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林另外一种飞出地球的梦想

3月10日至4月10日在华举办的“法语活动月”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五部法语电影，皆为去年在法国或比利时法语区上映的新片。其中的《加加林》作为一部导演处女作，曾入围2020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因疫情没能首映和评奖）和今年的法国电影凯撒奖，于去年夏天在法国上映后，获得了专业媒体和普通观众的一片好评。其中最为动人之处，除了充满想象力和诗意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还有对逝去梦想的无限缅怀。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尤里·加加林”的名字并不遥远。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太空人，他身穿宇航服的笑容和绕地1小时48分的纪录，早已铭刻在史书上。然而身为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身上承载的意义又超过了科学范畴。就在前几日，美国非政府组织“太空基金会”还鉴于“当前的世界事件”，将一项原名为“尤里之夜”的活动改名为“太空庆典：探索未来”，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抗议和太空爱好者们的群嘲。

对于法国人来说，“加加林”则是一个逝去时代的缩影——位于巴黎郊区、塞纳河边上的Ivry小镇，曾真实存在过一个“加加林社区”。而在这部电影《加加林》中，最后坚守在大楼里的，正是一个名叫“尤里”的黑人男孩。

“从没有一部HLM（廉租房）题材影片，有如此的温柔、美妙，摒弃了暴力，突显了诗意的视觉化”。法国影片人们盛赞《加加林》的创新之处，正在于把沉重的现实主义与浪漫的太空幻想连接，让一个巴黎郊区青年继承苏联宇航员的梦想，既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幻和科幻，也没有失去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力度。

《加加林》里尤里的孤儿身份，其实也正是这类居住在HLM的边缘人群的象征，他们多是底层的贫穷家庭，外来的移民后裔。在旧新闻片段中热烈欢迎加加林的基层劳工们，现在早已被“母亲”抛弃了。论购买力和生存条件，也就比居无定所的吉卜赛人稍好一些，可一旦社区要被拆迁，未来自是未卜，这本是集体的悲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带有理想主义的太空时代的远去，“加加林”的拆除也是时代变换的必然，但总有一个孤独的英雄，会悲壮地做着最后的抵抗。电影中的男孩尤里，生性腼腆，却是个动手能力极强的“极客”，自己能给破旧的大楼换电路，把无人的房间改造成“太空舱”，然而这种对社区的爱再深、再眷恋，也注定无法阻止楼倒人散的一刻。曾经的太空英雄加加林，三十多岁就因为意外事故英年早逝了；如今的法国宅男加加林，则在“宇航员”的旧梦中睡去，用“与月为邻”“星辰郊区”的浪漫诗句为失落的微渺群体殉葬。

正如巴黎申奥成功给北部居民带来的希望，加加林的住户们大多还是指望离开那里，“到巴黎去住大宅子”更像是望远镜里的愿景，这多亏了两位年轻导演范妮·莉娅塔德和杰里米·特鲁伊，在大楼动迁前后的实地拍摄，带有相当程度的纪实性。像最后一幕的高潮场景里，有不少群众演员就是真实的加加林居民，他们其实从2014年起就陆续搬离了大楼，但听说剧组要最后取景，都纷纷赶在9月1日正式拆除前来悼念，用手机摄像头点起了颗颗繁星，在集体记忆中见证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大楼起飞”画面。银幕上的呈现也同电影的制作过程一样，非常精致地构建了现实与幻想的关联和互文，而人与空间的关系，过去与未来的对视，也是两位导演创作的初衷。因为曾在南美生活过，理工科出身的两位导演对魔幻主义深有感触，后因为参与法国市政府的社区改造项目，得知苏联还曾在巴黎周边留下过这么一个“红带”，拿起摄影机后，他们又不满足于简单地记录下加加林破败的一面，这才原创出了一种有别于同类作品的独特质感，既是“乌托邦”，也是“编年史”。

同《悲惨世界》的导演拉吉·利一样，《加加林》也是先拍出了一部短片，然后再扩充成长片。年轻的主创们加入了尤里和吉卜赛女孩戴安娜的爱情线，突出了一种充满野性的青春气息，他俩难得的心心相印，不拘于肤色和语言，让古老的摩斯密码铺垫得合情合理。而与《悲惨世界》中暴力镜头一触即发不同，《加加林》在摄影和配乐中刻意消解了现实冲突，加入了许多科幻片的元素，譬如致敬《2001太空漫游》的红色滤镜，房间内的微生态环境，屋顶上的飘雪和脚印，以及大楼最后爆破时的失重状态，都是跳出真实层面的“浪漫化”处理。情绪到位时，令人不禁热泪盈眶，更加同情尤里这个“孤独的宇航员”。

而大楼终将拆除的时间表，也同火箭点火的倒计时一样，一直悬在所有人的心头。导演醉心于这种矛盾的挑战，用楼层内部空间的改造，镜头缓缓旋转营造出的漂浮感，以及飘渺的电子乐，打破了苏式建筑的单调和厚重。就像所有的航天发射一样，尤里的“起飞”伴随着死亡的危险，也伴随着胎儿从母体中诞出的光明感。在这一点上，《加加林》真正抓住了硬核科幻片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