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农民形象「观装台忆阿Q看中国农民性格的发展」

不知为何，在看电视剧《装台》的时候，会想起鲁迅笔下的众多人物，首先想起的就是“阿Q”，然后就是“吴妈”、“假洋鬼子”“祥林嫂”、“小D”。也就想到了“精神胜利法”。

这想象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现象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人们在评价鲁迅的时候，多半是鲁迅先生犀利的文笔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但是，从鲁迅先生所描写的人物群像上看，就会发现，鲁迅所写的都是底层人民。达官贵人，公子小姐，这类人物是不会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的。事实上，作家关心谁就会认真观察研究谁，关心谁就会写谁。《装台》这部剧中，将笔墨都用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领导和大款的影子都少见，偶尔的出现一下，可以忽略不计。从选择描写的人物群像上看，《装台》很有些鲁迅的风格。

同样是描写百姓群像，因为年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所表现的性格及人物命运也就大不相同。但是有一条却是沿续了下来，就是乐观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刻画这一性格的时候，是批判的。阿Q被人揍的时候，就念叨“儿子打老子”，“自己是虫豸”，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只要是第一就是冠军，就是光荣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乐观。在麻木的乐观中放弃了反抗。而在《装台》剧中，这种“精神胜利法”有了新的意义。“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这句片头曲的歌词，表现出了当代农民的乐观精神。与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却表现出了新的风骨。农民的这种乐观自古有之，应该叫“乐天知命”，深深地在中国农民的灵魂中扎了根。在《装台》中，精神胜利法就有了积极的意义，不再是麻木愚昧，而是坚忍不拔的乐观向上。大雀骄傲地扛起了三轮车，改变了交通工具的性质，成了人工搬运的物品，合法而不合情理地突破了交警的“防线”。这精神仍然是胜利法，但已经不再是自轻自贱的“虫豸”，而是创造新生活的大力士了。

三皮缠着蔡素芬的情节，与阿Q摸小尼姑的头，追求吴妈有些相似。但是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阿Q要和吴妈“困觉”，被吴妈告状，受到制裁，被赵秀才用大杠打，被驱逐得连衣服帽子都丢了，全村女性，不论长幼见他就躲。三皮强抱蔡素芬，只是挨了大雀的老拳，蔡素芬没有难为三皮，刁大顺也没有对三皮进行打击报复。三皮与阿Q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三皮是蔡素芬的学生，对蔡素芬带着美好深挚的情感，只是有些不开窍的执拗，与阿Q的流氓无产者行为是不一样的。阿Q眼中的女人，就是“吴妈脚太大”，摸了小尼姑的头感觉手指滑腻难忘，全都是自然冲动式的感觉和印象，全然没有尊重可言。而三皮眼中的蔡素芬，是美丽端庄，知书达理，他担心蔡素芬遇到困难，时刻想保护照顾蔡素芬。

刁大军很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喜欢装门面，摆阔气。但对弟弟、侄女们是非常友善的，出手阔绰，送钱又送物，还把家里的大门给换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最后装不下去了，落一身病，回到老家病故了。

鲁迅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麻木、冷漠、自轻自贱、盲目乐观、命运凄苦，那是畸形的时代造成的畸形的性格，也形成了畸形的人际关系、悲惨的人物命运。《装台》中的人物形象，就完全不同了。善良、淳朴、隐忍的刁大顺，勤劳、义气、节俭的大雀，憨厚、仗义的墩墩，劳动者之间的互相帮助体现出了人间温情。铁扣的形象有批判意味，克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重复收取二驴的装台费，两头通吃，相信“富贵险中求”，赚昧良心的钱。刁菊花从小失去母爱，变得没有安全感，尖酸刻薄，猜疑心重。随着剧情的推进，在众人的帮助和感染下，铁扣和刁菊花也有了转变。装台货车在小饭店门口被碰瓷，但交警对他们是以服务的态度，前头带路，把他们送到了预定地点。

《阿Q正传》《装台》同样是以关心的态度写农民，因为时代不同，鲁迅笔下的农民与《装台》中的农民，已经大不相同。在这种对比与反差中，看到的是社会环境变化对人的巨大影响，是社会的进步所带来这一系列的变化。

从一个又一个人物相继病故来看，《装台》的小说原著与电影剧本的气氛会有些差别。原著会更接近真实的社会现状，大雀的死、刁大军的死都有浓重的悲伤气氛。延续这种气氛的话，大顺与大雀遗孀结合更符合逻辑，也会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带有缺憾无奈与忧伤。事实上，对生活理解较深刻的观众，不一定会顺着电视剧的情节走，而会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

如果中国人身上真的有“精神胜利法”，这应该是件好事，是民族的幸运。“胜利法”毕竟不是“失败法”。在不同的年代，“精神胜利法”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像“阿Q”，如果遇到了真正的革命党，他也会成为一个有乐观精神的革命战士，只可惜他没遇到罢了。遇不到真正的革命党，只能是活一天是一天，快乐一天是一天。总强过得了抑郁症死掉，只要活着，也就有希望遇到真正的革命党，就有希望改变自己，甚至改变社会。

大雀死了，但是靳导演没有忘记他，仍然喊出了他的名字，以为推景车的人是大雀。工友们都记得这个义气、勤劳、抠门的大雀。大雀的奋斗目标不是名车豪宅，是给孩子做整容手术，让孩子能上学。他知道自己因病将不久于人世，看准刁大顺是个忠厚的人，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了刁大顺。大雀勤劳一生，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为的都是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他吃的是最差的伙食，干的是最重的活儿。这样的农民在中国不是用千和万来计算，应该是用亿。

三皮走了，在执拗地追求蔡素芬的过程中，三皮感觉到自己是在打扰别人，在拆散别人。三皮是轴了些，执拗了些，但是他在刁大顺遇到危险时，能舍身相救。在刁大顺去北京时，能守约不去打扰蔡素芬。他强抱蔡素芬，是因为按耐不住，是情之所致。最后，他看明白情况，退出了荒唐的竞争，走了。

刁大顺活着留下来了，而阿Q是被拉去砍了头的。刁大顺的人生算是苦尽甘来。两个女儿都有了如意郎君，自己的工作也很出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个人生活上，即使不是像剧中所演的，与蔡素芬结合，大雀遗孀也是个勤劳能干、持家有方的人，与刁大顺也较相配。刁大顺不麻木、不冷漠、不自轻自贱，他善良、淳朴、隐忍，讲义气，懂艺术，以大局为重，悟出了人生就是“彼此为对方装台”，每个人都在装台，每个人也都是台上的角儿。

蔡素芬，当然不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不是细脚伶仃的圆规。她历经人生波折，仍然努力寻找生活的快乐与动力，办小饭桌时，她表现得非常优秀，把小学生照顾得很好，还用自己做过教师的经历，辅导学生功课。她一次次地宽容刁菊花尖酸刻薄的胡闹，夹在三皮和大顺中间左右为难，但她都挺过来了。因为有前夫杀人的阴影，她担心悲剧重演，担心三皮和大顺再闹出什么事来，选择了离开。最后无论是与刁大顺一起，还是否与三皮一起，都不能算是命运悲惨。

《装台》小说作者陈彦说：“劳动者是美丽的，劳动的身影和姿态都是美丽的。我们的社会鼓励人们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肩膀扛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一种寄生的生活。”陈彦说，这些装台工，他们所做的都是幕后最辛苦的工作，他们创造了如此美丽的舞台、如此美丽的灯光，而当灯光亮起大幕拉开的时候就看不见他们了。他们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表，《装台》就是一首劳动者之歌。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或者阶层，都有其性格。这种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用一种固化的眼光来分析人性是错误的，也是反动的，尤其是分析人性的恶，就更为反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会有不同的性格。就像在中国，遇到疫情时可以迅速的封村封城，实现有效隔离，而美国却做不到。

不论是看书还是写书，都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开阔的思路，认识到人是发展变化的，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养育的人是不同的。正因如此，读书与写书就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人们互相了解，减少误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同情心，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增进友谊。以人性之恶的观点来写书读书，就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情感，成为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单个生命体，自私且愚昧，互相拆台，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作者本人，都会在孤独中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创作，注定会制造和传播孤独，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写了《百年孤独》，也许拉美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但中国不是，中国人是在互相“装台”。我们也可以读一读《百年孤独》，但绝不是认为孤独很酷，很有个性，而是理解尊重他们的孤独。

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似乎比拉美的孤独更幽默，更使人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