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蜻蜓飞在一起「两只正在交尾的红蜻蜓从我眼前飞过落在一株稗子上」

天空之镜

包 倬

昨晚，我妈哭了。她在哭我爸。我爸走时，桃花还开着，而现在已是秋天。我不知道他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听你妈的话。”他说。

我说：“嗯。”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走后，每次我站在家门前那棵桃树下，都能记起他离开时的背影：红黑条纹的花衬衫，黑皮鞋，喇叭裤，一头浓密的卷发，右肩上挎着一个塞满了衣物的黑皮包。

他要去外面。可外面是哪里？群山像一道道栅栏，无数次将我的视线挡了回来。被挡回来的目光落在我妈的脸上，她时而高兴，时而悲伤。她高兴的时候说，你爸很快就开着卡车来接我们啦。她悲伤的时候则说，你爸死了，或者说，他跟你小妈跑了。她说这话之前，说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汉族男青年和一个彝族女子相爱，想逃离。结果，被女方家长发现了。现在，那个彝族女子正被锁在阁楼上。听说，她正在绝食，等她的男人来救她。

那时我七岁，和父母居住在一个叫阿尼卡的山区。我们和身边的动植物差不多，自生自灭，无人问津。有天我突然想起了妹妹之外的一个小女孩。半个月前，我见过她。

我妈带我去赶集，她要买一头猪仔。自从我爸走后，她曾一度对农活不以为然，而是沉浸在被卡车接走的幻想中。整个春天，我妈做得最多的事是遥望。公路从我家对面的山上穿过，车辆像一只只甲虫。有时候我们能听到长长的喇叭声，甚至能看到汽车像愚笨的老牛滚下悬崖。每一道喇叭声传来，我妈都会以为那是出自我爸之手。她急忙拉着我和妹妹跑出去，很多时候，汽车早已没了影儿。

“你们说，爸爸会回来吗？”

“会。”

“没问你，你已经换牙了，说话不准。”（阿尼卡人认为，没换牙的孩子，具有某种先知般的预言能力。）

“会。”我三岁的妹妹说。

“啥时候回？”

“明天。”

一个又一个明天。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到了秋天，我妈在失望中醒悟过来。

“也许他不会回来了。”她说。

谁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呢？连我爷爷也不知道，他的儿子怎么某天突然就消失了。事后他问起我妈，她的回答是，都怪墙上那破匣子。

挂在墙上的收音机装在一个黑色皮套里。那是我们家唯一的娱乐。那时我听收音机，总觉得那里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似乎永远是歌声和笑声，永远是传奇和神话。而某天我爸告诉我，其实那个世界在山外。所以，有晚我梦见我爸钻进收音机游走了，像一条鱼。

秋天的时候，我家地里的玉米秆比蒿枝粗不了多少，可以想象它们能够承受多大的玉米棒子。饥饿的乌鸦一群群飞来，叼走玉米棒子，遁入深山密林。坚强的土豆们在没有肥料和雨水的情况下，勉强和种子持平；至于小麦，它们是前一个秋天种下的，春末收割后放在晒场上，引来了众鸟的狂欢。那一年，远方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出，一些名词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深圳、春天、毛阿敏、郑智化……流行歌曲取代了山歌。

我们去集市，路过一块荒着的水田。它在成片的稻田中间，明晃晃的，像一只巨大的眼睛。那是我家的田。我妈似乎有一丝愧疚，她加快了步伐，说快点走。但我却在离水田不远的岸上，看见一个小女孩独坐在家门前的桃树上，将一根碗口粗的树枝当成马，拼命摇晃着身子，鞭打着胯下的桃树。我们要经过她家门前去往集市。那是个黑皮肤、大眼睛的小姑娘，额头上沾着一朵鸡冠花。我盯着她看，她也盯着我看。我们都想说点什么，又都没有说出来。待我们走远了，才听她嘴里发出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话。

“她在说什么？”我问。

“说鬼话。”我妈笑了笑。

“不对，”我说，“她在说人话，但我听不懂。”

“快走，去晚了就散场了。”

我们天未明就出发，还有十几里路要走。她答应我可以在集市上吃一碗羊肉汤。但自从经过了那片水田，小女孩的声音明显比羊肉汤更令我回想。

“她在说啥呢？”我一直在想。但我妈对这事没啥兴趣，她在我前面带路，裤腿荡开路边的杂草，鞋尖踢飞路上的石子。我们终于赶到集市，买走了最后一只猪仔。幸运的是，那是一只胃口大开的猪仔，吃食时的馋样如同犁铧拱开春天的土地。

“它会很快长大的，”我妈说，“到时候你们就有肉吃了。”

像一个因为贪睡而上学迟到的孩子，我妈在那个秋天完全是手忙脚乱的。家里的粮食一天天减少，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中。汽车每天在对面的公路上来来往往，但没有一辆属于我爸。进入秋天，连我妈也羞于再提卡车。现在，每当她想起我爸，就开始诅咒。

“真的，他最好永远也不要回来了。我一个人照样可以抚养你们长大。”然后，她转身面对我爷爷，“至于你老人家，也不用担心。没有了他，我照样把你当爹。”

“爸爸会回来的。”有时候我妹妹说，“他过年时一定回来。”

但这话对我妈已经起不到多大的安慰作用。我好几次遇见她泪眼婆娑。我除了哄好妹妹（别让她像条尾巴似的跟着妈）和寻找一些灰灰菜、浮萍、酸猪草回来喂猪外，帮不上她别的忙。那时，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沮丧，谁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收音机很久没出声了。某天我偷偷拆开它，发现它肚子里的电池溢出稀屎。我妈在一旁吼了起来：“别动那该死的东西。”她把废旧电池扔到了屋外面的地里。我和妹妹追出去找到它们，敲下电池盖作为一种游戏的筹码。她要跟我抢废电池，没抢着，大哭起来。

跟一个比自己小的孩子玩，是件很幼稚的事。所以，某天我突然想起了上次去赶集时在路边遇见的那个女孩。她差不多和我同龄——甚至可能比我大一点。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去找她玩。当我这样想时，我几乎没有一丝犹豫就出了门。我妹妹哭着要跟我走。我谎称去山上采蘑菇，让她在家里等着。

路边长着许多树，我只认识三五种。我们最熟悉的青冈树，这个时节正将它们那些不能吃的青冈果高挂着。再过一段时间，青冈果熟了，从树上掉下来，被人踩裂，露出白色的果仁。遗憾的是这东西长得像板栗，却只能用竹签串起来，做成青冈陀螺。我还认识松树，松针用来垫圈，沤肥，成材的做大梁，不成材的做烧柴。至于其他的树，像我们这里的人一样自卑，连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甚至你翻遍字典，也无法找到相应的字。

松鼠和麻雀在树林间跳跃。我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但全让它们逃脱了。我忘记拿弹弓了。就让它们多活几天吧，我想，迟早我会把它们打回去烧了吃。此时，我脚下的路上，杂草奄奄一息，以断残枯瘦之躯向世人昭示着它们的生命力。如果是夏天，这些草可嚣张了。它们朝着路中间生长，像一对对情侣，伸出手臂，群魔乱舞。

前一次赶集回来，我妈故意考验我，说她迷路了，我成功带她回了家。所以，这一次，我准确无误地走到了那片水田边。

水田还是我上次见到的样子，装满了水，明晃晃的，像面镜子，装着一动不动的蓝天和慢悠悠的白云，以及飞鸟和飞机。真的，我在水田里看见了飞机，它像一只白色的蚂蚱。与此同时，雷霆般的轰隆声从天空滚过。我那时对飞机充满幻想，觉得它有三间房子那么大。我仰起头，在白云之间寻到了飞机，目送它消失在蓝天。然后，我蹲下身，打量着水里那个头发凌乱、肮脏、瘦小的自己。三只水板凳（水黾）游过来，其中一只伸出右前脚蹭了蹭自己的脸，游走了。早上起床时，我没有洗脸。我觉得它们是在羞辱我。

有那么一瞬间，满目的金黄刺痛了我的眼。这个季节，其他的田里长着黄澄澄的稻谷，只有我家的田荒着，像块伤疤。

水田边上的房顶上，冒着炊烟。一只黑狗，缩成黑乎乎的一团，躲在瓜架下。过了不久，从两扇发黑的木门里晃出来一只鹅，昂头叫着，巡视一番，又回去了。我就这样立在水田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那道门。空气中有炒白菜和煳辣椒的味道，我的肚子叫起来。此时，我妈应该是在四处寻我吃饭，而我的妹妹说不清去向。自从我爸走后，我已经屡次尝到了和她对着干的乐趣。

那道黑色的木门一直关着。院子里偶尔传来几声鹅叫。盯着那里看久了，我的眼睛干涩，想流泪。我撤回目光。风吹动谷穗哗哗响，那些原本已经低头的稻子，突然骄傲，浪潮一般向我扑来。蜻蜓和谷雀惊飞起来，迟迟不敢落下。我这时才发现，那些立在田埂上的稻草人很好看。它们代表了主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红的、绿的、蓝的、黑的稻草人，戴着帽子的，光着头的，挥着手的，垂着手的，只有一只手的稻草人。

但是，开门声将我的注意力从稻草人身上拉回来。羊从门里走出来，一共17 只。最后走出来的是一个戴草帽背水壶的中年人。他赶着羊群上了山。太阳在我的头顶，水田里的波光炫目。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小女孩终于从门里走了出来。我赶紧朝她招手。她似乎没看见，我忍不住朝她“哎”了一声。这下她看见了，傻愣愣地站着。

“过来玩！”我说。

两只正在交尾的红蜻蜓从我眼前飞过，落在一株稗子上。

“过来捉蜻蜓。”我又说。

她犹豫着朝我走了过来。越来越近。走到离我一米远的地方，站住。

“蜻蜓呢？”她问。

“飞走了。”我说，“但还会飞回来。”

一个穿青布衣服的老奶奶出现在她家门口，叫了小女孩一声，但我没听清她的名字。待老奶奶返回院里后，她又朝我挪了几步。

“我见过你，”我说，“那时我和我妈在一起，从你家屋檐下走过。”

“我记得。”

“你那天说的是啥？”我问她，“就是那一连串的话。”

“电影里学来的，”她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我摇了摇头。我本想告诉她，我家只有收音机，而且它已经将我爸的魂和身体都勾走了。而她突然高声朗诵道：

“同志们，快快走，马上就到乌江口……”

我觉得眼前一亮，但随即又陷入了迷糊之中。

“对对对，就是这个，你再说一遍。”

“同志们，快快走，马上就到乌江口……”

她又说了一遍。我跟着学了一遍，但不得要领。

“你真笨，”她说，“是乌江口，不是都江口。”

“你教我嘛，”我说，“教会了，我回去念给我妹妹听。”

她想了想，说出了“土瓜”。她说，如果我帮她挖土瓜，她就教我。

“土瓜是什么？”我问，“我只知道黄瓜、西瓜、南瓜和地瓜。”

“土瓜就是土瓜，”她说，“田埂上就有。”

她指着我家的田埂。那里长着一片叶子像马蹄样的植物，有细细的藤，花已经谢了。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我们当初所说的“土瓜”是什么。它既不是地瓜，也不是那种可以当水果的瓜。它就是一种生长在潮湿处的野生的红薯样的东西。

“怎么挖？”我问，“用手刨吗？”

我不经意地亮出自己的黑爪子，又悄悄缩回兜里。而这时她说，如果我答应的话，她可以回去找锄头。但事情哪有她说的那么简单。

“挖的土瓜算谁的？”我问，“这可是我家的田埂。”

“我教你说电影里的话。我会的可多了。”

“田埂挖了会漏水。我妈晓得了会打我。”

“给你三个土瓜。”

“我还没吃饭。”

“那就五个，”她说，“照你这么说，那锄头还是我家的呢，而且我也和你一起挖。”

我答应她了。我来的目的是找她玩，我们总需要一种玩法来打发时间。她朝家跑去，过了很久才扛着两把小锄头飞奔回来。

在她的指挥下，我沿着土瓜藤挖下去，没几下就挖出了一个小红薯样的东西。但还没待我反应过来，她已经将土瓜抓到了手里，就着田里的水洗干净塞进嘴里大嚼起来。

“好吃，又甜又嫩又水。”

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快速嚼了起来。我想，土瓜的味道应该和红薯差不多。这时我很快又挖出了第二个土瓜，和刚才那个差不多大。它被泥土裹着滚到田埂下，我没有拦它。她也没有发现。她吃完那只土瓜，和我一起挖，但她的运气似乎没有我好，挖了很久，只挖到一窝蚂蚁。

“见鬼了，”她说，“我最怕蚂蚁了，让它们咬到会起水疱。”

“我觉得蚂蚁蛋像大米饭，炒了应该很好吃。”

“恶心鬼，”她说，“再说就滚远一点。”

“哈哈，笨蛋，逗你的啦。”我说，“但是，我饿了，没力气了。”

“我奶奶在家，”她说，“不然，你可以去我家吃饭，我爸昨天从山上捡回了一只野兔，死的，但很好吃。”

我也是吃过野兔的人。我爸是个好猎人。野兔、野鸡、野猪、麂子、岩羊……有次他甚至干掉了一只盘旋在低空的鹰。可以这么说，这天上飞的，山上跑的，能吃的东西，我都吃过。要是我爸还在家，我会对捡死兔子这种事不以为然。

“赶紧挖吧，”她说，“你看那根粗藤下，一定有大东西。如果挖到了，你先吃一个。”

她说对了，粗藤下面的土瓜有拳头那么大。她有点嫉妒，但又没有办法。我洗净了皮，咬了一口，整个身体充满了香甜。我闭上眼睛，用舌头感受它在我嘴里的存在，沙沙的，细细的，每嚼一下，汁液就溢满了我的嘴。它其实没有红薯甜，但是，却比红薯多了一种野生的美味。

“好吃，”我说，“要是天天吃土瓜多好。”

“让你父母在田里种土瓜吧，”她说，“这比荒着好多了。”

我马上纠正了她这个想法。我也曾以为野生在山上的很多东西，移栽在地里会活得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和妹妹栽过草药和野花，结果它们全死了。甚至，我爸还送过我们一只小猫头鹰，但同样养死了。

“那是因为你不会养，”她说，“我妈在的时候，院子里种着很多野东西，半夏、茶花、杜鹃、茯苓……都是山上来的。但是现在它们都被我爸养死了。”

“你妈妈，不在了吗？”我问。

“她跟放电影的人跑了。”她说，“所以，想她的时候我就念电影里的话。”

“那你现在想她吗？”我问。

“挖你的土瓜吧，”她说，“我现在不想说电影里的话。”

她和我一样，没有穿鞋，而且很久没梳洗的样子。她顺着土瓜藤小心翼翼往下刨时，让我想到了老鼠。她的头发胡乱扎在一起，随时都会散开。而至于脸和脖子，像是黑漆经过了漫长的时光。

第三个土瓜，是她挖到的。她洗净后，递给了我。

“给你吃吧，”她说，“你比我饿。”

我摇了摇头，神秘一笑，从一堆泥土里翻出了我偷偷埋下的那个土瓜。

“啊，你个坏蛋，”她说，“比莫坏人还坏啊。”

“莫坏人是哪个？”

“电影里的人，欺负刘三姐那个，”她说，“我妈长得像刘三姐。”

我们决定休息一下，去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个季节，风中已有了凉意，我们需要阳光驱散身上的潮湿。蜻蜓在稻穗上起落，偶尔传来几声蛙鸣。我又一次看向了那片荒田。

“我爸也走了。”我说，“不是死了，是出门去了。”

“那你妈一定很可怜，”她说，“我妈走后，我爸就喝酒，醉了就骂人，骂完就流泪。”

“大人们都差不多，”我说，“不管是留在家里的，还是走了的。”

“没良心。”她嘟哝了一句。

这话我妈也常说。她说我爸没良心，丢下我们不管。但我觉得这话未必公平。我爸不像没良心的人，有天我这样回了一句，结果被我妈敲了几下脑袋。所以，当这小女孩又这么说的时候，我选择了沉默。但她的嘴却没有闲下来。

“我不恨她离开，”她说，“我恨的是，她不带我一起走。”

“如果跟她走了，你没有爸爸；如果留下来，你没有妈妈。都一样。”

“不一样，”她说，“我不喜欢这里，早晚都要离开。”

我看了一眼她说的“这里”。稻谷染黄了田野，玉米林里传来飒飒声，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安静地伫立在平地上。我们都一样，就这么活着，一天天，一年年，老去，死去。

“我觉得我爸不是没良心的人，”我说，“他是个英雄。”

“他敢炸碉堡吗？”她问，“堵枪口呢？”

“什么？”

“电影里的英雄。”

我不知道什么是碉堡，但明白堵枪口是咋回事。我爸确实做不到，他最多敢烧个马蜂窝吧。

“但是，他敢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好的地方。”我说。

我差点哭了起来，为我爸。这么想来，他多了不起。抛下我们，去外面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只是我担心，有天他找到的那个地方并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他和别的女人和孩子。

“他说要开着卡车来接我们的，也许现在正在来的路上。”我底气不足地说。

此时有飞机掠过天空，银白色的，和我们折的纸飞机差不多大，但它飞出的声音像是天空中滚过巨大的石碾子。我们先闻其声，然后几乎同时抬起头在天空寻找飞机的踪影。直到飞机钻进了一片乌云，我们才又重新回到了田埂上。

“继续挖，”她说，“你这个懒家伙，难道你在家里不干活吗？”

“没意思。”我说着，在田埂上坐了下来。

她将小锄头塞我手里，但我仍然一动不动。我呆呆地看着远方，那是更高的山，我看到了公路，还隐约看见奔跑的车辆。这时，她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从我手里拿回小锄头，扛在肩上，走了。

“喂！”我说，“你真的要走了吗？”

她继续朝前走，不回头，不吭声。

“我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你想不想要？”

她并没有停下，但放慢了脚步。

“你回来吧，”我说，“回来我就告诉你。”

她终于停下脚步，但没有转过身来。她在等我说出接下来的话。我朝她跑了过去。

“再玩一会儿吧，”我央求道，“你把我丢在这里，我咋办？”

“又不是我请你来的。”她理直气壮，“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

她又朝前走，一只青蛙从她面前的草丛里蹿起，扑通跳进了水沟。她停了一下脚步，然后继续朝前走。

“哎，”我说，“我真的有个好去处，你想不想去？”

“如果你骗我，我会打死你的。”

这个女孩转过身来，看着我，她说话的语气严肃得让人想笑。她比我高一些，如果真要打架，我未必是她的对手。更何况，她的家就在不远处。

“快说，啥去处？”

“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我说。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她放下了肩上的小锄头。

“去哪里？”她说，“你快告诉我，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能够去哪里？”

“外面。”我说，“山的外面，那里和这里不一样。比如昆明或者成都，甚至到县城也行。”

于是，我们就这样决定，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丝毫不觉得这样有何不妥。我们激动不已，在路边坐下，开始商量接下来的事。她觉得要先回一趟家，把小锄头送回去，顺便带上压岁钱。至于我呢，一无所有，也无牵挂之事。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可有可无。

她进屋以后，我一直盯着那道黑色木门。屋里传来说话声，但听不清具体内容。然后她打开门，向我飞奔而来。她已经穿上了一双半新半旧的胶鞋，背了一个绿色书包。她将手里的一双大拖鞋扔在地上，说那是给我的。

“走山路，没有鞋可不行。”她说，“这是我爸的拖鞋，虽然大一点，但是比光脚要好。”

我套上了那双大拖鞋，感觉它们像两只船。如此一来，我走路时虽然脚底软和了一点，但并没有先前那么利索。我们准备离开了。

“你认识路吗？”她问我。

“路在脚下。”我昂着头说。

穿那双拖鞋走起路来，像是长着两根大尾巴。它们不断地拍打着我的脚后跟，发出响声。我走在前面带路，朝着集市的方向走。除此之外，我不认识别的路。上次我们去集市，我看到街边停着一辆绿色的大货车。我想，我们需要搭一辆那样的车，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为了认路，我开始在脑海里回忆半个月前去集市的情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我妈以及这个女孩说的那些电影里的话。此时，这两件事情之间突然有了一种对立关系。但最终，电影台词煽起的激情，将我妈的影子轻轻抹去。我张嘴喊了出来：

“同志们，快快走，马上就到乌江口。”

“是的，”她说，“电影里，同志们走累了，就有人打着快板说这句。”

我问啥是快板，她想了想，捡了两片薄石在手，敲打起来。虽然节奏混乱，但我大概明白了快板是一种什么东西。她敲打着，我高喊着，我们一同朝前走。

我们要穿过大片丛林，才能进入村庄，然后过河，爬坡，甚至要走过大片的坟场。虽然这还不是全部的路线，但我仍为能记起这些标志性的东西而高兴。午后的阳光从树枝和树叶间漏下来，阴凉的路面烙上了一块块光斑。风吹来时，光斑变幻着，跳跃着。

“啊！”我突然在路中间站住，和紧跟上来的她差点撞上。

“我们忘记了一件大事，”我说，“我们连名字都还不知道呢。”

“这算屁的大事啊，”她松了口气，“我叫采药，我妈生我前还上山采药，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你呢？”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她只是“噢”了一声。她为我的大惊小怪而不满，催促我走快点。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由于穿着大拖鞋，我走路的时候像是踩在泥泞里，不光慢，而且好几次差点崴了脚。

“我们怎么办呢？”采药像是在喃喃自语，“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有我在呢，”我拍着胸脯说，“我们会一天天长大，长得像我们的父母。”

“我可不要像他们，”她说，“我才不会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呢。”

“我也不会丢下你不管。”我说，“我们今后，会一直在一起。”

她要我发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让我站在路中央，举起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说如果我丢下她就……永远长不大。这又是她从电影里学来的东西。

说起电影，采药的表情时而激动，时而愤怒。激动的是电影里的内容，愤怒的是放电影的人带走了她的妈妈。她大概从五岁开始，就跟着她妈去看电影。三年来，只要那个放映员来到附近村寨，她妈总是放下手里的活计带她去。但是某次当她从电影里回过神来，她妈不见了。放映机转动着，放映员也不见了。她穿过枪炮声去找妈妈，却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遇见他们抱成一团。

“她真的疯了，居然想去当演员，”采药说，“她把我们家当成了放电影的幕布，把她当成了电影里的人。”

“后来呢？”我问，“你在电影里看见过她吗？”

“她走后，我再也没有看过电影，”她说，“我爸一听我说电影里的话就骂我。”

“今后你想说就说，没人骂你啦。”我说，“我喜欢听你那样说话。”

“但我现在不想说，我想唱。”

“那就唱吧。”

那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野荔枝林，红红的果实挂在枝头。我向着野荔枝树跑去，她站在路上唱歌。她唱的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她唱到“战友啊战友”的时候，声音哽咽，而我却在树上哈哈大笑起来。

她依然站在路中间唱，根本不理我的叫喊。她唱完这首，又唱了另外一首，我听懂了其中一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我没有采野花，”我冲她喊，“我采的是野果，这东西可以当饭吃。”

她终于停止歌唱。我把衣服的下摆塞进裤腰里，让上衣变成了一个袋子。当我从树上下来时，她笑我像个怀孕的女人。就着野荔枝，我们分吃了她从家里带来的饭团和土豆，重新上路。

我不知道这荒草中若隐若现的路还有多长。如果我们走到更远的地方，就会看到这座山的全貌。就像我们看对面的山一样，这绿色的海洋延绵不绝。那时的山里，还是鸟兽的世界。父母轻易不让我们进山。怕豺狼，怕迷魂草，有时候也怕潜藏在山上的坏人。那天，我们一点也不怕，我们滔滔不绝地说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你要是能做个放映员多好，”她说，“那我就可以天天跟着你看电影了。”

我从未想过自己要做什么。但这个时候，别说只让我做个放映员，即使让我开飞机，我也敢答应。接下来，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我可以去帮人找猪草，”她说，“我认识不低于二十种可以喂猪的东西。”

“那我可以去帮人放牛，”我毫不示弱，“我最多的时候放过三头牛一匹马，晚上还能顺便扛回一捆柴。”

我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想我们在这个世界还能干什么。比如，她可以帮人带孩子或者洗碗，我还会放鸭子和割草。当然，我们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比如某个无儿无女的家庭收留了我们，让我和采药像姐弟一样生活在一起。这样想，我们高兴极了。

前面是个村庄，低矮的红瓦房挤在一块平地上。村庄的下方是沟壑，我们过了这个寨子，跨过那条沟，又将走入山林中。

“等一下，”我说，“我们需要准备好打狗棒。”

采药发出带着哭腔的一声“啊”，猛地刹住了脚步。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开始后退，那样倒像是只发出呜呜声的小狗。

“勇敢点，只是狗而已，”我说，“虽然我不知道前面寨子里有几只狗，但我敢肯定，狗肚子里剥不出人来。”

采药拼命摇头。她在路中间坐下，伸出双腿，双手向后撑住了身子。

“我怕狗，”她说，“我被咬过，过了二十天才站起来。”

这时，我已经找来了两根结实的打狗棒。它们沉甸甸的。我敢肯定，如果用这两根木棒照着狗头打下去，绝不会折断。

“走吧，”我说，“对付狗，我最有办法了。蹲下身子，怒视它，或者假装手里有石头，向它扔去，它都会吓跑。”

“我不走。”她说，“要走你走。”

“好，那我就走给你看。”

我让她待在原地，然后提了打狗棒在手，朝那个村寨走去。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五户人家。在那个年代，每家养两条狗是正常的事。如此算来，那里有十条狗。当然，它们通常是各有其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团结。像我们这些生在农村的人，谁没有遭遇过恶狗的袭击呢？我的后腿上，至今还留有两个无法平复的肉疙瘩，每次摸到它们，眼前都会浮现出两条恶狗的样子。而那天，我走着走着，感觉那两个肉疙瘩复活了，疼起来，并且疼痛的面积在扩大。

我腿疼，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是胆小，是腿疼。

我回头看采药，她正在盯着我看。我握紧手里的木棒，放慢了脚步。虽然腿又疼又酸，但我还是在往前走。越靠近房子，生活的气息越浓。脚下的路比丛林里更宽了。地里长着白菜和蒜苗，用来浇水的瓢还在地边。有几片水果糖的包装纸扔在路上。一堆垃圾扔在路边。一丛竹子在风中摇曳。两棵高大的棕树，挺着赤裸的上身。桃树的叶子快掉光了。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鸡仔在草丛里刨食。

屋顶的瓦片陈旧，仿佛轻轻一捏就会碎掉。一堵墙风雪飘摇。两个院子分布在路的两边，两道门对立着，两条狗在门前打盹，一白一黑。我暗自庆幸，是我先发现它们，而不是相反。我几乎趴到了地上。我不知道如此一来，它们是否还能看见我或闻到我的气息。我趴着从路上顺利地倒退了回去。直到我认为自己已足够安全，方才站起来，飞奔回采药面前。

“确实有狗，”我说，“两只，在睡觉。”

“狗耳朵很灵的，”她说，“也许它们在装睡，等我们走到跟前，就猛扑过来。”

“那咋办，”我问，“难道我们就这样等那两只狗死去？”

“你是男人，该你做主。”

“我的意思是，”我挽起了袖子，“我们勇敢地走过去，我走前面帮你挡狗。”

“那万一狗偷偷从后面来呢？”她说，“那些不出声的狗，才是最可怕的。”

“那我走后面，防着偷袭。”

“那狗正面扑来咋办？”

“那你走左边。”

“白狗扑上来呢？”

“那你走右边。”

“右边有黑狗。”

“那我背着你走。”

“两只狗同时扑来，你完全招架不住。”

采药丝毫不差地回答了我预期的问题。我只好说，这真的没有办法了。她表示赞同。

“我是可以走过去的，”我说，“但我是个男人，要说话算话，不能丢下你不管。”

我们面对面坐在地上，相互看着，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激动。秋天的阳光像张巨大的黄毯子，裹在山林和村庄身上，我们昏昏欲睡。不远处的村寨里偶尔传来几只犬吠，在我们昏沉的神经上刺一下，我们又谈起了眼下的麻烦。

“怎么办？”

我们都问过对方这话，但答案都是摇头。我们想拖着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有人从地里干活回来了，进了家门。牛羊回到了圈里，屋顶升起了炊烟。我们仍然这样坐着。这并不是说我们连坐姿都没有改变。我们在路上玩了一会儿抓石子，各有胜负。我们甚至借着路边的一棵小树跳了一会儿绳，这事她比较擅长。我始终没有赢过她的是踢毽子。虽然我腿后的疼痛感消失了，但双腿像两截笨拙的木头。书包里的野荔枝，是我们输赢的赌注。她吃下了大半，直喊撑死了，撑死了。

当我们玩累了，就一起眺望远方。一条路插入山林。更远的山林里又生出一条路。群山像一道道巨大的褶子，没完没了。长大以后，我读过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我觉得这个书名有问题，世界是一道道由山组成的褶子。那时，我和采药与这个世界之间，就隔着一个村庄和几条狗。如果我们跨过去，也许就到了世界的中心，就告别了我们生活的西南蛮荒之地。

黄昏已经来临。太阳撤走了黄斗篷，撒下黑罩子，世界就陷入了黑暗。我们突然想家了。我们奔跑起来，发出沉重的呼吸声，但都没有哭。丛林里，无名之鸟叫成一片。松果从树上落下，跌入枯草丛，发出脆响，我的头上冒汗。

还能勉强看得到路的轮廓。起初是我跑在前，采药说她怕，换她上了前。但路边发出的一点点响动都能令她尖叫起来。于是，我们牵住手，并排朝前。

“别怕啊，”我说，“有我在。”

我颤抖的声音，不但不能给她带来勇气，反而让她更加恐惧。她酝酿已久，终于哭了起来，先是嘤嘤嗡嗡，然后是号啕大哭。

“路被眼泪和汗水遮住了，”她几乎是在哀求，“走慢点，我看不见。”

我牵住她的手，像是在指引一个盲人在夜里行走。事实上，我们是在挪动。那些鸟儿终于消停，风开始刮来，树木杂草复活了，可以想象它们在黑夜里全动了起来。采药以哭声驱赶着恐惧，而我只能一遍遍徒劳地安慰她。

突然，我们同时闭上了嘴。我们同时看到前方路上，立着两个黑影。我们想转身跑，但已经来不及。我们想瘫倒在地，但这显然也不行。我感觉到采药的手攥得更紧了，一种垂死的挣扎。

“你们哭啥？”一个黑影开口问。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害怕。”我们同时说。

“怕个啥？”黑影朝我们走了一步，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汗味，却看不清脸。

“怕鬼。”我说。

黑影哈哈大笑。我以为他要安慰我们别怕，哪知他突然换了一副幽幽的语气：

“我就是鬼。我要吃了你们。”

采药大哭起来，她在叫她的妈妈，说妈呀，我遇到鬼了，你快来救我。这哭声引来了一串笑声和责备声。

“你要死啊，你别把人家孩子的魂吓飞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们的家在哪里？”

我和采药说出了父母的名字和我们刚刚经历的失败的计划。这一次，他们俩都笑了起来。

“哎哟，”那女的说，“没看出来啊，你们这两个人小鬼大的家伙。”

“比我们还厉害。”那男的说。

采药可能也意识到了，眼前这两个，不是鬼，是人。她已经不哭了，但还牵着我的手。

“山里其实既没有鬼，也没有豺狼虎豹，”那女的说，“你俩沿着这条路走，就能到家啦。你们的父母，肯定急死了。”

“我害怕，”采药又开始抽泣，“我妈说山里有熊瞎子，抓到人就哈哈笑。”

“别哭了，”那女人说着，抚摸了一下采药的头，“我们商量一下。”

他们在商量是否送我们回家。那男的反对，他们争论起来，又渐渐平息。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送你俩回家，”那男的说，“但是，有两个条件：一、绝对不准对人说遇见过我们；二、我要蒙住你俩的眼睛。如果你们不答应，那我们就要走了。”

我和采药忙不迭地点头。我们的脑袋很快被两件旧衣服罩住了。其实我想，这完全是多此一举。拉住我的男人的手，粗糙有力，像把钳子。不用看我也知道，那女的牵住了采药的手。在这黢黑的林间小道上，又被人蒙上了眼睛，我内心的恐惧并没有减少。夜鸟在路边的丛林里鸣叫，我们的脚步很响亮。我试图挣脱他的手，但他抓得很紧。我叫了两声“叔叔”，他没有理我。

那女的和采药聊了起来，她的语气温柔得像一匹丝绸。“你摸摸，”她说，“摸到了吗？”我听见采药“嗯”了一声，语气里没有一丝害怕。

“是的，”那女的说，“我有宝宝啦。”

黑夜拉长了那段路。四个人共用一支手电筒，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们不时小声地提醒我们注意脚下的坎、刺和石头。我们的耳朵雷达般地张开，捕捉着声音的信息。虫鸣、鸟声、风声，以及迎面而来的说话声。

我们被猛地拽入了路边的丛林里。手电筒关了。“别出声。”那男的警告我们。我紧闭着嘴，屏住呼吸，但我的心脏却跳得厉害，像一只小鬼在擂门。那些人从离我们不远的路上走过。我能够清楚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坐火车会晕车吗？”一个声音问。

“不会，”另一个声音说，“就像坐在家里一样，不知不觉就到昆明啦。”

我应该感谢他们匆忙的脚步，不然会被憋死。当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了，我们重新回到路上，这对男女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的路，我们如履薄冰，放轻了脚步，却又奋力向前。也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终于停下。

“闭上眼睛。”那男的命令道。

他松开了我的手，取下蒙在我头上的衣服。一旁的女人，也在采药身上完成了相同的动作。

“在听不到我们的脚步声后，你们才能睁开眼睛。”那女人的声音里没有命令，更像是哀求。

他们的步调几乎一致，小跑着离开。连最后一丝声音也被风带走了，像是他们根本就没存在过一样。我睁开眼睛——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的？采药家的房子在月光下像块巨大的黑石头。我甚至辨认出了我家的荒田。

我们站在村庄的外围，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相互看着。她也许并不知道我那种如在崖边的绝望。我告诉自己，这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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