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德国最后一次攻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文史宴」

文/利德尔·哈特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是德军在一战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无论德军何等精锐，此战也疲态尽显，逊其一筹的法军在福煦的布置下开始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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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煦的战争军旅生涯中，一个最令人好奇的象征性之物是他迷恋的一座路易十六的摆钟，1914年时他的司令部在卡塞勒市政厅，他就把摆钟安装在房间白色的大理石柱之上。1918年，这座摆钟送到了他这里，于是遂了他的心愿。

斐迪南·福煦

没有比这个摆钟更像当年的战役了，首先，长长的摆针带着节奏摆向了德国一边，然后又摆回了协约国军一边。还如摆钟一般的是，在8个月的战役中，前4个月就挫败了德军攻势。在福煦得以发起自己的既定反攻之前，每个小时的准点钟声都是决定命运的时刻。福煦不仅仅在法国被人抢先一步。

5月7日，他劝诫迪亚兹不能只满足于守势，而是应当尽快实施进攻。6月12日，福煦又提出了进攻的要求。三天之后，奥军发起了1918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势，康拉德从特伦蒂诺南击意大利军之侧翼，而博罗维奇（Boroevic）则同时进攻意大利军正面。

康拉德的攻势很快被阻止，而博罗维奇的奥军虽占领了蒙泰洛的半部，强渡了皮亚韦河，但最终也只能被迫渡河而撤。在此次徒劳无功的进攻战中，奥地利军损失了10万之众，致使奥军军力溃散。

奥地利的破产成为其伟大盟友失败的不祥之兆，其败亡将会来得更早一些。在3月至6月间，德军已经损失了将近70万人。德军密集和持续的攻势，致使其濒临破产。

在战争中，这是德军第一次不堪损耗的重负，德国年轻人在可以牺牲的年龄抵达战场，其半年的兵员损失数量就达到了一年的征兵额，而且远超于此。摩洛神仍感饥饿，难以满足。德军若欲一雪前耻，只能派牧师上阵了。

当鲁登道夫看着旁边可以派出的邪恶部队，简直少得可怜。薄弱的德军队伍紧凑地慢慢蠕动，鲁登道夫将失去力量。

相反，福煦的人物形象将不断膨胀，直到民众将其神化为主宰战争的巨人。除了精神力量，福煦几乎也掌控着物质力量。

数月以来，他就是大人国的格列弗，勇敢面对着挑战，吟唱着“进攻”之歌。数月以来，他就像不朽的帕廷顿夫人，拿起扫把击退海洋的大潮。下一次，福煦将向前挥舞扫把，海水就将退去。每一次连续的挥动，都可以将海水击退更远。于是，物质力量的浪潮遂掉头而去。海潮开始退去。

人类热衷于追求奇迹，他们认为潮水的退去乃是大师的伟大成就。他们忘了现在已经有27个双倍规模的师抵达法国。他们也很容易忽视了德军预备队兵力的削弱，由于饥饿海峡的存在，致使德军兵力及德国民众的数量都在减少，失望之余，士气低落，德军发现他们在徒劳地付出最后一点能量。

协约国民众充满了胜利的迷醉之情，并没有关注导致胜利的各种因素。他们渴望看到并赞美一位奇迹创造者将春天的冰水变成夏日的红酒。于是历史留下了有失偏颇的分析。因此，传奇开始了漫长的演绎之旅。

但是，我们强调，当酒菜上桌之后，某些酒席承办者并不认同餐后产生的错觉，这才是实际的情况。在研究德军6月9日的进攻之后，贝当舍弃了他天生的谨慎态度而宣称：“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6月底，我们的局面将极其好。7月，我们就可以恢复攻势，尔后，胜利将属于我们。”

这个预言准确地实现了，但此种判断不是基于灵机一动，而是冷静地思考了各种因素而得到的。

即使福煦并没有准确预测，但他似乎“感觉”到了贝当通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及时改变。

7月1日，威尔逊来访，福煦明确表示，德军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令威尔逊惊讶的是，福煦说，所有揪心的忧愁都将在10天之内消失殆尽。威尔逊却无此信心，而且认为陷于泥沼的协约国军在“11月之前不会非常安全”，也不会让人安心。

福煦进一步表示，奥匈帝国将很快在革命中瓦解。为了加快进程，福煦不仅敦促迪亚兹在意大利战线实施进攻，而且推动制订了萨洛尼卡的攻势计划，派弗朗谢德斯佩雷前往指挥作战，以鼓舞士气。

福煦关于鲁登道夫陷入混乱的猜测乃是一种敏锐的嗅觉。鲁登道夫虽然仍遵循着自己的指导思想，认为其最终的攻击目标还是英军，计划进攻佛兰德，这与福煦的看法不同，但鲁登道夫无奈得出这样的结论：“佛兰德的敌军仍然强大，以致德军无法进攻那里。”

鲁登道夫的神经质在一战末期爆发了

因此，他决定在另一个方向实施牵制攻势，若战机有利，则时刻准备着扩大攻势。德军计划以49个师进攻兰斯两侧，拟定攻击日期为7月10日，尔后由于准备未完成，遂推迟到7月15日。

主要打击力量是进攻沙隆的左翼部队，而右翼部队将渡过马恩河，继而转攻埃佩尔奈（Epernay），与左翼部队会合并攻击目标。鲁登道夫的计划是，无论如何将在5天之后对佛兰德实施决定性攻击。

7月16日，德军进攻兰斯之际，实际上德军炮兵和飞机经火车运输至佛兰德，鲁登道夫将亲自前往那里监督和创造其最后的胜利。但是，胜利的序幕并没有拉开。令人讽刺的是，法军的攻势割断了拉开帷幕的绳索，但法军的本意并非如此。

福煦根据其局部进攻计划的一部分，已于6月14日命令贝当：“准备进攻，目标是占领制瞰西侧苏瓦松的高地。”福煦的想法是，如果他可以将德军所用的主干交通线纳入法军的炮火之下，“任何进攻蒂耶里堡的德军都将成为炮灰。”

芒然指挥的第10集团军扮演止血带的角色。6月28日，芒然率部发起了初步攻击，以获得有利的起始线以及掩饰其更大的意图，尔后将其预备队撤往后方。

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贝当希望德军进攻，然后再实施反攻。他的计划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缓冲式抵抗阻止德军之攻势；第二阶段，立即沿兰斯两侧实施反攻，形成口袋；第三阶段，当德军预备队被迫进入这些口袋之后，芒然的集团军则真正反攻敌军后方。

如果芒然所部沿马恩河主突出部的基线向东推进足够远的距离，则可能形成一个可以包围德军的大麻袋。

战事的发展以及福煦的想法共同改变了贝当的上述计划。

福煦不愿等待敌军行动，而是倾向预防胜于治疗，希望自己部队的进攻可以挫败敌军的企图。福煦现在决定，无论敌军进攻与否，他都将所部之攻势扩大到将敌军驱逐出马恩河突出部的联合行动。

于是在7月9日，福煦命令贝当，贝特洛的第5集团军应进攻东翼，同时芒然的第10集团军进攻西翼。福煦也希望位于芒然所部与马恩河之间的德古特（Degoutte）第6集团军，应向南延长芒然所部的进攻线而至蒂耶里堡，继而一同东进。

法军攻势计划的扩大自然推迟了其进攻的时间。但这有助于欺骗德军，他们得到的情报将是协约国军会实施阻止性进攻，如果协约国军未在7月14日按期发起进攻，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意图未被发觉。

法军的迟滞进攻有利于贝当。7月13日，贝当可以向福煦保证，德军很快将发起进攻，他的想法也得到了福煦的同意，法军的进攻应当是一次反攻，即在敌军进攻之后实施反攻。

这并不是贝当取得的唯一一次成功的说服。经过一个星期的争论，贝当才说服在兰斯以东的第14集团军司令官古罗采取纵深防御策略，还要使其接受了令人不愉快的想法，也就是自愿放弃其前线阵地。当成功欺骗德军之后，全世界响起了雷动般的掌声，将其赞誉为“古罗战术”！

7月14日，法军的一次黄昏攻击，俘虏了德军战俘，他们供认德军将在午夜10分钟之后实施炮击。法军在最后一刻发现了德军的准确攻击时间，德军的攻势毫无疑问失去了突袭性。

因此，在兰斯以东，德军步兵从其战壕开始进攻之前，他们已经踏入了陷阱，被法军的反击炮火炸得四分五裂。尔后，法军外围阵地防线的机枪又进一步削弱了德军兵力。于是，德军的攻势遂告减弱，攻击阵形也进行了收缩，以致其到达法军的真正抵抗防线时，却无法突破。

然而在兰斯以西，由于意图守住马恩河，法军并没有完全运用纵深防御策略。因此，法军全力坚守第一线阵地，其守军被歼灭，德军的攻击浪潮深入了5月形成的大突出部东南角。

德军不仅渡过了马恩河，而且进军到了兰斯，从而导致法军防线扶壁面临遭德军削弱的威胁。尽管德军在次日停止了进攻，但其威胁攻势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避免风险，贝当立即决定执行计划的第二阶段，在马恩河以南形成的新口袋两侧实施反攻。

但是，贝当的原计划执行该任务的预备队已经投入防御作战，于是贝当只能从德古特和芒然所部抽调部队。因此，贝当电话命令推迟芒然所部的反攻，而原计划该部在7月18日准备反攻。

福煦正在亲访黑格的途中，当到达法约罗的司令部时，他听到了贝当的讯息。福煦急于进攻，对于任何延迟都深感震骇，而且是为了安全付诸实施“浪潮”理论。

他立即致电贝当：“芒然所部之准备不得有任何延迟，更不能停止。”他还说，不仅芒然和德古特所部必须在7月18日攻击，而且马恩河以南的米特里第9集团军也应攻击。

在福煦评价他这位更为精明的下属时，概括了自己的感受：“他不知道速度的优势。他喜欢分阶段执行任务，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更喜欢大规模攻击。”

因此，在7月18日凌晨4时35分，芒然和德古特的集团军向东扫荡进攻。由于上述部队在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因此初步炮击时并未注意到其进攻。

他们参战时成了“康布雷之匙”，其突然派出了大量坦克，压碎了铁丝网，引导步兵浪潮进攻。法军拥有的这把钥匙及其成功的运用，证明了贝当在1917年的宏伟计划是正确的。

即使如此，德古特的坦克数量不可能有芒然所部那么多，芒然所部的坦克数量达到了375辆，因此在德古特所部攻占德军外围阵地之后，其步兵不得不停止一个半小时，炮击而软化德军的主要抵抗线。

坦克开路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而且，主要兵力也给了芒然，其第一线有10个师，后援部队则有8个师，德古特最初只有一个师增援其先遣的6个师。此种兵力的不平衡也是合理的，芒然的进攻路线是穿过敌军后方，将会遇到德军更强大的抵抗。

芒然初战告捷，其实施了长距离跳跃前进，在黄昏之前俘虏了1万名德军。虽然充满热情，但芒然很快发现难以完成福煦的命令，即“现在的战斗目标应当是歼灭埃纳河和韦勒河以南的敌军。必须以最大力量进行追击，不得耽搁任何时间，充分利用突袭而产生的优势”。

芒然试图以一个骑兵军进攻，但告失败，且成了一次闹剧，再次证明了这一古老兵种已经失去了作用。

翌日，德军预备队到达，顽强抵抗，阻止了法军的进攻，就像一扇滑动门，存在关闭凸角出口的危险。福煦下达了一道接着一道的命令，意图加大对滑动门的用兵力量，要求“必须集中最大程度的努力”。

但是，一旦突袭的效果过去，上述命令无法像之前那样可以有效战胜机枪的火力。福煦被迫见证了 “衰退浪潮”理论的反例。

法军左翼（芒然和德古特所部）在反攻的同时，右翼却仍处于防御态势，这意味着贝当只能放弃其计划的第二阶段。

贝当原来的想法是，右翼应牵制敌军预备队，在左翼执行占领整个突出部这个更大目标之前，收缩马恩河以南的口袋。当右翼可以在7月20日加入攻势时，即可形成联合压力，但左翼却失去了进攻的势头。

因此，德军顽强作战，以获得呼吸的空间，并得到了所需的时间，尽管被俘3万人，但还是将其大部撤出了法军布下的口袋。

德军安全后撤到韦勒河沿线笔直且相当短的防线，8月2日，鲁登道夫认为可以下令准备佛兰德和蒙迪迪耶以东的新攻势。在一个星期内，鲁登道夫的进攻梦最终破灭，但从历史上而言，认识到并不是7月18日的法军猛烈反攻导致了其梦的破碎，这一点甚是重要。

与第一次马恩河战役的“福煦反攻”有所不同，福煦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反攻战的名望有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第一次进攻徒劳无功，而第二次进攻则遇到了德军的坚强抵抗，因此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

如果说福煦鲁莽推翻了贝当审慎考量的想法导致丧失了战果，这一点还是存在争议的。另一方面，古语有云，战机稍纵即逝。福煦不希望“火车刚开走两三分钟之后才到达车站”。

我们现在知道，但当时福煦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推迟进攻而丧失战机的风险极其之少。然而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推迟是否有利于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的战机，而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却是相反，行动推迟曾导致失去了战机。

而且，在久尝酸楚的失败滋味之后，初历胜利的甜头，这对协约国军是不可估量的士气激励，另者其对德军造成的战败影响也远超以往。因此，一直关注于士气因素的福煦对此甚感满意。

在7月20日的一封信里，他总结了对主要战果的看法：“德军需要迅速获得决定性成果，但他们失败了。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成就……”

他的私人感情也得到了宣泄：“我们阻止了德军。我们攻击了德军的侧翼。我们打击和攻击了他们。我们消灭了敌人。报了我们的死仇，包括我的儿子……我的女婿之仇。”福煦现在可以解除自己施加的缄默禁令，这表明了他自己信心的重要意义。

福煦已经获得了主动权，他就可以通过纯粹的攻击活力保持此种主动权。对于福煦而言，战争并不是一场棋局，即使在最高的位置上，作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过程。

他的内心充满了原始的战斗本能。他的策略相当简单，而不是传奇故事所描绘的复杂艺术杰作。在他自己生动的描绘中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战争就是如此，就像倾斜的平面。进攻则是上面滚动的球。如果你不将其停下来，这个球就是越滚越快，不断获得冲力。如果人为将其停下来，就会失去动力，必须得重新开始。”

但是，福煦也不期望过早的胜利。他在给克列孟梭的信中预言：“这次冲突的决定之年将是1919年。这一年的春季，美国的努力将达到顶峰。如果希望缩短战争，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动的时候就给予最大可能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将可以集结的一切资源给予各集团军。我们越强，我们取胜的时间越短，我们就有越多的发言权。”

这种结论性评述表明了福煦越来越提升的政治水平，并预示着他试图决定和平的条件。

本文节选自《福煦元帅传》，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叙述了法国名将福煦的一生，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历史，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兴趣的朋友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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