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奥斯卡「寄生虫在奥斯卡大胜国人为何骚动」

前几天，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下帷幕，获奖名单也随之揭晓。这届奥斯卡上佳片云集《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小丑》《小妇人》《1917》等都有口皆碑。出乎意料的，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寄生虫》成了最大赢家，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个含金量超高的大奖。

《寄生虫》在奥斯卡横扫四大奖项

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到中国时，华夏大地正经历疫情的考验。即便如此，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里，还是爆发了对《寄生虫》获奖的骚动。骚动的表现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寄生虫》名不副实；二是由对《寄生虫》及背后的韩国电影表达敬畏，延伸到对国产电影的哀叹。

第一种情绪的持有者大抵是对入围影片中的其他影片有所偏好，第二种情绪才是骚动的主流。可是，一部韩国电影获得奥斯卡的认可，为什么会引发了中国影迷的骚动呢？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寄生虫》剧照

奥斯卡情节与美国崇拜

《寄生虫》不是从奥斯卡才开始获奖的。2019年5月，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已经把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给了它。那次的奖项是韩国电影连续四年入围戛纳主竞单元后，第一次拿到金棕榈。也正是因为在戛纳的亮眼表现，国人才知道和熟悉《寄生虫》。金棕榈的含金量不可谓不高，然而，金棕榈在国内引发的讨论也只是局部，并未像此次奥斯卡获奖这样声势浩大。

《寄生虫》在戛纳获得金棕榈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国人心目中戛纳的知名度远不及奥斯卡。虽然戛纳是国际性电影节，世界范围的电影均可参加；而奥斯卡是由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颁发的学院奖，参展的电影大多是美国电影。但对国人来说，奥斯卡的重量级似乎更高于戛纳。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个人以为与奥斯卡评选电影在艺术性之外更强调商业价值，受众面更广有关。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人由来已久的“美国崇拜”。

“美国崇拜”的产生与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政治经济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就不得不提“冷战”。“冷战”时期，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处处针锋相对。然而，“冷战”最终以苏联解体结束。我们不得不承认“冷战”的这种结局一定意义上营造或者说是强化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而新成立的中国，无论是获得国际认可，还是重返联合国，都受到美国的影响与牵制。这也就让国人潜移默化地对美国抱有敬畏之心。

“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到现在，美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称得上难逢敌手。政治和经济的强势，也就间接造成了美国文化上的强势。无论是美国价值观还是美国文化，在改革开放后，都成为国内许多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至于，在很多国人心目中，美国就是天堂。

这种想法，无论是80年初期的“出国潮”还是后来影视剧中对美国医疗、科技等的崇拜都有所表现。而与美国的强盛相比，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实力和影响力均下降，文化和价值输出也相对较弱，对国内人群的影响也就相应减弱。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具体到电影上，从目前国内院线引入外国电影的比例可以看出，美国电影占了绝大多数。因此，美国电影对国人的影响也就远远胜过其他国家的电影。加上好莱坞电影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好莱坞电影的产出量巨大，更强化了美国电影在国人心目中产业标杆的身份。因此，国人对美国电影及奥斯卡的认同度也就更高。

与奥斯卡在国内知名度如此卓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国本土电影从来没有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等这样的大奖。唯一与奥斯卡关系甚密的李安又是常年在美国拍片。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也就应了那句话：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每年我国选送奥斯卡的影片都会引起网友关注，就足以说明在国人心目中奥斯卡的重要性。

在国人本来就存在的“奥斯卡情结”基础上，《寄生虫》此次所获四大奖项均含金量超高。与此同时，此次获奖还有值得载入史册的意义：《寄生虫》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亚洲电影，第一部获得最佳电影奖项的非英语电影，第一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影片的电影。

《寄生虫》奥斯卡获奖后，主创庆祝

不管《寄生虫》的获奖是不是左右派在奥斯卡的对决，还是奥斯卡被时代驱逐下不得不寻求的改变，《寄生虫》在奥斯卡的成功对国产影片来说，都是不能企及的。甚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影片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如此形势下，《寄生虫》在奥斯卡大放异彩，就很难不在国内引发骚动了。

文化受挫与“历史重演”

在奥斯卡大放异彩的非英语电影也有不少，比如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就曾同时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最佳原创剧本两大奖项，但似乎都没有此次《寄生虫》获奖在中国受关注。除了地缘原因外，想必文化和历史因素更在其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剧照

大家都知道整个东亚，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文化影响来自于政治影响。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整个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即便到了现代，朝鲜和韩国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但在一定意义上，国人的潜意识里仍然会对其有傲慢的情绪。诸如“棒子”之类的称呼，可见一斑。

明朝时期，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

这种傲慢的情绪到了文化上，国人自然也就难免有自大的嫌疑。即便是近年来韩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韩国电影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面子上仍然没有给予国产电影巨大的冲击。即便我们认可韩国电影很棒，也哀叹国产电影的不争，但在相当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自认为差距没有很大。即便是《寄生虫》拿下金棕榈，我们也可以拿1993年的《霸王别姬》聊以自慰。简言之，我们承认韩国电影好，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国产电影与韩国电影已经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当年，《霸王别姬》在戛纳风光无限。可惜，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们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

可是，此次《寄生虫》在奥斯卡豪夺四大奖项的时候，我们即便再怎么自信，也难以拿出“遮羞布”来弥补内心的孱弱。同时，无论是依据先例，还是对奥斯卡口味的推测，很少有人会预测《寄生虫》能拿下最佳影片。这样的心理预设与获奖名单上明晃晃的四大奖项相比，心理的平衡早就翻到不知哪里去了。

当今时代，国家和人民都越来越看重文化自信。电影作为影响力巨大的艺术形式，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文化实力标志之一的责任。影视剧的出口与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输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年这张照片可能是国产电影最意气风发时候的证明。

近年来，国内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全国票房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根据《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报告——中国电影的成年礼》显示，2008年至2018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实现了从43.4亿元到609.8亿元的飞跃式发展。这十年间，中国踏上了电影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快车道，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即便是被称为影视寒冬的2019年，国内电影总票房仍然看涨。媒体报道显示，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超过630亿。

近5年国内电影票房柱状图

然而与票房不断看涨的形势相比，国产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并没有扩大，甚至越来越远离国际影坛的中心。曾经一度热爱中国电影的戛纳、威尼斯已经多年不给中国电影奖项，甚至难见中国电影的提名；柏林好一点，2014年给了廖凡影帝，2019年更是把影帝、影后分别给了王景春和咏梅。但是这仍然改变不了中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的萎靡不振。更别说国人期盼了几十年的奥斯卡了，连入围都是奢望。

2019年，王景春、咏梅在柏林分获影帝、影后

历史遗留的傲慢与当下不得不正视的差距，难免会引发国人强烈的反应。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先例。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溃不成军。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给予国人的打击甚至超过此前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华。除了《马关条约》的丧心病狂，及此后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国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外，国人心理层面上受到的打击更是巨大。

甲午海战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个人以为其中很大原因便是，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相比，历史上依附于中国，且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在国人看来并不能与西方国家并列，甚至比自己还要弱一些。当你认为的弱者或者小弟暴打你一顿时，你所遭受的自尊心崩溃和心理打击是无法估量的。这样的打击下，国内的有识之士会更深刻地反思，更急切地寻求出路。

于是，很快就有了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戊戌六君子

回到现在，私以为，《寄生虫》在奥斯卡的风光无限，就像是“历史的重演”。自尊心被凌辱的时候，势必也会引起国人及国内电影人的反思。骚动已经有了，但至于未来中国电影会有怎样的发展，大概还是要等时间来验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前面我们提到过，骚动里最大的声音还是对韩国电影的敬畏及对国产电影产业的哀叹。这种骚动有情可原。电影对韩国和中国一样，都是舶来品，都经历过好莱坞的严重威胁。同样的起点，如今的差距，自然会引发国人的一声叹息。我们不得不承认韩国电影产业的强盛。

《寄生虫》在戛纳和奥斯卡的成功，对于韩国电影来说是增光添彩，也是韩国电影这些年强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如今各大国际电影节上，韩国导演和电影早就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力量。

《寄生虫》剧照

早在2002年，林权泽导演的《醉画仙》就已经拿下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年，李沧东的《绿洲》也提名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3年，朴赞郁的《老男孩》又拿下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此外，金基德凭借《圣殇》拿下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狮奖、《撒玛利亚女孩》拿下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空房间》拿下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更别说他在三大电影节的多次提名了。他甚至被称为“黑泽明后亚洲电影中最具艺术大师气质的导演”。

《老男孩》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

金基德在威尼斯获奖（虽然金基德人品不行，但拍电影真的很行）

除了获奖无数的艺术价值极高的电影，韩国电影的商业影响力也不容小觑。1999年，姜帝圭的《生死谍变》本土票房超过《泰坦尼克号》。2002年《绿洲》《醉画仙》不仅在本土市场占有率达到60%，甚至横扫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我的野蛮女友》《我的老婆是黑社会老大》更是向好莱坞售出再制作的版权。

《我的野蛮女友》剧照

在《2018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中，衡量一个国家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数数据指出，韩国电影连年跻身世界前三位。我们不得不承认，韩国电影已经成为亚洲影坛的一面旗帜。

翻看韩国电影的发展史，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人归纳韩国电影崛起的7大原因，几乎全部与韩国政府的支持有关。电影配给制度、李沧东出任文化部长、取消电影剪阅制度与实行电影等级制度、设置电影扶助金等等举措，都为韩国电影的发展开了绿灯。

导演李沧东。2018年，他又带来了《燃烧》

如此向好的政策，也就为韩国电影人创造了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创作环境。甚至于《寄生虫》在奥斯卡获奖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对影片获奖表达祝贺时说，“这是过去一百年韩国电影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政府将一起努力，为电影人提供能够发挥想象力、大胆创作电影的环境。”

《寄生虫》夺奥后，文在寅发文祝贺

韩国总统文在寅观看《寄生虫》

正是包容的创作环境让韩国现实主义电影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现实题材创作更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也更敢于对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思考和探索。于是，在韩国电影史上涌现出大量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杀人回忆》《熔炉》《素媛》等电影不断涌现。而这些影片也反过来促进着韩国社会与政治的改进。因此，韩国拥有了“能够改变国家的电影”。

电影《熔炉》曾促成韩国出台《熔炉法》

也正是因为包容的创作环境，韩国现实主义电影不会囿于个人或特殊群体的范畴内思考，而更倾向于直面法律的公正性与社会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对政治进行讽刺、反思或警醒。甚至于连电影的结尾，韩国现实主义电影都懒得谋划一个大团圆结局。

于是，《杀人回忆》的结局没有找到凶手；《熔炉》的结尾是坏人逍遥法外，受害者不得不与坏人同归于尽；《素媛》的施暴者用醉酒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2019年，《杀人回忆》中的凶手才被找到

世界本来就是严酷的，强行大团圆只会削弱文艺作品对现实映射的力度，自然也就束缚了文艺作品的翅膀。

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左亚男在《神话的缘起与持续——从 1999—2012 年韩国电影振兴的两次浪潮谈起》中这样写道：

讲述韩国自己的故事，以亲历的“真实”囊括世情的变迁、现实的险峻及人文的关怀，只有这样，才会获得与民众心理深层最殷切期盼的极度契合，才最终成为韩国电影既坚守民族意蕴又获得国际认可的正途。正如《熔炉》中所说 ：“我们一路奋战，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韩国电影的成功对于国产电影来说，可借鉴的地方并不少。历史的车轮总在向前，2017年我国颁布《电影产业促进法》，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希望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现，不是等事情已经解决后，而是在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时候。

《熔炉》中的这句台词适用于所有创作者

参考资料：

1、《2018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神话的缘起与持续——从 1999—2012 年韩国电影振兴的两次浪潮谈起》，左亚男，《当代电影》2015年05期

3、《中韩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比较研究》，程胜洁，《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9月第10卷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