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纪实|范章我赶上了好时代

文|范 章

01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七岁，刚好上一年级。

俺村原本没有学校，还是没收地主家房子时，好房子都分给了穷人，留下三间草房做的校舍。老师是从村里读过私塾的识字人中挑选出来的，集中到区里培训一个月就被分派到学校来当老师了。记得刚去学时，老师给我找了一本《千字文》，老师念一句我们学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读了几天，也不知是啥意思。一天，学校突然来了几个人，说是工作队，不叫学生再读老书，一律教新课文。可是只给了老师一本书，我们都没有。老师就用洋紫水写下来，下面再铺一张纸，用手巾卷成卷，在上面推一下印一张，这样才给每个学生订了一本书。“人，一个人。手，两只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读了几天，也明白了书中的意思。教算术课，老师也不会，老师说：“一字是减号，十字是加号，叉杆（X）是乘号，上边一点，下边一点，中间一横杠，这他娘的是什么号？”那时，村里正搞土改，斗地主，分浮财，没收来的财产摆满操场，农民协会主席坐在桌子旁，喊着贫下中农的名字，叫住谁，谁上来领东西，有家领一张桌子，有家领一张床，有柜子、有衣服，最高兴的是一袋粮食。学生们都在下面敲锣打鼓地喊口号。平时还叫学生扭秧歌、打胜利棒，还有花棍，手里举着纸剪的红旗，“人民当家作主了！”摇着、摆着去参加游行。记得有一次，村里要斗争一个恶霸，这个人平时无恶不做，谁见谁怕，开斗争会叫群众诉苦，没人敢去。农会主席就在场上摆了一个石磙，说这个石磙就是那个恶霸，让它跪在那里，有苦诉苦，有冤喊冤，就那也没人敢去，农会主席就发动学生先去打，学生娃们拿着棍子、劈柴，骂着，打着，把石磙蹬倒，扶起来接着打，群众见学生们敢打，也都跟着去打，批斗会开得可热闹了。会后还叫学生扭秧歌唱歌曲：“咚咚锵，锵锵齐，解放军来了俺欢喜，又分房子又分地，还分地主家大响器。”

第二年元旦，那时叫阳历年，农会给学校弄了些大米。学校门口扎了彩门，学生们去弄些柏枝，用纸剪些绢花插在大门上，有的还把自家的镜子挂在彩门上，操场上支个大锅，做了一大锅米饭，还煮了萝卜、白菜、粉条，学生们自己带着小碗，每人吃了一碗大米饭，香喷喷的，那是我第一次吃上大米饭。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耕地时，没有牛，得向别人家去借。一头牛耕一天地，顶人两个工，你向人家借用一天牛，就得还人家两个工，这样借来还去十分麻烦，后来，就成立了互助组，互助了几个月，觉得这个形式太小，于是几个互助组合起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生产方便了， 生产劲头高涨了。那时没有化肥，人们挖屋土，换壮土，割草压肥，拾粪积肥，牛粪、羊粪都用上了，最好的还是人粪尿，因为那是从茅缸里舀出来的，所以又叫茅粪。人们担一担茅粪，还得在麦垅之间挖一个窝，把茅粪倒进去，再用锄把茅粪盖上，生怕跑了气，失了肥。就是那样，一亩地最多也只能收二百来斤，最好的一级地一亩地也只能收四百来斤。记得抗美援朝那年，年轻人踊跃参军。我的一个堂叔和我舅舅都报名参军，临走那天，乡政府召待军人家属吃饭，每人发了两个大白馍，八人围着吃了一盘萝卜粉条菜，剩下的半个白馍我装进口袋拿回了家。对缴爱国公粮，翻了身的农民积极性很高，要缴就缴晒得最干的，捡最干净的。晒麦就得用单子、席子铺在地上，生怕沾了土，母亲用簸箕簸，父亲用木锨扬，晒干簸净后还得请收粮员检查几遍。各乡镇没有仓库，缴公粮还得到县里。轮到俺村送公粮的那天，天不明母亲就起来做好饭，烙好干粮，父亲也早早起来，把公粮小心翼翼装进袋子，用绳子扎紧，绑在扁担上。父亲腿还害着连疮，他用枸叶按在腿上，绑的紧紧的，忍着疼，随着众人跑七十多里山路，往县里送，天不明就走，到半夜才回到家。

1955年秋天，我去大章街上完小，学校在街东头的关爷庙，离家五里多路，中午不回家，母亲做饭时，总是抓一把麸子再加一把面给我做两个窝窝头，放进饭锅里煮，等饭做好了，窝窝头也煮熟了，拿出来在水里涮一下，然后放在火钳子上塞进锅底洞里烤，烤得又黄又焦，这就是我的午餐了。下午我们乡下学生不参加课外活动，一上罢两节课，就往家里赶，因为肚子饥，母亲多少掰块黑馍，一边啃着，一边挎个小篮就到地里去 掐菜。面条菜、刺角芽、老范古栾、毛妞菜…… 掐上半篮，就往家里回，母亲把菜淘净，切上几刀统统放进锅里，一锅面条饭立刻稠了起来，盛上满满一碗，吃起来别提多香啦。

我家五口人，妹妹弟弟都还小，母亲常年有病，就父亲一个劳力，工分总是挣不够，因为我是老大，父亲下了几次狠心决定让我退学，准备叫我在家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父亲几次不让去学，老师每次都又亲自到我家动员，父亲只好勉强答应叫我上到完小毕业。毕业后，生产队就让我当记工员。那时农业社的社员全凭工分吃饭，记工员责任可大啦！每天社员出工做活，散工时由队长发给工票，社员再把工票交给记工员记录上账，每月公布一次，我总是把账上的工分数与手里的工票数兑得严严实实，社员们都很满意。

1956年秋天，大章乡被定为省水土保持重点乡，俺村也因转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水土保持专业队。我每天跟着乡里的水利技术员，背着水平仪、测量器，爬坡上岭去规划鱼鳞坑，号水渠，定水库。社员在挖鱼鳞坑的时候问我怎么挖？我就说：“鱼鳞坑，不用学，两边对住两个角。”社员问：“为啥会在这里定个水库？”我就说：“上有水源，下有地浇，肚大口小，形像葫芦……”记得那时每天是6分工，5毛钱。有时专业队还挖水窖、垒谷坊，别看我年龄不大，身单力薄，可我干得可有劲啦！

02

1958年3月，刚刚过完十五周岁生日几个月，我就到旧县完小学校去当工友，用线毯包了被子，翻过闫沟岭，出了通草沟，上去黄栋树岭就看见了旧县街。旧县完小就设在老县衙那个地方，进了大门，有三间大瓦房，人们说那就是县衙的二堂。校长雷大庆住了一间，剩两间是校务处兼办公室。我被领进一间据说是衙役们住的小房子。孤零零一间小屋，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床，我把毯子铺在溜光席上，被子一放，工友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工友，顾名思义就是职工的朋友，主要职责是按时敲铃。大门两侧有小竹园，竹园旁边竖着两根电线杆接起来的木杆子，上面绑了一个西瓜大的铜铃，一根粗粗的麻绳从钟内的铁芯上扯下来。我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带着双铃的小闹钟，每天必须按时敲铃。预备铃是一下，小预备铃是两下，上课铃是三下，下课铃四下，大集合是当当当...... 一直敲下去。小闹钟是我的宝贝，形影不离，有时去街上也掂着，生怕误了时间，电线杆上的铜铃是我的职责，必须按时敲响，而且清脆有节奏。该上课了，只要我往铃下一站，右手勒紧麻绳，胳膊一硬，当、当、当......学生们都端坐教室，老师们都得进教室讲课。集合了，我使劲敲起集合铃，当、当、当......响个不停，学生们蜂拥似的往操场上跑，我俨然成了学校的司令，高兴极了，学生老师们说我铃敲得好，连街上、乡下的老乡们都夸我。

平时没事，就在校园的花区里转，看见校长洗衣裳，就急忙去给他掂水。教导主任想吸烟就会掏给我两毛钱，我上街帮他买。教导主任叫李成铭，好吸一毛四分的大众烟。百花烟一毛八，前进烟两毛一，黄金叶两毛五，金钟烟两毛六，他说贵，从不舍得吸。上级来人了，我负责掂水倒茶，吃饭时把饭端到办公室。县新华书店有个王水镜，经常挑着书到学校去卖。他一来我就高兴，端水叫他洗脸，倒茶请他喝。他知道我好看书，每次来都说：“这次我给你拣了一本好书，别处舍不得卖，专门给你捎的。”那时的书不贵，都是几毛钱的价格，我便欣然买下，然后拿回去认真地读。读书多了，慢慢开了心窍，后来发现教育工会也有好多书，我也开始去借读。《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青春之歌》...... 学校的灯油归我管，我弄来一个玻璃瓶，盖子上通个铁管，安上灯捻，有时一晚上能点一瓶煤油，一直看书到天亮也不觉得困。吃罢晚饭，我掂上油壶给老师们添灯油，每到一处都把灯油添得满满的，谁的煤油灯罩脏了，我便取下来，吐上几口唾沫，擦它个净明透亮。老师们很喜欢我，只要一见面都好跟我开玩笑，我问他们一个生字、一个词怎么解释，都会耐心地跟我说得明明白白。就这样，我学会了讲故事，无论哪个老师请假，教导主任就会叫我去代课，我不会讲别的，就给学生讲故事，讲得有头有尾，活灵活现，只要我去哪个班代课，保管这个班的气氛特别好。

旧县乡政府需要一个通讯员，乡领导叫我去。到乡政府报到后，先给我发了一支手枪，还套了一个皮盒子，在乡政府门口给我分了一间房子，现在想想应该算是传达室。乡党委书记是李望德，五十多岁，待人很和气，下乡时常把我带上，我挎着盒子枪挺神气。下乡就在农村公共食堂吃饭，我拿着餐票，每次饭后都要给食堂交一张餐票。

乡政府和学校是对门，隔着一条街，有事没事，我还到学校工会去借书看，从未断过。8月间，乡政府撤销，旧县和大章、德亭合并成立新华人民公社，我又回到学校。

这年冬天特别冷，又加上合班并校，把西店、白庄、马店、窑沟、沟门的小学撤销，学生全部合到旧县完小，有几千名学生。乡政府搬走时留下来的房子，全部被学校占用。我又搬进了原来乡政府的一个小院，两对厦六间房子，校长雷大庆一间，教导主任李成铭一间，党支部书记和我各住一间。我的屋里放着很多木炭，晚上睡觉时，我把木炭埋在灰里，第二天早起，把火生好，然后给他们屋里的火都生上，再把水烧开，暖水瓶一个一个灌满，我自己那年冬天自然也没有受冻。

学校买了辆绿色“飞鸽”牌自行车，美极了，我顾不得吃饭就把自行车推到操场去练。街上有个杂修师傅叫魏海水，是个骑车高手，双丢把车子骑得飞快，他先骑上试试，然后教我，很快可学会了。有一天，教导主任叫我去潭头买些作业本，我便去了。那时公家食堂里的服务员都喜好顾客写个表扬信，有了顾客表扬他们可以当模范、领奖金。那个食堂的确干净有序，我一走进就说：“这个食堂真干净，可以写个表扬信。”，服务员说着“不用，不用”，可已经把红纸、笔、墨拿了出来。吃着饭我把表扬稿也写出来了。表扬信一写，服务员更热情，又是帮助整作业本，又是找绳子往车上绑。收拾停当，骑车便走。心里高兴，蹬着车子，便唱起来：“公社的丰产地呀，种了个大地瓜呀！你说那地瓜有多大，一辆大车只装仨......”沙石公路，又平又直，一溜下坡，我把双脚蹬在车把上，飞也似的往前跑。不料公路当中挖了一道小渠，刹车不及，“咚”的一声，连人带车掀翻在地，绳也断了，作业本散了，裤子崩裂了，膝盖碰破一层皮，血津津的，我也顾不得疼，忙把作业本整好绑上，咬着牙，骑上车子慢慢回到学校。这件事我没敢给教导主任说，怕他以后不让我骑车。

第二年春天，老师伙上的炊事员走了，一时无人做饭，学校领导叫我去当炊事员，我哪里会做饭？主要是也不想做。可不去也不行，得听指挥呀！事务长叫贾荣贵，开始教我学做饭，做饭连敲钟，正在做饭，一看下课时间到了，我就戴着围腰去敲钟，怕学生看见，还觉得羞得慌。时间长了，平常的面条、糁汤也都学会了。特别是中午吃米饭，老师们都把碗留在伙房，我用秤每碗称四两米，然后添上水，架在笼里蒸，有的水洒了，蒸的不满，人家有意见，我总是拣那最浅的吃。

隔段时间老师们要求改善生活，我不会做，只好请人帮忙，幸好旧县街上有好几个职工食堂，平常没事我常去转着玩，见人家轧面，我就帮助绞机器。那时的轧面机都是用手绞，很费力，他们年龄大了，绞不动，我年轻，有力气，绞得风转，他们很高兴。见人家打水，我就去拐辘辘，掂起水桶跑得飞快，不一会儿把水缸倒得满满的，时间长了，成了朋友，请他们帮忙，自然乐意。供销社伙上有个炊事员，名叫周松，长得白白胖胖，很会做饭，平常就请他教我如何发面，如何放碱，如何揉面，炒菜时先放什么，后放什么。跟着他我学会蒸馍、炒菜，别看那一把盐，面条锅沸滚的时候放进去，饭就香，不沸的时候放进去饭就不香。那时改善生活无非就是吃点油条、红烧肉之类。周松天不明就去学校，和面、搓油条，放进油锅，炸得焦黄。把煮成的肉切成块，抹上红糖或酱油，最好是蜂糖或软柿子，放进油锅烧得红皮起泡，然后切成片，放在碗里，再放些葱花、生姜、蒜等调料，蒸出来的扣碗，又好看又好吃，我这个厨子也很有面。也有不风光的时候，那年秋天连着几天下雨，柴禾湿，生不着火，开饭时间到了，一大锅水还没烧开，老师们肚子饥，挤了一屋子，急得团团转，有人帮烧火，有人帮洗菜，好不容易等水开了，面条下进去，看着有点稀，有人提议拌点面就可以。有个老师叫赵聚，自告奋勇去挖面，我说在里面那个袋子里，他去了，屋子里黑，看不清楚，他慌慌张张挖了一瓢可出来了，放进盆子里一绞，倒进锅里，怎么烧锅也不开，用勺子一搅，挖住个大坨子，弄出来一看，原来他挖的不是白面，而是一瓢白石灰......幸好老师们都宽容我，也没有埋怨。后来，学校又从别处请了一位炊事员，我自然也被解放出来。

离开老师伙，我又被安排到学生食堂去管伙。学生伙上有几百人吃饭，学校后侧院有五间大瓦房，垒了四个大锅台，大锅口有簸箩那么大，上面还加了五层砖。七个从农村抽来的炊事员，四个人每人管一口锅，一个人专门挑水，两个人切菜。每到星期日下午，学生们挑着柴火、带着粮饭都得一秤一秤地称，又记账，又发票，忙得不亦乐乎。深更半夜，点着灯也称不完，星期一还得接着称。过了两个星期，我想了一个办法，让每班选两个伙食委员，各班称各班的，把饭票也交他们发，我只管记各班的总数，这样我就有时间来回检查他们过秤的情况，闲了许多。开饭时间，几百人涌到伙房，排成长龙，我得一个一个收饭票，发签子，学生拿着竹签到伙房，炊事员看签子上的碗数，给学生打饭。一日三餐，我都得站在窗台里数票，发签，慌得手忙脚乱，还耽误学生吃饭时间。后来，我找到校长，看老师中谁想到学生伙上吃饭，每月只收9元钱，带上标准口粮，我管他们吃饱，若是开会，出差，按顿退粮票退钱，条件是他们替我收饭票、发签子，校长点头。结果有两名男老师，都是大肚汉，为了能顿顿吃饱肚子，主动要求上学生伙。这样每次开饭，都有三处收票发签，减轻了我的负担，学生们吃饭时间缩短了。为了改善学生伙食，学校向河南大队要了几亩菜地，都是水浇地，各班分班种菜，菜的长势很好。每天抽一个班，下午课余时间去挑菜，菜都在伊河里洗得干干净净，“瓜菜半年粮”，学生伙食也搞好了。老师、学生、家长都满意，我也高兴。抽空还能读书学习，有时还写几句诗，记得我写的《小闹钟》就发表在教育工会的《教工快报》上，应该算是处女作。雷校长看了还鼓励我向《嵩县日报》投稿。春节快到了，我编了一个戏《和好》，几个女老师都争着演，排了几个晚上，这个戏在旧县街歌舞楼上演，看的人很多，也很成功。这为我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基础，当然，这是后话。

有学生反映，炊事员偷馍吃，还把藏在柴火垛里的馍拿给我看。我到伙房一问，原来是那个挑水的老李偷的，我把他叫到屋里，他低着头，抠着手，轻声说：“每顿都挑四锅水，肚子饿了，顶不住”。他说的是实情，这都怨我粗心，我叫他以后别偷偷摸摸地吃，每顿饭后，再发给他两个馍，饿了就在屋里吃。刚开始他不要，我亲自把馍送到他屋里。炊事员们清晨四点钟就得起来生火做饭，想烧开那几锅凉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叫他们在厨房里再垒个小锅头，做饭前每人先喝一碗面汤。没几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床前那个凳上也会出现一碗面汤，现在想来我依然感激他们。那年中秋节，我去买了几个石榴，把苹果切成片，桔子分成瓣，再买些糖果之类，请校长、教导主任等去给炊事班开个座谈会。会上给每人发了一顶抹虎帽，其中一位老太太发了一条灰色的方围巾，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感动。我专门有一个本子，把伙上的账记在上边，收入、支出、结余都写得清清楚楚，每到月底都把帐拿去让教导主任、校长审一遍，他们觉得没错，就在上面签个字，下月继续使用。该放秋假了，我把伙上节余的粮饭、钱、柴火都给估算清楚，一宗一宗交给学校。收完秋，我又随老师们到栾川参加学习。（那时嵩县和栾川合并，仍名嵩县）在栾川一中学习一个月，学习结束时，学校公布我被转为公立教师，工资也从18元一下子提高到26.5元，稀里糊涂的我愣了一阵子。我是那一批工友中第一个转为教师的。别看我原来每月18元，交9元生活费，给我爹5元，往银行存2元，剩2元是我的零花钱，就那也花不完。记得头一年我存了20元，春节前取出来，买了一件学生制服棉袄，还扯一个篮底起竹杆节的花被面，买了棉花，母亲给我装了一个新被子。

03

到1964年秋天，我在农村小学当老师已有好几年了，自然有足够时间读书。杂七杂八，啥书都读，李清照、秦少游、苏东坡的词我也看了不少，还照萌芦画瓢学着填词，记得有一首《蝶恋花》：

吾见窗白疑天明，

急起床，张灯新办公。

连批作文数篇后，

才闻轱辘牵金井。

晨雾袅袅月光朦，

天始明，灯火炸花红。

门外传来脚步乱，

四面金鸡声声鸣。

都是胡编乱造，现在看，恐怕连字数韵脚都不对。那天正在教室里朗读，乡文教助理员袁文杰来通知我去陕县师范进修，全乡就这一个指标。我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低，早就想有一个专门学习读书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感激。

放完秋假，要开学了，收拾收拾赶紧报到去，从家里到县城，在姑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到洛阳。我是第一次去洛阳，在定鼎路下车，找不着火车站，有三轮车夫来拉我，那年我已二十一岁，坐车让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就寻着一个老头，拉了一辆架子车，我把行李放在车上，跟着他跑到洛阳东站。那时坐的是慢车，大小站都停，坐到观音堂车站，差不多都大半夜了。进了车站空荡荡的，有一个洋油筒竖起来的大煤火炉子，炉火正旺，我便近前烤火。这时陆陆续续有人下车，有个姑娘，喊着“冻死啦！冻死啦！”就往火边跑，挤到我身边。我不好意思，掂了行李退到一边，她问我：“你也是来上学的？”“啊！”“是陕县师范？“是“。“那咱们还是同学哩！”天色微明， 老师来接学生，几十个学生跟着老师往学校去了。观音堂东边是张槐村，张槐后面有条沟，陕县师范就设在那个山洼里。我被编到轮训四班，简称“轮四班”。

国庆节快到了，学校要出“国庆特刊”，老师向学生征集稿子，同学们跃跃欲试。我想写文章肯定不行，写诗又怕写不好，那就试着填首词吧！于是我就偷偷填了一首《满江红·咏中华》：

秋高气爽，逢佳节，欢声雷动。

抬望眼，环视中华，欣欣向荣。

黄河滔滔唱颂歌，

长江滚滚舞升平。

机声隆，

神州稻粮丰，

亿民幸。

忆往昔，心悲痛。

遭侵略，受欺凌。

齐奋起，推翻三座大山。

祖国向荣更繁荣，

世界东风压西风。

刮目看，

山河换新容，

东方红。

经过几次修改后，用作文纸抄了一遍，悄悄塞进语文老师家的门缝里。晚上，上自习，老师拿着那张纸，从教室后排向前问：“是你写的吗？”“不是。”一直问到我跟前，我抬头向老师笑了笑，老师也笑了，轻声说：“跟我来！”我随着老师进了他的办公室。

语文老师叫刘崇斌，他是个军队转业下来的文化教员，五十多岁，走起路来胸脯还挺得笔直。他讲古文，从不翻书，讲完后，再把原文念一遍，学生自然明白，我很佩服。他问我：“啥学毕业？”答：“小学。”问：“在学校教什么课？”答：“二年级。”“中学二年级？”答：“小学二年级。”刘老师笑着直摇头，我的话他根本不信，又追问：“真是小学毕业？”我肯定地说：“真是，小学六年级毕业。”“那你怎么会写这个？”他摇了摇手中的稿纸。国庆节放假一天，学生们都去观音堂玩，车站墙上贴着学校的特刊，刊头是一张大画，画着一位农民老茧大手捧着一个大饭碗，紧接着一张白纸用红颜色写着《满江红》，署着“轮四班范崇章”。（崇，是我的字）同学们都挤着看，我也挤进人群念了两遍，心口怦怦地跳。

很多学生都在打听谁叫范崇章。

我没有上过初中，数学、几何课根本听不懂，只有等下课后再问我的同桌，她给我解释清楚了，我就把解题方法、公式编成顺口溜抄在大楷的字缝里。每逢考试，我拿出大楷，按题找顺口溜，只要能对上，也能答他个八九不离十，就为这事常常头痛。有一天，我在伙房门前喝药，发现砖垛底下有个牛皮纸钱包，拾起来一看，里面有很多饭票粮票还有钱，马上拐到教务处缴了钱包，人家登记了我的姓名。第二天早饭罢，匆匆往教室走，见我们教室门前站着好多人，还敲着锣鼓，没顾细看，从人缝里挤进教室，准备写大楷。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拉住我说：“人家等你半天了 ，你还在这坐着！”说着把我推出教室，对众人说：“这就是范崇章。”锣鼓又响起来， 有人把大红纸送到我面前，那是一封感谢信。有人把感谢信念了一遍，又是一阵掌声。班长把红纸贴在墙上，学生们才散去。这一折腾，我的大楷也没写成，却被许多同学都认识了。

这事以后，我在校园里走，有许多同学主动和我打招呼。去图书馆借书，管理员特别热情。我想看的书都能借到，《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都是我最爱看的书。星期六晚上没有自习课，我就去阅览室看书，发现我每次去都有两个女同学也坐在我旁边，互相打个招呼。有时她们拿着书向我问这问那，时间长了，我知道一个叫妙然，一个叫淑芳。妙然长脸，齐耳短发，不大爱说话，很腼腆。淑芳是个大胆热情的姑娘，梳着两个小辩，脸红扑扑的，两只大眼特别有神，我认得出她就是在观音堂车站挤到我身边烤火的那个姑娘。她们都在“轮三班”。

元旦节临近，学校举办文艺晚会，要求每班都得出节目。轮三班几个同学来寻我，说要编一个戏，经过几天讨论、走访，我们编了一个话剧《槐树血泪》，是阶级教育的戏。淑芳参加了编剧，还主动饰演戏里面的一个穷姑娘。我们班没有节目，班主任动员我也出一个节目，《河南日报》上登了个山东快书叫《开箱记》，老师非得让我演。我们村有个龚跃山，他在县一中上过学，后来又考上郑州大学艺术系。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割草， 拾柴火，我跟他学会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有了这点基础，老师又寻来一副钢板，我就“当里个当”练着说。晚会那天，操场上搭了个大舞台，几千名学生坐着看节目。该我上场了，心里扑通直跳，鼓着劲走上舞台，先鞠个躬，然后“当里个当”打着钢板说了起来。也忘了下面的观众，只顾自己眉飞色舞又打手势又说唱。唱完了，观众鼓起掌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不断有人欢呼。老师不叫回场。“我就会这个，别的没学过。”“怎么办？”我对老师说：“武松打虎，敢说不敢？”老师说：“武松打虎为民除害，不涉及阶级斗争，敢说！”我只好又鞠个躬，说：” 下面我说个武松打虎。”掌声中，我又开始“当里个当”。当我说到“那武松身高足有一丈二，膀子奓开有力量，脑袋瓜子赛柳斗，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似房子上的梁，拳头一撺似铁夯。巴掌一伸簸箕大，那指头扑扑楞楞棒槌长......”下面响起掌声。当说到“那老虎高大足有四尺半，长达八尺还不瓤，前胯一动惊人胆，后胯一动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一道黑来一道黄。脑袋上面有个字，三横一竖就念王......”在掌声中我的山东快书说完了。文艺晚会结束，最高兴的是那几个炊事员，只要我去打饭，他们就高兴地说：“打虎那个孩子来啦！”五分钱的豆芽菜，别人八分钱也买不住。

学校图书室的山墙上有块大板。每周都要换一次，负责写校报的几个同学，周周都要见到我的文章，哪周没写，他们都会留下一块空格，非得让我写不行，因此，我也提高了写作能力。有一次，我们班去参加劳动，因为张槐后沟的一条路被水冲坏了，同学们搬石头、填土把路修起来，我也跟着大家搬石头，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有关节炎，甭下水了。”我看着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干活，心里很感动，回来就写了一篇报道，抄在周记本上，放在教室前面的作业台上。晚自习时教导主任到班上去检查，见到我的周记，看了看拿走了，第二天学校大喇叭播送了我的报道。《中国青年报》记者到我们学校发展通讯员，全校报了七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好长时间没见淑芳、妙然她们去阅览室看书。有一天下了晚自习，淑芳叫住了我，她说：“我住医院，同学们都去看我，你为啥没去？”我说：“我不知道。”停了一会儿，我问：“得的啥病？”她说：“扁桃腺炎。”我问：“啥叫扁桃腺炎？”她抓住我的手，从脸直拉到脖子上，说：“这就是扁桃腺。”啊！我看着她涨红的脸急急地走开了。

学校放麦假我没有回家，语文老师把多年的报纸搬到教室，叫我负责剪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上的好文章真多，他让我分类贴在几本杂志上。大摞的报纸我一边看，一边剪，一边贴，美极了，我好像一下子跳进了知识的大海洋。教室里悄悄，只有翻报的哗哗声，剪报的嚓嚓声，涂上浆糊、把纸贴上再用手啪啪拍两声和我的呼吸声。教室门开了，淑芳走了进来，先朝我笑笑：“都放假啦！还这么用功？”我抬头笑笑没吭声。她说：“咱们去洛阳看动物园吧！”我说：“不去。”她说：“来回车票我买，不用你花钱。”我说：“不花钱我也不去。”她翻看着我剪贴好的本子再三恳求：“去吧，就一天。”我肯定地说：“一天也不去。”又坐了一会儿，她无可奈何地走了。我什么也没想，一门心思又把自己埋进了知识的海洋，好文章像波涛汹涌的浪花拍击着我兴奋的心脏。

该讲的课都讲完了，学校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几个班合并，学生们坐在礼堂里听贠主任讲《实践论》、《矛盾论》，下午有老师专门讲《毛主席诗词》，晚上，学校通讯组几个学生连同一些文学爱好者集中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陕县师范设在一个幽静的山洼里，有山有水，有树木有庄稼，空气新鲜，环境幽美，远离城市的喧器，没有外界的干扰，只有知识渊博的老师和热情友好的同学，这一年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至今怀念。

04

陕县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湾小学教书，除了上课，也没什么事。我想起在陕县师范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连坐了几个晚上，我编了一个戏，名叫《赶会》，写好后，我把它寄给《奔流》，《奔流》杂志社又转给《奔流·戏剧专刊》。戏剧专刊又转送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把稿子退给县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通知我到县文化馆剧目创作组去改戏。

1965年6月，县里成立农村文化工作队，后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乌兰牧骑”为榜样（乌兰牧骑是蒙古草原上的一支文艺轻骑兵，当时受中央文化部表彰，向全国推广，县委宣传部从豫剧团抽调郭长福（导演）、宋小梅、梁爱耘、张桂枝和张小玲几个年轻演员，从教师队伍抽调郭章旺、孙秋霞，从县防疫站抽调闫小会，从原曲艺队抽调张立、贾民望和吕明钦，队长是李克敏。我因在文化馆正修改剧本《赶会》，也被抽调到农村文化工作队，共13人。采用一专多能的方式，要求每个队员既会拉、又会打、又会唱、又会舞，还得按县委工作部署，临时编写符合形势的演唱节目，下乡宣传，确保用文艺形式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农村文化工作队成立后，住县文化馆。经过一个月培训排练，组织了一批节目，下乡演出。下乡演出不收钱，县里拨有宣传经费。由于有专业演员参加，演出的节目质量较高，很受群众欢迎。13人要演一场文艺节目很不容易，首先是开幕式，除队长外，其余12个队员统统出场，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开幕式下来，就是快板书、相声、舞蹈、双簧、河洛大鼓、柳琴、三句半，最后演个小戏，算作结尾。演出的时候，该谁出场谁出场，不出场的人拉二胡、弹风琴、木琴、敲木鱼、打梆子、敲锣、拍镲，各司其职，没有一个人闲着。我是队里最笨的一个人，还经常出演山东快书、双簧和相声，还学会弹秦琴、打梆子、敲碰铃......

记得焦裕禄去世，《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县委要求宣传焦裕禄，农村文化工作队没几天工夫，就编写排演了《访贫问苦》《焦守凤忆爸爸》等节目，在县城剧院演出，很受欢迎。县委宣传部指示立即下乡宣传演出。先到木植行，再到车村，然后去白河，半年时间把嵩县几个山区大队都跑遍了。在马路魁大队，偶遇天下大雨，大队干部把两间场房仓库腾出来，一间供演出，一间坐观众，屋里盛不下，门外、窗台外都挤满了人。每一个大队都演，路程也不太远，有的群众赶着看，一连能看好几场。下乡演出，走到哪里都吃派饭，队员都分到各家去吃饭，每顿付四两粮票一角钱。吃饭时，见人家家里有病人，回来就告诉闫小会，她就立刻拎起药箱去给人家看病，抓了药又不要钱。在村里见谁头发长，就主动给理发，技术不高，理得不好，因为不要钱，所以很受欢迎。工作队员所到之处，群众就把家里的核桃、柿饼、栗子等拿出来让大家吃。

记得当时演出的节目有：戏剧《双教子》《游乡》《买宝书》、《打铜锣》，曲艺《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焦裕禄访贫问苦》、《忆爸爸》《颂王杰》《摘棉花》《卖丫环》《老两口学毛选》，舞蹈《团长给我们来理发》，相声《女队长》，还有其他好多节目。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老艺人张立。他开封人，自小随父母说书卖艺，七八岁就能坐台伴奏，大约是1957年随省曲艺队下放到嵩县。张不识谱，但无论哪种弦子，只要哼一遍，都能拉，坠胡、二胡、京胡、二弦、三弦，不管是曲剧、豫剧、京戏、坠子书、河洛大鼓、二夹弦、山东柳琴以及歌曲都会拉。记忆中，张立是嵩县弦乐队伍中技艺最好的一位。还有贾民望，很早就在县曲艺队工作，河洛大鼓演得很好，《双枪老太婆劫刑车》每场必演，被称为工作队的“吃馍节目”。

05

1966年3月，县农村文艺工作队在田湖散落演出，吃罢晚饭正准备化妆，打麦场上来了一辆大客车。人们没见过这样的大客车，争相围观。一会儿，队长李克敏对我说：“你不用化妆了，县里来人叫你回去。”我正想着叫我回去做啥，文教局李丙寅、马丛书两个局长笑着向我走来，叫我快上车，今晚就回去。

在车上局长李丙寅对我说：“咱县参加会演，你写的《赶会》那个戏，一炮打响了。省文化厅来人要见你，明天咱就去洛阳。”回到县里，他俩领着我先到县委，又到县政府，专门去见县里那几位大领导，有王清节、杨振江，还有宣传部长贺文锦等（县委书记闫振东在洛住院，后来在医院也见了我）。当时我才23岁，还是个毛头小子，县里的领导我都不认识，只听见他们说：“你要虚心，好好修改，要为咱县争光。”第二天，天还不亮，贺文锦部长就带着我上车，车上又多了两个人，一个是嵩县最好的书法家董冠卿，还有一个是一中语文教师谢虎臣。

下午三点，在洛阳地区第一招待所会客室里开会。我被李、马两位局长领着进了会客室，会客室已坐满了人，李局长把我领到一位领导面前说：“这就是俺县那个章娃，他来了。”那个领导似乎有点不解，马丛书局长急忙解释说：“他就是《赶会》的编剧。”领导明白了，急忙起来和我握手，并对大家说：“这就是《赶会》的作者！”大家的目光都向我投来，也许见我还是一个毛孩子，都笑了起来，争着和我握手，我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大家说着、笑着，握住我的手抖个不停，我也只好任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握。握完了手，大家各回本位，我还呆呆地站着。明晃晃的玻璃茶几，我都没有见过，上面还放着水果。领导笑着说让我坐，我一看座位都坐满了，只有一位女同志身边还空着一个位，我急忙向她走去，慌慌张张猛地向位上坐去，谁知那都是新做的沙发，座内的弹簧一下子把我弹了起来，不偏不斜正把我弹倒在那女同志的怀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那个女同志红着脸把我扶起来，我的心还在怦怦地跳。开了一下午会，我的笔记本上一个字也没记上。

晚上开始修改剧本，住室里放了满满两大盒点心，有蛋糕、饼干，还有灌糖角，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常吃的，看着很新鲜。一共分了三组，一组改对白，一组改唱词，我和导演姬少卿、郑东岳由宣传部长领着统改剧本。剧本一共20多页，演50分钟的小戏，改来改去弄了一个晚上。天快亮了，他们把改的本子拿来叫我统览，我看了几遍，认为会场的那段唱词改得不美，就又重写了一遍。那段唱词是：

玉兰：会上可热闹啦！

（唱）人山人海闹嚷嚷，

会场扯得有二里长。

你听那，锣鼓敲得咚咚响，

县剧团上山下乡到俺庄。

演出的节目真正好，

《借牛》《游乡》《沙家浜》。

老爷爷，你最爱看哪出戏？

爷爷（接唱）：老汉我最爱看《传枪》。

玉兰（唱）：往东看，展览馆正开放，

图画照片挂满墙。

大庆人艰苦创业改天换地，

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爷爷（接唱）：林县的红旗渠工程浩大，

听说是引漳入林穿太行。

玉兰（夹白）：老爷爷，对呀！

（唱）看板图好像听到水声响，

看图片好像闻到稻米香。

穿过人群那边望，

新华书店下了乡，

人人争买马列书。

爷爷(接唱）:对对对，认真读书第一桩。

玉兰（夹白）:老爷爷，你看！

商业市场正兴旺，

有销有购分外忙。

木料药材堆成山，

抽水机、喷雾器、胶轮大车排成行。

城乡交流就是好，

工农联盟情谊长。

百货棚下货物广，

花布样多质量强。.

白府绸、蓝卡儿、灯芯绒、人字呢，

还有那新的产品的确凉。

大嫂子争着撕花布，

老大爷忙把鞋样量。

手拿胶鞋哈哈笑----

爷爷（接唱）:老汉我也要买一双。

玉兰（唱）还 有北边牲畜市，

有牛马有驴骡，还有猪和羊。

你看那，

小牛犊乱蹦乱跳正撒欢（儿），

大红马蹶着尾巴头高昂。

爷爷呀！

牲畜市上牛马多，

正是拾粪的好时光。

这段唱既反映了会场的盛况，又是两人对唱，显得生动活泼。我把这段唱词叫贺部长看了，他说好。吃罢早饭，又把人召集起来，我念罢，大家都同意，于是定了下来。

剧团住进洛阳林校，加紧排练……

一星期以后，大会挑选出渑池县的《借驴》，三门峡的《杨春燕》和嵩县的《赶会》同台演出。省委宣传部、文化厅及艺术处的领导和专家都来观看，进行评论和选拔。人民剧院的舞台布置一新，灯光特别明亮，整个剧场座无虚席。渑池县有名角马琦、周玉珍演出，自是好看；三门峡剧团阵容整齐，演出效果也很好。轮到嵩县演出了，字幕打出嵩县曲剧团《赶会》，演员表：爷爷——郑东岳，德立——林长河，玉兰——王六莲，导演：龚跃山、姬少卿，舞美：张国俊，音乐、唱腔设计：龚跃山。台下一片掌声，或许是董冠卿的字幕写的太好了。接者是幕后合唱：

毛泽东思想闪金光，

人换思想地换装，

知识分子劳动化，

粪筐换来粮满仓。

哗......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经久不息，观众高声赞叹：“‘毛泽东思想闪金光，人换思想地换装’”这两句唱词太好了。因为当时全国刚刚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这唱词反映了人们的心声。演出开始，随着剧情发展，德立不愿挑粪筐，爷爷逼他挑粪筐，见了玉兰藏粪筐，玉兰向他借粪筐，假装要去买粪筐，爷爷揭底亮粪筐......全剧围绕粪筐展开思想斗争，跌宕起伏，戏笑逗趣，三对粪筐都绑上红绫条，翩翩起舞，台下的照相机闪个不停，整个舞台活起来了，整个剧场动起来了；掌声、欢呼声、叫好声把整个剧场的活跃气氛推向了高潮。当剧中演员德立说“玉兰，我要向你学习！”玉兰说：“咱们都要向爷爷学习。”爷爷说：“哎！咱们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牛粪不脏，脏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台下的掌声更响了，人们惊喜地说：“这个作者怎么可知道了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写进戏里了。”总结会上，地区专员巨和勤亲自到场讲话，他说嵩县这个剧本获洛阳地区创作一等奖。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表态，嵩县的《赶会》可代表河南省直接参加中南局会演。

会演结束，我被留在洛阳，住在人民剧院，剧本要往精处再修改。没过几天，洛阳地区文化局局长艾青组织我们开会，他说：“根据形势变化，汇演暂停，剧本修改也暂停吧，少则三月，多则半年。还是我们这些人，到时再来集中，大家回去等通知吧。”末了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继续努力，不敢松劲啊。”

谁知一等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没等到通知。

06

从洛阳回来我就到县文化馆上班了，这里适合我，有书看，有活干。话说那么一天，几个老同志议论起单位的一些事，大家都有点意见，于是我就顺手写了一篇稿子《文化单位不是疗养院》。写好后，大家同意，我信手签上我的名字“茅溪”。那还是平常在一起打扑克，有人起住大王、小王，就高兴地说：我有“金金蛾”。起不住的就说：这下“”了，我是起住大王、起不住大王都说“冇戏”，于是他们都叫我“冇戏”，“ 冇戏”成了我的代号。我把“冇戏”改成“茅溪”当成名字写上去。信发出去了，我也没当一回事，谁知过半个多月，那篇文章作为群众来信在1979年7月16日《河南日报》三版发表了，全文如下：

文化单位不是疗养院

编辑同志：我们认为，文化艺术单位像科技部门一样，是业务性较强的单位。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有一种或几种业务专长，不然，确实不能胜任。但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只照顾人情，不考虑工作，错误地认为这些单位“没有具体任务”，只管种花、看戏，好像很“清闲”。

洛阳地区有个县的文化馆，按规定编制是十个人。感谢领导重视，现在安排的人员超过将近一半（据说还要增添），但人数虽多，工作并没有搞好。为什么？原来，调进来的同志多是年老、体弱，有的常年有病，有的是当权人的爱人或亲属。这些人一不懂业务，二没有专长，遇到具体工作，别人忙得一身汗，他们闲得团团转。搞农村文化下不了乡，文艺创作掂不起笔，摄影、美术更不在行。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就这还有人说：忙死你活该，歇着我应该，领导上就是照顾我来休养的。这样确实挫伤了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积极性。

这个县的剧院更典型。全县总人口不到四十三万，剧场座位一千零七十个，每月演戏约十到十五场，上级就给安排了十名管理人员，收入的钱连工资也不够发。况且这十个人既不会写，又不会画，连戏剧海报也要演出单位自己去贴，布置会场的匾额还要到文化馆去找人写。

我们真不理解，有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单位是怎么看的。现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文化单位要为四个现代化鸣锣开道，而现在调进这么多人根本下不了乡，在机关又能干什么？据说县直单位里“长期病号”和那些有脸面的人还要往剧院和文化馆里塞，难道文化单位真是“疗养院”吗？（茅溪）

我刚从乡下回城，剧团里一位同事见我就说：“冇戏，你写的那篇文章，《河南日报》登了，你敢批评领导，你小子要小心了。”走进文化馆，同事们见我，光笑笑，不跟我搭话，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风言风语听说要把我调出文化单位，叫我到五马寺林场去劳动锻炼。年轻气盛的我有点不服气，因为我说的是实话、真话，我就想到上面去问问。坐上长途汽车，我就到了郑州，到省群众艺术馆直接找到了顾丰年。顾丰年是馆长，长我五六岁是我的老上级、老大姐，我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她听了，只是笑笑说：“走！咱们去找赵厅长。”赵厅长叫赵建功，有一次去嵩县，我陪他下过乡，我认识。赵厅长知道那篇稿子是我写的，一见我就高兴地说：“你那稿子写得好，全国有八家报纸转载，省里还专门下了文件，要求全省文化单位都要学习，纠正此风。”顾丰年把我的情况向他一说，赵厅长当即对顾丰年说：“明天就下通知，先把他调到艺术馆当编辑，以后，我再安排。”

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回到县里。二十多天过去了，毫无声息。顾丰年给我拍了电报：调令早已下了，你怎么还不来？我到文化局去问，工作人员说：“调令我们见了，领导不让你走！”我说：“那我总得去问问吧？”他们同意我再上郑州。

这一次再去群艺馆，顾丰年把我领到给我安排好的办公室。我一看桌子、椅子、柜子各种办公用具都准备得停停当当，一应俱全，甚至连床、蚊帐、被褥都准备好了。她说：“你不用走了，就在这开始工作吧！”我说我什么手续也没带，她说：“你不用管，只管工作。”

我和顾丰年是早认识的。1966年讨论剧本《赶会》，那个沙发上坐的女同志就是顾丰年，在洛阳还是她帮我修改剧本，她教我学会“中州十三道韵辙”。平仄声、尖团音，她调到省里，我的许多演唱材料，都是她编辑发表的。那时，省里主要文化单位都在一个院里，《奔流》《戏剧专刊》《莽原》，我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工作环境很好，干得得心应手。只是有一件事，我工资很低，每月四十五元。中午，开饭铃响了，我故意先不去，等一会再去，炊事员说：“烧鸡卖完了！”那时一只烧鸡两元钱，我也吃不起，只买些芋头丝、豆芽之类的便宜菜。

转眼，中秋节快到了，我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分了八亩多责任田，该收秋了，光我爱人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那天晚上，下着小雨，雨点打在窗外的梧桐树上，噼啪作响，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便起来坐在床头写了一首小诗：

窗外雨纷纷，拈笔写诗文。展纸浓墨蘸，不知何所云。离家五百里，妻儿挂在心。秋禾当可熟？地亩又曾分。八月仲秋近，月饼寄何人？我妻倚门望，娇儿笑扑身。省城千户富，还思穷家门。

第二天，顾丰年见了这首诗，对我说：“你想请假回家了吧？”我说：“是。”她说：“那你就回去吧！”我说：“什么时候来？”她说：“你看吧！干完农活再来！”我想回家先收秋，再种麦，还得刨红薯……得多长时间呀！

我回到县里，先到文化馆，馆长调走了。我找到会计，给我发了工资，报销了出差补助和路费。回到家里，我把写的小诗给爱人念了，她哭着说：“你还没忘了俺娘儿们。”收罢秋，我给顾丰年馆长写了一封长信，为了照顾我的家庭和孩子们，郑州我不去了，还留在县文化馆继续上班。

07

这之后我在文化馆剧目创作组编了两部戏。一个叫《飞水迎春》，一个叫《今天》，这两部戏在县里影响都比较大，还参加洛阳地区戏剧会演，得了奖，获得好评。在此期间，我还收集整理上百篇有关嵩县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文章发表后，我被吸收为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河南分会会员。不久，县里搞地名普查，我被抽调到县地名办公室，编写出版《嵩县地名文字资料汇编》。后来，接到通知，调我到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不让去，让我再写个剧本，参加洛阳地区职工农民业余会演。由于时间紧迫，我让他们先在职工、农民中挑选三个演员，根据演员的条件、性格、人员气质，和导演郭长福一块商量，准备编个反映计划生育的戏，名叫《两张画》。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编戏的一些技巧。例如：戏一开始，我就写了一个婆婆给怀孕的儿媳妇端饭的情节。

婆婆：淑珍，吃饭吧！

（唱）：先喝这荷包鸡蛋白糖茶，

再吃油旋火烧撒芝麻。

这是葱花炒肉丝，

这是灵枣栗子面疙瘩。

淑珍你多少尝一口，

看看如法不如法。

要是觉着不趁意，

回头再把母鸡杀。

鸡汤面条放辣椒，

姜丝葱花香油炸。

想吃啥？想喝啥？

淑珍：烦死人！

婆婆：（收拾碗筷，出门，拭泪）

（接着唱）为儿孙我还得装聋作哑。

这样一段唱词，一句对白、一个动作就把人物性格活灵活现表现出来，一举亮相，不用解释，推动剧情发展。由于导演、演员通力合作，我晚上写，他们白天排，边写边排，边排边改，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到洛阳参加会演。会演之后，《两张画》获了奖，剧本被收入《洛阳地区计划生育宣传资料》，我把锦旗送到宣传部，就到县政府办公室上班了。

08

到政府办公室不久，正赶上全国编修地方志。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郑州大学历史系办了个地方志编纂人员进修班，每县一人，为县志编修培养主编。政府办公室推荐让我去。当时政府办公室主任叫任均来，给我准备了学费、路费，开了介绍信，并说：“老弟，这可是个好机会，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嵩县志可全看你啦！”我没有进过大学校门，平时自觉自己懂的不少，到学校一听大学教授们讲课，句句新鲜，条条是道，才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懂，上课时耳听手记，下了课还专心攻读讲义。在学校学了《中国近代史》《河南现代史》《史学概论》《史料学》《方志学文选》《方志学》等360个学时，我是一课不缺。学习期间，记了十几万字的听课笔记和学习心得，毕业前写了《秉笔直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一篇，大家合影留念，郑州大学发了盖着钢印的结业证书。

编纂一部浩瀚的地方百科全书，绝不是三个月所能学会和掌握的，当中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当时洛阳地区史志办主任刘庆云就让我们先编一部概况，以此练兵。县志办主任李春喜是县委办的老主任，工作能力强，干事雷厉风行，对同志要求严格，分工明确。我是副主任，负责篇目设计和文字工作，我们一周一会，讲进度，抓质量，一年时间，《概况》编成了。经过评审、修改，于1985年1月出版。《嵩县概况》采用编章节目体制，共分七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六十七章，30多万字。

《嵩县概况》出版之后，在县里影响很大，我们也有了编修县志的基础。编修县志首先从收集资料入手，我们拟定了88个条目，条目涵盖嵩县历史沿革、军事机构、政治活动、经济状况、文化教育、人物传记、社会习俗等，总编室人员分工包乡，召开座谈会215次，访问老干部、老教师、社会贤达及国民党军政人员800余人次，还派人到四川、广西等省和北京、西安、郑州、开封等地查阅历史档案。征集资料2679万余字。分别立卷编号存档，以备查用。有了大量资料，还得按志书体例拟定篇目，初为十大编,即：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社会、附录。编下设章、节、目。后改为多篇多章，做到分门别类，类为一志。事近则聚，事同则合，横排竖写，更为得体。编目拟定之后，又召集县直54个有供稿任务的部门主编培训，到1985年，全县54个部门志初稿全部写出。在此期间，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方志系函授班，一学四年，直至毕业，取得大学专科文凭，被评为编辑职称。历时八年写出《嵩县志》初稿，打印成册，又经五步评审，终于1990年5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全书共分35篇，196章，120余万字，有彩色、黑白照片136幅，各种地图167张。

1992年，嵩县掀起旅游热，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开发白云山。我和翟柏华被抽调到旅游局，专门负责勘察景点，给景点起名。我们住进五马寺林场，跑遍白云山山山水水，历时数月，写出《人间仙景——洛阳白云山自然风景区嵩县五马寺国家森林公园系列景观》，并被拍成电视片，作宣传推广用，如今的白云山已经是国家5A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有“中国最美的地方”之称号。

之后，又编印《爱我中华，爱我家乡--嵩县爱国主义教育乡土教材》《人间仙境白云山传奇故事》《嵩县古今名人谱》《里程碑--嵩县重点工程建设始末》。1996年我到年龄退居二线，公布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可是我并未闲着，受有关单位聘请编出了《嵩县土地志》《嵩县水产移民志》《嵩县电业志》《嵩县政协志》，还和嵩县县委宣传部合编《嵩县大观》，和文联合编《嵩县民俗志》，整理印刷《中国民间故事大全·嵩县卷》等书。

1998年6月，第二届《嵩县志》编纂工作启动，我受县志办主任王巧玲邀请，协助编写第二届县志。写了8位人物传记，78位人物简介，还有4种表格。人物是志书的灵魂，每位人物传记、简介都要把握标准，言之有据，既要对书中人物负责，又要不出差错，令人信服。虽然困难很多，但我都能做到尽职尽责，如期完成任务。第二届《嵩县志》历时8年，经过收集资料、拟定篇目、编写初稿、专家评审、精心修改，终于2008年10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110万字，彩照188幅，书中还补录《限外记要（2001—2009）》新事，书要记入史册，为下届修志打下基础。第二届县志出版后，又编写了《洛阳乡镇概览（嵩县卷）》，约60万字，2013年10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16年，上级号召编修乡镇志，我又和邓须、刘新芳回大章（我老家）编修《大章镇志》，历经一年时间，《大章镇志》编纂完成。计26章117节，约50万字。2017年3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洛阳市第一部乡镇志。2017年又受纸房镇党委书记邀请，协助编修《纸房镇志》，用了一年时间，《纸房镇志》完成初稿，经过评审、修改，于2018年9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共26章、126节，彩照97幅，约70万字。

09

我是2002年，60岁时正式退休的，本来是退下来休息，对于我来说，原来忙碌惯了，一闲下来很不习惯，除了继续帮单位续写志书外，总想给自己找点“闲事”做。学过一段二胡，会拉《梅花三弄》等十余首曲子，但苦于记不住谱子，一边拉一边看谱又跟不上节奏，最终作罢。放下二胡，又想学习书画，因我属马，一家人中有四个属马的，便想试着学画马。在中国书画名家中徐悲鸿画马最佳，于是就买了徐悲鸿书画集，一点点开始临摹。“老有所有，老有所乐”，“为”字不敢当，“乐”字当头，纯粹就是为了玩，没想到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孙子过十二岁生日，我画了一幅马作为礼物，本以为画得不好，送给孙子玩玩算是一点心意，谁知儿子却将画裱了出来，挂在墙上，家里人越看越有味道，我心里很高兴。去宜阳县看望一位朋友，我也带了一幅马。不久，我画的马竟被北京一家画报刊发，我对住画报左看右看，心里一阵惊喜。这两件事成了我坚持画马的动力，画马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原来画马就在我屋里的一张小桌上，儿子们为了让我开心，就特意给我做了一张宽1.5米，长2米的画案，又准备了新的笔、墨、纸、砚、墨池、压尺、印章，小女儿专门腾出自家宽畅的客厅供我作画，起名叫“七峰书画室”。儿子还将我的画作发到微博上，也有不少人成为我的“粉丝”。凡是向我索画的人，一向来者不拒，这并不是说我画的有多好，而是想用自己的乐天精神感染身边的人。原《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香港商报》总编辑，全球商报联盟理事长、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亲笔为我题写了“七峰书画室”匾额，我也回赠了画作，两人结为朋友。还亲笔为我这篇小文题写了题目。还给被聘为英格兰皇家艺术基金会永久艺术顾问的张效峰赠送两张画，他十分高兴，装裱之后，挂在画室，发了视频。多个企业名家慕名索画，我都一一相赠，连结友谊。记得汝瓷传承人范随州、王振芳向我索马，我给画了两张，托人带去，人家还回赠了一个汝瓷茶杯，十分精美。2018年，嵩县老干部体育运动协会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出版《嵩县老年书画集》也刊发了我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幅《骏马图》。《洛阳杂志》《东方今报》给我作了一整版的报道《范章“画马画着玩”的快乐生活》。

10

我今年七十七岁，正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光辉历程。我从一个懵懂的穷孩子，伴随着新中国一步步成长，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我所在单位领导的关怀和教育，离不开同志们的帮助和照顾，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和共和国息息相关的。如今我每天坚持晨练，打拳、长吼、扭秧歌，下午游泳，身体还好，尚有余力，仍在县志办公室尽我所能。我的孩子们各自成家，各有工作，就连我的孙子孙女们也都上大学的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儿孙满堂，家庭和睦，生活幸福，事业有成，不需我操心，且孝道有加，我十分称心如意。有人建议我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书，我总是笑着说：“我已经有四本书了，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一部作品。”每想到此，我都兴奋不已，由衷地、发自内心地说：“我真真地赶上了好时代。”

行文至此，已觉劳累，正欲搁笔，仰望窗外，晴空朗朗，白云舒展，清风送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嘹亮的歌声沁人心脾，顿觉心旷神怡，精神振奋。

作者简介：范章，1942年11月出生，洛阳嵩县人。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洛阳古都学会理事，嵩县文联名誉副主席，嵩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