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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让群众怨声载道的电影审查是从何开始的吗这篇文章告诉你

来源：TVB影视大全人气：5更新：2023-04-13 05:18:21

rrrrr WQr r r r r r r r/**/r rrrr 民国电影检查之滥觞rr

——北京政府时期电影检查的酝酿实行

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广受欢迎于20世纪。由于电影的现实性、幻觉性、逼真性及其时空扩展的无限性，电影银幕展现的大千世界可谓无所不包，对观众的影响因而更为直观与形象。正是由于电影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各界对电影的关注远远超过他种艺术形式，并往往越出纯艺术范畴之外，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风俗背景密切相关。电影检查制度就是这种大背景之下的产物。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各种宽严不一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在世界各国先后出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差别，变化着其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本章主旨是透过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探讨电影检查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具体内容、实际运作、社会效果及其理论意义，以增进我们对电影此一20世纪最为世人欢迎的新兴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引起的社会反响之认识，同时亦增进我们对民国社会及社会生活之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背景

1896年，刚刚诞生不过一年的电影，漂洋过海，由外国商人带到了中国，在上海首次放映，被国人评为“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注1。这样一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很快引来了国人的兴趣与商人的注意。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一些大城市中已经有了电影的商业性放映，最初的国产影片也已问世。由于早期电影多为自然风光和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实录，而且是来自外洋的新鲜玩意儿，使久浸于传统艺术形式并且还不大容易迈出国门的国人得以直接领略到外部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当时国人对电影的感受以正面为主，推崇看电影“益处狠大，无论那一等人常看，都可以增长许多的知识。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出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作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也正因为当时的影片是以自然记录为主，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还不大，因此论者将电影和中国传统艺术比较后，认为外国电影中“有许多的道理，狠可以劝善戒恶，叫人警醒。余外还有那离奇古怪的片子，也可以开心散闷，人得了闲，时常看看，岂不比听戏强的多么？中国戏，小孩子们看了，坏处狠多，好处极少，我也不必细说，明白点的人都知道。那些淫荡不堪的戏，最容易引诱坏了青年的子弟，不用说了。就是那好戏，也不免夹杂着邪说迷信，毫无道理，最能够锢蔽人心，人能把爱看戏的心，移在看电影上，管保他有益处”。再进一步，该论者甚至认为：“若是说看电影不如听戏，我敢说他一定是俗鄙不堪的人，他那程度还够不上呢。”注2如今看起来，这样的议论的确不无偏颇之处，但却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实为部分知识分子)对电影的好感，不似过去动辄视外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而予以鄙薄。注3但是，正是对电影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潜含的对于道德教化的期待，而一旦看电影不再有他们期盼的“益处”时，随中西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差异而至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电影的发展，故事片日渐成为拍片主流，电影不再是生活实录。故事片里既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反映，又有通过艺术方式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化观，而这些观念，不必说在社会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会引起争议，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差别而引起不同的反响。民国年间电影检查呼声的出现，就与故事片上映的日渐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国影片，占领了中国市场。此时正值美国开始流行连集侦探片，如《火车盗》、《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等注4，在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坏人，如强盗、暴徒及黑社会人物，都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以前亦未见过。坏人干坏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抢劫...

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及其发展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因为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中国阴谋家”是美国银幕上常常出现的形象，这些人往往身材矮小，怪模怪样，在处理上，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常出现长辫、小脚、抽烟、吐痰等中国人的形象。时人论曰，这些片中“需用中国人处，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有意侮辱中国人，实足引起国际恶感”；“加之扮演者虽似我国人民，但泰半为他国人任之，故诬我尤深。即真有我国人任之，亦以久居异邦，对祖国社会情形不无隔膜，以之表演之事物，皆根据外人所作小说之理想，凡我国人士曾见此种影片者，无不认为耻辱”注10。因此，这些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抗议，斥之为“辱华”影片。近代中国由强而弱的地位变化，使国人对自身形象之海外反映备加关注，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民族主义情怀，则此一民族主义情怀贯穿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始终，并在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注11

阎瑞生案图书

《阎瑞生》电影广告

第一批国产长故事片的拍摄上映，在民国电影检查呼声的高涨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作用。1920年阎瑞生案发后，因该案有新闻价值，情节离奇曲折，其中之洋场妓女、恐怖谋杀、千里追捕直至最后凶手归案并遭枪决等情节，正是市民百姓之谈资。有眼光的生意人，纷纷用各种艺术形式，如新剧、说书等，将该案搬上舞台，票房甚佳。这也刺激了电影从业者，1921年，中国影戏研究社将此案拍成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以真人真事为号召，“各种背景，皆实地真景”注12。上映后，“观者挤拥”，从7月1日至7日，连映7天，“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注13。但是，《阎瑞生》一片虽获得了高票房，却因其写实性而被舆论批评，“在彼固以为揭发社会黑幕，使人警惕于中，实则迎合社会弱点，未见其警惕，反得其凶淫，何善之有”；“这类半写妓家猥亵的琐闻，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惟有诲淫诲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注14。

1922年，民国年间最为知名的影片公司之一明星公司成立，其最初的制作《张欣生》一片使社会对所谓“不良”影片的反感更上层楼。与《阎瑞生》相仿，影片《张欣生》也是根据张欣生谋财杀父案的真实故事拍摄，并以此为吸引观众的号召。全片“俱就实地摄取，即演员之面相，亦必使与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实，剪接之合度，尤为是剧特色”。结果上映后，“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票房更超过《阎瑞生》，开映一周即达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演出场次。注15但该片尤甚于《阎瑞生》的，是出现了种种残酷镜头。据看过该片的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回忆，“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开膛破肚，把五脏六腑都挖出来，逐件剖验，事前用湿面粉仿制，涂墨水作人血，用特写镜头放大拍摄，看来真是恐怖吓人，肮脏起恶心。这是残忍肮脏的素材，用残忍肮脏手法去处理，而处理得亦相当残忍肮脏。小孩子看了要叫要哭，妇女们看了要逃跑，做恶梦。我亦看过，冷汗一身，使人不敢卒视，亦不忍卒视。……最主要的，对观众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感情上，都起不道德、不卫生、不健康、不安静的坏影响”注16。因此该片上映后，不仅遭至舆论的批评，而且有人直接上书教育部，认为：“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阎瑞生沪上嫖徒，谋害妓女，业已伏法偿命，所谓厉气所钟，一任其灰飞烟灭，尚何取其人，写仿其面貌，揣度其心思，诚不知用意所在。然此尤可忍也。张欣生逆伦枭祖……而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夫电影原为娱情悦目之具，试问此类事实情有何娱，目有何悦，得之传闻尚当掩耳，而今竟争先快睹，则不啻制此片者之别具肺腑，即观者亦全无心肝矣。以上二影片可否函致警厅迅饬禁止，于人心风俗所关匪巨。”注17

主要是由于上述侦探、犯罪题材影片引起的负面社会影响注18，国内开始出现对电影社会效果的担心，从而引申出对电影施行检查的要求，其中又以教育界的态度最为积极。注19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会，“曾议决取缔电影一案，所定积极消极两项审查标准，颇有可资参考之处”。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上呈江苏省省长公署，认为：“近年国内渐已自制影片，倘取材不慎，弊害尤多，即如阎瑞生、张欣生一案，皆已扮摄表演，此等影片皆取社会罕见之惨恶状况摄影流行，实不能收欣赏感化之效果，本此一推，对于制造影片一事，苟非加以取缔，亦将为导恶源泉。为敢呈请鉴核，并案办理，以维风化，社会幸甚，教育幸甚。”注20接着，上海总商会和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亦致电江苏省省长公署称：“影戏为人民普通娱乐之需，欧美各国最为通行。近年以来，沪上此类营业日益加繁，而人民嗜此者亦日众，果能将影片种类，严加选择，去劣留良，则人民于淑性陶情之中，可兼收易俗移风之效。无如影片来自外国，纯驳既不一致，而营业者为揣摩顾客心理起见，又专喜寻取奸盗邪淫之事实，以博庸众之观听，其有裨风化者，转居少数”；“沪上为各省商市中枢，物质文明甲于他处，而风俗之颓靡，道德之堕落，亦属冠于全国，识时之士，咸切隐忧。商界子弟，血气未定，鉴别力本极薄弱，若再以此等影片日渐灌输，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尽为其摧毁于无形”；“且此项影片，日渐通行，将来受其影响者，不仅沪上一隅，应请钧署据情咨商内务部，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挽薄俗，并请于专章未经订定之前，先由钧署令行淞沪警察及江苏特派交涉员，于内地及英法两租界内，将有碍风化之影片，先行分别设法取缔”注21。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教化的关怀与民族主义情感是创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与各国电影检查制度的起源有着相当的同一性，而后者则源于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与宗教势力在美国电影检查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同的是注22，中国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首先来自于教育界。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过程中，受命负责电影“审核事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7月，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受教育总长监督，经费由教育部支给，并由教育部、学务局、京师警察厅指派人员参加，另聘京师大学校教职员、教育会会员及其他对于社会研究事项有专长者若干人为会员，会长由教育总长指定，多少有些半官方机构身份。根据该会章程，该会戏曲股负责“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审核事项”。注23由于该会成立时，电影的放映市场及社会影响尚不及20年代之广大，因此所谓“审核”云云自无从提起。而当电影放映逐渐普及，电影检查呼声渐起之后，由通俗教育研究会担当电影审查事项实为名正言顺。此外，由于该会在一些省份有分支组织，更便于其在广大地区内行使检查职能。1923年10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因“电影一项，近来风行各埠，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淫诲盗亦所难免”，因此“曾函警厅饬各影场，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该会审核。1924年4月，该会在致教育部的正式呈文中，认为“近日调查，最近所演影片有为害最甚者二种，一为阎瑞生谋害莲英案，一为张欣生谋产案。二案虽系近年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不知制造影片者何所取意，而必取此种材料，演诸广场，以淆惑心理简单之人民，智识粗具之学子。喜其新奇，争先快睹，使此等残忍惨酷之状日接于目中，于人心播为风俗，其贻害于社会教育实非浅鲜。本会为防止流弊起见，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再查此项影片系在上海租界制造，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饬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以禁邪恶，而维风教”。教育部主管官员收到呈文后，批称：“咨行内务部查照办理可也。”注24

无论如何，自20年代早中期起，国内的电影检查呼声渐成潮流，而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没有引起电影制作者的明显反对，其实行呼之欲出。在各地官府的参与或认可之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开始进入其创立时期。

二、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初创

从严格意义上说，电影检查是对电影完成片或电影剧本进行检查，然后决定其通过或不通过。但是，在这样的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对电影院的管制条令，此或可视为电影检查制度的雏形或变形。

还在清末，1906年11月，因“京师戏园向不准演夜戏，刻有西人在三庆园演电光跳舞各戏，因而各戏园拟禀请总厅援照开演夜戏”。警厅“对于此事并非骤然批驳，唯令各园均俟电灯全点之后，方可开办，以免往来马车时有冲撞拥挤之虞，致碍路政”。而民政部“以三庆园每晚开演电戏，前往游观者人数甚多，难免有滋生事端之患，故拟饬令停演，以期地方安靖”注25。次年，御史俾寿上奏，认为“近日各戏园夜间添演电影，男女均准入座，而电影又非将灯光全行收暗不能开演，流弊尤不可问”，而且“前者三庆园因电机爆响，男女逃避，倾跌奔扑，甚不雅观”，请饬令禁卖女座。警厅认为，影院男女分座于楼上楼下，各有出入途径，凡有伤风化影片一律禁演，且有巡警往来值勤，不可骤然禁止。此后，给事中王金溶再度上奏，要求对“外城戏园开演夜戏，着民政部即行禁止”。但外城警厅仍认为，“外城戏园所演电戏，本厅有规则以取缔之，有警员以监临之，有时间以限制之，尚无妨碍之处”注26。由此可知，放映电影在“京畿重地”之北京有过争议，而要求禁映者的重点在于男女观众混杂于夜场，“甚不雅观”。这是对电影观众的限制，而不是对电影本身的限制，因此还不能称之为电影检查。但警厅称对电影“有规则以取缔之”，可见当时已有了某种对影片标准的要求，不过因为该条报道未予明言，我们尚不知这种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还是在1906年，先后有希腊、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的商人，申请到吉林省放映电影，而吉林地方当局概复以“碍难照准”，理由是“吉林省城既非通商口埠，未便准外人演戏”，且“与地方情形有所窒碍，未便转饬准演”注27。1909年7月5日，浙江省垣警察局总办，因屡有人禀开影戏，便以“电影有涉危险，未便轻视”，出示禁止上演，规定“后有禀请开演电影，俟本总局订有专章，再行照准”注28。1911年6月，在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上海，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有关放映电影的条例，规定“开设电光影戏场，需报领执照”；“男女必须分座”；“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停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如有违犯，“经查察属实者，将执照吊销，分别惩罚”注29等。上述各条，除“淫亵”一项关乎电影内容外，其余各条文均为关于电影院的管理规定，而当时电影的内容以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为主，此类禁令的实际意义尚未凸显。

自中国开始放映电影到清朝覆亡的10余年间，我们所见较为接近于本来意义之电影检查的有过一次报道。1910年底，“美国有一宗形容决斗之电影，美人因其易于诱发青年勇于私斗之恶习，悬为厉禁，不许奏演。迩来此项电影在上海各租界开演。近闻民政部已派人暗地调查，如果有二人决斗及各等坏人心术之电影，查有实据后，即禁其至内地开演，以维风化”注30。因为资料原因，此事的结局我们亦不得而知。因此，终清之世，电影放映虽然已经在大城市里开始流行，但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尚未出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中国建立电影检查制度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首先是电影放映市场的扩大，据统计，20年代中期，国内电影院总数已达到140余家(此数字不包括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电影院)，其中上海、北京、哈尔滨、汉口、天津等大城市的影院数已超过10家。注31电影院的上映片目也日渐增多注32，除了进口影片外，2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事业大盛，风起云涌，一日千里，影片公司竟设至数十处之多”，1926年国产故事片出品数量首次超过了100部，出现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高峰。这样大的放映数量，使对电影的审查管理成为规范市场的一种客观需要。其次，由于当时放映的电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反响，被国人批评为“能感化人之性情，刺激人之精神，改化一地风俗，助文化进步等之影片，竟如凤毛麟角”注33。因此，对电影进行检查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因为“近来有一部分出品，简直太不像个样子了”，“审查一举，势不容缓”，“审查情节，所以维持国家底体面，和社会底风化；审查成绩，所以鼓励摄片者的谨慎，和保全电影界底信用”注34。这又使电影审查成为当政者顺应时势的主观愿望。正是在这样主客观结合的背景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开始浮出水面。注35

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各地电影审阅委员会均简称“电审会”)的成立可视为较具有本来意义之电影检查制度的开端。该会成立的确切时间现不可考，但该会活动初次见于传媒为1923年7月2日，而江苏省省长公署对上海总商会要求进行电影检查呈文的复文为当年3月间的事，因此该会成立时间当在3月之后，7月之前。该会由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有委员10人，并首次定出了电影检查的具体标准：1.确合教育原理，能于社会发生良好之影响者，得加入“曾经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认可”字样，以寓表扬之意；2.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3.如确系有害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经改良者，本会当请官厅干涉。注36

江苏电审会的工作情况见之于报端者不过寥寥数次，因此其工作为按时进行或间断进行不得而知。注371923年7月2日，该会首次开会，审阅明星公司出品的《张欣生》，先由明星公司的任矜苹向审阅委员叙述拍摄该片之初衷，即“注意于遗产制度、家庭教育、社会环境三大端，使观者知欣生弑父之原因，而引起改革社会之意”。审阅委员“谓此剧以法律为归束，以报应为主旨，编制颇佳，惟间有一二处须加删改”，决定于日内集会讨论。注38两天后，电审会再次审查影片，认为《张欣生》全片均系演明事实，且属果报之意，尚无不合，惟以烟赌造成罪恶之原因尚少说明，应于三犯执行死刑时，补入忏悔语以表明之。如照改后，亦适合本会所定标准第二条。注39《张欣生》一片为电影检查呼声高涨的动因之一，而该会却未提出禁映要求，反予通过，在因果相报、“尚无不合”的表面原因之外，也反映出江苏电审会缺乏强制性禁片之权力。对于当时大热且受到观众和舆论一致好评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则被评为“完善之片”，“取情极适国情，并合教育原理”注40。

洪深

其后，江苏电审会又陆续推出符合该会第一标准予以表彰的影片计20余部，其中有1925年明星公司出品、洪深编导的《冯大少爷》，被评为“为有财产而不能教育子弟者当头棒喝，事虽平淡无奇，警世之意实深，艺术亦佳”；1926年民新公司出品、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玉洁冰清》，被评为“志趣纯洁，描写黄伯坚处势利社会中，独能抱定富贵不淫之精神，历尽艰苦，以与环境相抗，钱孟琪虽出豪家，独能不染尘垢，处处为伯坚谋，为老父计，用心良苦，于二房东之厄于经济时，又能以恕道待人，尤足风励末俗，艺术方面，亦多可取”；1926年神州影片公司出品、万籁天编剧、李萍倩导演的《难忘了妹妹》，被评为“艺术优美，剪接合宜，亦觉无懈可击”。注41

江苏电审会名为江苏省属，实际其检查所针对的主要是上海电影公司的出品和上海的电影市场。上海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工商业最为发达、平均经济文化水准最高、对外交往最为密切的大城市，有着最为兴盛和成熟的电影市场及制片业。20年代中期，上海的电影院数量已近40家，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影片公司数量也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暴增至一百数十家，出品数量一跃而过百部。注42上海的各种社团组织化程度较高，传媒也较为发达，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基本上通过它们而公之于众。与江苏电审会成立的同时，淞沪警察厅制定了《取缔影戏园规则布告》，规定电影院开演影戏前，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至于全部还是部分禁映，由警察厅“按其体裁临时酌定”。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其情节轻重，分别依法处罚，或勒令停演闭业。注43该布告的基本点仍着重于电影院的管理，且并无与江苏电审会的实际联系，警察权力与电审会工作之分离，不能不影响到电影检查的效用。

欧阳予倩

就江苏电审会的工作而言，基本上仍为民间组织的性质，成员多出于教育界，所考又多从电影的教育功用出发，审查标准较为宽泛与宽容(可以《张欣生》的审查为例)，缺乏实际效果。在见之于传媒的报道中，没有表明该会曾审出“有害”影片。注44而且电审会的审查基本上是在电影上映后而非上映前，与电影检查的初衷仍有一定距离，实际功效显然有限。虽然该会审查标准里有“请官厅干涉”字样，但我们并未发现官厅干涉的具体事实。注45正因为如此，各电影公司对这样的审查并不重视，江苏电审会的工作也被一些论者讽为千篇一律、似是而非的“老学究的朱批”，“在组织的方法上，不能令人无言；在审查的方法与态度上，则殆属剌谬百出”；“条例既如此简单，而出席委员又只要三人以上，审阅之后，不过加几句考卷式的批语，结果甲等占三分之一，乙等占三分之二，丙等简直没有，于是有的公司敷衍面子，送请审阅，有的公司置诸不理，这样一个不完备、不健全、半公半私的审查机关，自然毫无实力，难怪制片公司对于它也不加可否了”注46。

较江苏为后，1926年2月3日，浙江省会电影审查会在杭州成立。根据该会章程规定，该会由教育、警察两厅合组(教育厅会员由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担任)，设主干二人，干事六人，两厅人员各半，经费亦由两厅筹拨，每两月开会一次；“省会各处制造新片，及公开映片，一律须经本会审查预演一次，经审定后，给予许可证，方准租赁开映”。另据该会《审查规程》规定：“省会各场所公开电影，每逢新到之片，最迟须于开映前两日，报告本会，通知开映时期”；“新片开映之当日午前九时起，本会轮推审查员二人，到场审查”；“预映完毕，如片中情节动作字幕布景等，有违背善良风俗或妨害公共秩序者，审查员得知照该场，嘱其删除，并将删除情形，记明于许可证中，其情节太坏，无从删改之片，不给许可证”；“前项审查结果，审查员意见各执时，准其暂行开映，但须将各人意见，作成书面报告，于开常会时，提出讨论”；“审查完毕，当填许可证，由审查员具名盖章，给发该场，悬挂于警察席中，倘有不依许可证删改情形而开映者，由该管警察署随时令其停映，并依法处分”注47。浙江电审会是目前所见资料中，体例最为完备，检查实施程序最为具体，并与警察权力相结合的省级电影检查机构，因而该会较具典型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功能，唯其电影检查标准仍较简单，而且由于缺乏后续报道，我们对其实际检查工作如何进行不得而知。

江苏和浙江之外，其他省市也有关于电影审查的规定。

1921年9月，天津警察厅发布训令称：“各电影园所演影片，则大率不外奸抢掳掠，且有为西欧所禁演者。似此情形，不惟有失戏剧本旨，抑且妨害风俗，均应从严取缔，以维将来。……嗣后无论开演何项文明新剧或电影，均应事先将戏曲脚本或电影片送交该所，先行审查。如确系有益社会人心，不悖善良风俗，方准演唱，违则重惩。案关风俗人心，不得稍涉瞻徇，致干未便，仍将遵办情形，随时具报。”注48同月，天津教育厅厅长谕：“近来津埠各电影园所演之片，往往离奇怪诞，风化有关，幼年学生，每值课余之暇，结队往观，为害于身心者最巨。令即严加禁阻，以免德育上受无形影响。”注491923年6月，直隶省长王承斌又发训令称：“近日多有诲淫诲盗之影片，如《阎瑞生谋害莲英》、《张欣生谋产》等片，虽系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自应一律严禁，故昨通令所属各机关查禁，以维风化云。”注50

1916年3月，广州市警察局通过《取缔影画戏场规则》，规定：“凡诲盗诲淫、败坏人心风俗、伤碍友邦感情画片，一概不准影演，如违重究。”1924年广州市教育局通过《视察戏剧规则》，规定：“凡有伤害风化之影片剧本，一概禁演。”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1926年6月，广州市教育局通过《取缔影画戏条例》，规定：“各画片如有违犯下列各项者，应禁止其全部或一部：1.有反革命意味者；2.有损国体或民族人格者；3.有政治煽动的说明文字者；4.残忍杀害或诲淫诲盗者；5.过于神怪能导人迷信者；6.有诈术骗术意味者；7.广告上用不正当之标题者；8.说明之文词污秽者；9.有关于花柳病或堕胎等表演者；10.其他关于危害社会治安或社会道德者。”注51

在有了各地的电影检查初步实践之后，中央层级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在酝酿订立。

192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出通令称：“近日各省埠电影营业日渐发达，各电影剧场经理人，因谋营业发展，关于租赁之影片，率多趋重情剧，描摹青年男女恋爱情态，致使观者欲狂，窃生效慕之心。其次则为杀人放火，路劫盗抢，以及诱骗等情。此等剧片，使青年观之，实属败坏道德，有伤风化，害及公众思想。内部有维持风化，规正人心之责。对于奸盗淫邪之剧片，亟应严加取缔，以端风化，而维社会治安秩序。因电影营业，属农商部主管，特咨请农商部，会衔咨行直隶省长，饬警随时赴各剧场检查，凡各园新到之片，须经官厅检阅许可后，方准开演，不得自由开演。现北京已经实行，故令天津县设法取缔，但此种剧片，多在租界开演，恐非中国警厅所能制止耳。”注52

1926年2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成立了电影审阅会，在呈请教育总长审核时称：“影剧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綦重，其良者固足转移风俗，裨益社会，而稍涉偏激，亦易滋流弊，不可不详加审核，分别奖禁。”该会拟出了《审查影剧章程》共10条，规定凡国内外编演影剧“均须经本会审定后方准映演”，有下列情形者“予以褒奖”：其事实情形深合劝戒本旨者；有益于各种科学之研究者；于教育上确有补益者。有下列情形者“应禁止之”：迹近煽惑有妨治安者；迹近淫亵有伤风化者；凶暴悖乱足以影响人心风俗者；外国影片中之近于侮辱中国及中国影片中之有碍邦交者。有下列情形者“得令其裁剪或修改之”：情节乖谬不合事理者；形容过当易起反感者；意在劝戒而反近诱惑者；大体尚佳间有疵累者。教育总长易培基在呈文上批复：核阅所拟章程各条，均称妥协，应准照办。注53此项章程对电影检查标准的规定，是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初创过程中最为详尽的一次，不仅有各地电影检查标准中均有的关于“治安”、“淫亵”、“风化”、“风俗”等等的禁令，而且第一次列入了关于“辱华”和“有碍邦交”的内容注54，从而使电影检查在道德关怀之外，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味，反映出与江浙地方电检标准的差别。注55但因为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有限，电检规定公布后，“各制片公司，对于此事多视为具文”注56，因此教育部电审会的主要工作只能局限于北京，这也使其实际功用大打折扣，因为如前所述，上海才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和市场，任何权力不能及于上海的电影检查机构，其功效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性。

根据上述电影检查章程和标准，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审会对北京上映的影片进行了审查。以1927年12月27日至1928年3月24日这三个月为例，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人孙百璋等，为北京中央、真光、明星等8家影院共审核影片115部，未发审定证者为《母女争宠》、《蝴蝶争花》、《探亲家》、《代理阔少》(又名《无愁女儿》)等片，其中只有《代理阔少》一片，因诲淫无法裁剪，由该会会同警厅嘱其无庸映演，其他各片未予说明，估计应为删剪后上映。被检查的其他影片，《浮花浪蝶》剪去男女泅水一幕，《深宫情侣》剪去长时间接吻两段，《快乐舞女》剪去长时间接吻勾脚两段，《风流剑侠》剪去船中接吻一段。注57这是目前我们所见民国初期电影检查中最为详尽也最有实际效应的一份检查清单，由此可知，当时北京的电影检查已较为规范，而实际查禁的内容仍以“风化”类情节描写为主。注58

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审会仍非政府机构，而民国电影检查的趋势是向中央集权的强制性检查方向发展。1928年4月，北京政府内务部与教育部联合呈国务院称：“现在我国舶来影片既随处任意演映，而自制影片公司近来亦纷纷成立，所有编演各剧，是否足以奖善劝恶，不致引导奸邪，实属有益人心风俗，影响地方治安，自应亟速厘订妥善办法，切实检查，并为订定儿童准看与否之标准，不足以正人心而宁社会。兹经参照日本成法，酌加变通，由内务部、教育部拟订检查电影暂行规则暨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组织规则各一种，先行试办。”该两项规则规定由教、内两部合组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负责电影完成片和剧本的审查；该会设主任2人，委员16人，两部各出其半，并设常务委员若干人，一律为无给职；凡该会认为“与公安、风俗、道德、教育及邦交上并无妨碍”之影片，可予通过，凡有妨碍者，得予以“删改、剪截或发还重制”；认为于社会有良好之影响者，得由会中酌给奖励；如电影公司、电影院有违犯本规则之规定者，应停止其放映，并酌量处罚。注59该两项规则于当月由国务会议“议决照办”，但此时已临近北京政府的垮台，两个月后，北伐之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此项规则实际已无法执行，但其若干内容为其后的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所承袭。

综上所述，北京政府时期可视为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期，其特点以检查体制的多样化、地方化与检查标准的宽泛性、道德性为表现。终北京政府之世，尚未出现全国统一的、有法律规范和严格标准的电影检查制度。

三、初创时期民国电影检查之意义

当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放映已经普及于中国大城市时，其影响力不能不为公众、舆论和统治者所感知。如同一位外国论者所言，电影“影响公众和超越多种界限的能力”，“一直使电影成为社会中各种镇压力量(包括电影审查者、墨守成规者和国家机器)理所当然的目标”注60。这当是电影检查制度产生的通例。

电影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从而导致被检查，重要原因之一来自其表现形式，即“越是易于再现生活和影响生活的艺术形式，越是被严格审查”。电影检查的合理性或在于此。由于电影的都市性(放映集中于城市)、大众性(观众之多远胜于其他艺术形式)、集合性(共聚一堂的观众易产生群体意识)，故而电影情节可谓道路相传、口碑甚烈，较易产生社会影响。因此，同样是反映阎瑞生案，各种剧目之编演均早于电影，并与电影同时在报上有大幅广告，然似未引起特别的反对声浪，独电影则不同，“表现悲欢离合、是非曲直之情，何者流芳，何者遗臭，更是令人观感刺激”；“盖小说非略识之无，粗通文理，不足玩索个中之滋味。而影片则显著之状态，村娃乡农，一见即知，无烦索解。制片者为贸利起见，往往刷印此项影片，迎合社会心理，以冀营业之发达。不知秾情艳态，易导人以桑濮之行，冥冥中隳坏名节不少”注61。电影既如此易于影响观众，对电影进行检查的主张，便较易得到社会认同。

在电影检查的必要性得到社会认可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检查电影，是强制检查还是行业自律。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强制性检查，与警察权密切结合，效果当然立竿见影，对电影制片和放映市场的影响也更大。而由民间组织或行业自律式的检查，对电影制片和放映市场的影响较小，效果则不如前者。就民国电影检查的初创期而言，以半官方形式的检查为主，警察权与检查权并未密切结合，就实行电影检查的几个城市论，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别，即南方更注重“好片”的推介，北方则着重于“坏片”的查禁(这与北方更接近于中央政权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此种电影检查制度基本上是向着国家控制下的强制性检查方向发展，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登台并巩固了其权力，以国家法律形式出现的、与警察权密切结合的、覆盖全国的强制性电影检查制度最终得以建立。

作为电影检查的对立面，电影制片公司与电影检查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初创期的非强制性，其对电影制片的影响不大，也未引起电影制片公司的强烈反映。注62正是在电影检查制度初创的20年代中期，出现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已有论者注意到电影检查与制片公司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大抵一片告成，无论其如何敷衍，如何潦草，必费若干之精神，若干之金钱，于其成功之日，莫不希望其能得观众之好感，获相当之盈余。苟于此时加以审查，使其停演，即勿论其影片之如何恶劣，必有所不甘。盖摄影片者，断不愿牺牲其精神与金钱也”注63。于此反映出电影检查受制于电影产业特殊性的一面。较之他种文艺形式，电影是高投入产业，任何电影公司都不甘坐视其出品被禁而导致血本无归，因此，各国的电影检查实际都是删改者多，禁映者少。

在与各国电影检查的相似处之外，联系到电影检查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实际过程及其背景，仍然表现出不同于外国的若干本土特色，最突出的是此一检查制度与教育界的关系。在民国电影检查的初创期，北京政府的国家机器在其中所起作用有限。这是因为北京政府实际统治能力的限制，不足以使他们建立起涵盖全国的、有权威的电影检查机构；而且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者主要为北洋系军人，他们自身现代意识和对电影重要性认识的欠缺，也使他们的注意力尚未及于电影注64；电影检查制度在中国的主要支持者与实际操作者，起初主要来自于教育界，从而打上了这一阶层的独有印记。

清末民初之世，中国积贫积弱，人们都在寻找救国之道，教育救国的理念曾风行一时。所谓“教育是万能的！今日憔悴雕敝、德智薄弱的社会，求根本救济之方，除了教育，恐是没有别的方法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兴艺术的电影进入中国，并以其强有力的社会影响引来了知识界的注意。在他们看来，“社会有一样艺术，包含着很强烈的教育的可能性，不论在何等阶级性别实施下，可以发生同样教育作用的效果。这就是戏剧，及戏剧性的艺术品电影”注65。在当时许多论者的笔下，电影首先不是一门娱乐或产业，而是所谓“社会的导师，人类社会之有秩序与否，全恃影剧之发达与否”注66。有论者概述了电影的诸般功用，称其是补助教育的工具，增广见闻的珍品，改良社会的南针；对内的使命是表扬本国的民性，宣传本国的文化，介绍本国的风俗；对外则表演民族精神，联络国际友谊，沟通国际文化。而当这位论者谈及电影的娱乐性时，认为电影是娱乐精神之利器，强调的仍然是精神层面，而非单纯的娱乐。因此，他的结论是：“为国谋改造计，为世界谋大同计，自不能不借重影戏了！”注67电影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社会教育功能，实际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相吻合注68，这也就难怪教育界人士对电影最为敏感、对电影检查最为强调了。注69因此，我们今日所见之国人的电影观感，实为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之观感，这其间既渗透着国人固有之道德教化理念，也有知识界对新事物的敏感。正因为教育界在电影检查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审查理念在消极地禁映“坏片”之外，还着重于积极地提倡“好片”，以使电影起到更大的教育作用。以江苏电审会的规则为例，禁止、认可和提倡的电影题材与内容各占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与一般电影检查只着重于禁条规定有所不同。总之，“多看一次电影，多增一分智识，娱乐尤在其次也”注70，这就是当时许多教育界人士的电影检查观。

即便社会普遍认为，“电影总是有点法律限制才好”，因此对电影进行检查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对于电影检查的不同声音。首先是艺术对于外力干涉的本能反应。有论者谓：“如果我们肯认电影是一种艺术，那末当然以制作艺术品的态度去制作电影”；“艺术的电影，我以为不应该有工具的作用。艺术的作品，不应该有教训的色彩。有教训色彩的电影未尝不好，但是那不过是教训的工具，不是艺术底本色。我国人向来尊重含有教训式的东西，凡是含有教训式的东西都得称为有益世道人心，纯正的艺术品反不如那些含有教训意味而劣薄的东西那么受人重视”；“如果他是有意于教训人，叫人照那样去做，或叫人不要照那样去做，这便是工具，某种主义的工具，而非艺术。如果影戏是艺术，便应当有艺术的态度，有艺术的力量，不必徒着力于肤浅而简单的地方”。出于这样的考虑，论者建议：“如果有戏剧审查会或电影审查会，那末对于艺术的及非艺术的先要有个辨别，关于教育等工具电影审查会可由教育机关去组织，关于艺术的电影，非得有一班有艺术知识的人或团体去审查不可，而其标准亦当各异。”注71

其次，由什么人进行电影检查。一般而言，行之有效的电影检查总与警察权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有论者认为，“现在的官吏，大多数缺乏常识，头脑昏聩，做事多与世界潮流及人民意识相违。若把电影立法完全交给他们，恐怕不免妨碍影业前途之发达，及真正善美的影片之制造与演布”；“若以电影委诸无甚常识之警察，去拿‘有伤风化’四字随便乱来，亦恐有碍电影之进步”。他们建议“将电影之检查及取缔，归市民自理”，因为有组织的审查“是消极的办法，便是少数人的审阅，绝对代表不了多数人的标准心理”；“几个委员代表公共的审阅，绝不如公共的直接监督”；“这种公共监督的力量，比之几位委员的审阅，可靠得多。固然，群众心理往往容易为一时感情所动，以致观念不能准确，但这只是很难有的事，而且‘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说是若干人会得同时陷于同一谬误”注72。

再者，电影检查的标准是什么。很显然，如果照当时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一班人士的理解，自然是道德标准为上。有意思的是，最初主张进行电影检查的多为教育界人士，他们的文化水准与思想意识当属其时社会中较为进步之一群，与所谓墨守成规者应少干系，但他们心目中的电影标准，似亦脱不了传统之善恶相报或所谓伤风败俗之窠臼。时有论者谓：“欲审查影片，必先具有艺术之眼光。艺术与礼教，有时乃大相冲突。譬之一女子，演戏时作骚形怪状，在艺术方面观之，演来有声有色，恰如其人之本分。但以礼教之眼光观之，则此种表演，实伤风败俗之举动也。然而将此处影片剪去，则全剧失其精彩。又如以中国因果言，恶人每不得善终，但西洋影片描写恶人，淋漓尽致，及其结果，则恶人均不死，而善人反相继凋谢。此大有太史公盗跖善终之感。想于艺术方面，亦至有价值。惟以中国礼教眼光观之，则又大不然。故吾意审查影片者，必具有此等艺术眼光，再宜时时研究西洋影戏，参酌中国情况，以定取舍，始足以服人。”注73此论之理想，与现实显有距离，所谓“骚形怪状”之情景与“盗跖善终”之结局，此后一直是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关注之重点所在。

初创期的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其形成因素与实际施行既有各国之通例，亦有中国之本土特色，而对道德的关注与民族主义情感之反应则一以贯之，不稍或减。及至国民党统治下统一的、严格的中央电影检查制度建立后，意识形态因素之作用日渐渗入电影检查，从而在一般意义上的检查外，电影检查具有了政治性的一面。不过，当我们见及当时社会呼声之表达者们将电影的教育作用视为至高无上之时，或可理解这样的转变实为其来有自。民国电影出品的绝大部分为娱乐片，电影制作者们首先关心的是电影的票房价值；而民国电影的批评者和管理者们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社会效果与教育功用，他们希望以检查制度为电影确立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规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自20年代早期起就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关系下，民国电影不断成长，并以上海为代表，享有了“东方好莱坞”之誉。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期，我们或可体验中国电影的这一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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