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宥浩没有阅历的演员很难生存吗「张宥浩没有阅历的演员很难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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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圈，张宥浩被前辈评价为“会用脑子演戏”的演员，而观众则普遍认同他身上有一种“地气”。譬如在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里，张宥浩那一口不标准的“重庆川普”，和自由切换的标准泸州话便是最好的佐证。“用方言比较直接，没有多加修饰，更生活化。它就是能让人体会到那种淳朴的感情，那种质朴的魅力。”在拍摄电影《八佰》时，张宥浩的角色同样使用了方言。问张宥浩用方言演戏有哪些别样感受，“那倒没有，”张宥浩回答得很干脆，“因为它对我来说不陌生。我现在日常说话就用，它不是一个为角色而刻意存在的东西。”

21 世纪 10 年代初，在位于重庆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解放碑中学，校园与社会仅一墙之隔。出门见市井，扑面而来的“社会气息”，是《风犬少年的天空》不同于以往传统青春校园剧的设定所在。巷子里冒着烟的面馆肉铺、凌晨喧嚣的烧烤铺和啤酒大排档、长江边上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在孩子们居住生活的重庆下城区，社会则是有关底层小老百姓如何直面阶层差异，在泥淖中艰难求生，更加残酷而真实的存在。“咪哥就是那种还未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孩，终于有一天，他是要长大的。”张宥浩如此评价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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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张宥浩不断把自己的生活与成长经历移植到角色上。第一次离家上寄宿高中，与一手带大他的爷爷奶奶之间的亲情，以及无数个舍不得放下的长途电话。“好多戏导演拍完都不喊‘卡’的，大家也忘了停，就顺着那些场景一直演下去，说自己想说的话，继续自己在角色里的生活。既不是剧本，也没按台词，全是即兴发挥，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西。”

很多次，在采访到一些细节问题时，张宥浩抱歉自己的记忆不好，不善回忆。仔细想来，演员真是一个有“时差”的行业，一部戏拍完隔几年，或许才有机会播出和爆红。此时观众热衷于讨论的种种细节，对演员本人来说，早已是久远的过往。而在当时当下，有关新成长、新作品和新感受，却依然要被蒙着一层面纱。

对于这种时差感，张宥浩表示认同。“每个角色、每部戏，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有些戏可能结束在当时，留在身上的东西或许没那么多。但《风犬》是不同的。它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我们真是把它当作是在那一年里发生过的生活。”一直到现在，张宥浩都没有远离这段生活。导演张一白负责烧川菜，招呼六位风犬少年来家里聚餐，就像剧里的大兴村四兄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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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WSJ.》：拿到《风犬少年的天空》这个剧本，你的第一反应是？

张宥浩：我当时就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太熟悉的东西了。因为我就是四川的孩子，戏里描写那些吃饭的场景，路过的很多的街道，全是我记忆里的样子。

《出色WSJ.》：镜头里有关重庆下城区的百姓生活，那些城市里的“烟火气”，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

张宥浩：这些东西早都是骨子里的了。在我眼里就是日常。说实话我甚至不需要为这个戏去观察生活。其实“观察生活”这个词，它是一个很刻意的东西，我想表达的是，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十几年来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

《出色WSJ.》：那就给我们讲讲你的老家吧，留在你成长记忆中的那些点滴细节。

张宥浩：我老家四川泸州，泸州是酒城，泸州老窖嘛，特别有名。所以城市的中央就有一个大酒厂，每次坐公交，还没到那边、离很远的时候，就能闻到酒香。你甚至通过那个味道深浅，判断出自己到哪了。像我小时候上学，每次坐公交车，经常低头玩。突然一下鼻子里就冲进来一股酒味儿，这时候我就知道快到学校了，因为学校也在附近。这些就成了有关小时候的最强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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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WSJ.》：后来你离开家乡上了中戏，这些年也一直忙着拍戏。趁拍摄《风犬》时，有没有抽空回老家看看变化？

张宥浩：抽空回了两次，变化不小。我现在看老家，反而觉得像看个孩子一样。不断地感叹自己老了，而老家就孩子似地在成长，哪儿都在变，哪儿都不一样了。这里那里都在新修建一些东西，就好像孩子学会了新技能一样。

《出色WSJ.》：这些变化往往会引发人们对消失之物的遗憾。就好像我们在剧里看到的那些特别接地气的小摊子，估计在新城市建设中很难看到了。

张宥浩：但我没觉得这些变化不好。城市虽然变化了，但你说的那些东西，始终都在我的记忆里。在记忆里，它们一直存在着，没有消失。我真觉得你看一个城市的变化，你看自己老家的变化，都会是像看自己孩子一样。终于有一天，孩子长大了，学会了新技能，肯定不是坏事。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它是一个城市骨子里的东西，外面变了，里子没变，它成长了，就挺好。

《出色WSJ.》：在《风犬》里，你饰演的咪哥原本是备受父母宠溺的小孩，在经历变故后瞬间成长。在你自己身上有没有过哪一刻，突然感受到自己长大了？

张宥浩：可能就是耕耘敛藏吧，就是这几年，觉得自己越来越老了，肩上的担子、身上的责任，都越来越重。特别像我们做演员的，总是不在家。家里人打电话过来，有时候聊几句，说着说着，突然一下子就意识到他们都老了。其实老人可能也没说什么，全是些很日常的话，但好像突然就能理解了，自己也该长大了。

《出色WSJ.》：当你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下一步呢？你要怎么做？

张宥浩：我前几天还在和朋友聊这个问题，我最近常常思索。感觉应该趁父母未老之前，更多地陪伴在他们身边。但思考的结果，常常是愧疚，常常觉得无可解。就好像每次拍完戏，我都想说，要不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都不要接工作了。停下来，专心陪陪家人。但实际上真的可以这样吗？现实条件允许我这样吗？如果我真的什么都不做，就只是陪在他们身边，可能也并不是可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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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WSJ.》：《风犬》是个群像戏，它里面有各色少年的成长经历。你有没有思考过怎么在群像戏里，让自己这个人物性格形象更鲜明，更有记忆点一些？

张宥浩：这个问题其实就不能这么做。之前我还真的有想过，包括事实上也有很多演员会有这种想法，甚至别人也会鼓励演员去琢磨：怎么能让人物在群像戏里出来。我觉得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不能说成是心不好。但实际上受了这个想法的影响去演戏，容易出问题。

《出色WSJ.》：你是想说会变得刻意吗？

张宥浩：对，因为每一段戏都有它自己的主体，你就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那一块去发挥就好。明知道是在群像戏里，还非要说怎么再去找个点出来，怎么让大家都能看见、都能记住自己……说实话如果我在镜头里看到，我会觉得很难受，我会想：这人到底要干吗？这样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倒不如就好好地、慢慢地，让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一些东西，到最后大家该记住的就会记住。

《出色WSJ.》：我想起有个小故事是说，罗丹在雕塑巴尔扎克像时，他的学生们都夸雕像里的手太迷人了！结果罗丹反而把最吸睛的手给砍掉了。

张宥浩：就是这样的。我想补充一个观点，每一段戏的输出，都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传达。在里面去强调自己的所谓“演技”也好，更鲜明的特征也好，结果就是可能会影响到这段戏整体思想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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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WSJ.》：之前你在电影《八佰》中饰演的白马少年小七月，也让观众记忆犹新。据说为了争取到这个角色，你写了很长一封信给导演管虎。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执念去做这些？

张宥浩：写信其实是一个特别笨的方式。与其说是执念，其实反而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方式。因为当时作为新人演员，真的没有太多机会。我是在没有办法接触到导演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才能让他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实际上这几年的经历看下来，直接跟主创团队去沟通和表达，能面对面去交流，肯定比写信要好。

《出色WSJ.》：演戏之余，你还爱好胶片摄影。最早你是怎么开启这条摄影之路的？

张宥浩：好多年前了，我最早连相机都是借别人的，或者去买二手的，几百块钱的胶片相机。但胶卷真的很贵，所以我拍摄时都非常节约，包括每次拿起相机对焦距的时候，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我都非常谨慎，我得确定眼前的这个事物一定是我非常想拍的，才会按下快门。

《出色WSJ.》：你如此谨慎地使用胶片，遇见怎样的内容和题材，才会让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按快门？

张宥浩：还是和生活有关，和生活中的普通人有关。我平常就拿着相机在大街上走。清早环卫工人去扫大街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出门，就拍人。因为世界上的风景，你其实怎么拍，它都在那里。但生活里的人物，那一瞬间的生活场景、那种真情实感，是不可代替的。生活里够真的东西，才能足够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