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记忆铜川市歌舞剧团

铜川市歌舞剧团

——我的七十年代

作者：桑韶华

此文公开发表在2021年1期《各界》刊物上，使得更多人了解到我们铜歌的历史。就建团50周年而言，可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本人记忆有限，定稿时，在几个时间地点及事件上，曾得到几位团友的订正，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桑韶华

1969年，我13岁，我们随父母从辽宁省沈阳市迁徙到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那些年，“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报纸和墙壁到处写着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支援三线的人离开熟悉和发达的大城市，携家带口，托运来所有的家当，响应党的号召，要在经济落后的荒山村岭中落脚生根。这些机械工业部的高工和大量经验丰富的技工们，不顾艰辛，风餐露宿，到达后立即在荒山沟里建厂房、盖宿舍、设学校和卫生所等相应设施。条件虽说简陋，但快速形成一个具有效力的机械设备生产基地。

我们的中学只有厂里子弟，老师是刚毕业入厂的大学生。大人们早出夜归忙于生产，负担重心事更重，令他们最操心的是家中大孩子的前程。而我们这些刚念初一的少年，面对远近的山梁与农田，每天穿梭在竖有石马的田间小路上，浑然不知它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遗迹，更不知我们的新家和学校都位于唐代元陵的陵园区内。懵懵懂懂，唱唱跳跳，没有大人管的孩子顽皮快乐，无忧无虑。

1970年6月，铜川市歌舞团招生小组来到我们学校，几个平时爱唱歌会跳舞、拉琴的同学脱颖而出。新奇感充满大脑，情绪盎然。尽管父母不甚乐意很不放心，即便前途未卜也跃跃一试。在老师和二哥的支持下，我义无反顾地走上离家之路。八月下旬，经过审查筛选，我们这些来自铜川、富平、西安、宝鸡、耀县等地的学生，武功等地数名知青和七名艺术院校大学毕业生，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美工设计，中央民族歌舞团老师，以及铜川市商业局、三里洞煤矿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艺术专长的中专生，都陆续招收、调入新建的铜川市歌舞团。

铜歌的建立与其时代紧密相关。铜川市位居西安与陕北黄土高原之间，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与煤矿经济有其重要性，1966年8月铜川升为陕西省直辖市。同年6月，毛主席在北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时间大字报、大批判席卷全国。自北京到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各地揪出一批批地、富、反、坏、右，公众批斗，毒打暴行到自杀，人性在极度的扭曲。岁月峥嵘，破四旧，破坏文物古迹，包括砸孔府、掘孔墓都得到理直气壮的革命执照。接着，一些国家级、省级的高知和专家们被强行赴农场劳改。1968年，全国性的恶性武斗终被停止。毛夫人江青在文艺界已经扶植、推创八大“革命样板戏”。其中的两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醒人耳目，熠熠生辉。在全面组织批判传统剧目和西方音乐背景下，八大革命样板戏被视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硕果。演不演八大样板戏，这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路线的政治态度问题，这也是验证各省市领导的政治立场标准之一。于是，大江南北，自上而下，每个地方的文艺团体都只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剧。1970年，铜川市领导顺应时政作出响应决定，一所上百人的铜川市歌舞团应运而生。

一张张白纸，怎样尽快写下像样的文章？团领导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勤学苦练。加倍努力，尽早尽快给市领导做一场汇报演出。没有宿舍，没有练功房，只能借住在工人文化宫后院的大厅里。半军事化的管理，睡在集体大通铺，天不亮必须早训跑步，早饭后立即练功，每天的安排都是紧紧的。我们自始就接受芭蕾舞基本功的训练，省歌舞团派来专业老师对我们进行正规的基础培训，声乐及乐队也是接受西乐训练。偶然的机会，文革《五七艺术大学》的北京舞蹈学院张旭和刘碧云老师到延安参观，铜歌与延歌有幸受到他们亲临授课指导。团领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尽早尽好上演这两出现代革命芭蕾舞剧。

半年多后，不负众望，在市政府对面的铜川市工人文化宫的舞台上，这支拥有大型管弦鼓铙乐队、声乐队、舞蹈队、美工，舞美服装道具的歌舞团，成功地上演了一台歌舞晚会，当然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选段在内。我们得到了市领导的表扬与鼓励。

1974年铜川歌舞团集体合影于院内

上世纪的70年代，铜川经济主要是靠煤矿产业，教育和商业都不发达。这座小城四周延伸着山川沟壑，它拥有一条河，一条主街道，街面的商铺简陋，居民住房也没地方特色。芸芸众生，忙于生计。运煤的卡车和火车正是这里最有生机的日常动向，这里与省府西安并不很远，由于交通不畅等原因，铜川市的商业与文化都十分落后。随着歌舞团的建立，一群来自四方的文艺青年聚在市中心的文化宫，他们豆蔻年华，风华正茂，朴素的外装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清纯与秀丽。仿佛大漠中的一湾清泉，这群年轻人的来到，多少为这座山城增添了一抹鲜亮色彩，也带来一股“文艺范”的朴素健美之风尚。

很快，我们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建设中，比如，全体参加铜川市委书记兼矿务局局长张铁民组织的全市义务治理漆水河。年仅14、15岁的女孩也一人背起一大块石头，一趟趟地行走于河堤间，群情高昂。张铁民是一位很有历史责任感的高干，身处文革革命口号漫天遍地中，他率领全市人民治理漆水河，修河工程改造了铜川沿河自然环境，不但减少了河水泛滥时水土流失问题，还激发了各界民众的生活热情。之后，他调到西安市任党委书记，他同样下令修葺保护西安的明清时代城墙。在70年代前后，全国各地风行破旧立新大拆古城，张铁民的举动与他一贯的作风更显可贵，更具时代意义。

铜川歌舞团管理很严格，团长原是铜川一中的校长，他对我们施行的是住校中学管理制。清早集体跑步，早饭后立马练功练琴练声。省歌舞团舞蹈教练给舞蹈队授课，我们也“幸运”的接受过北京下放改造的芭蕾舞专家的短期训练，请进来送出去的快速训练法的确行之有效。加上所有学员脑子里绷紧了弦，勤学苦练，芭蕾舞鞋常把脚趾割破，垫上棉花继续排练，斑斑血迹也从不停下。一股劲，一个心思，就是要尽快尽早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从早到晚，练功房的把杆下洒满了学员的汗水，好像无人叫苦叫累。也许是因为青春年少，也许是我们越来越热爱这门艺术。前一天累的稀里哗啦，第二天早晨仍旧焕然一新，一种集体性的积极向上风气影响着每一个人。芭蕾舞动作优美但训练过程艰苦，只有坚持不懈，挑战自己，才能提高舞蹈水平和艺术表演能力。我们集体宿舍的过道对面就是练功房。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不知从谁开始，总有人早早起床到练功房晨练，趁别人还在睡觉，练上个把小时。有一回，不知道是几点，我醒了，我轻手轻脚走到练功房，从头到尾练完所有程序，仍不见其他舞蹈学员进来练功。天色还黑，静悄悄，出了一身大汗的我只好返回宿舍躺下。第二天，舞蹈队苏队长询问夜里谁在练功房？我回答是我。他立即在全体学员面前表扬我的吃苦练功的行为，弄得我满脸赤红。原来那时是深夜2点30，正巧某位老师去厕所，在穿过院子时，他看到练功房窗内一幕，他说：“半夜三更，有一人跳跃在练功房的窗户间”。

1973年夏天，部分舞蹈学员来到延安歌舞团接受北京舞蹈专家的培训，摄于延河宝塔前。

铜歌为国家全民所有制编制，学员每月工资18元，伙食费12元，剩下6元自行消费。每日练功流汗甚多，据说吃糖可以补养。早饭稀饭馒头，我们掰开馒头，在中间夹满白糖，或抹上一层家里带来的肉酱咸菜。大家都比较节省，平日大家吃食堂，周日，留宿的女生们花2毛钱，在文化宫门口小摊买一只红烧猪蹄解馋。边吃边啃边聊还看书，不干不净，滋滋有味，也就不想家了。那时候分发粮票制，女生基本够吃，但男生就不行了，他们总是饿。

个别男生特爱去红旗街羊肉泡馍馆，那家饭馆不大，热气腾腾。食客多是南来北往的拉煤司机、车夫。店里侍员是个传奇人物，他叫狄良臣，听说是武林高人。他把几大碗飘浮一层羊肉的羊肉泡端上来总是那么轻快如风。大碗是3毛5分，小碗是2毛5分，吃不起肉只泡饼的也允许。我们女生也偶尔去吃，连汤加饼带肉，既营养又润肠胃。尽管大家有点工资，但出去吃饭也属奢侈的事。

常挨饿的人，吃就变成天大的事。遇到慰问演出有宴会时，以乐队为主的几个男食客以不嚼就咽得到一扫而的“快桌”而闻名，他们引以为乐为豪。作家朱文杰等人对此都有过精彩描绘：当年快桌“吃抢食”的快意在食也不全在食，“嘻戏抢食，不拘小节，恣意汪洋，图的是个痛快，尽兴。故快桌之快，在于快乐”。年轻，连打赌也都无法炮制，有一次，在耀县循环演出返回时，深夜里众人又累又饿，在候车室，有人说：现在谁马上空口吃一头蒜，就给他……。没想到乐队的薛东星立即挑战，当众吞一头大蒜。其结果，他打赌虽赢却胃疼一夜。年轻人天性快乐，再苦再累也不低头弯腰。

团领导非常重视各专业的艺术培训。经过强度的集中培训，无论乐队声乐队还是舞蹈队，包括服装、舞美，大家的专业水平进步很快，演员的阵容也很整齐。接下来的几年，铜歌陆续上演了全场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重要片段。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话剧《枫树湾》，大型合唱《长征组歌》还有舞剧《沂蒙颂》和《边区大生产》以及独唱相声曲剧等等。在没有电视缺乏文化娱乐的年代，市文化馆、电影院、歌舞团的文艺演出都聚集于此，市工人文化宫大院就是这座煤城的文化生活中心。

1972年团里首次到西安参加全省文艺汇演，大伙住在西大街省文化局招待所。那也是和西安、延安、宝鸡、咸阳、汉中等地文艺团体的直接交流，相互学习，彼此促进的机会。

必要时，团里就能同时排演两台大型文艺节目，以高水准的表演在全省各地市、县作巡回演出。在节日期间，还经常代表市政府下矿区、下乡下厂进行慰问演出，大卡车装满舞台布景道具和服装灯具等等物品，全凭大家自己动手装卸完成每一次的演出。铜歌受到全省各界普遍的重视与赞扬，市领导也一定怀有较大的成就感。

1971以来的部分演出剧照

张训团长懂得教育的重要性，看到这些只有初一、二甚至几名小学六年的学员，他立即决定除了练功学艺，必须要开加文化课。团里有数名大学毕业生，就请他们给我们晚上授课。这在当时非常可贵，使得我们这些少年受益匪浅。他不但提醒我们不能中断学习，还激发了我们学习与读书热情，与同时代其他文艺团体相比，上文化课也属个例。没有桌椅也无妨，因陋就简。第一晚上课席地而坐，大伙仰视着老师。那是由大学毕业的乐队队长张宝文给我们讲授语文，他讲的是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

讲授完毕，他布置大家运用诗词里的名词造句，前排坐着13岁的小周，她很认真的写道：“张老师讲课时，嘴里腾着细浪”。一经念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原来她年龄最小，坐的又是第一排，她仰头目睹张老师激情奋起吐沫星四溅的近景。可以说，自那时起，团里学习风气已经树立，来自大、中专还有读过高中的知青均为我们做出学习与读书的表率。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毕竟是时代的幸运儿，在全中国文化、物质普遍贫瘠的年代，我们逃脱了下乡的命运，在一所严格正规的艺术团体中成长，除了学习业务还有些经济收入，这点工资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也让自己的前程有所“保障”。因此，每个团员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能力与文化素养，这也是与那个艰苦时代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团长衣着简朴粗旷，人也不苟言笑，他身上带有浓厚的“革命”时代烙印。记得他几次拧着眉头批评我：“你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为什么总和别人不一样，老像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式的”。“你怎么穿这样的皮鞋”？我只好如实回答，冬天太冷，我家里没钱买新棉鞋，免得让我受冻，我父亲将母亲过去在沈阳穿的羊羔毛的皮棉鞋锯掉半高跟，旧物利用。经过“改造”的皮鞋既省了钱还穿着暖和。但这双与众不同棉皮鞋令他就是不顺眼，听完我的解释，他继续凝目皱眉，看来没有什么能缓解他对我的态度。那时我刚15岁，性格内向，比较腼腆，不善言笑却做事认真。我感到他在试图修改我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幸好，我的老师和团友并不都像他一样，他们的热情鼓励与赞许对我就是相当重要的精神支持。

清早跑步，上午练芭蕾舞功，下午排练节目，晚上学习文化课，同吃同住。生活在这样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中，我们起初会想家但并不悲伤。相比家里我多了些自由。晚上看书不再担心父母勒令关灯了。我们的集体生活即热情又有组织，宿舍里轮流打扫卫生，包括早上扫地倒尿桶。厕所在院外，是一所再打扫也不干净的公共厕所。自来水也在大院一角，跟一处家属院一样，喝水洗衣的人常聚集在此。生活上大帮小，情同姐妹。像洗衣服、拆洗被子，缝被子我都不会，都是杜西芳手把手教我的。这种全新生活让人兴奋，让我处处感受到一种简单纯洁的友情。

1972年，我们搬进团里新建的三层宿舍砖楼，也有了自己的大院。年轻人四人一屋，有孩子的老师享有一室。周日，市内的人均回家，我们外地的基本留下。这时，我们会到文化馆的图书室借书，还从四面八方的渠道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看不懂也看，很多都是禁书，比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记得连托尔斯泰《安娜卡列琳娜》等书也啃过。当然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家巷》、《青春之歌》和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等革命书籍。忘记从哪儿得到一本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写的自传小说《邓肯传》，邓肯是现代自由舞的创始人，她人善良美丽真挚，其文笔优美流畅。

她独特人生经历强烈的吸引着我但又显得遥不可及，只能尽量的遐想，我对她百年前创作的希腊女神式舞蹈的飘逸充满着想象。随着她的文字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法国卢浮宫，我仿佛看到她赤脚漫步在卢浮宫的希腊展厅，反复模仿、琢磨着那些古希腊彩陶画面的动态。还有她超越时代的爱情观、艺术美学和不屈不饶的炽热精神与奇特人生都让我吃惊，好奇并产生敬仰。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成长于文化贫瘠的年代里，读书是我们自学的途径，我们饥不择食，对知识的渴求十分强烈，这在今日实在难以想象。有一次，同屋的小姜得到一本缺皮的禁书，好象是英国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此书必须一夜读完，第二天一定还书。于是，我们将这本书认真拆成四份，四个人同时分读一本书，跟跑接力棒游戏一样，相互传递着读完那本惊心动魄的书。好玩的是，第二天尽管我们有些心虚，但还装着若无其事，照样挺着劲头练功、排练。无声无息，无人发现异常。

有段时间，几个好友还自学摄影与洗印照片，试着学习书法与画画。出于好奇，趁乐队休息的时候，去触摸每一件乐器，像孩子一样试试各自的功能。那段，一旦有空，就溜进文化宫电影院看“列宁在1918”，看多少遍都不厌，因为电影中有段芭蕾舞“天鹅湖”的四人舞的特写很精彩。在这所艺术团体的集体生活中，我们被潜移默化着，读书成为每日生活的需要。团里的大学生与高中生，他们是下过乡经历丰富学识饱满的人。朱文杰、肖建国等人常和我谈到学习与读书的重要以及怎样自学的话题。还有南京人庄虹玢、邓玲莉，她们以其亲身经历和家庭故事给予我某些启示，让我知道同代人的发展可能性和无辜受害不可修复的疼痛度。我年少，缺乏社会经验，因此很敬佩他们的见识和面对困苦的冷静与耐力。无形间，他们的言谈举止也多少影响过我与舞蹈队的部分女学员。

团里禁止早恋。一群花季男女朝夕相处，工作与生活都在一起，产生爱慕，擦出火花也是常情所在。那时的团规像学校一样严格，成年不成年的一律禁止谈情说爱，违者行政处分记过。那时候，和所有的中学一样，性教育是缺席的。对我来说，文学里的爱情美丽动人，引人入胜。而现实中的爱与性都必须持有警觉，它对于每个人都有一种“伤害力”，我不敢靠近。回想起来，我们中间有人为此吃尽苦头，饱受了个别领导畸形变态窥探隐私的下作行为。

铜歌以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为主体，改造思想，接受工农再教育也是每年的必经项目。铜川的地貌有山、原、梁、峁、沟谷及河川，海拔最高点为1734米。每当我们下乡演出或劳动改造，都要背着自己沉重的被子。我们走在狭窄的土路上，身置山峦梁峁间，白天暴晒，汗流浃背。若是夜晚，凉风飕飕，就得更加小心翼翼，手电筒顾前顾不了后。黑乎乎，一脚走偏就可能跌入山谷。我们经常累得气喘嘘嘘，有一回，刚入村口，我便倒地就睡，身边打鼓吹号也醒不了。

1972年仲夏，我们去黄堡原上的马村、安村等割收麦子。烈日炎炎，每一人要割大约2米宽2、3百米长的麦子。我第一次干农活，我弯腰左手抓把麦秆，右手用镰刀边搂边割。时间不长就感到力不从心，腰酸头疼。接下来我跪在地上割，再下来坐在地上割，再下来只能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的割。骄阳毒照，失水过多，我很快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一位团友，他当过知青，在农村干过所有农活。在完成他的任务后，立刻迎面而来，帮我收割完我几乎完不成的余活儿。

夜晚，我们四个女孩同睡一炕。我们16岁上下，到达村里的那天，我们四人走在队伍的最后，只剩下村口一间孤独小瓦房，房里有个秃秃的土炕，什么家具都没有，连窗户都是残破的，仅以残砖碎瓦堆积挡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们只好放下行李住下。过后有人告诉我，一年前，这间房里的老人吊死，从此此屋被遗弃。第一晚，一村民把他的一条牛，几头猪关进这屋里。山区夜晚比较冷，他好心的给我们把土炕烧了烧驱寒。

我们躺在热哄哄但特别反潮的土炕上难以入睡。这间房离麦田最近，白天大家在这里小憩，他们饿得连发青的野杏也吃尽，杏核就随便扔在地上。夜晚，无法入睡的我们，不是害怕一年前上吊的老太婆，实在是因为同屋就寝的牛、猪不断发出噪音，特别是那几头猪，猛吃地上的杏核，格里啪唧，格里啪唧连吃带吐壳。再有我们浑身上下已被跳蚤、蚊子咬了个够，最怕的还是跳蚤，跳蚤咬的包都是一串一遛的，生硬红肿。我们打开电筒席子上下，角角落落的抓，你根本没辙。犹如一场游击战，我们在明处，它们在暗处，个个灵活生猛。三更后，疲惫的四人半躺半坐在潮湿的土炕上，欢快的跳蚤从牲畜身上转战而来，这几条鲜活少女的肉身就成了它们的饕餮盛宴，而我们毫无反击之力。

第一第二夜我们强忍着，午夜后，被疼痛烧痒折磨的怎么也睡不着，我们轮换着跪在那户残破窗户前，仰望月亮，星空灿烂，月光惨白。我们期盼着天明，天明后农活再累也不被跳蚤咬。第三天夜里压根顶不住了，小红说，听说用烟头直接熏烤有效，但很快又忍不了那扎心的烧痛与更强的烧痒。无奈之下，我们发明了用麦秸草帽互相挠法，两人一组，用草帽愣愣的粗麦秸直接上下戳动后背，脊背的结疤很快流血，流血后的疼痛立即减轻神经质的大面积烧痒感。我们精疲力尽，开始崩溃而泣。小杜生气的打开拴住的木门，将屋里的猪们都赶了出去。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像死了一样睡着了。

其实，深受跳蚤折磨的也不仅仅是我们四人，团里有人回市里开会，返程顺路在蔬菜队里灌了一瓶1059农药，回村后，他用脸盆加水稀释，给每个窑洞洒了一遍，才缓解了跳蚤疯狂的侵扰。

翌日，村领导很生气，说他的猪丢了。据说那一代的山区还有狼。猪丢了，虽说与我们有关，理当主动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包括村里村民都很同情这几个可怜的女娃子。没人追究我们的责任。由于即将结束麦收的劳动期，丢猪的事无人再提，一定是它们又被找到了。

我们几次下乡劳动改造，时间最长是在双碑村。山区村民朴实善良，他们家徒四壁，日子过的紧巴不易。70年代中国基本没有富人，但最苦最贫穷的还是农民。鸡下了蛋从来舍不得吃，以其卖钱供孩子上学。生了病也无钱医治，还有卖血挣钱的事发生。我们百十口人进村，说是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我们白天干完农活，抽空压腿练功，再看点书。日子实在枯燥，偶尔有场露天电影，也舍得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相比之下，我们每顿饭吃不好但总能吃饱。而村民呢？我们究竟是无偿的帮助他们干活还是给他们增添了经济负担？有回，听说谁家的黄狗从崖上摔死，本家人很难受过，看到城里来的人伙食欠油水，就把那条倒霉的狗给大家送来。厨师炖了一大锅连汤带骨的狗肉给大家解馋补身子。这是我平生仅此吃过的狗肉。

48年后，在团友的微信上，我看到这段狗肉往事的真实版。当事人薛某写道：“在双碑下乡锻炼时，村上一只大黄狗常来团里灶房觅食。我给惠师和张振民建议可用电将其击死给大家改善伙食，我当知青做过电工会操作，于是找来铁皮接好电源又在上面放了猪下水静等狗上钩。傍晚黄拘果然来了闻到下水味径直扑上铁皮，说时迟那时快我即刻推上电闸，黄狗惨叫挣扎了约十分钟后毙命，当晚他们几个和市艺术馆的驻队干部，剥了狗皮烹煮了狗肉。次日午饭全团在村劳动人员改善伙食吃狗肉，但遗憾的是多是骨头和汤，肉早被晚上剥皮煮肉者咥光”。原来，我们糊里糊涂吃了一次不明不白的狗肉骨头还喝了汤。

铜川的冬天很冷，矿区更甚。记得那年随团赴矿区春演，我们是代表市委在春节期间慰问生产中的煤矿工人。群山环抱，矿工们的住房比较简陋，领导还安排我们下矿参观了他们的挖煤生产线。我看到他们以艰苦奋斗的干劲拼命的挖煤，在几百米的地下，为国家建设的需要做出他们的奉献。

那里的文化生活很单调，能看到文艺演出是件大事。我们受到很

热情的接待，演出的气氛总是非常热烈。演出后矿领导会招待大家共进晚餐，鱼虾肥肉，热热乎乎，洋洋洒洒一桌桌春节年饭。我仿佛有股融进祖国建设中的一滴水、一粒沙子的感觉，能给那么多矿工们带来一个愉快的春节夜晚，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晚宴后，我们就寝于矿区接待所，两层，四人一屋。屋里太冷，他们给每个屋子分配两盆木炭取暖，并叮嘱，入睡时应该拿出门外。我们年少无知不懂其害，因为冷，一离开火盆就几乎打哆嗦。临睡前，自作聪明的没将火盆搬出门外。大概睡了三小时左右，我醒了，感觉头顶裂开了的疼，恶心想吐。另一女生听到我痛苦的呻吟，她想过来帮我，随之一声扑通倒地。另外两人也被搞醒，周身疼痛，闹不清如何的大哭。我们屋里传出的声音一定不小，楼下值班室的人听见了。接着，有人进到房间，立刻打开窗户透气。医生随之赶来，我们四人吐的吐，呻吟的呻吟，我脖子硬的像根木头。折腾几时，我们四个都被解救，逃脱了这次严重的煤气中毒的死亡威胁。所有人，尤其是矿领导长长舒了一口气。

在崔家沟煤矿，在心理毫无准备下，我们看到一座由在押劳改犯人挖掘煤块的矿井。他们身着统一藏青发土白的服装。脸色煞白，消瘦，还有一个外国人。我们从他们身旁走过，他们集体下蹲在地。霎那间眼神相遇，无声无语，双方都感震惊，或惊奇多于恐惧？回想起那一幕，至今印象还很深刻。那时我们年青无知，对铜川市矿务局的管理及矿工的生活了解甚微。从朱兄那儿得知，崔家沟煤矿为陕西省劳改局所掌管。

1976年9月9日，我们团正在华县巡回演出，突然传达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要求暂时停演。县里统一分发“黑纱”，大家聚集在广场上参加悼念活动。随着广播喇叭播出阵阵哀乐，前后哭声起伏，我心里悲哀但哭不出来。第二天，反正也不能演出，我们大家清晨四点爬山，登上著名的西岳华山看日出。

1976年9月10日，我们佩戴着黑纱爬上了华山。

1976年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捕入狱，历时十年的文革终告结束。在这之前，我父亲对我的前途已有所忧虑，他说：“跳舞没什么发展，趁你还年轻，脑子不笨，你也爱学习，尽早学点别的什么吧”。同时，有好几位家长也流露出同样的愁绪。我想，假如我能像工农兵学员一样在大学里学习多好。团里的行政管理有些松动，已有人员调离转行。不知是否与心情低落有关？我逐日感到膝盖“关节障碍”疼痛，带上护膝也疼。我忧心忡忡，以此，我向团领导提出离团的申请。经过会议研究，我的申请得到批准，我被调到同院的铜川市文化馆。就这样我结束了我为期五年的舞蹈生涯。

在铜川市文化馆，和蔼的刘馆长安排我管理库存文物。1976年7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没有招生，省文物局决定从各市县招收一批学员，为地方文博单位培养考古文物保护人员。经过快速复习，通过了文化考试，我如愿走进向往已久的西北大学，成为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激动欢喜，另一条大路向我展开。

1977年在周原考古工地实习，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老师戴彤心指导我们进行田野考古绘图。

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因素？或许两者兼之。1978年8月铜川歌舞团宣布解散。这支曾经焕发青春之火的文艺团体，从创建到取消历时八年。在文革艰苦生活的条件下，在这所全新的歌舞团里，我们从零开始，受到正规的艺术训练和滋养，执行了时代赋予我们的文艺演出职责。那八年，正是这批年轻人生命中最富活力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团友张渭笑写给铜歌的诗描绘了我们的情怀：“在一起，看山中的天，望天边的山，天与山，记录我们曾经朦胧的帆、、、、。”

艰苦的生活也造就了吃苦向上的意志。铜歌人才济济，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两三年就有十几人考入各大学的不同学科。其他人调入部队及各省市文艺机构，继续演艺生涯并取得优异成就。一部分改行奔赴四方。他们中间有人成为副国级干部，著名作家、画家、演奏家、演唱家、话剧与舞蹈表演家，还有博物馆馆长及学者，还有在出版、摄影、陶艺、教学领域大有影响的人。

岁月如河水流淌，回首以往，每个人的记忆可能不相一致，但我们铜歌共建的友谊，共树的人生价值观和艺术审美观是一致的。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对事业的认真，对友情的珍视都源于那个艰苦时代集体生活的磨练。日后，我的职业生涯与舞蹈无关，但我对舞蹈的热爱是终生的。虽说考古与西方古画学科引人入胜，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珍藏着对芭蕾舞的喜爱。因为我们学过芭蕾舞的肢体语言，它赋予我们欣赏这门艺术的能力。九十年代初，我来到巴黎留学，我可以省衣节食，但听到有芭蕾舞的演出，我会极力买张便宜的站票，站上两小时又何其妨？一个穷学生，能领略世上最美、最曼妙轻盈、最荡气回肠的芭蕾舞真是人生最幸之事，它让自己几天都沉浸在一种精神的愉悦中。我珍视这份喜好，它是铜歌给予我的人生礼物！我感恩生活赋予我的时代机遇，感谢铜川歌舞团引导过，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人。

今年是铜川市歌舞团建团50周年，五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及其巨大，前无仅有。弹指间，昔日的少年已度花甲，人们容易有意的选择遗忘痛苦，或者无意间的步入健忘。对于我们的孩子八零后来说，1970年的事儿已经遥远陌生，我们也许有责任向后辈述说我们的过去。虽然记忆的筛眼会走漏一些碎块，但有了大家的回忆，我们的下一代才能清晰的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父辈历史的真实面貌。

作家张郎郎和我说过：“你写我，我写她，他写你，自己写自己，大家伙一起讲故事。”我们每个人写作方式不同，描写的重点也不同。他的故事大起大落，惊心动魄；我的故事日常琐事，闲情碎语。回忆录是一个人表达，但“无数的个人表达汇集一起，便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而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一起，那便是一整个时代的表达”。

2018年6月12日，我特意返回铜川市工人文化宫，陪我去的两位团友，一再提醒我：都拆完了，没啥可看的。事隔48年，当年铜川市文化中心的工人文化宫只保留了门面，整个建筑都被拆除。院内一侧有几家临时商铺在惨淡经营，另一侧，我们团的三层砖楼消失殆尽，满地堆着残砖乱瓦，如同八级地震后的废墟景象。沉默无语，今后会在这里兴建什么建筑呢？商业中心吗？铜川市的年轻人知道这里曾经的故事吗？……

历史的长河滚滚流淌，在这条大河中，我们仅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或一粒细沙，而我们个人的喜忧兴衰与祸福总是与国家的时运紧密关联的。50周年之际，我不嫌琐碎，以此文献给我们铜川市歌舞团的所有人。

2020，8，10写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