演岗位，又拍出了新的农村题材影片《柳暗花明》《笨人王老大》。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