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上的来客的现实意义「冰山上的来客在60年代与文革期间受到的批评存在截然差异」

《冰山上的来客》是长影厂1963年拍成的电影。今天看来，它依然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也代表了长影厂的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鲜活生动、镜头设置流畅而富有节奏为特征的典型性风格。

《冰山上的来客》并不是没有缺点，但是，它的长处，足以掩盖了它的不足之处。而日后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长影率先一落千丈的跌势，正是这些电影放大了过去长影电影被遮掩着的缺点，当这些缺陷成了主流，长影电影必然开始了它的拉也拉不住的下跌趋势。

我们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冰山上的来客》在公映的六十年代及文革期间所受到的批评意见，看看这部电影，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激发起的社会反响究竟是怎么样的。

首先，在《冰山上的来客》公映之后，《人民日报》就专门发表了一篇电影评论，享受到此待遇，我们知道并不容易。

这篇评论刊发在《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5日，标题为：“边防如铁——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作者为谢逢松。

谢逢松改革开放后最为知名的作品是担纲编剧了电影版《红楼梦》，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他31岁，当时应该在北影厂工作，也算是一位圈内人士。

这篇评论，当然是肯定了《冰山上的来客》的成就，评论强调了电影表现了“反特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指出电影“把剧中人物的斗争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写，把主人公从事的斗争和他们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

不过，这篇评论以一半篇幅，指出了电影的缺点，可以感到在六十年代，电影评论远不像今天这样，一部电影出来，吹捧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样的评论氛围，并不利于电影质量的提高与持续性发展。

下面，我们将《人民日报》的这篇影评中指出的电影不足，作一个概括性综述：

一是电影有些地方的描写还较粗，较露。

评论指出，主要体现在“真神”阿曼巴依的来历还嫌交代不清。

的确这是电影里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所在。影片开首，表现的是匪首枪杀无辜的牧民的血腥场面，其目的是把特务安插到哨卡所在地的村民中，电影到最后，这一切行动的总指挥却是看上去是拯危救难、面目善良的“真神”，这之间的逻辑联系，便呈现出明显的断裂。

二是有些情节还不是紧紧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刻画，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评论列举了电影的事实，举例道：

——就拿第一个镜头来说，作者就考虑得不够周密。在狂风怒号、四周无人的野外，匪首江罕达尔将他的小老婆乔装混在被他们抓来的一群人中间进行假枪毙；然后，这个女人从人尸堆里爬起，推成近景，占满整个银幕，同时出现片名。作者以为这样可造成气氛，使观众产生悬念：“她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这却离开了生活的真实。在当时四周无人的特定环境里，匪首完全没有必要把特务混在人群里去假枪毙，因为他无须掩谁的耳目。——

这一点的确指出了电影的要害。敌人要潜伏特务，把特务混在老百姓之中，但是，电影里把这些能够作为现场证明的老百姓，都一股脑儿都给杀死了，那么，谁来为潜伏特务证明？至少你应该留下一个活口，能够证明他与特务都是从枪口下死里逃生的。而现在电影看来，开首的枪杀场面的确恐怖至极，但却对潜伏特务没有起到助力作用。

三是情节处理上存在失真的现象。

评论举例道：

——一班长和阿米尔冻僵了还持枪屹立在山洞口那场戏，也有一些缺陷。这场戏从两个战士威严屹立的画面出现和杨排长来以前的描写是有逻辑的，感人的。但是，从杨排长来了，大喊一声“一定要把他们救活”，到向天鸣枪，两座冰峰崩倒，再到杨排长回到营房，两手一伸，把吊灯打得急速摇转，随后开窗高喊：“三班长，把她抓来！”为止，从导演的设计和演员的表演、语音来看，缺乏人物内心的依据。杨排长一见他们两人，就突然异乎寻常地喊道：“一定要把他们救活！”这里没有一个感情演变的过程；他只看了一眼，根本还不知道战友的死活，哪里会第一个念头就是“把他们救活”？既然要把他们救活，不立刻前去救他们，而随即向空中放了两枪，目的何在？是迸发当时的感情，还是为了痛悼？

当然，导演的意图是清楚的，放两枪，倒两峰，说明山峰可以崩倒，而我们的战士却巍然屹立；但是，当时人物的意图却不清楚。杨排长突然决定要去抓假古兰丹姆，也和他一贯细心、谨慎的性格相矛盾。这里为了表现他痛念战友之情，竟未顾及有损他性格的统一和完整。——

从电影的叙事来看，杨排长举枪朝天鸣枪，相当震撼人心，瞬间把电影的感人渲染推到了高峰，但细想这样高调的设置，的确存有偏离现实氛围的不妥之处。在当时的情境下，还无法确认战士们是否已经冻死，而事实上，其中的阿米尔还是被救活了下来，在电影里设置的生死未卜的情境之下，救援者的最主要任务，是抢救生死不明的战友，而不是鸣枪祭典。

四是情节设计注重形式，但部分环节有失偏颇。

评论中举例道：

——影片的结尾处，放射三颗红色的照明弹，从形式上看起来也是寓意深长的，为了表彰为斗争而牺牲的三个人。但在这里，也只注意了形式，而未更多地考虑实际，像纳乌茹孜的行为，还很难与红色照明弹联系得起来。——

这篇评论认为把牧民纳乌茹孜也列入祭典环节，有失偏颇。在电影的语境里，纳乌茹孜被女特务激发了醋意，没有及时地把父亲让他传令暴风雪即将来临的信息，通知到哨卡，后来遭到父亲的痛斥，才急忙赶往冰山上的哨卡，半途遭遇雪崩而逝去，在六十年代的电影语境下，这个人物属于中间人物，不应该纳入高调表扬纪念的行列。评论就体现了这样的认知。

不过，从今天更为人性的角度来看，具有凡人属性但却能知错就改的纳乌茹孜同样值得用红色信号弹来讴歌与纪念的意义。

从评论的这种表达中，对应今天我们的文艺定调，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理念所发生的悄然的嬗变。前苏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战士们香消玉殒，并不是死于什么壮怀激烈的英雄壮举，反而很多女兵死于战争的意外，作品里传达的意念就是任何牺牲都是值得致敬与景仰的。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剧照

《人民日报》于1963年发表的对《冰山上的来客》的评论，总体来说是善意的，也是讲道理的，代表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对文艺作品的一种共性的认知。今天看来，文中所述的对电影的评点，基本能够被我们所接受。

但是，在文革期间掀起的对《冰山上的来客》声嘶力竭的批判，就显得蛮横无理、伤害力极大了。

我们在《彻底摧毁银幕上的反革命专政（革命大批判文选）》（辽宁省新华书店，1970年2月版）中找到一篇原载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黑龙江日报》的文章，标题是“《冰山上的来客》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显得相当的不友好了。

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而当时《冰山上的来客》的作者白辛已于1966年9月22日自杀身亡，不知为什么这篇文章还要把针对的矛头对准《冰山上的来客》的作者。

文章中屡屡提及“《冰山上的来客》的作者”，并指名道姓直指白辛，显然，这篇刊发在黑龙江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是以一种当仁不让的针对本地作家的态度，而在文中聚集起攻讦的火力的。因为白辛的最后工作单位是在哈尔滨话剧院。

这篇大批判文章，首先对电影的片名进行了深文周纳的批评：

——它的名字，就是绝妙的自我暴露。

“冰山上的来客”是什么意思？影片开头有一句黑歌词：“冰山埋藏着珍宝”，接着，被作者称为“地下明珠”的国民党女特务古里巴儿，道出她反革命的自白：“谁想到金雁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请注意：这个“真主”，赤裸裸地暴露了影片作者的全部贼子心肠！“真主”是谁？“真主”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匪帮。原来是早已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至今还盘踞在台湾的美蒋反动派“派”来了“地下明珠”，让她在“冰山”下“落脚”，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在这里，反动作者明目张胆地把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污为“冰山”，给一小撮牛鬼蛇神蒙上“面纱”，扮成“来客”，缀上“明珠”，让它们明火执仗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

这一段指责，实属无理。女特务号称是“地下明珠”，是特务内部的称呼，根本不是作者的命名，把电影里的坏人的台词，说成是作者的用意，这样的评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其次，是认为电影丑化了现实。

这篇批判文章，主要是发挥曲解的本领，把电影里的形象性的语词，进行今天看来相当可笑的胡乱解释：

——电影把“雄伟壮丽的图景，描绘成寒冷、阴暗、满目荒凉；把坚决拥护、热爱解放军的当地人民，写成怀疑、敌视解放军；把早已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中的人民解放军，写成脱离群众，孤立无援，把翻身解放了的贫苦牧民，写成孤苦零丁，无精打彩。他还公然借贫苦牧民之口，唱出“欢乐被压在冰山下”，风暴“吹去了从前的温暖”。——

电影里的”欢乐被压在冰山下”这些歌词，在电影的氛围里，实际上表现的是受困的女孩在敌人的魔爪下的内心情感的波动，更多的体现出的是对敌人的揭露，而这篇评论非要曲解成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今天看来，实在是贻笑大方。这种抓住特定语境下的歌词进行强词夺理的挖掘深意，暴露出的是批判者的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再次，是恶意解读，胡乱忖度作者的意图。

这篇大批判文章写道：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反动作者所精心炮制的“风暴”这场戏。在这场戏里，他以“冰山”为中心，写了“冰山”的两面。一面是，解放军的一班长，被活活冻死在“冰山”上，贫苦牧民的儿子纳乌茹兹刚刚觉醒过来，要靠近解放军，也被压在“冰山”的雪崩下。而“冰山”的另一面，几个国民党残匪顶着狂风向“冰山”冲来。这不明明是在说，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倒塌”了，牛鬼蛇神就要变天了吗？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那副反革命的凶恶咀脸：他站在“冰山”上，向着蒋家王朝的亡灵祈涛，向着帝、修、反呼叫，妄想一口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吞掉。这就是《冰山上的来客》的真正目的。——

这个批判书中的“真正目的”的定性，完全违背了电影的本意。本来作者在电影里表现了边防战士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批判文章中，却用一道奇葩的解说，逆向了作者的本意，而且竟然能够达到如此振振有词，大言不惭，真的令人大跌眼镜。

第四，认为电影歪曲了我边防战士。

批判文章中认为：

——从干部到战士、都是被彻里彻外恶毒歪曲丑化了的形象。他们不学习，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做群众工作。他们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战士的样子，没有一点为实现理想而英勇奋斗的理想，没有一点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整个哨所松松垮垮。——

批判文章还具体进行了分析：

——影片中的杨排长，他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手不拿枪，嘴不离笛，对资产阶级的一套津津乐道。在同战士阿米尔谈话中，他竟然胡说什么“哪一行也不好干哪！”把革命工作当成“行业”……

反动作者笔下的新战士阿米尔抱着花盆来到哨所，他见到假古兰丹姆，迷迷糊糊六神无主，甚至当特务分子叫他脱掉军装时，他竟然毫无反映。这个杨排长和阿米尔绝不是无产阶级军队的指战员形象。——

其实电影中的杨排长塑造得非常成功，平易近人，笑容可掬，但却又粗中有细，时刻掌控着瞬息万变的局势。

第五，批判书认为电影美化了敌人。

——他在竭力歪曲无产阶级军队的同时，精心地塑造了两个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匪徒：一曰“地下明珠”，一曰“真神”。

“地下明珠”是什么东西？她是匪首江罕达尔的小老婆古里巴儿，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女特务。影片一开始，作者就把这颗“明珠”亮出来，让她从被江罕达尔枪杀的人民群众的血泊中“微笑”着爬起。接着作者就给她戴上一层“面纱”，让她占据整个银幕，用歪曲、丑化人民军队作反衬，极力宣扬这个特务分子的“机智”、“勇敢”，为所欲为地干着腐蚀我军战士、挑拨军民关系、窥探边防哨位、搜集我军情报的罪恶勾当。这明明是一条毒液四溅的毒蛇，影片作者却把她化妆成“美女”，称为“明珠”，其反革命立场该是何等鲜明！

再看一看作者心目中的“真神”。这是一个代表美蒋反动势力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阿曼巴依。作者既不让他露出半点凶相，更不用任何笔触去揭露他残暴而懦怯的反动本质，而是煞费苦心给他披上一件“善良”的外衣，着力刻划他隐藏的“深秘”，手段的“高明”和“卧薪尝胆”的反革命复仇精神。可以说，影片作者在塑造他的“真神”的时候，的确是费尽心机。甚至当这个反革命分子落入人民法网之时，反动作者还在为他唱赞歌。——

其实这恰恰是电影的长处，把敌人蒙上一层好人的面纱，才为影片的最终情节反转作了出色的铺垫。

因此，这篇文革期间的评论，不懂创作规律，只知道按照自己定下的框架与条条，对电影进行恶意地梳理与编排。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大批判文章，看到同样的电影叙事链条，在别样的目光审视之下竟然能够解读出另样的结论，令我们大开眼界。

由此可以看出，《冰山上的来客》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各路评论作者的解剖刀一样的审视，如果我们顺从自己的情感与电影的真实用意，我们会从中认同电影的主旨与阐述的主题，但是，也有一种恶意的带着有色眼镜的别样的观望，注定把电影里的正面描述曲解为反向的负面认知。

时过境迁，这种负面的评论，记载的是一种被荡涤了的瞬间风向，根本不能代表时代的正确发声。我们把这些观点从历史的尘埃中提取出来，只是让我们像考古一样，从既往的层面上，去观望历史思绪曾经有过的层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