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手铐的旅客外景地「拍摄戴手铐的旅客外景在山西大同曾引起片场群众啥误会」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

这首传唱了近四十年的《驼铃》，目前仍被人们所喜爱，并且已经成了当今同学、战友、同事不二的经典“分别曲”。

人们喜爱这首歌曲，当然会想起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因为《驼铃》就是这部影片的插曲。

1980年，著名电影演员于洋自导自演，将《戴手铐的旅客》搬上了银幕，他在片中扮演受到迫害痴心不改的老公安战士刘杰。

《戴手铐的旅客》上映后，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响。也正是这部电影，将国产反特影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于洋塑造的银幕形象，一般都令人难以忘记。他那深邃的目光、血性刚毅的面容、宽大的双肩和健壮的体魄，被普遍认可为典型的“银幕硬汉”。

从12岁接触电影艺术，于洋从影几十年，先后塑造了多个银幕角色。诸如《暴风骤雨》中的肖队长，《影雄虎胆》中的侦察科长曾泰，《青春之歌》中的江华，《大浪淘沙》中耿直、倔强愿为真理而献身的靳恭绶，《戴手铐的旅客》中的老公安刘杰等。

早在1962年，于洋就与崔嵬、谢添、赵丹、孙道临、王心刚等一道，荣幸成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于洋生于胶东、成长于东北。他是山东黄县人，1930年出生在农民家庭。 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抱着自己找活路以减轻母亲负担的心理去应试，结果被选中，初次“触电”。

1945年，于洋在八路军当兵的哥哥随部队来到长春，找到了他，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冬天，于洋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参加影片《留下他打老蒋》拍摄。当时17岁的于洋，出演我军部队年轻的连长。他以其身材魁梧、剑眉朗目的英俊形象，得到编导认可，从此正式开始了电影演员生涯。

于洋原本名叫于延江，17岁参拍电影时，他找到当时的东影厂艺术处长陈波儿，请她为自己改个名字。陈波儿想了一下说，叫于洋吧，简单好记。就这样，于洋成了他一生使用的名字。

已经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于1949年投拍。于洋和陈强分别扮演两代炼钢工人。

1955年，于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训练班学习，接受了前苏联“斯坦尼表演体系”专业培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他表演生涯的黄金阶段。

这期间，于洋连续参加了《山间铃响马帮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等影片的演出，成为当时中国观众最喜爱的演员之一。

“文革”期间，于洋经历了冲击和磨难，曾被扣上许多大帽子强迫到农场劳动。虽然荒废了十载艺术年华，但并没有动摇他的理想信念。

从1975年起，于洋开始做改做导演，凭借几十年的从影实践来拍摄电影。除《戴手铐的旅客》等几部影片外，他拍的大多是冷门题材。如反映内蒙古人民生活的情感影片《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及反映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命运的电视连续剧《哪里是我的家》等。1989年，于洋担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

2019年10月4日，是这位著名表演艺术家89岁生日。如今已经年届90的于洋，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他还习惯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也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做事，常说：“看到年轻人哪一点做得好，我就很振奋，我看到了一种希望。”

于洋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追求，他坚持的是孺子牛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愉快和安慰。他表示，自己一辈子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但这些形象代表的民族电影和民族文化，不属于他个人。

银幕上下，于洋留下了许多传奇。尤其是他参拍影片《英雄虎胆》和自导自演影片《戴手铐的旅客》，留下的花絮故事最多。

他最早的一则轶闻，发生于建国前有一年在东北农村拍戏时。当时村民反映夜里经常有狗熊之类的动物出没，吓得人们夜晚都不敢出屋。于洋为了给老乡除害，也为了给摄制组改善伙食，就和同事商量着除掉狗熊。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成立，处于战争时代，剧组拍戏荷枪实弹在当时是必须的。

一天夜里，屋外有动静了。于洋就和同事起床，趴在窗户上，朝外面的模糊黑影啪啪就是几枪。等了一会儿过去确认，才发现把老乡的一头牛给打死了。这不仅闹了个天大笑话，于洋还为此受到了纪律处分。

1958年拍摄影片《英雄虎胆》，于洋在片中扮演男一号----我军侦察科长曾泰。

经过十几年的从影创作实践，于洋悟出了一个道理：演员在创作中应该做到我就是“他”，而不是我在表演；演员要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和动作打动观众，而不能搞虚假的卖弄。

《英雄虎胆》中的曾泰，要在敌人内部惊险博弈，他必须取得敌人的信任，才能进行活动，完成配合部队聚歼匪军的任务。

于洋抓住人物的这一特点，按照在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特定身份去表演，使银幕上的曾泰勇敢、机智、临危不惧，面对匪首李汉光的威胁和女特务阿兰的引诱，从容不迫，有理有节。展现了我军侦察员所具有的“英雄虎胆”。

在《英雄虎胆》中，曾泰这个角色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解放军的侦察科长，一个是匪军的副司令。剧情要求曾泰绝不能暴露自己侦察科长的身份。

于洋在和导演编剧讨论完剧本后，给这个人物定了一个基调：“让我演国民党的副司令，我就得像国民党，不能在脸上贴一条，说我是共产党，那就概念化了。因为在剧情当中，我不能有任何露马脚的地方。”

基于这样的设定，于洋大胆抛弃概念化表演方式，在两种身份之间进行自然微妙转换。

有一场曾泰审讯自己被俘同事耿浩的戏，是五次审讯中最紧张的一场。

剧中我军侦察参谋耿浩，冒充送烟土的狗腿子前来接应曾泰。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新来的人产生了怀疑。耿浩暗中把新联络点的情报交给曾泰。女匪首则根据暗藏在我军内部49号特务的报告，误以为耿浩就是曾泰，抓捕了耿浩。

更关键的是，匪首让曾泰亲自审讯，以此考验他。

战友耿浩为了帮助曾泰完成任务，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曾泰，帮助曾泰闯过了难关。

这场戏表演难度极大，一方面，曾泰必须掩饰审判自己同事时的心理矛盾；另一方面还要像真的匪军副司令审查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凶狠粗暴。

于洋拍这场戏时，由于入戏很深，显得特别紧张，额头上一直冒汗。但这些都不是设计的，而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流露。

于洋回忆，拍摄时，自己精神高度集中：“我拿打火机的手都在颤抖，但是我还得掩饰自己的紧张。所以拍完这场戏后感觉特别疲惫，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于洋和许多演员经历有区别，他参加革命后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当过部队侦察兵。

经历过战场考验、当过侦察员的于洋，扮演侦察科长并不难，演起来也得心应手。但对于国民党匪军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演起来有些犯难。最难的一场戏是跳伦巴舞。

跳舞这一段，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真假身份的一个毒招。

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伦巴舞的，也许一上场，这位副司令就会露陷。

这场戏，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高潮。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已被片中曾泰精彩的伦巴彻底征服了。

于洋后来回忆说，自己在解放区曾学习跳过探戈，但也都属于简单比划比划的水平。对于难度较高的伦巴舞，真的没接触过。

拍片时，八一厂有一位从香港回来的技术员，他正好会跳伦巴，于是就被请来给于洋和王晓棠当“跳舞指导”。

于洋说：“王晓棠的舞感非常好，她一学就会了。而我却总是找不着感觉，学的比较慢。当时跳舞这场戏拍的镜头很多，设计了各种各样姿势。但在当时按要求，这样的镜头搞不好就成了美化敌人了，所以后期剪掉了大部分···”

于洋认为：“当时这部电影反映的东西，是广大的群众喜欢的，因为有悬念、细节、故事人物也特别。今天人们常说要拍观众愿意看的电影，像这种电影，就是观众愿意看的，没有讲什么大道理。”

（多年后，《英雄虎胆》导演严寄洲（右）和王晓棠于洋重逢）

《英雄虎胆》片中，还有一场非常有挑战的心理戏：

侦察科长曾泰发现战友耿浩被敌人识破，又无法相救，焦急地在房间走来走去，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难熬。这是导演严寄洲用一个长达几分钟的长镜头拍摄的。

于洋在表演时，从近景走到远景，再走回近景，没有一句台词，全靠眼神、表情和形体动作动，在表演上做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后来严寄洲导演评价;于洋拍这场戏时，眼睛里有一种迸发出来的激情。

于洋透露说，当时连女特务阿兰的死，也拍了好几个版本。

在片中，曾泰和阿兰产生了感情。有一场戏是阿兰幻想未来和曾泰在一起的场景：两人一起出国，一起开车，一起游泳，过各种各样上层社会的生活。

在于洋看来，这样的设计是很有味道的，“但是拍完之后，导演还是担心美化了特务形象，就把这段戏做了一些处理。”

影片结尾女特务阿兰的死，当时也还拍了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虽然曾泰朝阿兰开了一枪，但她并没有死；第二个是阿兰为了救曾泰，舍身替他挡了一枪而死。但最终还是改成曾泰将阿兰亲手击毙。

《英雄虎胆》拍得比较顺利，因为导演严寄洲并没有给演员太多的约束。演员在理解剧本人物之后自己去尽力发挥，完全是按照演员自己的感受来演。

于洋成功饰演的曾泰，受到广泛喜欢，观众的来信雪片一般飞来，当时他一天最多曾接到过四五十封来信。不过，也因为这部电影，江青评价于洋“演得比土匪还像土匪”，以至于他在“文革”中因此被说成“比敌人还坏”，受到批判迫害。

正是《英雄虎胆》这部影片热映后，于洋以他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让他真正成为了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影星。

粉碎“四人帮”后，于洋除继续担任演员外，开始从事电影导演工作。《万里征途》是他的导演处女作，这是1977年摄制的一部表现工业支援农业题材的影片。

《戴手铐的旅客》是于洋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复出后主演的第一部影片，算得上是于洋电影创作后期的一部代表作品。

这部电影以"文革"特殊时期为背景，描写的是一位受迫害的公安干警如何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克服重重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的故事。

年过半百的于洋，亲自出演动作场面，成功塑造了身受迫害但对党的事业痴心不改的老公安战士刘杰，影片中的一些惊险刺激场景，也吸引了大量观众。

最初，《戴手铐的旅客》编剧设计的故事背景是西北，于洋执导时将把背景改成了西南昆明附近。他考虑昆明附近地处亚热带，景色优美，风光迷人，拍起来也好看。

他还将故事中的小男孩魏小明，换成了一个傣族小女孩，后来由蔡明饰演。蔡明穿上傣族服装，很有民族风情。

于洋还参与了片中许多台词的创作。如有句台词“拿大顶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就是他亲自改的。

因为于洋有在“文革”中受批判迫害的切身经历，与片中主人公刘杰的命运相似，生离死别的剧情，有时候拍着拍着他很难过。就想起这部电影应该加一首好听的插曲，来突出战友情谊。

他因此找到作曲家王立平，一起研究创作了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曲《驼铃》。

不曾想到，这首描述战友情的歌曲，竟然引起了极大轰动，而且传唱至今。

《戴手铐的旅客》的美术设计师屠居华透露，于洋在导演期间，对剧本创作和主题曲《驼铃》的创作都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在编剧和作词名单上他并没有给自己署名。

于洋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戴手铐的旅客》这个本子是个年轻作者写的，为什么我下子看上了它呢？因为首先我觉得它的立意很好，它从公安战线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再现了那个年代各式各样人物的千姿百态。表达了良知不可在逆境中泯灭，真理不可在风浪中歪曲的主题。

参加《戴手铐的旅客》拍摄的几位老演员，也都倾情投入，成为这是这部影片成功的基础。片中扮演王丰年的赵子岳、扮演魏局长的印质明，都是观众所喜爱的艺术家。看了剧本后，赵子岳说：拍这部片子，不用去专门体验生活，就反映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行。

1979年影片筹拍时，团里通知演绎经验丰富的演员邵万林去找于洋报到。邵万林一度不想演剧中的特务苏哲。他在看了剧本后，觉得自己“已经演了够多的反面人物”，不能再演了。于洋舍不得他的好演技，就多次跟他谈，叮嘱他“演员应该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苏哲这个角色就按照正常人演，别脸谱化。因为片中苏哲这个人物一开始是隐藏很深的特务。”

考虑再三，邵万林最终同意了。演完《戴手铐的旅客》这部戏，邵万林更是认可了于洋的说法。

青年演员马树超，担任了剧中男二号张强的扮演者。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来说，是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而张强在剧中的角色设计，就是于洋所扮演的刘杰的学生和徒弟。

马树超在石家庄公安局工作过，曾经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他有一身好武功，片中所有的武打场面，几乎都是他和于洋设计的。

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用真功夫表演。于洋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近半百年，腿脚已不如当年拍《英雄虎胆》时那么利索了。但那时不讲究替身。在拍刘杰在大同石窟里被几个人打的那场戏时，于洋负了轻伤，被送到医院治疗了两三天才回来接着拍。

一则趣闻说：剧组当时把拍摄基地选在山西大同，开拍时，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外景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搭建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们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问：“怎么'文革'又来了？”

后来，在大同市委宣传部门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群众解释这不是真实的，而是在拍电影，这才消除了一场误会，安抚了当地受到迷惑的群众。

于洋记得，在山西省大同市集贸市场拍戏时，几位深受观众喜爱的老演员刚亮相，立刻就引来了汹涌的人潮围观，场面一度失控。当地派来了三百多名公安干警帮助维持秩序，也无济于事。

但当围观群众得知，这是场为了反映那个非常岁月里申张正义的场戏，需请大家协助之后，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自觉地接受了剧组的设计安排，使整个场地很快恢复到往昔岁月时的情景。

《戴手铐的旅客》于1980年四月开机，八月中旬杀青，以生产周期短，耗费开支少，开了北影厂先河。

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真实，影片大部分都是采用实景拍摄的。仅从北京到昆明外景地的途中，就拍完了六十多个镜头。

列车上的旅客，从年过七旬的老人到刚学步的儿童，配合演出都分文不取，自愿充当了群众演员角色。

影片结局更是将“伤感”场面推向了最高点。

抓住了潜赴特务苏哲，追回了武器机密的刘杰，并没有以此得到“清白”的待遇，而是戴着手铐离开的···。

于洋数年后说，回头来看《戴手铐的旅客》，仍有很多不足，如女特务王黎的身份交待的不清，刘杰被推下火车而没有死，究竟掉到了何处，也很含糊等，都是在今后的创作中需要认真推敲，力避缺憾的地方。

他也真的不负众望，说到做到。此后又成功地导演了《大海的呼唤》等影片，如愿以偿得到了观众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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