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印度以为借口进行了五次核试验「1998年印度不顾美国反对连搞3次核试验受制裁但避免了解体」

1998年印度的核试验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印度政府近50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一直非常一致。

尽管在 1974年进行过一系列核试验（印度称之为“和平核爆炸”），但以拥有“核能力”著称的印度一直大力倡导“全球核裁军”，并宣称致力于实现“无核世界”。

1974年印度所谓“和平核爆炸”画面

这次核实验似乎自相矛盾。

印度通过公开“拥核”，变相鼓励了巴基斯坦进行自己的核试验，在次大陆掀起危险的核竞争，同时冒着国际恶名和被经济制裁的风险。

当时正值经济开放的印度，明明无法承受这些压力，可它还是这么做了！

如果不清楚“印度”身份，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 1998 年的印度核试验。

1998年印度核试验画面

印度的身份迷茫

印度并不认为军事实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最终标准，它只是综合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核试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给了印度力量，给了印度自信。

与早些年软弱无力的形象相比，1998年5月的核试验之后，印度政府一反常态，声称已经成为“态度明确且实力强大的国家”。

印度顶着美国反对，一头闯进了核俱乐部。

核俱乐部漫画

“突然间，每个印度人的二头肌都感觉到了核膨胀”。这种“核膨胀”起到了什么作用？

将核试验定义为“复兴之路”似乎表明，过去存在着一个“可以说不”但迷失了方向的印度。

这个“印度”的性质是什么？

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了自尊？

为什么印度可以通过一系列核爆炸来恢复自信？

是什么样的逻辑促成了“核膨胀”和“重拾自尊”之间的联系，并赋予其意义？

我们可以从理解印度“后殖民”的身份逻辑中获取答案。

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要关注殖民主义的特殊历史，因为现代印度民族国家就是从中诞生的。

和平神话走向现实空间

1998年核试验后，印度官方和公众都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科学成就的自豪感”、“印度技术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和“民族自豪的重建”等言论。

这些言论与1974年核试验后的社会舆论惊人地相似。

除了在25年后重复类似言论的奇怪之处外，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联想的高度说服力。

印度媒体对98年核试验的报道

在成功核试验的背景下，民族自豪感、发展和核能力等跨度很广的主题被联系到了一起。要理解这种关联的逻辑，需要在后殖民语境中审视现代化的含义。

某种程度上，后殖民主义的目标与现代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同样信奉世俗主义，崇尚将科学应用于更好的人类生活。

鉴于印度的殖民历史，他们的“现代化”愿望并不难理解。

印度民族主义精英本身就是印度遭遇“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在大英帝国的遗产中看到了许多值得感谢的东西——西方教育、司法制度和社会改革等等。

主流的民族主义言论认为，印度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接受科学和现代化的同时，印度却停留在“前现代”的扭曲时空中。

古代印度

正如尼赫鲁在向印度科学协会发表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印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科学方法”。

在印度，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等同，独立后的印度，国家政策强调“科学的方法和精神”。

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反对发展核武器，却又带头建立原子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印度负责“开发和控制原子能的使用”。

尼赫鲁

“追赶西方的愿望”表现在建立一个秘密的核设施，且迫切需要展示其科学能力。

1955年，在尼赫鲁的支持下，印度成功建造本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讽刺的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功并没有阻止印度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游说核裁军。

无论是《停滞协定》（1954年）还是向裁军委员会提交的联合备忘录（1966年）等提案都表明，印度正积极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

可1968年7月1日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并没有反映出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诉求，除了没有任何具体条款规定全面禁止核试验外，这一条约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

核不扩散条约签署现场

印度认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将意味着接受五常拥有的核武器的合法性，因此拒绝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印度国家代表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此后，印度政府继续为其核计划提供资金，1974年5月18日，印度宣布成功完成其第一次核试验，也就是所谓的“和平核爆炸”。

它向国内外观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印度的核设施在技术上不比任何西方国家差。

“核能”、“发展”和“民族自豪感”以一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重复的方式在印度人的想象中被联系到一起。

英吉拉·甘地视察1974年印度核试验基地

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核试验之间的巨大时间差，使后殖民身份逻辑被外界忽视。

在1974年之后的这段时期，政治领导层试图接受从“不结盟与和平共存的神话空间”转向“丛林法则的恐惧、威胁、危险和不安全的现实主义空间”。

这次核试验标志着新的旅程的开始。

印度从“国际关系主导话语——现实主义”中获得了理论支撑，强调在无政府世界中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这一旅程最终以1998年的核试验而告终。

国关理论分支

以现实主义作为理解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话语框架，一个动作就把“印度”从“不结盟的神话空间”拖到了“不安全的现实主义空间”。

可是为什么印度在成为一个核国家之前，在这个现实主义空间按捺了近24年？

印度的后殖民身份

为何说1998年的核试验是印度人后殖民身份的表现？

我们唯有通过强调后殖民身份逻辑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正式独立，然而，主权民族国家的出现并未标志着与过去彻底决裂。独立的印度继承了许多英国宗主国遗产，如军队和公务员制度。

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

远在印度独立之前，印度人便已经开始在脑海中建构“印度”。

英国在印度统治受到质疑是从民众对物质条件的日益不满开始的，因此印度人“建构印度”的过程中不断质疑民族、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印度人对本民族贫困现状的解释来自于对印度经济史的一种特殊解读——在这种解读中，殖民国家是一个剥削者，他们只想榨干国家财富，殖民地的失败源于英国无力创造繁荣。

与印度历史上其他剥削统治者不同，英国殖民者并不打算利用从印度“榨取”的财富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他们只是利用印度的资源为本国资本利益服务。

1752-1933英帝国殖民印度

印度民族意识觉醒于将印度民族（自我）与大英帝国（他者）区分开来，区分殖民地的“自我”与殖民者的“他者”有着意义，它指引后殖民主义的印度消灭这种剥削关系。

消灭殖民主义需要一个全新的民族来领导，一个不仅要切断现有剥削经济关系，还要以促进人民福祉的方式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民族。

《印度宪法》便体现了这一点，它在序言中自豪地宣布，印度现在既是“主权”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

印度宪法

这意味着印度可以自由规划本国道路——印度民族将作为国家的保护者，不仅要阻止贪婪的剥削者（外国投资者——等同于殖民者），还要积极投资公共部门。

因此，印度的经济政策强调国家主导和独立自主。

由此，现代印度民族国家存在的内在要求是承认需要国家扶持建设工业部门和发展本土技术。

建国后40多年期间，这种承认是印度后殖民身份的主要构成要素。

无论执政党是哪个政党，“印度”的特点是它坚决反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卷入剥削关系。

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对外国投资严格控制上，也体现在其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斗争中。

印度政党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1977年，内阁工业部长的坚定拥护者乔治·费尔南德斯领导了一场与可口可乐和IBM的大战。费尔南德斯辩称这两家跨国公司违反了印度的投资规则，并成功将它们“赶出印度”。

1983年，印度裔英国实业家保罗试图收购两家印度公司50%以上的股份，印度议会部分成员认为外国人（即使是印度裔外国人）一直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削印度，所以阻止了这场收购。

在这些发生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战争中，印度的“自我”总是在对抗剥削性的“他者”。

当年IBM退出印度的报道

但这种习惯性的对抗政策在1991年进行的经济改革中发生180度逆转。

1991年6月，拉奥总理提出经济自由化方案，包括政府退出“非生产性”公共部门，引进并确保外国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公众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而开始的。

事实却非如此，拉奥政府不过是像独立后的历届政府一样，仍然致力于“快速工业化”而已。

只不过到了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性质已经发生剧变，拉奥政府意识到，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印度需要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印度总理 纳拉辛哈·拉奥

印度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在对议会的预算演讲时声称：印度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需要“政府采取坚定的行动”，这一行动不会以任何方式违背“我们国家一如既往地承诺——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印度政府仍然拥有独立主权，并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利益。

但自由化计划还是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各种政治色彩的反对者和批评者指责政府缺乏“自尊”，在国际机构的压力下屈服，抵押印度的“经济主权”，并再次“出卖”给外国人。

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

两个阵营出现激烈对抗。

印度后殖民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全球经济非常特殊的关系——一个仁慈的政权保护国家不受经济掠夺者的侵害。

经济“改革”意味着国家将要取消“曾经对印度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保障措施，还大肆邀请外国投资者介入。

人们将政府在1991年引入的自由化，与印度王子在18世纪授予东印度公司特殊贸易权利，画上等号。

反对派成员说，“当米尔贾弗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做生意时，他没有看到政治后果，他以为这只是一家普通的贸易公司。”

东印度公司

统治精英们抛弃传统政策，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加条件，被认为打破了殖民地印度和后殖民印度之间的区别，将印度带回了原点。

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开了大门，强加给印度很多条件。他们逼迫印度向外国资本开放，想把印度带回1947年以前的日子。

尽管政府及其支持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但经济改革仍是对印度人身份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话题。

政府在经济自由化问题上的立场如此软弱，被公众视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地位。

事实上，印度当时外汇储备几乎见底，以至于财政部长辛格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经济结构调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交换条件的一部分。

印度财政部长 曼哈莫·辛格

对于这些要求，印度已经不能再说“不”了。

经济自由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印度后殖民主义身份，使印度“失去自尊”。

印度需要通过一场核爆炸来恢复这种自尊！

保卫印度

1998年的核试验，是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进行的，支持右翼印度教意识形态的印度人民党一直是“发展核武器”的坚定支持者。

选举胜利后，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盟得以组成全国政府，此时进行核试验似乎理所当然，他们只是做了自己一直坚持要做的事。

然而，过分强调印度人民党在这次核试验中的作用可能导致忽视某些重要事实。

在进行核试验之前，印度人民党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早在那之前，印度就已经建立了核试验的制度机制。拉奥领导的国大党政府早在1995年和1996年就两次试图进行核试验。

印度人民党

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前，印度不是一个“核国家”的唯一原因是，中央情报局知道了拉奥政府的核计划。在美国的压力下，印度放弃了。

因此，对印度核试验背后原因的解释需要超越所谓的坚定的印度教信仰。

印度核政策的变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也即印度经济自由化计划的开始。公众不停议论这一改革对印度国家身份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国会困于争议，决定开始将资金投入到休眠的核项目中。

这项投资在90年代中期得到了回报，核机构告知政府它们有能力进行核试验。

批评者指责政府的经济改革破坏了印度国家的主权，破坏了“国家安全”。

印度国会标志

其实这时的印度政府已经决定以核试验来向公众宣誓自己保卫印度的能力，如前所述，这一计划在美国干预下流产了。

印度人民党的上台并没有标志着什么重大转折点，它没有撤销前任政府实施的任何自由化措施。

同时，它继续维持原来的核政策，计划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

1998年5月11日，印度政府宣布，“15时45分，印度在波克兰山脉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随后在5月13日又进行了两次试验，政府宣布成功达成实验的预定目标。

这一次，美国“没有任何准备的通知，也不能与印度人谈判，并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

波克兰地下核试验坑洞

1998年的核试验是由一个非常清楚“拥核”后果的政府进行的：前任政府已被警告过，如果行使核选择，印度次大陆的紧张局势会加剧、印度还将受到国际社会的道德谴责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制裁。

核试验是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就印度国家而言，所涉及的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印度人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印度领土，还有印度本身。

想确保印度的安全，必须要进行一场重申印度主权的表演，这对作为观众的印度人民来说是有意义的。

套用英吉拉·甘地的话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示范’”，以证明这个后殖民国家并没有完全失败。面对“大国”的反对，进行核试验是一种可以证明印度仍然可以决定自己道路的方式。

印度瞒过美国搞核试验

瓦杰帕伊总理在向印度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说:

这些考验是使这个国家走上自力更生、思想和行动独立道路的政策的延续。这一选择自力更生的关键决定是我们在拒绝冷战范式而选择更困难的不结盟道路时作出的。

以“向外国人出售印度资产”为标志的后自由化时期，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逐渐减弱。

印度公众认为，1991年被迫进行的结构调整以全球化的名义将所谓的国际义务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显然破坏了国家利益。

实行自由化被视为是对印度主权的破坏，也是后殖民时期印度自尊的丧失。

蘑菇云腾空之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转为，核试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颠覆国家利益”的敌对阴谋。

“经过多年对经济问题和外来压力的担忧，选民突然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

在对核试验的争执中，印度国内反对派成员，与政府一道，对外国政府反对核试验的理由提出质疑。声称这些试验是主权的表达，这种表达只能由印度人自己提出质疑，任何外部力量无权干预。

如果有人企图惩罚印度行使主权，他们(反对党)将站在政府一边，“核试验的成功是对国家的赞颂，对我们的科学家的赞颂，对尼赫鲁、英吉拉·甘地、拉吉夫·甘地、拉奥的赞颂”。

甚至一位印度人民党的批评者，也在《经济与政治周刊》上撰文道:在经历长期被统治精英污蔑为全球化时代过时观念之后，印度宣誓了主权地位和权利，这当然值得赞扬。

政府和反对党不失时机地祝贺参与核试验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

更有趣的是，在迫使巴基斯坦几乎也进行自己的核试验之后，印度政府宣称印度的核计划更有优越性，并指出，与严重依赖中国的巴基斯坦不同，印度的核能力来自“本土技术”。

这种现象在负责此次核试验的科学家卡拉姆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几乎所有媒体进行报道时都强调了他毕业于马德拉斯理工学院这一事实。

核弹和它的创造者一样，是印度的产物。

印度总理宣布5月11日为“国家科技日”。

庆祝核试验成功是“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成就”，强调了印度后殖民身份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庆祝其技术能力，庆祝其自身“现代化”的能力。

设立国家科技日

通过进行核试验，“印度”在新自由主义严重不安全的背景下暂时获得了保障。

后记

世界政治的中心戏剧是地缘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

这种情况下，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出现和国家的安全实践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重要。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特定的政治和历史遗产如何影响国家认同、再生产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

像印度前两年退出RCEP一样，我们必须从其后殖民身份的角度来进行理解。

印度国内反对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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