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第一部反映大革命的影片因分歧周恩来参与审片解禁后创当时票房最高纪录

文/朱安平

1924年至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蓬勃兴起，震撼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但因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而告失败，是否坚持革命成为严峻考验。珠江电影制片厂1966年4月摄制完成的《大浪淘沙》，再现了大革命时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真实，深刻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追求、奋斗和分化，主题鲜明、人物生动、气势磅礴，由于“文化大革命”到来而遭禁锢，直至运动过后才得以面世。

再现峥嵘征程

影片《大浪淘沙》系根据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原作者朱道南（1902－1985）系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张范乡北于村人，父亲是当地有名乡村塾师，但在其4岁时便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舅父等帮助下读完小学。1922年，由于他刚正不阿打抱不平，得罪大地主儿子，为了躲避报复，与要好同学谢拙民、杨荣林连夜逃离家乡，在路上又遇到为躲避仇人而出逃的地主儿子孙之斌，4人一起去济南，考入济南师范讲习所。1924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接触进步思潮，参加共青团活动，又结识了曲阜青年公今寿，这几人便是后来回忆录及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原型。1926年冬，因参加济南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张宗昌镇压，他们由青岛转道上海再去武汉，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次年2月又考入湖南长沙黄埔第三分校，3月他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他和十几名进步同学，与反动军队展开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失败，脱险后撤回武汉。他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恽代英汇报了马日事变详细情况，被编入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幸存同学追赶部队至海陆丰，被编入第4师任第10团排长，后经多次战斗被打散，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1932年秋，他调至峄县教育局任教育委员，开始利用合法身份发展有生力量，1937年组织成立“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同年秋组织策划“邹坞暴动”，投入鲁南抗日游击战争，先后任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负责人、峄县民众抗日总动委会主任、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政委、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3年后历任鲁南行署秘书长、处长，山东省办公厅副主任等。1950年调至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调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

◆朱道南

为响应党的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的号召，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署，朱道南于1959年初开始写作回忆录，所在单位宣传干部于炳坤作助手，并得到作协上海分会的指导。他详尽回顾了自己在大革命时代的曲折而艰辛的过程，分别整理成“走向革命”“湘江逆流 —马日事变追记”“从武昌到广州”“广州起义”“红四师奔向海陆丰”等篇章，合为《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于1961年8月正式出版。他在前言中充满感慨地作了说明：“这段经历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在大革命的风暴里，我们看到了工农群众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意志，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坚决勇敢地与反动派进行不屈的斗争。我们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残暴的血腥手段破坏大革命……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许多同志，在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他们英勇地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每当想到这一切，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

朱道南所记述的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曾在当年经过重重险难回到家乡养病时向人说起，听者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抗战初期在一次小学教师会议上提及，有不少人当夜就报名从军，此番写成回忆录，先行单篇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汇编成书初版印行即高达5万册。时为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的伊琳看到后，有意将它搬上银幕。这固因同期出现的陶承回忆录《我的一家》，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革命家庭》取得成功提供先例，以及《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忠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注意运用艺术描写手法，具有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特点，较为适宜改编电影，亦与伊琳自身经历有关。其系广东潮阳人，青年时结识的一个同乡就曾参加过1925年-1927年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由此受到影响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后到延安进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为一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打下基础，因而读到《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产生强烈共鸣，深感经过反右、反右倾、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在艰难之中，愈加需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力量，这是一个切合时宜很有意义的题材。

◆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经珠影领导同意，伊琳即与朱道南取得联系，会同回忆录整理者于炳坤，共同着手进行改编。鉴于一部影片长度有限，着重撷取书中前半部分，即“走向革命”“湘江逆流——马日事变追记”两章，延续并强化注重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反映历史面貌的特点，经过必要精炼和有机生发，形成“倒金字塔”式人物结构，即四个兄弟：因不满黑暗现实逃离家乡而结盟的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和杨如宽；三个姐妹：党的地下工作者宋珠萍和追求进步的女青年谢辉、刘芬；两个导师：赵锦章与薛建白，分属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个群众代表：长沙军校门房老张。互为关联、对比、映衬、照应关系，由此串连起原著有声有色描绘的大革命时代的典型情景：群众集会、街头讲演、游行请愿、撒传单、贴标语，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相信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激烈争论，以及革命胜利的雄伟壮烈气象和革命失败的尖锐残酷场面等。作为全剧叙事框架和冲突基石的，是“四个兄弟”同中有异的人生遭遇和截然有别的道路抉择，由于出身、经历、志向和性格不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思想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展示在大革命这一紧要历史转折之际，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受的跋涉与探索、犹豫与彷徨、成长与堕落的曲折历程和复杂精神面貌，表明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跟随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道路，才是应当选择的必然道路。剧名最初与原著相同，拍摄中改为更能形象化反映影片内容的《大浪淘沙》，“文革”前夕送审又改为《革命洪流》以适应当时形势，1977年正式公映时仍定为《大浪淘沙》。

历经三载拍摄

珠影对拍摄《大浪淘沙》极为重视，有意继以前辈电影艺术大师蔡楚生为主编导的《南海潮》之后，将它再打造为一部大制作，为此精心组建摄制班子。由珠影元老之一、亦是该厂主创领军的伊琳亲任导演。他于抗战爆发即参加救亡戏剧演出走上革命道路，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后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验剧团团长，1946年奉调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编导了我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事业后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50年又与吕班联合导演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1952年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曾赴越南帮助培训电影艺术干部，指导拍摄越南北方解放后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回国后参与珠影筹建。为拍好本片，在人物、时代、环境、细节的真实感和典型化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力求做到粗中有细、主次相宜、情景交融、脉络清晰，赋予全片大江巨浪、荡气回肠的格调。摄影师刘锦棠原为上海海燕厂副摄影，拍摄过《绿洲凯歌》《两代人》等影片，刚从新疆电影制片厂调入珠影。作曲车明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曾任长影、中央新闻纪录片电影制片厂作曲。制片主任胡重华是珠影厂第一位女制片主任，抗战时即投身抗战戏剧工作，解放后在广州话剧团任导演，1961年调入珠影。

因片中人物众多而又面目各异，珠影当时演员队伍还不健全，遂采取本厂与外请结合方式选择与配备，按照角色性格、形象、气质特点及演技等要求，力求与演员本色贴近。“四兄弟”中的老大哥顾达明忠厚中庸，处处以和为重，是非观念有些模糊，由原广东省话剧团演员、1960年调入珠影的简瑞超饰演，其生活中就是个“老好人”；老二靳恭绶激越倔强，怒杀地主恶霸为父报仇出身，接受共产党教育最坚决，在革命洪流中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特意邀请已是著名演员的北影于洋饰演。老三余宏奎自私狡诈，富足家庭逃婚出来，在金钱地位利诱下投奔国民党，挑选了湖南省话剧团优秀青年演员刘冠雄饰演，虽是第一次拍电影，但有话剧表演经验，而且形象与所饰人物气质非常接近；老四杨如宽浪漫纯真，革命高潮时十分活跃，革命失败却退缩回家，由刚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的杜熊文饰演，其眉宇透显青春活力，表演尚显生涩，恰吻合人物初涉世事的盲目与轻率。

◆《大浪淘沙》演员定妆照 。

影片于1963年7月开拍，直至1966年4月结束，前后历时3年多。固然与摄制精细有关，因涉及早期大革命时代，需参证相关历史材料，熟悉当时社会状况，无论演员准备还是美工制作，都很花费时间与气力。导演艺术处理严谨，每一场戏均经排练，加之剧情迭经军阀统治下济南、北伐军取得胜利时武汉、“马日事变”后长沙等时空大转换，外景戏很多，又都是实景拍摄，周期相对较长。更为主要的还是拍摄正值政治形势变动之际，反复较多致使延宕。如为突出阶级斗争，强调与工农结合，原有的爱情描写，即靳恭绶与谢辉、杨如宽与刘芬的情感戏就被删减，政治斗争方面的戏则不断加强，如长沙军校门房老头之子张大荣及其在湖北领导农民闹革命等都是后添的。

不合时宜遭禁

《大浪淘沙》的拍摄，得到时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关注与支持，这不仅因珠影地处广州隶属中南，而且与其个人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原作者朱道南系黄埔军校六期学员，所记述的虽是在长沙、武汉等地分校的经历，但真实再现了那一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令出自黄埔军校五期总校的陶铸为之感到亲切并动情，因而对影片拍摄倾注了真诚关心。他曾亲莅拍摄现场看望勉励主创人员：“你们搞了个很有意思的剧本，希望大家把这部电影拍好，这是第一部反映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影片，能把这样的电影拍出来，呈现给广大的群众、青年同志，让他们看看有好处。你们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还应摄制组要求，介绍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经过，结合自己所在黄埔军校警卫连耳闻目睹情况，详尽讲述了广州起义过程，对如何真实拍好影片给予具体指导，包括人物造型、穿戴和行为等。

殊为难得的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文艺领域“左”倾思潮愈加严重，给该片摄制带来困惑，陶铸依然坚定不移大力扶持。就在1964年8月拍摄接近完成，遇到操控中央文教领导大权的康生把《逆风千里》定为反革命影片，下令“停止发行，彻底审查”，珠影上下面临巨大压力，《大浪淘沙》剧组亦不例外。陶铸除据理力争，以《逆风千里》“可以改一改发行”、“不要追查创作人员的思想”应对，还抓住召开中南区各省省委书记会议之机，亲率中南五省一把手视察珠影，当场交待书记们要在各方面支持珠影，并到《大浪淘沙》拍摄现场参观。当样片出来后，陶铸立即仔细审看，并积极而明确地做出表态，首先肯定影片描写大革命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有意义，同时指出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厂里多请些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同志看看，一定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慎重一点，把影片改好再拿出去放映。

◆电影《大浪淘沙》剧照。

根据陶铸指示，导演伊琳专门偕制片携带样片，于当年11月到北京征询意见。首先应邀审看的是军委副参谋长张宗逊、彭绍辉，他们在大革命时代分别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和农民协会暨农民赤卫军，看完影片后都很激动，表示支持拍这样描写大革命的影片，认为片名很好，很恰切，片子搞得不错，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继而在中宣部直接召开的部署次年故事片生产会议期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审看了样片，认为“改一改还是可以的”，并要编导“多听听老同志的意见”，并在会上讲话强调革命题材还应该写时，特意提及“珠影厂拍的《大浪淘沙》是革命的历史题材，我看了样片觉得还好，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大浪淘沙。”此后伊琳根据各方面领导审片意见，拟订修改提纲送交周扬审阅，周扬批示：“同意照修改提纲修改。回去请示一下省委。”

然而，高层领导中也有持完全相反表态的，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他认为影片与历史不符，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必要。

当时在场的珠影领导向陪同看片的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请示，王匡表示按陶书记的指示办理。随后王匡来厂传达陶铸指示，决定珠影厂直属中南局领导，并通知伊琳继续修改《大浪淘沙》，同时将样片即送北京请周恩来总理审看。当年4月16日，周恩来审看了样片，听取有关同志汇报陶铸对该片意见后，指示按陶铸意见修改。随后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样片，也表示了同样意见，他说：“陶铸同志对当时的情况很熟悉，我当时只是普通一兵。”

◆剧照

鉴于各方面领导意见不一，朱道南、于炳坤、伊琳就剧本修改问题专门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陶铸接信后于6月17日再次亲临珠影，与他们讨论并解答有关问题，具体研究确定影片的修改路子。他说：“你们搞好一些，搞好了，我再看看，不要马上印拷贝。周总理说按我的意见改，这意思就是要我负责，那我就负责吧！”

1966年1月18日，陶铸邀请正在广州的国务院分管文化副总理陈毅、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农垦部长王震等来厂，共同审看了修改后的影片。张际春说：“片子可以！可以！”陈毅举起双手说:“我投赞成票，赞成上映！”随后，陶铸又和陈毅一同商议，提出几处小的修改意见，并说明供导演参考。

同年4月，影片终于摄制完成，易名为《革命洪流》送京审查，岂料即被已控制文艺领域的康生压住，指责“影片里写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作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并说“这是一部坏影片，不能拿出去放，要拿出去，就要批判”，遂打入冷宫。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先是珠影建厂以来所有艺术片无一例外被斥为“封资修大毒草”，该片亦未幸免，继而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该片作为“陶铸一手扶植的特大毒草”遭受批判，除加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罪名，还诬指“以陶铸为模特儿进行创作，替陶铸树碑立传”，所谓“证据”就是剧中人“金公寿”名字暗喻“陶铸”，理由是“金”、“寿”两字合为“铸”，再与“公”字相连便是“铸公”，即为陶铸也，实乃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最初这一人物之名沿用回忆录“公今寿”，剧中军校女同学称作“老公、老公”，其饰演者于洋感到很不顺耳，而且容易产生误解，因“老公”在南方是女方对丈夫爱称，作为剧中女性人物叫起来极不合适，于是建议何不颠倒一下改叫“今公寿”，“老今”叫起来既响亮也顺当，后来夏衍指出百家姓中没有“今”，遂又将“今”改为“金”，因而成为“金公寿”。岂料这纯属技术性的改名竟惹出轩然大波，成为于洋后来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原因，导演伊琳亦硬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惨遭批斗。

直到1977年3月，《大浪淘沙》终于作为“文革”前已完成但未获发行放映的影片获准面世，虽然解脱“四人帮”禁锢，原有片名得以恢复，但此时陶铸尚未平反仍需避讳，而拷贝对白已定型，便将演员字幕表中的“金公寿”改为“靳恭绶”。影片在全国各地引起极大轰动，受到电影界和广大观众交口称誉，成为当时票房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产影片，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也产生轰动效应，并先后被英国电视台播放，选送第28届德国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第9届印度国际电影节，开创了珠影故事片走向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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