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童子军到阶下囚杨惠敏临终痛斥是那个演员胡蝶毁了我

《八佰》是2020年大火的片子，其实在1973年台湾也拍过这个题材的电影，名字叫《八百壮士》。两部片子都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桥段，就是女学生杨惠敏冒死给国军送青天白日旗，以振奋人心。大陆版杨惠敏扮演者是唐艺昕，而台湾版的是女神林青霞。

电影很热血，而女英雄随后的人生却很狗血。

杨惠敏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发生，谢晋元所在部队从无锡增援上海，对进犯日军猛烈还击。日军正面进攻失利，绕道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守军后路。敌军依靠优势装备、钢板工事，在闸北地区巷战中，向毫无工事掩护的谢晋元部节节进逼。

经过八字桥一战，张治中将军势孤难敌，被迫转移。谢晋元部奉命担任后卫掩护，转据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合设的物资仓库），继续抵抗。

四行仓库长120公尺，宽15公尺，楼高五层。在谢晋元指挥下，全团官兵利用库存大批袋装小麦、布匹、棉花包，筑起防御工事。白天，从楼房窗口向敌开火。入夜，用油棉花捻子，点燃火炬，观察敌情，对敌狙击。

10月27日起，中国军队全部撤尽。偌大上海，仅余“四行孤军”。

自27日至31日，日军排炮向谢部四行仓库阵地猛轰。只见苏州河北岸火光冲天而起，一片焦土残垣。坚守阵地的八百壮士，在外无援军、内缺粮弹的危急境况下，都抱定一死殉国决心，发扬以一当十精神，对侵略军作殊死抗争。

谢晋元写给父母遗书说：“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

当时上海市民和各大报纸，都为四行孤军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每天有数不清的人群不顾流弹横飞，纷纷拥到苏州河南岸观战，意在为中国军人加油打气。当时上海各报，都以头版头条逐日详细报道孤军奋战战况，有的还在下午加出“号外”。

一天晚上，一名女童子军，以舍生忘死的胆气，从苏州河南岸下水，冒着枪林弹雨，沉着机智地泅到北岸，匍匐至我军阵地，从颈圈上解下一面青天白日旗，展献给八百壮士。

电影《八佰》中的杨惠敏

当时的上海，到处是日本的膏药旗，青天白日旗在四行仓库升起，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

特别是献旗的消息通过报纸、广播，迅速传遍上海和全国，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连一向对中国抱有成见的西方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英雄出少年。这献旗的女童子军，便是当时年仅十几岁的上海女中学生杨惠敏。

杨惠敏，江苏镇江人，因献旗壮举脱颖而出后，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报刊介绍她的事迹，《良友》画报以她作封面人物；在一度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她身披红花，跨马游街；继又飘洋过海，去欧美各国宣传抗日。

1939年，杨惠敏由美国回到战时首都重庆，由当时的教育部作为“特派生”，保送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学习。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离开乐山中央技专。

杨惠敏自乐山来到重庆，一时不知该干点啥。她自从献旗赢得高度美誉之后，很醉心于这种富于神秘、浪漫色彩的军事侦察、联络工作。于是，通过“童子军团”安排，她很快被派往香港，从事“秘密联络工作”，受军统领导。

电影《八百壮士》中的杨惠敏

当时杨惠敏不过18岁，刚刚涉足社会，哪懂奸诈险恶的“秘密工作”。

有个名叫赵乐天的人，原藉苏州，光华大学毕业生，生就一副“奶油小生”面孔，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在上海沦陷之前就去了香港，经军统局香港站发展为“通讯员”。试用合格后，转正为军统基干人员。

“童子军团”的“秘密工作”，少不得与军统香港站来往。18岁的妙龄少女，更难免轻易坠入情网。赵乐天既“一表人才”，又天生油嘴，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女孩子，哪经得起一个能说会道之人的苦苦追求。不消半年，两人就同居了。

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杨惠敏与赵乐天双双奉命护送难胞撤回内地，就是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杨惠敏遇到了也要撤回内地的电影演员胡蝶夫妇，她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胡蝶自1926年进入电影界，到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共主演过58部影片，被广大影迷选为“电影皇后”。在苏联国际影展上她又被誉为“中国的葛利泰•嘉宝”。

胡蝶生得漂亮，演技一流，处世谦和；更难得的是，她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影星胡蝶

日军侵占香港后，发现胡蝶与梅兰芳都留居在港，就策划挟持二人去东京演出，并预定拍摄以宣传“日华亲善”为主题的“胡蝶游东京”影片。结果，梅兰芳“蓄须明志”、胡蝶“连夜出走”，显示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胡蝶潜离香港时，把她多年置办的衣物、首饰和纪念品，装成30多个箱子，托杨惠敏代运回国。而胡蝶夫妇则辗转越南西贡，步行至淡水，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才到达曲江，于11月24日飞抵重庆。

飞到重庆的胡蝶，没有等到自己那30多个箱子，却等来杨惠敏的一封信，信里说：托运的全部箱笼，不幸在广东东江兵荒马乱之中，全部遭劫。胡蝶一看信，顿如五雷轰顶，整日伤心啼哭，大病一场。

此时有一个人，对胡蝶惦记上了，他就是军统恶魔戴笠。戴笠早就垂涎于对胡蝶的美貌，只是没有机会，这次可是天赐良机。

先是胡蝶一行困在桂林，苦等交通工具而不得，戴笠乃密派心腹前往“照料”，胡蝶夫妇自不费吹灰之力坐上了到重庆的飞机。

到重庆后，胡蝶向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大流氓杜月笙哭诉行李丢失的事。

杜月笙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了，我找戴老板替你破案就是。”二人与戴笠一谈。戴不但满口答应，并通过杨虎“热情邀请”胡蝶夫妇住进他中四路151号的公馆。这一下，戴笠和美人居于一处，满心欢喜。

戴笠

不久，胡蝶在戴公馆又大病一场，少不得又是戴笠“自告奋勇，热情关照”。

胡蝶的病，一多半是那30多个箱子闹得，她也绝不相信杨惠敏的“被兵匪抢劫”的说法，认定是杨惠敏见财起意，私吞了她的家当。

戴笠深知美人心结，除了每天嘘寒问暖，还立即派人前往湖南株洲，把杨惠敏及其情夫赵乐天一并拘捕，飞机押来重庆，监禁在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1943年转解息烽监狱，两年后又送到渣滓洞关押。

戴笠为了将胡蝶弄到手，先利用手中权力，给胡的丈夫潘有声安了一个“专员”头衔，派往昆明经商，然后借口“找个清静地方疗养”，把胡蝶从城区挪到郊区杨家山。这杨家山位于“中美合作所特区”中心，是戴笠的乡居公馆，不说平民百姓，就是军统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如非奉召，也不得擅入。

胡蝶至此，自然孤掌难鸣。戴笠在此，更可为所欲为。1943年起，36岁的“电影后”，终于被戴笠强占。戴笠为讨胡蝶欢心，花大钱给胡蝶购置了一套类似的家当，就当是被劫的宝贝找回来了。那边戴笠抱得美人归，这边可苦了杨惠敏。

杨惠敏和林青霞

在监狱里，杨惠敏一直哭闹不已，绝口否认偷盗胡蝶“百宝箱”，并托人申诉。

戴笠借机吓唬胡蝶说：杨惠敏是“童子军团”的人，那可是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创办的。杨已告到戴院长那里。考虑你的安全，只宜在乡下长住，以防意外。戴笠此言，是为了加紧对胡蝶的控制。

同和杨惠敏关在渣滓洞的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长王仁德，在1985年回忆说：“杨在渣滓洞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杨惠敏被关后，在军统内部、特别在‘东南特训班’、‘中美所特警班’的下江籍学员中，激起强烈不满。军统厕所里，经常发现有人刻写‘羊羔下狱，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请问青天！’之类的句子，显然是在为杨惠敏鸣不平。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既查不出是谁写的，又不敢向戴呈报，只有偷偷派人用刀刮掉。但是刮掉不久，又出现‘人间不平事，没有今天多’和‘不平则鸣’等话语。

平日无事的时候，赵乐天还亲口告诉王仁德说：“香港沦陷后，惠敏护送难胞到内地，在路上遇到胡蝶夫妇。胡蝶再三要求我们代运行李，惠敏只好答应。哪知道，走到东江，就遭了劫。惠敏奔走在广州九龙之间，抢救难民，自己衣物也被劫，从何说起偷胡蝶的箱子？我们被押解来渝后，法官用性命威逼，我不得已，认了罪。谁知一问定案，从此再无人提审，我们也没有翻供的机会了”

胡蝶

渣滓洞实行男女分禁。赵乐天为寻找机会与杨惠敏会面，1946年春节前，特请王仁德向所长濮齐伟要求，排演京戏，在春节上演。演戏时，分隔多年的赵、杨两人才见了一面。杨惠敏说：“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几次想自杀，只是死不瞑目。”

杨惠敏不知道这冤狱要蹲多久，幸运的是，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南京戴山。军统来人要把杨、赵“转移”，二人以为要秘密处死，哭着说，情愿死在渣滓洞。来人不容分说，将他们强行铐上，推进吉普车，又押上飞机。

杨惠敏和起乐天以为要扔到海里，谁知道最后被押到镇江老家，铐子一开，放了！

真是令杨惠敏喜出望外，但没高兴几无，赵乐天不辞而别，遗弃了她，再次深受打击。

后来杨惠敏才知道，她的案子在1943年就已查清，并作了结论，断定胡蝶财物失盗，并非杨惠敏所为。司法处签请戴笠予以无罪释放，但戴笠故意压住不批。

戴笠摔死后，司法处再次提出处理意见，才经毛人凤指示送原籍开释。

若非戴笠死于意外，杨惠敏哪有出头之日。

杨惠敏

后来，杨惠敏到了台湾，惨淡度日，对这段冤狱耿耿于怀，常说：那个演戏的胡蝶毁了我本该光辉的生活！

本来胡蝶和杨惠敏都是为抗日做出过贡献的奇女子，可惜由于一场意外，两人终生衔恨，留下难解之结。可叹啊！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