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郁症的那些事「扣人心弦的躁郁症患者人生编年史窥见一位病患的真实内心」

1

“有什么不对。”

我们可以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卢卡斯尽管说的事和我的不同，但他很聪明，认为这个句子很普通，因而我也可以同意他的说法。也就是说有什么不对。我说的是：这个世界不对。他当然说的是：我不对。

一只公鸡在叫。这是用一只公鸡表示一个开玩笑的对象，一旦移动，它就会自动发出细弱无力的声响。安德里亚斯手里举着那只塑料公鸡，让它重新发出呱呱叫声。或许这是一种类似不知所措的玩笑，是对触发我的妄想症的一次揶揄：这是一个信号，一个符号，一个叫声，不错。这是给你的。而且它什么也没有。它是一个玩笑。醒醒吧。

我妄想的第一个夜晚已离我很远，现在已经难以想起。尽管心惊肉跳，但我无疑睡着过了。我肯定也用喝啤酒的方式使自己心平气和起来，医学专家确实将它命名为自我用药。因为那些评价如此迅疾地发生变化：刚刚还是一个懒惰之人的酩酊大醉，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病人的自我用药。

朋友们一筹莫展地围坐在我身边，每天早晨，在厨房桌子旁。如此这般的事他们还没有碰到过。有人有一次谈及一名学法律的女大学生，她在毕业考试前一天突然发火，在电话机旁冒充自己是她的外婆。这当然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易受这种故事的影响。现在我本人正要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而朋友们先是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看着我，从默不作声直至困惑不解。

在情绪激动之下，克努特是唯一试图打破这种诅咒、打破这种不知所措的人。“可这一切完全不对劲呀！”他打破沉默，涨红着脸嚷道。这是一次很好的、几乎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只是做得太过难得了。这样的一句话不会从一位大夫的口中说出来，恰恰相反，在病人的对话中什么都不会被否定，一切只是被记录性地重复：“那么所有的人都认识您吗？”——“是，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从何时开始？”——“从……我不知道。”——“啊哈。”——“啊哈。”——“那您听得见声音吗？”——“什么？”——“声音？您听得见吗？”——“是，您的声音。非常清楚。”——“我不是指这个。其他声音呢？”

然后，一声“是”自动地表示“精神分裂症”，一声“不”表示还什么也不是，它让所有的选项搁置在“多项选择法”里，这种多选法对病人的回答永远不会产生怀疑，对所有的一切点头同意。这样的做法有其久经考验的意义，而绝大多数的偏执狂当然难以改变自己的信念。可有时我问自己，是否负有使命的主管机构的呼喊声——妄想症的一种简单的否定，或许是顺带的，以事情无关紧要的口吻——难道不会很有帮助吗：“顺便说一句，您想的东西不对，可是……”

无论如何，克努特尝试过。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尝试从他口中肆意地突然蹦出，因为克努特有时是个容易发火的人，似乎想要为他的红头发增光添彩。

“可是这一切完全不对呀！”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盯着他看的样子，一道裂缝打开了，现实在那里出现了，前天的正常世界，那种我认识的还算牢固的秩序。我还记得就在其他人面面相觑的瞬间，我竟然相信了他几秒钟，我可以相信他几秒钟。难道我的想法就不对吗？这些想法确实首先出于感觉。或许它们真的不对。它们确实每分钟一次地发生变化，没有要害的地方，哪个地方都没有依靠，而且无形。可然后就对了吗？他的“一切”究竟是指什么？一定是什么东西出问题了，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而头脑可能清醒的时刻已经过去，我重新陷入由毫无秩序的猜想组成的混乱之中。不过纯粹发自内心，没有说出口。

因为恐惧让我默不作声。不只是我的想法太过狂热和新颖，我竟完全无法将它们带到某一个概念里，更是出于害怕和惊恐，我基本上不可能完全张开嘴巴。我仍然太颠簸不定，被过去的一天弄得心力交瘁。恐慌昏昏沉沉地潜伏在我身上，我也不知道哪是上面，哪是下面，哪是里面，哪是外面。我只是不理解地看着朋友们，然后我的目光重新垂至桌面，一直定格在那里。灰色天空无力地映照在油漆上。脑子里满是污泥。他们不是从前同样的朋友吗，同样的马上可以认出的熟悉的脸和人，可一切迥异，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陌生感，来自一种说不...

“整个世界离我而去的那天。”[6]人们必须用快闪而过的青春期那样设想这一点，迅速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和观点，立即睁开眩花的眼睛，丧失纯洁，而这恰恰不是长达数年，而是一日之内，数小时内，差不多动动眼睫毛的时间。整个世界的结构突然之间与迄今为止假设的完全不同。原则和法则还没有看透，但令人痛心地感觉到了，直至神经发出了警告。那个新手在踉踉跄跄地走路，在埋怨，在咆哮，在沉默。他不明白，于是沉默无语。然后他怒吼起来，由于固执和恐惧。熟悉的东西不再有了，一切由陌生组成，自己成了一个外人世界里的外人。这种意识失去了任何依靠。

“那些人的态度那么怪异呀。”我支支吾吾地说。

“他们的态度当然怪异啦。因为是‘你’的态度怪异！”

是吗？又是这种可能回头的短暂瞬间，这种正常化的突然出现，这种抓住杠杆的健全理智：对了，我的态度费解而怪异，我在城里奔跑，和陌生人拉家常。真奇怪，那里究竟怎么了？可转眼又起了念头：他们真的不陌生。他们认识我。从何时开始的？

当一切无济于事时，卢卡斯又一次逮住我不放：“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于是我点点头，我可以赞同他的话。有什么东西不对劲，而且是原则性的，直至基础，直至事物的本质。必须上医院去，正如我的朋友们建议的那样。他们劝说我先离开家。

2

我像吸食过大麻一样恍恍惚惚地穿越大街小巷。只要我不集中注意力的话，混凝土似乎就在我的脚下塌陷；虽然我意识到这种感觉，但它马上又消失不见了。一切看起来被照亮得很假，那些房屋正面像电影布景那样摆在那里。氛围沉重而无情，一阵轰鸣声从远方传出，听不清，却有形地挤压过来，不如说是作为噪声的压力，就连空气似乎也变成了表面。我和世界之间昨天还没有界线，在各种征兆的恍惚中彻底瓦解；可现在我被身边的一切完全孤立起来。我在大街小巷辨认方向有困难，可我本来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然而再也没有本来一说。

在一家名叫“德意志之家”的土耳其餐厅里，我们吃着扁豆汤和肉丸。这是我多日来第一次吃东西。我吃东西感到很吃力，因为我感觉自己在被人打量，我害怕其他客人的目光。当一个摄像团队进入餐厅，迫使在座者表达对发生在前一天土耳其地震有何反应时，我几乎又想要把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来。我理所当然地将这架正在拍摄中的摄像机联系到我身上，即便它根本就没有往我的方向拍摄。这只是我的幻觉而已：有人从最高当局得到命令，想叫我准备好我的新角色。不管这种情况有多荒谬绝伦，克努特一定哈哈大笑了，因为他马上发觉摄像团队激发了我的妄想症。

我突然开始独白起来。安德里亚斯和卢卡斯的一个同学和我们会合，他戴着一副角边眼镜，流露出狡黠的得意神情，这样子马上使我有了好斗的冲动。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他却完全没有做过任何恶意的事情。他只是谈到不知在哪一家东道主家庭，在一次消化不良之后，主人给了他一根香蕉。他说这个很有用。先前我本人一定也提到自己最近几天呕吐过多次，而这个香蕉故事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建议。尽管这根“香蕉”毕竟是一开始几句话中的一句，我可以认定它们不含隐喻，但我还是阻挠了他的答辩，抛给他几句漂亮的评论，此外还将几个在我身边就餐的土耳其人称为“布列克馅饼皮条客”。安德里亚斯扑哧一声“傻瓜”，我只能报以咧嘴大笑。可我觉得自己好像只是装作咧嘴大笑，好像迄今为止只是伪装每一次咧嘴大笑，我的整个一生都是。然后我重新克制自己，好让人看出我已经不再理会这个戴角边眼镜的人，与此同时用眼神镇住摄像团队，清理我疯狂冒出的粗鲁想法。我认为在一台小电视机里看到灾难性后果的地震是策划出来的。有一瞬间我真想再次痛哭，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太过响亮的大笑，完全非典型，连我都感到根本不同，因为我发觉让我突然产生好感的这个戴角边眼镜的人的笑话极其可笑。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像吸食过大麻一样恍恍惚惚，只是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勾出的轮廓更加模糊，感光更加过度，完全没有通常吸食大麻带给自己的那种愚蠢。我的眼睛看到了一切，却又什么都没看到。

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在寓所了，又呕吐了三四次。那些我吃撑并且中毒了的痕迹必须离我而去。可是无济于事。它们存留在我心里。一切都存留在那里。

3[7]

在里面

“这真是很简单”

14：32：我为之死去的任何死亡，是对真相的又一次出卖。为卢卡斯举办的惊喜派对暂且以把我安排到封闭病房而告终。一个人若是小便，厕所门通常都开着。一个正常的地方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这不是新的经验。并不奇怪。我真想在“外面”一起写作，不是在这里的封闭病房。是谁毁灭了这些人？

马布斯博士：好棒。昨天不正常了。这里没有把手。我“没有外出”。梅勒先生（也可以是“迈勒”）今天没有外出，您或许可以给他带上一支香烟，诺勒斯先生？因为诺勒斯先生“值得信赖”。

15：12：我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阴谋。周四晚上卢卡斯那里要召集一个和密谋有关的会议，他们要收集关于我的信息，天知道是哪些新的行动，又该引向何方。

玛格达可能也到场：玛格达背叛。很遗憾，一个人当然不是完全清楚，为什么对他本人而言真的只是一个普通而古老的笑话，而对其他人而言一个笑话可以使他们变成病人。因此，随随便便散发传单的行动而没有敦促性的人物，将成为自动安置到封闭病房的一次动机。发送和接收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一个讨人喜欢的手势突然在那里掐住你的脖子。哪些机械装置在工作中？

“别为我哭泣”。[8]

11：30：我在这里也突然成了领袖角色，仅仅凭借我的到场。滑稽可笑。于是我扮演大夫，给出建议。甚至沉默时，我就是中转站，是所有人的朋友。昨天一位身子颤抖的旧式将军饭后过来找我，可能是冯·古斯特洛夫或者之类的，被微笑着的交感神经病便衣警察迈着细步缓缓领到我的桌边，然后对着我的耳畔咕哝着大多难以理解的独白，尽管可以看出，句子结构明确无误、井井有条，句法上也无可指摘，他提到了桌席问题，对此提出了可能的甚至并非必不可少的劝告，大家可以召开一次病人全体大会，他表示很抱歉在餐后小吃时打搅我；然后他又从几乎僵硬的嘴里轻声而细致地分离出含糊不清的瀑布般的话语。我说我理解他的建议，并说他给出的建议很好（我绝不想愚弄他），我说对这些建议我会好好考虑。“古斯特洛夫先生，我们走吧！”便衣警察第三次斩钉截铁而又和颜悦色地提出抗议，我们表示感谢后告别，古斯特洛夫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口齿很清楚，回答道，大家无疑马上就要挡住自己的道了。

我阅读：罗伯特·格恩哈特[9]的《明亮的诗歌》，莱纳德·戈茨[10]的《献给大家的垃圾》《传教士》，卡图卢斯[11]和贺拉斯，一点点维特根斯坦。我觉得维特根斯坦恰恰是太疯狂了。尼克拉斯·卢曼[12]的完整篇：《社会、社会、社会》。

在吸烟室，有人在我周围聚众闹事。笔记结束。

17：32：昨天渴望。不一定，不，其实绝不是：在性行为之后，在具体的两个女性之后，她们的皮肤和亲近。没有更多。缺乏理解。为什么独自待着？这应该对谁有益？

如此悲伤。

一旦渴望持续地得到满足，那个所盼望的人便突然消失。关系的结束：括号和不自由。空话。

茶和可可饮料在粗暴的人群里，我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正如奥拉夫·格迈勒（后来对他）那样，过滤嘴香烟。疯子想要与众不同者的浪漫：所有精神错乱的根源。而我则始终如一地，在每一个句子里，试图说：“我是一个正常人。”你们咬吧，你们的目光终于不再打扰我。我避开你们的目光建造了一个房子，我说道，而你们，独自为自己建造了你们的世界。有人走进房间，目光首先落到我身上，我的本能察觉到了。眼前有黏状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再和F有牵连的原因。性行为在她那里是窥阴癖。我们看看他吧，我们的色情明星。《妖夜慌踪》[13]没什么好反对的。现在她是同性恋，很清楚。

别打开：关上。

循环论证：整个伦理学。新观点已经不新。

而且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无意之中发生了，以讥讽的方式，疏远的方式，言简意赅的微微一笑的方式。我一直发觉这很讨厌。究竟为什么这里的厕所里就没有小便池呢？这里不是只有男人嘛。这不就是男人的封闭病房嘛，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9：02：穿着切·格瓦拉T恤、喜欢源自印度果阿邦迷幻舞曲电子音乐的可爱嬉皮士给我演奏“大举进攻乐队”[14]和凡·丹内[15]的歌曲《没有说一声》。一个从四月起因毒品引发精神病的花花公子在一块板上画了一条十字线，另一个往一棵植物上画了一个有花饰的阴茎草图。他说就说我吧根本不会想到哪怕在那块滑稽的黑板上画上一条粉笔线。不是我的舞台。

那个毒品花花公子问我是否要尿检一下。我说不用。

朝眼睛射击：粉笔、黑板、十字线（图画）

11：00：桑拿，却又如此遥不可及。[16]

13：45：只是稍稍打听一下：假若那些最小的、或许比通常情况更怪异的行动立即被密谋似地兜售然后最终真的用来对付一个人的话，人们究竟该如何信任最亲密的朋友？这个语言究竟怎么说？“用来”？对不起，什么，谁，用于什么？

异化的瞬间，意识中的时间闪光——

22：34：夜晚的烦躁不安。将军向所有人致以良好的问候，谈及火灾保险事。他在寻找自己的裤子。大家的脑子又出问题了。

玛格达在，人很漂亮。其他人也在，康拉德、卢卡斯、安德里亚、伊萨、克努特、安德里亚斯：时间很短。大家在玩一种名叫“母牛贸易”的棋类对弈。总经理拥抱我。奥拉夫·格迈勒（后来对他）说：“你身上有着和阿纳尔[17]一样突然发作的毛病。”

总经理则回应道：“我能叫您总经理先生吗？”

我们以军事手段行事：安睡

在经理室床上安睡，我们就这么做

诗人这段时间稠密、高声而流畅：

“七个朋友，”他责骂我道——

“谁也没有激动。”（我在玩“母牛贸易”时）

17：47：和乌尔里希·雅奈茨基联系，马上下个月。抽烟和看看。等待最终解决，抱歉加上了“终”字，我不希望有任何恶意的事情。我很好。很好但是病了，在精神病院。原因何在？原因何在？

18：34：可能的讨论课和博士论文题目

维特根斯坦的裸体

文学中的睡眠

文学中的分析哲学

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导弹

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妄想症

托马斯·品钦[18]和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的系统程序

布林克曼[19]和戈茨的恶心

百无禁忌的戏剧——萨拉·凯恩[20]和维尔纳·施瓦布[21]

精神分析批评

数字朋克和神经生物学

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22]——时代作为球体和抑郁

小心你的表面：有创造性深度的写作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0：01：在值夜班，自然而然吗？

在流亡中

4：03：失眠

穿越至二〇〇八年

很遗憾我看不到你，正如你看不到我。

（摘自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至二十一日我的笔记）

4

第一次去精神病院大多会留下创伤。你越过了边界，大门关闭了。在这里，福柯不会帮你的忙，将推理的直至具体的权力关系和排除机制的字母逐一拼读出来也不会帮你的忙：妄想的理论和历史不再和任何人有关。在这里，人们被迫面对诊所，不，人们成了诊所的部分和对象，这个诊所摆脱了任何主观的影响。就让你建立起来的所有的自我形象见鬼去吧。哪儿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你现在就在哪儿。叫嚷声和吧嗒吧嗒的噪音在欢迎你。还有一种承载着负担的寂静，弥漫着类似当沉默的人对某事期待太久了的那种寂静。只是病人们等待的并非特定的东西。顶多等待下一次吃药，等待第一次外出，但毋宁说是等待最终解脱。他们漫无目的地等待。这是一个陌生而有规律的世界，一个直抵官僚主义细节的阴森可怕的世界，恰好驻扎在普通疾病的世界旁边，和X光研究所离得很近的一栋房子，矫形外科上面的一个楼层。

突然之间，你就踏进了妄想的王国，它的气味、幻觉、神情和表现。我想起和一位身强力壮的经理模样的大夫做过一次录音对话，他因为男性的实用主义令我对他很有好感。我想到我立即同意住院治疗，可能是出于有趣、感兴趣或者为了使坐在我旁边的朋友们平静下来。他们对我做了相应的研究，并许诺定期看望我。我处在丧失理智中，始终无法理解我已然失去了理智，这还算使我不会产生令人惊讶的印象。我将它视为调研逗留，微微一笑顺从了，或许偷偷大笑一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时我和病友们谈话，仿佛我是治疗大夫。还没有出现什么创伤性的东西：这要到了后来才发生，在抑郁症时。我简直太精神病了，无法看出真的是怎么回事。

先抽上一支烟，我想道，于是沿着铺上了黑色人造大理石的长廊走下去。在吸烟室里，人们感觉到那种持续多年的时代艰难的例行公事。像我这样初来乍到者受到了懒洋洋的欢迎，或者被怀疑地盯着看。我先是一声不吭，和其他人一起抽烟，在这种由尼古丁和严重麻痹组成的鸽棚里。侵略在空气里弥漫。人们来了，抽支烟，又走了；门开了，门关了，没有很多的语言交流。两支烟工夫之后，我就站了起来，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我的房间，坐到床上。在宣布要做个明星之后，我的室友在半瓶醋地拨弄着吉他。和我对自己的估计不同的是，我马上看出他对自己估计过高。我倾听了片刻，感到惊奇的是，他可以完成自己失真的自我感觉，我重新一骨碌跳起来，急匆匆地穿过走廊，盯着那间混乱不堪的休闲室看，瞄了一眼集体游艺和图书，马上感到无聊了，然后趾高气扬地回到吸烟室。五分钟之后我已经把接下来几天的障碍物跑道标出来了。

5

有一位主任医师，十年后应该成为我的不是非常有用的鉴定专家，我在他的诊所待了好几个月，却只见过他一次面，而和这位主任医师的陈述相反的是，躁狂症患者恰恰并没有想到所有的一切。恰恰相反：他仅仅想到很少的东西。和记忆相关的躁狂症是一种慈悲的疾病，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23]写道，她本人是精神病学教授，自己也罹患双相障碍之苦。她断定，躁狂症消灭了绝大部分的记忆。通过慢慢删减就成了。可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果真将它视为慈悲。不对自身的行为和经历采取行动表明了事后的进一步失控，除了所有其他的带给自己的急性病的失控之外，这种失控虽然在缓慢之中被掏空，但与此同时仍然对病人从前受损害的身份继续产生怀疑。因为我本人就很想知道在阵发期间所做的一切，而且要尽可能完整。可这个不行。对特别可怕而又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的抓拍，包括并没有引起轰动的瞬间，和人们之间的单独会面，以及一些残存的碎片，都是可以随时提取的。我对我的行为知道的很多东西，也从他人身上知道。其他人从我的位置上知道很多东西。可有些勾出的画面和情况却是如此令人难忘而又引人注目，以至于修复它们之间的连接件的尝试会显得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6

一九九九年。那是一个任性而又抑郁的夏天。我和我的新朋友外出很多，有时每天享受着酒精和音乐带给我的亢奋。那是“漂亮妞”、“铁桶”和“艺术和技术”夜总会的时代。那是柏林时代，比大学承诺时代几乎还要有着更多承诺的时代，那是多少年来始终听得到呼唤我们的大城市承诺的时代，加上它的混乱、它的夜总会、它的强烈节奏，以及聚集在那里的整个精神、折磨我们的文化、我们希望的放荡。我们，我写道，仿佛我代表着其他人，而不仅仅代表我；可是我确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中的一员。我在场，听天由命，通过晚上和白天的生活，通过畅销新书，通过那些报纸和思想，通过依然年轻的互联网，通过那些讨论课、那座城市。我将自己视为某些东西的一部分。

终于在这里，终于在路途上——可从一开始就很压抑，会使一个人的胸腔、呼吸和目光变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懒汉，有时只是无所事事地闲逛，酗酒，然而又是一个超级勤奋的大学生。这如何能匹配起来呢？真可以。一开始存留的许多浪漫的异地恋无声无息地不欢而散。日子变得越来越苍白，地铁行驶的时间越来越长。柏林自由大学坐落在遥远的郊外，位于该死的达勒姆，是一个典型而又冷漠的机构。讨论课成了负担，可我咬紧牙关，阅读了所有的东西，有时又重新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我采取攻势对付自己的懒散和无望，实际上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管现在是在外面无名的人群中，还是在内部无知的大陆里，而我学得越多，知道得越多，无知的大陆增长得就越庞大。我在写一篇关于罗伯特·穆齐尔[24]的课外论文，写得如此着魔、如此精准，仿佛我的生活依赖于此，可正如女教授早已承认的那样提出那个奉承的问题，即我何以能完成这篇课外论文之后，那篇论文就永远被我遗忘了。为何这样一些东西没有任何结果？我究竟为何如此努力拼搏？大学里莫名的尽心尽责，大学生间的接触恐惧简直荒唐透顶，尤其在我就读的精英荟萃的学院里。而我这个最惧怕的人，马上把我自己完全击倒了。

有时我懒洋洋地吊在绳子上，一筹莫展，不想承认这一点，然后漫无目的地一跃而起，在大街上、超市里神出鬼没，寻找“石榴绿洲”，寻找某一种可以带来某些东西的产品，可什么也没有找到，悄无声息地回到那个毫无生机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居所。然后，我手足无措地坐在厨房桌子那里，涂抹我的一个只吃过半个的面包，并试图回到阅读课上。这还能达到预期目的。

那些情况不是到了柏林才有。它们由来已久，在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青春期：这种离开生活常规的顽固感觉，以及必须持续不断地在我和世界之间消除距离，而且不仅是几小时或者几天时间，而是基本上都是如此。并且总是在某一次兴奋之后，包括令人厌恶的反面：琐事、无聊、空虚。若是有什么事情让我高兴和感动，它马上就会死亡、腐烂和叫人不堪忍受。去除大量的空间，始终要留出一块真空地带。

于是我就来到了图宾根。一九九四年，我在那里开始了大学学业，浑身充满着强烈的求知欲，使出的那种干劲、那种力量恐怕都让某些人感到奇怪。大学对中学毕业生而言真的是一个承诺。年轻的才俊们终于可以加深自己真正的兴趣，不受部分相当灰心丧气的可以约束他们的老师的打扰，远离了家庭以及从我的情况看是远离了小市民的遭到破坏的关系。在学习中重新找到自己，继续发现自己，增长知识，提高能力，这是我的目的。我想做一个追名逐利的人，依靠我的教育小说过日子。

早上八点，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自愿参加新教讨论课，以便和宗教专业大学生一起刻苦学习古希腊语，真的是“刻苦学习”，以那种过时的方式。然后继续，我参加讨论课，到图书馆去，取之不尽的宝藏打开了，我从前作为重要文学作品阅读的东西，现在可以作为我的理论同盟之间的舒缓剂，因为我真的是太过紧张了。因此我至少想到了这一点，在课间阅读了恩岑斯贝格尔[25]和布洛赫[26]。我兴奋于这种学说，并且满怀还无法看见、还无法被确定的无意识的幸福。

和分析哲学家们发生了几次交情，他们在约莫第一年年终时使我的学习孤立感得到缓解。比如，我们常常在周五晚上看完录像之后到“车场”，那是一家位于工业区的家庭俱乐部，让我们的身体自由地摇动。特定的轨迹将我——每个人都是——置身于我喜欢的亢奋状态。

可那些事情很快有点儿变味了。《速度》杂志停刊了，这一点让我感到奇怪，我几乎不想相信报摊上的任何新闻，心想我的青春现在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那些讨论课越来越费力，也越来越无聊；我失去了动力，却依然继续做下去。但我发觉有些东西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确信其实无法读大学，真的，缺乏生存能力。来自起床、穿衣、出门、希腊语课、讨论课、进食、图书馆、归途以及睡眠的每日定额，既让人无聊又叫人失望。从寄宿时代开始，我就习惯在一个充满类似思想倾向的社会空间里活动，我也觉得它们好陌生。那里曾经有过一种共同支撑我并且自己向前推进的动力；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动力了。应该开始的新生活，仍然毫无进展。我坐在我的写字台旁吃晚饭，可是不好吃。我回避我住的大学生宿舍那个楼层的厨房，因为很怕那些企业经济学和师范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以怀疑的眼光对我不理不睬。我萎靡不振，情绪低落，而两段短暂的暧昧关系也不奏效。在第三学期，我终于放弃了希腊语课，旷了几次讨论课，爬到城市另一边的小山上，好从那上面看出我的那种瓦红色痛苦，这个施瓦本地区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巢穴，或者马上看电影去，好让我重新回想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虚构，而非理论。我的情绪为何如此低落？我在这里，可究竟到了哪儿？

夜里，我站在荷尔德林墓前，意识到我只是以一种阴险而复杂的方式给自己“表演”这一切。然后我继续游荡至夜间加油站，在那里买了廉价的“老板”葡萄酒。有了酒我就可以唆使自己去阅读和创作尝试，好固执地反对这种麻痹认识。可是，每一个早晨、每一天从垂头丧气开始，直到晚上它才可能消散。图宾根先是开足马力的一年，然后是怀疑和忧郁的一年。

后来，在柏林，我才明白：即便它并没有指名道姓地介绍自己是这种病症，我也已经和真正的抑郁症相识了。

7

在被安排住院前几周，我和其他人慢慢地、也是确凿无疑地把我丢失了。我还知道，高温使我元气大伤，在柏林的那个夏天，在我上半年创作那部小说之后，空虚使我不知所措。小说名叫《星期六之夜》，故事也完全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五个人经历了一个不幸的派对之夜，他们年轻人生的错误基础就像在凸透镜下得以披露：舞池边上的悲剧。它作为对立面被指定成了当时传播的流行文学，同样的背景，不过是否定而不是肯定，是抑郁和反抗，而不是满足。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将四五百页的小说一鼓作气地投放在尼古丁一样黄色的屏幕上，之后整个人身心交瘁，同时又感到很幸福。作品完成了，我也希望它很好。我将稿子寄给了几家出版社，也寄给了柏林文学研究会。雪崩可能就要来了。

可什么也没有发生，夏天就这么继续着，变得越来越乏味。在文学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之后，人们才会收到某些反应，这与我没有耐心的天性并不怎么契合。创作这部永远不该被印刷出来的书籍，把一种刺激强加给我，现在我要设法战胜这种刺激末梢。我还一直被我所做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出的喜悦惊醒，并感到紧张。与此同时，可以使我的兴奋状况平静下来或者可以绕道走进宁静的生产力的东西找不到了。感知关上了，情绪平息了。

我确实突然急躁起来。施图克拉德—巴赖[27]和我同龄，一年前出版了处女作，然后本杰明·勒伯尔特[28]也来了，他还是个孩子，以一部寄宿生活的故事开始了创作生涯。这是我很感兴趣的，我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动态，毫无妒忌地阅读了所有的作品，然而这还是让我处在了压力之下。难道我不是在这段时间里早就应该对所有的艺术手段烂熟于心的那个人吗？难道这不是恰恰在这整个讨论、文本以及思想的景象中痛失的我的感觉、我的语言吗？这当然夸张而自负，当然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还是无法摆脱这种想法：创作这部小说。我本来读大学就是为了能够阅读和理解大量的书籍，然后运用这些学到的高雅方法记录下这段时间里羞耻的美丽。而就在我抱怨德里达[29]，听着阿封克斯·特温[30]的电子音乐多少夜没有睡着时，那些一开始创作轻松愉快文字的撰稿者早已捷足先登了。

人们今天大可以一笑了之，嘲弄地讨论高估自己的年轻怪人，至少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不管有多少改变，我也对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还依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稍稍感到尴尬，就像对我在这里写到的某些东西那样感到尴尬。但这种夸张、这种虚荣、这种要么全部要么全无、这种过度的、因而也很快失望的热情，恐怕也属于应该突然落到我头上的那些先锋吧。而且这种内心烦躁，这种自我承受的成就压力，这种自高自大的想象——它们往往在数日之后被丢开一切的愿望、被彻底的懒惰和最深的自卑感接替：它们已经归入躁郁症的典型气质——即便还没有归入拥有同一个名称的疾病。

8

它始于一次感情过剩。不，它在之前就开始了：始于一次潜伏期，在如棉花柔软的孤独日子里昏昏沉沉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始于一种摇晃和领悟，可与众所周知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媲美——我大多只是不清晰地想起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有着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清晰。思维和感觉的轮廓渐渐模糊，知觉迟钝，反省麻木。然后我以捉摸不透的方式只是部分存在着，一个幽灵般的仅仅对自己有着半清醒意识的人物，基本上已经失踪。在发生瘫痪之前已经有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伴随着精疲力竭，这是一种精力和自我的浪费。更多的酒精，多创作，少睡觉。

今天，如果我问朋友和熟人，他们注意到疾病暴发前有哪些最初的症状，在哪些状况下他们会想到“这里有些东西不对头”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些平时完全符合我的习惯行为的，看起来只是稍稍更可怕、更顽固和更极端、也稍稍更偏执的例子回答。然后我就坚持某一个项目，比如一个剧本或者一个不幸的博客，而且只是谈论这些东西，完全被偏僻的平行世界占领，否则就不完全在那里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和我说话的那个人，于是做出冲动、激烈、夸张的反应。然后我却重新刹车了，克制自己，检查自己。

努力，浪费，疲惫，麻痹——然后爆炸。躁狂症悄悄接近许多病人，从背后，而且缓慢地，逐步从轻度狂躁、过度刺激和超级兴奋的阶段越来越陷入典型的暴躁之中。不是在我身上发生的那样。除了上述的麻痹状态（不过人们也应该将它视为疾病的一部分——可是这一切之后还有什么呢？）它可以在数秒钟之内发生在我身上。

也就是说，它始于一次感情过剩。一种打击突然触及一个人的神经，没有调整好的澎湃激情向下射击，然后又重新向上漫出。完全站不住脚的感觉出现了。皮肤下面是滚烫的。后背火辣辣地作痛，额头麻木，脑子空荡荡的，而同时又过满了：神经元过剩。思维方式瞬息之间失去，重新形成，兀自独立，嗖的一声远离迄今为止的圈子。大脑无主地仓皇溜走。那是什么？可这个问题只是在脑海里闪了一下，不能在感觉的急促之中继续得到处理。因为那种目光已被落入一种细节中，天空已成了扩散的威胁。然后，第一个念头来了，接着，以这个念头为基础的第二个念头也来了，紧接着又是第三个念头，然后那种思维迅速形成，错误的思想接连不断，将那个使澎湃的激情短时间内可以解释的架子搭起来。而这种架子以完全错误的设想、以疯狂的假定为基础，无法再被认出来。它只是正在继续自动地形成，将零碎部件着了魔似的组装至漫无边际的虚无空间，仿佛一个疯狂的拼装工将他有裂缝的思想小屋拼装起来，然后要为这样的时刻而操心，即这种过度的感情被埋入一个明天早已不再有效的临时理由里。

这种系统以一种微小而又突变的细节为出发点，犹如一座发狂的幻想大楼开始疯长。它在持续变化、变形，宛若在一部坎宁安[31]的动画片里一样，急速地穿越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他的细节随之而来，凝固起来，变成铰链，变成支架，重新被抵制和替代。世界形成和世界毁灭的一个持续不断的程序正在进行中。疯狂是一个过程，不是状态，它可以持续数小时，或者数周，或者数月。或者也有一年。

几个模糊的基本假设在所有的形变之后坚强地活下来。精神病人可以一再追溯至此。那些假设大多具有偏执狂的天性：指的就是“我”，“它们”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已经密谋策划好了。然而，那些基础论点仍然处在偶然之中，这也正是为什么精神病人可以一再引用它们的变种的原因。

所以，他的原因被交付给那种感觉。然后随这种原因一起并且基于这种原因，虫蛀、有毒而有病，上天堂和下地狱之旅开始了。

9

在我身上发生的这种突变的细节曾经是互联网上的一曲小乐章。我的中学同学卢卡斯，他介绍我走进了一群有趣的渴望派对的法律专业大学生中间，周末我和他们一起在那些房子周围游荡。有一天，卢卡斯打电话给我，说他那里有一些可望得到少许乐趣的东西。哦，对呀，是什么？那就是一个进入互联网文学项目ampool.de的通道，只要随便用个密码就可以登录，我在几天前《时代报》上的一篇小文中注意到了这个网站。自此以后我密切关注那里懒散的活动。尽管有诸如尤迪特·赫尔曼[32]、莱纳德·戈茨以及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33]这些感兴趣的人已经被告知，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卢卡斯说，这一点我们可要根据他查出的密码尽快改变。

卢卡斯同样属于庸人、无赖和以后应该称之为“怪胎”的东西。他的幽默具有自嘲和优雅的特征；与此同时，他如梦如幻而又有点笨手笨脚地走过这个地区，富有一种嘲讽的才智，这种才智在活动时还很笨拙，还很仓促，犹如他的身体一样似乎尚未充分发育。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他在波恩的家人笃信天主教，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他们一家居住在一栋别墅里，他家的后门永远不上锁，就好像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盗贼一样（当然他们家也从未被盗窃过），因为有着基础深厚的世界观，他对众人充满天生的信任。卢卡斯学习勤奋，却不骄傲自大，自信而谦逊，会弹钢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计算机专家，早在我们中学时代就从事过相当杂乱无章的电脑维修服务——对当时，九十年代初，还相当不寻常。我常常从他的知识中获益良多，比如，当他给我的石器时代的没有全点可寻址的电脑配置互联网链接的时候。

“哦，那现在什么情况？”他问。他坐在电脑前，我站在他身后。他们常常就这样站着、坐着，然后“炮制出”一些数字之类的东西来。只要涉及以前的卢卡斯，那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淘气鬼词汇，因为他当时就是如此：一个保守的爱开玩笑的人，喜欢“捉弄一下用功教书匠”（即便我们从不如此谈论）。当年，我们还是两个高级中学学生时，闯入一个同学的毕业考试口试现场，以便向主考老师和考生献上一杯可买到利乐包装的名叫“大教堂地窖自豪”的混合白葡萄酒加上橙汁作为饮料，然后受到女校长训斥：那可真的是事关能否拿到毕业证书的毕业考试，是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上述行动中，我们的核心能力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即便到了现在，四五年之后，我们依然印象深刻。

“是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地说。

“过来，我们现在就署上他们的名字。”

“行。”

我们就这么做了。我们用一句激动人心的“世界你好！”让莱纳德·戈茨从度假地回来了，让尤迪特·赫尔曼哼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轻微的斜视”三连音作为对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双下巴”登录的回答，让莫里茨·冯·乌斯拉在鲁曼那里用他放松到酷的语言文字对那个“观察家问题”胡扯两句。然后我们把这个帖子发了出去，哈哈一笑，又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到夜总会找朋友去了。

10

有一阵子我想到，若是没有这个行动，那么我就永远不会疯掉，若没有这种涉世未深的男学生的恶作剧，这样的恶作剧必将越发陷入一个毫无价值的平行世界，那么我就永远不会跌入第一次深渊。但这也许不对。这种身体素质在我身上，我都不用知道，它在暗中守候，等待我善意而有力地亲近的合适时刻，通过苛求、努力、无望、过度。它先前一定会发生，正如它后来也会重新发生那样，以另一种方式触发。然而有时我向自己提出一个早已知道的问题：如果是那样，那会是怎样。或者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那样，那又会是怎样。

11

游泳池里发生了一点小骚乱，有人在发脾气，很气愤，有人在大笑，鼓掌，或者气恼地沉默着。我和卢卡斯起先还虚构了两名参与者之间的一场对话，然后，当一切突然中断，我们得以用真名暴露自己，很遗憾的是，它会导致一种反诱发，这又要激发我回答，而这种回答又使心情激昂起来。争执和玩笑弥漫在空气中。有一些偶尔要求发言的参加者，尴尬地宣布道，从现在起并且无论如何愿意沉默不言。这让我的神经受不了，我本人现在认为整个事情毫无必要。我开始用自己的长篇大论装满还一直未利用的游泳池，谈及柏林的生活、夏天、我心里的萎靡不振、我整个生活的轻度歇斯底里。我和亲历者录制了开头几页，并因此有着很多的乐趣。

可这已经不再正常了。我越来越多地自言自语，没过多久，它看上去犹如一种迷惘的“现在我在说”的独白一样，而在我意识的后厢房里始终郁积着一种小小的良心不安。我固执地在我登入的文字里忙碌不停，辱骂某些学术权威，放下以名人抬高自己身价这种引人注目的做派，然后等待回应。

恰恰这种渴望关注，这种期待的态度，由于那部毫无结果的小说而遭到强有力的排斥，仿佛内部反馈一样马上要敲碎我的脑袋。然而我还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写东西，或许三四天，然后卢卡斯打开了一个对立面——那个“真游泳池”，我们在那里继续写作；在此期间我有了一个摆脱不了的念头，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拯救”这个项目。啤酒和失眠在尽着自己的本分，此外我还爱上了一个女作者，如果这种介绍的方式完全有可能的话。这是一件荒诞不经的事。我继续写作，写得太多，写入我们的真游泳池里，写入来宾题词的纪念册里，谩骂、咕哝、欢呼，而慢慢地，其他的陌生人敢于走出他们的巢穴，胆怯乃至炫耀地同样讲述自己的人生。在我已经过度的感觉中，它等于一种运动：迄今为止沉默的一代似乎要求发言，我因此继续受到鼓励，务必竭尽全力。我狂热和放弃，已经有了轻度躁狂症，只是还想着写作的事，想到这种从无奈的人生中出来的滔滔不绝的话。卢卡斯之前已经提醒过，人们可以“对它更有好感”，他想用一句聊天的结束语结束该行动，因为他大概感觉到，那里有一些东西马上就要翻倒了。我们喝酒、聊天、胡扯，结束了“自嗨”行动和愚弄行动。

当事情后来真的过去时，我缺少了某些东西：大概是那个排出内压的阀门，另外是和其他人始终有机会像是表现出风格和漫画式的交流，而且特别是我陶醉其间的自私自利的表演。我胡乱地打发几天光阴，犹如脑袋被打过一拳之后一样，心里感到郁闷，同时又感到痛苦和心酸。有些人惦念我的作品。我也是。写完那部小说之后，游泳池行动成了接下来的兴奋点，它留给我空虚和疲惫。有些东西裂开了，而且在所有的人面前。我感觉不舒服，想重新把它废止。羞耻感油然而生。有好几天，我大力士一样地登台演出时还要负责匿名撰稿人和著名撰稿人名下的对话材料；我观察它，相当疲惫，还很想插手，纠正我留给人们那种相当自高自大的印象。可为时已晚。行动过去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才不至于精疲力竭，并因此成为他人嘲弄的对象。我像一堆灰烬那样躺在那里，不知道去哪儿。太阳无动于衷地挂在天上。然后，那个星期四来了。

12

疲惫的脑细胞在打瞌睡，在摇晃，在休闲，可有一些东西开始聚集起来。一种不平衡已经蔓延，不，它一直在，可能是作为遗传学的嫁妆，通过所有超大的压力和努力来挑战，通过酒精和工作而壮大。在丘脑上和前面的脑干上，神经细胞彼此密密麻麻地挤压在一起，远比在健康人那里多得多：有研究认为，那里的神经元要多出三分之一。丘脑将感官印象捆扎起来，把它们转交出去；脑干调整整个思维器官的活跃度水平。两个功能将马上摆脱控制：感官印象将发出噼里啪啦声，脑活跃度将蜂拥而出，并且避开任何监督。所有的一切一块接一块、一个搏动接一个搏动地向一边倾斜，慢慢地倒下，以便之后彼此反抗。只是谁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脑本身最少注意到它。同时，一开始的神经传输器和那些马蹄一起翻寻，那些信使物质将信息从一个细胞传至另一个细胞：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除此之外，它们继续传递信号，在组织内负责行动、报酬和情感分发。可它们对自己的服务员角色早已厌倦。它们不断增多，打算发动歇斯底里的起义。不久，它们充满这一地带，使得预约的东西横穿空间，投至墙上和脸上，将整个机构引至左边。

然后，大脑新陈代谢满溢了，人可以休息了。

13

我盯着屏幕看。字母开始舞动，完全不知不觉地，像素的闪烁或许是热效应吧。我阅读起来。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由于我的电脑破旧不堪，形成的那个页面只是像瘸了腿似的残缺不全。可后来逐渐显示的单独句子，却在这里以特别的方式发送到脑子里。单单页面的形成需要那么长时间这一点，就在我心里隐隐约约唤起了一种怀疑，好像有人禁止我打开页面，好像卢卡斯和运营商联系过并且决定必须以阴谋破坏的缓慢方式使我放弃这一技术。这是偏执狂的第一次模糊不清的痕迹，一种即将迅速点燃整个思维系统的火焰核。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句或许需要面对和阅读的句子上。那是关于勃兰登堡门前的某一辆车，一只车轮或者一辆轿车，或者一辆装载游客的人力车，其他我就不清楚了；与此同时，我觉得这是针对我的，只是没说出来而已。这怎么可能呢？那里出什么事了？那些话不仅适用于那辆车，也适用于我——这是一句嘲讽的评论，一个精心阐述的隐喻。它冷不防使我陷入惊慌失措之中，我还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解释。我究竟为何突然被人提及呢？另外，那些暗示和提示还有其他解释吗？我聚精会神起来，看了看其他句子。现在，突然之间，其他文字也似乎在说我，或者说：也在说我，以挖空心思想出的阴险方式，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也始终无法否认。比如，某个人说到派对上的一个可疑客人，我就在想，是否在那里被描述到的那个人就是我，或者是否本文作者要将涉及我的文字告诉给我听。假如谈及的是一篇热情的文章，那么我自己的热情似乎成了共同的主题，或者是我确实真的在某些人那里唤起的主题。在数分钟之内这种偏执狂的说明在我心中蔓延开来，我完全别无他法，只能把所有可能的一切都跟自己联系起来，先是试验性地，然后是强迫性地。而这样的事太过频繁地发生。不管现在是一次林中漫步，是一个硬盘，还是去一次咖啡馆——人们写到那些事情时的嘲讽方式，总是一同输送着一种思想真空，我可以从中毫不费力和完全合身地找到一个位置，让我自己颤动的语义学振动和词义领域的振动保持同步。所有的词语都可以指涉我，形容词、名词、动词。这一效应完成得有多精确呢？他们说我的事和不说我的事是如何进行的？我很吃惊，变得手足无措。我干了什么，那些人又和我一起干了什么？

毋庸置疑的是，我早就希望公开出现，我的声音可以听得到并且坚定地出现——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明白，我那毫无节制的干涉和超越它的自然力一起出现，而这种干涉现在导致我可能难以看清后果。他们（他们？对，究竟是谁？）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好好对付，领会它，摆脱我，以间接和我谈判的方式。有些人向我投掷污物，也有些人使用如常言所说的鲜花赞美我，还有些人惺惺相惜。可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也没有把握。或许我只是错误地解释了这一切吗？剩下的理智变得清醒，让我很容易感到自己恰恰有了一个疯子的想法。事实上：就是一个疯子的想法。在我耳畔一闪而过的反应却只是出自幻觉，或者不是吗？深呼吸一下，我对自己说，保持镇静。这只不过是你该死的抑制不住的自恋而已！可我无法保持镇静，我愤怒至极，被我还无法识别的洋溢的情感晃荡得晕头转向。我的心在飞驰。

我不得不转动身子，一骨碌跳起来，打量着那道看得到细微的彩色气泡的墙。那些气泡跟随着一种意图。所以我还未曾见过这种墙。在它之后隐藏着什么？我的脑海里闪过各不相同的人的观点。有人说是“标准话筒”，另一人说是“地下墓穴”。这里是摄影机吗？

我扑到那张破烂的皮沙发上，透过窗户望向天空。现在乌云密布。在有节奏地流动吗？我一跃而起，走到粗陋的阳台前，盯着高空望。什么也不是，只是灰蒙蒙的。对面有所房子被人占用了，那里也没有任何变化。有人在那里活动吗，在窗户那里？那些窗户此时还没有全都照得通亮，而此刻，像是接到了秘密指令似的，变得完全有意地暗淡无光了吗？现在还是白天。

仿佛有人在观察我似的，我向四周投去紧张的手势，这样的手势表达如同苛求一些东西，同时还应该一并传递某种幽默，讽刺那种明显荒唐的情况。但那里谁也没有看到我。难道有人吗？我继续打手势，好几次抓住我的脑袋，然后急匆匆地回到电脑前。不是一切都在那里吗，完完全全都在那里。那里！我的名字也突然出现了，先是隐秘地，然后完全公开地。可我不再对那些地方感兴趣。那是另一种讲话，这种私密的讲话使我震惊，眼下我又不得不破解它，以便能够初步理解三魔鬼名字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我看到了那些很后面的帖子，于是开始匆匆研究，检查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痕迹和提示。事实上我可以往所有方向上翻动和转动那些句子，然后分别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样可以持续多久？我也以抽样方式扫描了那些帖子，它们早在我们“入侵”之前就被贴上去了。没有提及我，谢天谢地。秘密代码似乎还没有工作。可是且慢——在开始行动时参与人员长久沉默难道不引人注目吗？难道在沉默中仅仅对这种确信感到满意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我现在终于并且无疑从传说的远方登台亮相了吗？究竟是怎样的传说？

看吧！他们当真选派了合适的人，好引起我的关注。这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有意识的诡计和欺诈吗！或者说？或者说在那些明星的顽固不化里只是流露出一种我还无法理解的巨大恐惧吗？那是怎样的一种沉默？我感觉并且跟随它，再一次急急忙忙地浏览了一遍我登录之前的帖子。就连那些还没有受我影响的旧帖子也突然开始含义模糊地闪闪发光，然后指向我。那是什么？他们难道在等我吗？这个网页就是一个窃听装置吗？保养良好的颓废分子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救世主吗？或者他们的刽子手？或者是别的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语言内部发生了一次位移，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一效应达到何种程度，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哪些文章已经被处理过了，谁也许在那里悄悄地嘲笑、高兴和害怕。正如我也在计算和比较的那样，它无法统一起来。我明白一切，可也不明白一个词，“一个背离社会常规的注疏学家”，我矫揉造作地大笑，以便还能以某种方式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一直亢奋至发尖，已经到了运行轨道上，失去了正常理智，被混乱的语义疯狂攫住了。

生动形象地描述这种疯狂并不容易，因为那里并没有任何生动形象的东西。这是一种内部的语言位移和讨论位移，一种语义关系的解体，而矢量兴致勃勃地向各个方向闪烁、转动和展示，并为此一再重新找到那个疯子。所有语言（若不是语言，那是什么），都是颠三倒四和毫无根据的，那些符号抛锚了。没有什么还叫它原来的名字，尽管如此，一切始终都叫“我”。

如同从未被警示似的，我继续阅读、思考和点击。其他页面现在似乎也遭遇这种奇特的效应。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各种各样的观点有着某种慌里慌张的成分，而在里面始终向我隐藏着固有的信息，完完全全向我，在这儿书桌前。施罗德谈到了我的贮煤室的童年时代，菲舍尔催促我保持克制。这真是无法忍受！一种世界性的约定吗？如果互联网已经如此谈论过，那么究竟如何首先发生在外面的大街上呢？我突然被吓得呆若木鸡，可我不得不准备应战一切。

这种情感过剩很庞大。而这些情感一定来自某个地方。他们不可能凭空战胜我。它们在那里，自有其原因。而且我在继续寻找这些原因。

14

我必须在此稍作停顿，才能继续叙述下去。因为其实我常常谈及那决定命运、招致毁灭的那一天，无论是在《肿瘤》[34]，还是在《病人》里——即便写得很隐秘、很文学、很抽象。有时我甚至引用了段落和章节，让它们又一次被印刷出来，因为我觉得这种被叙述出来的东西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我对此不想也不能找到其他形式——正如一个受过创伤的人，他反复不断地写着同一句话，因为他想摆脱背后的故事（大事或灾难）竟到了难以言说的地步。相貌酷似者和幽灵，贯穿我迄今为止创作和出版的书籍。那为何要再一次描述这个“星期四”呢，这个混乱和第一次阵发的日子？为了永远将相貌酷似者逐出吗？也许吧。可真正的原因要简单得多：如果我想多年以后，或者十年之后做相关报道，那么有必要再次关注这第一天。

此外，现在在这里，上下文、意图以及风格和迄今为止的文字迥异。这里涉及的不是抽象和文学，不是效应和露骨。这里事关一种真实性、一种具体化的形式，至少是事关上述形式的尝试。事关我的生命，事关纯粹形式下的我的疾病。那里不能缺乏最初的觉醒。没有任何东西应该被隐藏，被拔高，被间离。只要它恰恰有可能的话，一切应该公开并可见地放在那里。

15

一个派对！当然！应该有一个派对。或许为我，或者为我们，为所有人。为卢卡斯！为那些以匿名方式联系着、沉默了很久而现在重新成为话题的人。我们一定可以互相拥抱、交谈、畅饮、跳舞。我恍然大悟：在柏林的某个地方正在准备一个派对，或许甚至已经在暗中进行，舞台搭建了，音乐设备调试了，一箱箱啤酒排成行了，只是我还在寻找，高兴地期待着。也就是说，接收到那些信号是令人愉快的。猎人抓捕狐狸的游戏即将上演。我不能错过谜底揭晓的伟大时刻！我心急火燎地寻找城市地图，背上了我的背包，呼的一声爬下接连发出鼓掌声的楼梯。那条路一定可以在路上找到。

我沿着那条马路向下疾奔，从身体上扔下大腿，不，大腿自己扔进了喧闹声中。汽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仿佛想要激励我，带我一起走似的。一切都延期了，发疯了。我像是从来没有如此满怀深情地想起那个有着哈喇味的越南人，对他时而为我做的饭菜鞠躬致谢。他扬起眉毛，确认了我的谢意，于是我可以不需要任何约会、并且可以无比幸福地继续行进。我哗啦啦地沿着那条遭到蹂躏的林荫大道往下跑，当我左手边的百叶窗向我眨眼示意而没有移动一步时，我真想赶超那些汽车。它们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被安排好了：那些房子就是脸面，只是我现在才能看到它们，甚至在呼啸而过时。小汽车在加速行驶。在这些本身无辜的车辆中，暗示派对这事究竟会在哪一辆车上被找到，又以何种形式？它们会意地呼啸而过。我没法在红绿灯前停下，更深地坠入车流中，想起有一位捷克电影导演，他在布拉格举办的一次讲座时声称，德国人在遇到红灯时就像被电击过的母牛那样站住不动。他说的有多不对呀！我觉得被电击，但不是在遇到红灯时！瞧吧，我如何冲进去，瞧瞧你那愚蠢的红灯！然后到了下一个红绿灯，我重新遇见了恰恰在上一个红绿灯那里见到的那些人，因为策划完美而让我感到很搞笑。他们像是推着手推车那样，在我背后超过我时有多么快？难道他们是奸诈的长相酷似者，来自一家双胞胎代理公司的群众演员？当我发现他们只是在等待我发笑好让他们自己发笑时，我不禁发笑了，以便我们大家都能一起发笑。我们就这么做了。

可在城市上空，那些字母直截了当地悬挂在那里。它们的发起者是谁，是我吗？它让我继续奔向市中区。我有一个任务，一个伟大的任务，即便我肯定无法给它命名。我的朋友现在究竟在哪里？那些暗示在哪里？哦，那些暗示，它们将会证明——或者它们已经被散落到各处，我只是不得不学会看到它们。那些海报真的可怕地出现了，但是那些密码因为被设置太广而难以精准地相会在一起。你们这些愚蠢的广告代理商！你们的信息毫无结果地飞驰而过。当我从空间上走在前面时，我从时间上不得不回去，然后也就是试图回想起我的室友在中午说的话。他谈及自己寻找到的市中区的特定地址，可能就是这样的话，而其中一个地址就是诺瓦利斯大街。诺瓦利斯？诺瓦利斯！“数字和角色”！[35]

恐慌的波涛突然在我的心中闪现，但我可以把它们放进虚无然后平息下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句子，广告标语和座右铭，外加有关引语。它们犹如摆脱不了的思想扎根在我的头脑里，直至首先化为更为细小的含义单元，然后化为音节，最后化为纯粹的音位，它们作为干扰噪声将内耳围困在一种固执的无法忽视的嘎巴（Gabber）电子音乐节奏里。我上了轻轨，感到惊奇的是，车里是多么安静，我对着安静说了几句，又下了车。走在诺瓦利斯大街上，橱窗里的图书突然成了威胁。它们和我最近几周和最近几个月创作的所有东西混合和黏合在一起。字母的风暴攫住了我，异议、指责、威胁噼里啪啦地撞入我的脑子里。我做了什么？出了什么事？我对老天提出挑战，和天使搏斗了吗？现在一切都变成死对头了吗？我朝四面八方看去，围绕着自己的轴线，灯光的漩涡、深度的回声、渐逝的重力。正在侵袭我的身体上的眩晕，只不过是精神上的眩晕的补充而已。我的心情完全崩溃了。我要结清的和注意的事项太多，所有的一切都是巨大的“太多”，它们在折磨我。只是去哪儿呢，去哪儿？

16

整整一天我就这样在城里满街瞎跑，我的热情越来越转变为恐慌。那些标记和牌子变成了怪物，它们同样五花八门地出现和闪光，如同之前的互联网上的那些句子。网络颠倒过来了，扩大到了城市，一切可以翻转和多义，崭新得难以置信。我还从没有看到过这些标记、这个世界；可它们大概一直在那里，只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有的信息到最后也一直指的是我，我却还一直从各个方面看待它们。慢慢地，看到那些东西我完全头晕眼花了。那些广告牌和灯箱广告开始嘲讽我。要是一个女人把我的双眼包扎起来，她就取笑我之前瞎了眼。不知哪儿的广告牌上冒出一个箭头，有一个巨大的尖角！上面写道：我们找到你了！你被包围被拘捕，关门打烊，吵闹不休，现在玩完了。我躲避那些标记，同时又在寻找它们。那又能如何——它们无处不在。最寻常的街名开始变为含沙射影的笑话。城市地图再也帮不了我的忙。我突然害怕变成纳粹，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新柏林，眼泪被溶解了，我告诉一个骑车人，他作为回答指着一只红绿灯说道：“绿灯了。”然后他和家人继续行驶，那面行李架上的小旗子。那应该是什么意思：绿灯吗？

我在城市里狂奔，城市变得疯狂。由标记和图片构成的乌合之众从四面八方冲向我。我尽力机警地躲开，可没有抵挡它们的机会。它们每时每刻重重地击中我。它们原来还是普通的标语和标牌、购物单和路牌，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现在它们露出可憎的鬼脸，想要活生生地给我点颜色看看。空气已是唯一的毒药。我是被轰击的游戏角色，可究竟从哪儿？真的从那些标记吗？它们难道不是和昨天一样的东西吗，一如从前？难道是其他什么东西？是的，我这样想道，然后狂奔：一切都是另外一码事。那些像素在我的脸前闪烁。

我若不是如此惊慌失措，那一定哈哈大笑了。我确实也哈哈大笑了，或者暗自大笑，不过仿佛一种回声。我的哈哈大笑声从我脚下的地下室里向上发出回响。一次振动穿越这座城市的咽喉。那不是深度钻孔，那是表面爆破。我让城市颤动，同时它也穿越我而过。谁在这里使谁振动，已经说不清楚了。我没有皮肤，没有边际。一切完全毁灭性地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正如它原来的模样，正如它一向真正而深远地体现在它的本质中。它不仅发出噼啪声，它扩散，它发射，闯入我的地方。我和这个世界，我们分开了，穿过其他任何人。

为何我从没有发觉这一点呢？为何其他人没有发觉这一点呢？他们可就在那里，那些人，你们好！我靠近他们——可他们却立马作鸟兽散，如同接收到了一个秘密信号，尽可能自然得体，假装不急的样子。他们怎么了？我要问他们什么，他们却不回答，顶多做个拒绝的手势，或者指着一架公用电话机。有些人做事麻木得如此引人注目，这一定又是一种信息。我继续狂奔，想到施普雷河那里去。那里信号一定更少，但愿如此，人也一定更少。

有些东西颠倒过来了，倾覆到城市，然后倾覆到我的生活，而且在不多的几个瞬间里。这种颠倒，这种倾覆，这种威胁，从哪里来？它要比城市或者国家都要大。它就像整个历史那么大。它是包罗万象的。我不得不反对它某些东西，而且只是我在狂奔，我在逃逸。我就这么做了。我不停地狂奔，惊慌之中又有一点儿亢奋。然后我又毫无顾忌地痛哭流涕。我无法逃之夭夭，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到了施普雷河畔，我稍稍喘了口气。可大自然也失去了它的无辜。水发射出和之前不一样的信息，波峰上的斑斑光点在迷惑我。我考虑跳到河里去。巨大的罪责压在我的身上。究竟是谁的罪责？我的？德国人的？原罪吗？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到它压在我身上，然后我失去了知觉。我站在桥上，看到自己作为水尸飘浮在那下面。一个漩涡来自黑暗中。我紧紧抓住大桥栏杆，就像在波涛汹涌时抓住舷栏杆，然后数着那些东西：一，二，三，一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有一阵风，它无比柔和地吹着，或许来自地狱。

然后我又狂奔起来，大腿宛若两片狡猾的薄膜在空虚中起舞打转。

17

那些时刻信步向我走来。在我们对面有人居住的那所房子里，我在寻找派对时额头碰出了血。“他们究竟叫什么？”当我敲她家的房门，然后向她打听我的朋友时，这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女人对我咆哮道。她的男友，一个斜眼朋克，随后凶狠地将地上的一把扫帚柄砸碎，砸到我的头上。我流过血，但伤口已经干了。外面，夜幕低垂。在栗子树大道旁边，我问两个家伙派对的事，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是否有。他们微笑着注视我或者取笑我，说听起来不错，他们也很想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派对。我继续狂奔，穿越市中区、普伦茨劳贝格、克罗伊茨贝格，时而奔进大楼入口，时而奔进大街小巷。一根长长的蓝色羊毛线将我带到一座偏僻的停车场，可那里只有各种希望破译的号码牌等着我。回忆混乱而肆意地涌上心头，各种残缺不全的句子、碎片似的画面、对各种事物的反响，它们表达的意思突然和从前有点不一样。一切都在运动，任何东西都无法保留或者抓住。卡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在纷争中对付那些自行车，和前几天报纸上描述的一模一样。对，“卡车疯狂”，《明镜周刊》上的标题就是这么写的，而此刻，针对这个叫人幻想的信息和这一叫嚷的大标题，我的心里出现了一种直接的直观形象：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我身旁轰然而过，尘土在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中飞扬。报纸上每天发出尖叫的事是对的，而且是一对一地。我急急忙忙回家去，都筋疲力尽了，又是在暴风雨之下，然后听了录音电话。我从电话里也只是听到了杂乱无章的新闻。一个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建筑专业大学生想和我谈谈保罗·威里利欧[36]和加强军备的问题，正如我们几周前约定的那样。您说什么？我在研究那些积压的信件，什么都不明白。他们对陈述的东西做出了不同的陈述，是不是？作为文学专业大学生，我更在行的是事物隐喻的一面，可在这里，隐喻似乎包罗万象，而且完全是怀有恶意的。最为简单的句子都在撒谎。它们只是伪装成它们似乎拥有的真相。数字是电码，句子是密码。就连账单也在角落里思考和说话。我躺在地上小睡。

我室友的女友回来时，我试图含着眼泪从她那里弄清楚某些情况。

“你不是知道吗，安东尼娅。你知道。”

“我知道什么？”她惊恐而细小的眼睛里茫然一片。

“你们不是全都知道了吗。”

“什么？我们知道什么？”

是啊，什么。确实就是这样。我要是知道，早就告诉她了。可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一无所知的人，是新手。他们不是知道吗，肯定知道。

“安东尼娅！你不是知道吗。”

她不知所措地注视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给拉斯打电话，行吗？”

“行。”

“行。”

我消失在自己房间里，根据那些暗示仔细搜寻积压了好几周的报纸。互联网的行动持续多久了？四天吗？两周吗？这段时间我几乎不再从外界听到任何信息。媒体对我作过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同样在这种共同指认的恶意方法中？《时代报》上一篇有关后未来主义的文章立即对我采取了突袭。该文带着嘲弄、逼真，它简直在讥讽我的方向。相反，那张附属的插图我倒是觉得特别漂亮。我甚至觉得仿佛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比这更漂亮的东西。从美学上看，那些报纸完全充满美感，那些编辑人员最近似乎下了特别多的功夫。《时代报》《南德意志报》，包括《柏林日报》，笑脸看我的样子多么漂亮！唯独《明镜周刊》在大呼小叫。而《法兰克福汇报》重新以其老弱病残的身子多么满怀恶意地坚守，我几乎觉得它可爱了。我闪烁的眼睛匆匆浏览着那些文章。约阿希姆·凯泽[37]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数字王国新居民的文章，文章还配上了一幅容易激动的插图，插图上是一个用电缆连接的瑟瑟发抖的怪物在一个用电缆连接的瑟瑟发抖的世界里。就连他也对我做出了反应。他写了什么聪明的文章？以后再说。首先我不得不感觉到报章上有着怎样的普遍情绪。可我在匆匆忙忙之下无法领会它们的基本内容；我一再停留在那些和我有关的细节上。尤其是那则广告在嘲讽我，笨拙而刺眼。我打开音乐，以便淹没我不敢听到的寂静。

那些报纸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它们同样开始以这种大胆鲁莽、不够诚实，却也许是满怀好意的方式说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同心协力，而我是唯一没有参与其中的人。从何时开始的？一种怀疑向我袭来。我朝那边的书架望去。它们大概应该——？我急忙走到书架，翻开一本书，然后再翻开另一本书。然后一本接一本地翻。我看得越是多、越是急，那些句子朝我的方向倾斜就越强烈。那些图书也是，直至最遥远的过去吗？我不想再继续思考了，于是闭上了眼睛。

18

精神病一开始引发的离奇场面很明显。对本人而言，那是一种无法理解、包罗万象的刺激，它把一个人扔进骇人听闻的区域；对朋友和家庭而言，那是赤裸裸的悲剧。人们看到的有着另外一面的那个人凭空变成疯子，彻彻底底变成疯子，而且要比电影里和书本上显示的更清楚、更真实、更难堪，犹如一个对着市内交通车辆谩骂的独眼流浪汉那样丧失理智，变得愚蠢、痴呆，令人毛骨悚然。朋友凭空变成陌生人。

凭空？

躁郁症的根源，可以分成五个类别：遗传因素，神经元变化，生活环境，此外还有上述易受伤害性的基本素质，最后一个是普遍的个性结构。这些类别当然互为关联，而且保持不确定性。但它们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分类帮助，而且它仅仅是一个永远无法完全抓住的帮助，它只是一种近似值，但可以提供假设模板，这些模板通过四五种结构相似性将整个混乱局面和教科书上描述的其他病例进行比较，并进而外推解释模式。我想起我的朋友科德从大老远打电话给我，他被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完全吓到了，和一位女大夫谈过话后才差不多缓过神来：大夫说一切都是神经元的问题，她让他放下心来。因此要让自己活下去，这种个性变化因此要具体到精神层面。因此必须从身体上说明理由，被转移至骨头和神经的世界，基本上犹如骨折一样，而我作为个人未必就满盘皆输。

19

双相基因还远没有被发现，即便它完全是存在的，而且在决定基因方面也并没有孟德尔定律[38]，人们由此可以确定，谁以多大的概率患病。可是不论是双相障碍，还是精神分裂症，都是通过基因决定的，而且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和双相障碍的症状往往重叠在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家庭内。但更为频繁的则是，在双相气质的人中，仅仅在谱系中找到单相抑郁症，也就是纯粹的抑郁症。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的家人对精神缺陷并不陌生。据说，我的外祖父曾经罹患抑郁症，不过从未到医院医治过。这简直不符合那个时代，他违背了德国国防军的纪律。从儿童的视角看，尽管他每天从每周计量器中取出大量的药物，但其中大概几乎不包含抗抑郁药物。从官方信息看，他的问题反正始终只涉及心脏和血压。然而，他一定是“在退休之后不久”去世的。而且他的压抑和感伤留下了他点头认可的简短眉批。

我的母亲度过了漫长的而且恐怕也有过临床经历的抑郁症的一生，我的一位阿姨同样也是，程度稍微轻一些。就是说，这种遗传学的基因组至少是从母亲这边得到的。

相反，据我所知，我父亲那方并没有精神失常的记录。据我所知——因为父亲那方几乎并不存在。

20

整个世界没了。一切活生生地被拽走了。即便是地震，也不可能更具毁灭性。只是这种地震很另类：事情偏偏发生在我身上，蔓延得如此无所不包，而毁灭却静悄悄地出现了。没有任何东西像从前那样保持不变，可是单纯从表面看，一切又显得一模一样。这种语言虽然没有任何依靠，但那些人却在继续说话，像是很正常一样，他们看起来非常陌生，完全遥不可及。我真该先学学这种新语言，可是怎么做，我可没有语法可用，没有辞典可用，只能退至自身，退至滑稽的自我，不过这个自我恰恰开始腐烂了。我的思想被故事和相反的故事可怕地蒙住了，没有一句话是对的，一切如同鬼火一样地忽闪着。我的周围尽是烟雾腾腾的废墟，可只是发生在我身上。这是最纯粹的恐怖。

日子只是在我的耳边飞逝。偏执狂继续开花，向每一个角落生长，变得包罗万象，我也渐渐在它那里适应了。我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吗？恐慌以阶段性方式突然转变为必须大声喊出的抗拒，然后转变为将我带入最高点的亢奋。短时间里成为救世主真是太棒了。我不再感觉到我的身体，我有着魔力，和自然法则保持一致，听到了土星光环的嗡嗡声响和天体音乐的华彩乐段。我觉得现在从直觉上已经对数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看到我和所有的一切构成无穷的关系。然后，最可怕的事情又来了；尽管我赤裸裸地、毫无遮掩地站在寒冷凛冽的宇宙里，但丝毫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而我，被选中的人，受尽折磨的生物，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得不一再突破我误以为被关入的这座由时间、历史和目的论组成的百年监狱，不得不越狱逃跑，口头地或者通过身体的突然旋转，通过重新向城里飞奔，通过向陌生的机构寄发不合常规的邮件，我在他们那里试图从整体中找到滑稽而讽刺的一面，但到最后只是渴望为了老天的旨意必须要做的新证据。电视在幕后持续地开着，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如此，当我向那儿仔细看去，几乎沉浸到屏幕上，头发在玻璃上沙沙作响，我才认识到，主持人和新闻发言人的心灵多么受到创伤地渴望获得重视，他们真的发情得厉害，更多的是心灵而不是身体。而哈拉尔德·施密特[39]当然又进了一步。他把一个看不见的被人嘲弄的朋友安置到身边，他令人讨厌地给此人起了个霍斯特的名字。狗日的家伙！我笑道，却知道我确实一直想使自己成为这个虚构的朋友，也就是说想让自己成为霍斯特。可是另外一种情况又如何呢？我若是什么都不做，我周围的一切下至加沙地带只是变得更糟糕，我若是让自己变成傻瓜，那我至少可以表明我还在那里，我在研究这个解决方案。这个可怕得难以相信的并且在可怕之下还远没有被估计到的命运本来就是在为任何一种行为辩护。采取和之前不同的极端态度甚至是恰当的，加上对我的能力的新意识，对现在压在我身上的那种责任。与此同时，我也想摆脱这种责任，而且为了解放自己，我一再自发地庆祝我自己的私人狂欢节。我泡在城里，说着不合适的笑话，在什么地方加上什么标签，然后不再睡觉。我在家里循环放映当时还很新的偏执狂主题的电影《游戏》《楚门的世界》《23》，一刻不停地研究那些不再依从任何时间顺序的书籍：《无名者》《马丽娜》《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忏悔录》《万有引力之虹》《亲合力》《斐多篇》《1984》。这个时代真的四分五裂了，我也从它那里摔下来了，从这个时代，在那些裂缝之间。写作的每个人都会出事吗？如果我回想起那些人疯狂的一生：显然已经回想起来了。假若允许的话，我匆匆地认识到，我现在被装入的铸模早就在我出生之前就被锻造好了。早期浪漫主义者在我耳边绝望地嘀咕着，寻找未来的上帝，一会儿也在寻找歌德，响亮而同情地抵押世界主义的某些东西。迄今为止我为何就没能注意到它呢？卡夫卡直接同我攀谈，用他虔诚的同时又是官僚主义的方式：真的同我攀谈。我是荒原狼，我是“V.”，我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和戈多。历史上那些死去的独裁者也已经开始朝我的方向破口大骂。

我购买的大量报纸在我的眼前被自动撕得粉碎。然后我重新冲出去，贪婪而失常地欢庆。我不得不忘记自己，忘记所有的一切，可只是为了几分钟消逝的时间。可我本来只是想回到我昔日的生活而已。

事实上：有些东西不对劲。而且完全不对劲。我的朋友们在研究我，有时在协会，有时个别地和轮流地，举行会议，做出结论，挖空心思想出策略。在我坚持不懈地拒绝三四周之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劝说我到夏里特医院去。“夏里特”——这个至少还有历史，听起来合乎身份。夏里特，这是魏尔啸，是绍尔布鲁赫，是解剖学的狂热爱好者内阁，那里有畸形的《铁皮鼓》胎儿，我也曾经被这个内阁吸引过。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将它视为调查研究。

21

精神病院是一个聚集着错误样本的大杂烩，乱作一团的他们相应地彼此做出疯狂的反应。在那里，抑郁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躁狂症患者和边缘人、失去记忆者和企图自杀者以及瘾君子们聚集起来，当然一再发出砰啪的声响，当然有叫喊声，杯盘四处飞舞，失望和妄想爆发。人们在医院的病房里挤作一团，尽管有人或许其实是德国的一个国王，或者完全就是地狱的天使。那位国王不得不怀着耐心，直至他通过电话向他的臣民口授新的旨意，天使就觉得无所谓了，因为他本来就超越时空之上。或者一个人简直只是一具僵尸，一贫如洗，这一生已经完蛋，他感到惊奇的是，人们究竟为何还在这里。

我想起了哈拉尔德，一个好心肠的瘦长家伙，他总是拿着那只乒乓球拍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过病房，发出用唾沫涂抹过的独白，而那些独白虽然和和气气，却又令人费解。他只是偶尔谈及自己的父亲，差点儿痛哭起来，而之后他的语言却突然变得非常清晰。有一次，他发起火来，跟在一名护士后面大骂半天，越来越令人诧异和出人意料，因为他平时为人处事可是有着那样一种乐善好施和善解人意的脾气。这一次的破口大骂和他的父亲有关，他咒他去死，可人们从他依然和善的眼里读出，尽管他现在被巨大的忧伤笼罩着，他只是在拼命思念父亲。

我在夏里特医院封闭病房待了四五天。我之所以进了那里的病房，是因为在普通病房恰好没有空位了，至少我至今相信的官方说明是如此。一切对我都很新鲜，部分而言甚至还是享受，因为我几乎不把自己视为真正的病人：随时提取的一次拜访。不习惯的环境和药物的影响使我转移自己的偏执狂念头，那些念头仍然还一直存在着，但现在不太迫切了。朋友们每天来看我。有时，八个人在吸烟室里围坐在我周围，这让某一个病友特别激动，我把他叫做奥拉夫·格迈勒。他正处在偏执狂的精神病中，散发出一种几乎带电的攻击性，这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大胡子男子，长着一双热烈的淡蓝色突眼（“希特勒眼球”，我写道），在他烦躁而沉默地抽烟时，他的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我和其他人。有时他禁不住说出话来，而那些话却源于一个无法领会的想法。比方说，当他打听我的名字时，那是他在适时关心自己内心的激动，因为正如他宣布的那样，一名冒用我名字的男子要为自己在封闭病房的逗留承担责任，而这另外一个托马斯，托马斯·阿纳尔[40]，职业是治疗大夫，正如名字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混蛋。此外，那个“油腻的不合格治疗大夫”也给他持续发送了卑鄙无耻的新信息，而且是通过那个“肛门渠道”。但并没有任何东西针对我个人，他然后安慰道，那真的只是我的名字，只是我的名字。然后他一骨碌跳起来，消失不见了。遇见他很不舒服（当然人们经常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病房相遇），因为他马不停蹄地身处人流之中，寻找鬼火般忽闪的目光接触，不管是在走廊上，在吸烟室，还是在吃饭时。我在后期阶段也许给我的病友们留下了完全类似的印象，回想这事有时耗费了我全部的精力。

我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开始服药了。对我而言，它曾经是安慰剂或者一种特别善解人意的药物，让我的脑子咯咯笑起来。我现在更平静了，但并没有将这种平静归于所谓的药物上，而是归于我的隔离，这种和世界的断绝来往，这种信息禁欲。因为我当时是（而且现在还一直是其中的一分子）一个信息吸毒者，始终被各种媒体扫荡，最喜欢广播、互联网和电视同时打开着，一边还翻阅三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日报，试图尽可能分散自己的心思。因此，这样一种孤独、一种没有征兆在所谓的“被保护空间”里只能产生镇静和缓解的作用。或许我完全可以找到我还从未被感觉到的大家到处都在热议的中心？但有一次，某些事渐渐传开了，我在电视里观察烟火仓库爆炸，对此当然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这种所谓的纵火又不得不和我联系在一起。可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更确切地说是我可以想到其他病人那些讶异而适度的反应，他们在心里喃喃自语或者会意地表示拒绝。

我感觉自己更平静、更柔和了，头上戴着类似看不见的安全帽，一方面归于第一次神经元过热后的疲惫，另一方面归于叫人暗淡下去的药物。世界受到了压抑，偏执狂完全改变和抑制了思维。我更平静了，是的，但也很怀疑：我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而且这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巨大的自我欺骗，好为了让朋友们平静下来吗？在疯子和受害者之间，我在这里是不恰当的，这种认识渐渐形成了。烟火仓库的那场火灾让我想起了那熊熊燃烧的外面，想起了现实中发生的大事和变革，想起了这个世界在大火中的狂怒征兆，而我可以肯定在一片狼藉之中负有一项使命，尽管我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医院不适合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也阻止我履行我从远方被托付的义务。我因为自愿在那里，因此可以不顾大夫的劝告而出院。而且我之后就这样做了，回到了那个居所。我的室友之前就想着要搬走，其间真的已经离开了那里。静寂在发出声音。

22

我得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郁症。在临床领域，以及越来越多地在日常应用中，它也以双相情感障碍闻名。这种有点湿兮兮而且——不仅对我的概念而言——轻视性的（不过对其他概念而言却是较少受辱性的）新名称得到了采用，以便可以更好地描摹这种障碍的不同形式：双相Ⅰ型，双相Ⅱ型，循环性情感症，快速循环型，混合型。双相Ⅰ型是伴随抑郁症的典型躁狂症，大多会复发，就是说，病人一生中会多次患病。双相Ⅱ型的病人，常常先是患上抑郁症，然后是轻度躁狂症，然后又是抑郁症。轻度躁狂症在这里是躁狂症的一种轻微而缓和的形式，就是说：病人感觉自己特别强大、机灵、快乐，富有创造性，很早醒来，情绪特别饱满，而又不会制造任何后果严重的屁事，而在完全的躁狂症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假若没有抑郁症的话，轻度躁狂症几乎不会被视为问题）循环性情感症具有双相Ⅱ型的症状，但又一次得到缓和，在比较高的频率上。对于快速循环型的病人而言，频率还要更高，一年最多四个插曲，然而上下震荡很剧烈。对混合型的病人，躁狂症和抑郁症的症状将同时或者在很短的间隔内出现。

我得的是双相Ⅰ型，也就是典型而严重的变种，精神病科大夫埃米尔·克雷佩林[41]在十九世纪末将该病命名为“躁狂抑郁的精神错乱”。无论是躁狂症还是抑郁症，它们的特征在这里都有着完整的体现。在这一变种内，我的个人症状又一次看起来特别强烈，而且，正如某些人称呼的那样，是“核武器”：我的躁狂症和抑郁症持续时间特别漫长，而且此外，躁狂症由偏执狂的精神病陪伴着。如果我这里提及躁狂症，大多情形下说的是这种精神病，它意味着是一种很明显也很疯狂的失去现实，直至出现幻觉的瞬间。双相Ⅰ型的平均值持续大约两周至两个月，我到目前为止却已经经历了躁狂症的三个阶段，它们远高出平均值，而且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更长：一九九九年是三个月，二〇〇六年是一年，二〇一〇年甚至几乎一年半。此后的抑郁症同样相当漫长而痛苦地结束。而且，还在躁狂症阶段时，你就可以相信抑郁症将会接踵而至。而且躁狂症越是强烈，抑郁症就越是顽强。

人们可以看到，躁狂抑郁障碍属于世界范围内导致终身残疾最为常见的十种疾病之一。它出现得相对很常见：在3%—6.6%的人口中，他们的一生至少有一次患上其中的一种疾患。非官方数字非常之高：双相障碍人群中估计有一半从未被诊断为上述的病人。障碍的起因具有生物学和神经病学的天性，但它作为精神疾病显示出来，也就是在变得古怪的经历和行为中：这种内心生活无法控制，一切更强烈地被感觉和被发泄；一种结束于真正疯狂的强烈程度。病人感觉自己远胜过他周围的人，庆祝他获得的新的自信，满怀巨大的活力。然后他喜欢极大地浪费所有的资源，无论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或者经济上的。失去的自制力在所有的领域发怒：躁狂症患者在性行为上喜欢放荡不羁，在智力上喜欢异想天开，在情感上喜欢大起大落。他逐渐展示出的那些想法和计划是脱离现实的，行动的样式是难以捉摸和毫无节制的。创造性可以引起病发，但摇身一变也可以什么都没有。注意力变得漫不经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小木块变成小木棍，然后又只认出森林，接着砰的一声撞向树木。爱情仅限于猛烈、混乱以及有时超强的冲动的次序，断断续续地，不由自主地，并且可以导致和他人发生短暂的风流韵事，而他们在健康时期一定会对此了无兴趣。躁狂症患者穿着显眼，活动起来不知疲倦而忙碌不堪，沉溺于购物，陷入失眠和一种抑制不住的倾向于文字游戏和爱开玩笑的演讲欲望，它只是不充分地反映他那些分裂想法的滑稽可笑。与此同时，他把自己伪装成热情的人，有着特别良好的情绪，这也正是为什么诊断常常很困难的原因。他负债，毁掉自己。此外当他还不得不和精神病症状战斗的时候，这种症状在早期分类中更多地被划归精神分裂症，现在却也被视为始终可能的双相性的产物，那么，不管其亢奋的高度，躁狂症有可能转化成可疑的偏执狂、消极的强迫症以及令人恐惧地完全看不懂这个现实世界。然后，在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之间有时唯有幻觉作为区分标准——以及复发的频度。因此，许多精神分裂症估计也是被误诊了的双相障碍患者。

相反，在负量症状阶段，即躁狂症的反面，也就是抑郁症阶段，双相疾病将导致一种几近不堪忍受的心灵疾病，仅仅用失望、麻木、冷漠和绝望描述是不充分的，而这种疾病以自杀告终的并不鲜见，也就是说至少15%的病人，而在被列入的医治病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试图自杀。还要高出许多的是死亡率，如果这种障碍未得到治疗的话。它超出所有心脏病的死亡率，超出许多癌症的死亡率。

23

出院后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从床上爬起，马上完全清醒过来，就在茫茫黑夜中开始了发疯似的漫游，脑海里装腔作势地引用诺瓦利斯的《夜颂》的诗句，穿越城市前往施特格利茨方向，八点来到了玛格达和她妹妹的早餐桌前，但桌子已经不得不重新收拾干净，因为和我不同的是，那些人还一直在大学正常地读书。然后，我踏着沉重的脚步一直走到城市的尽头，然后问自己——现在至少身体上疲惫不堪了，究竟有什么东西被传播到了这世上。这自然感觉也是不错的，将我积聚了多年的剩余能量挥霍似的还给他们。如果太多的空虚出现，那么新的刺激、新的挑衅必须马上过来，要么是真实的，面对面的，要么是在网上，因为我的文章在那里反正真的是成千倍地，哦什么：被复制和传播了百万倍，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总理对此做出反应，凯特·摩丝[42]、马克西姆·毕勒[43]同样也是，而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高度个性化的方式。我在大学数据处理中心写了一些东西贴到网上，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观察学院走廊上和达勒姆的马路上人们的反应。就连这种平静我也觉得生疑。“达勒姆必须燃烧！”我哈哈大笑地如此想道或者说道，去了兰克威茨，又回来了。

媒体机构是唯一歇斯底里的响应机。要对视频编制好程序和做好安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直截了当地对我的看法，不错，对我的行动、我的道路和语言做出反应，鼓励、警告、谩骂、赞美我，不过还可以一直对我评头品足。我被关押在一个由信号组成的斗室里，它们在庆祝自己的狂欢节，同时和作为王子、傻瓜以及舞后的我一起。即便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也无法知道谁目睹了所有的一切，谁由于我的身体姿势或者我发表在网上的言论而构想出最新新闻和视频片段，然后我着魔似的反复盯着电视看。一切都是实况播送。我恐惧而麻木地坐在那里，直至怒火重新把我击倒。

有时它重新将我拉回到那些讨论课上，我不得不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才能完全挺住那一个半小时。其实我无法再平心静气地坐下镇定自若地倾听。有时我要求发言，将过快的属于毫无关联的回答充斥到空间，看到了早期浪漫派作家和后虚拟朋克之间的崭新关系，开些幼稚的玩笑，顺便拿“柯策布”[44]和同名系列广播剧里的“呆呆精灵”比较，这让我的女邻座哈哈大笑，却显然让教授惊慌失措。那些强迫症的玩笑属于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患者的典型风格，占用了我的语言中心。

此外，为了不至于让自己完全绝望，我也在努力收拾这种混乱变成某些笑话的残局。我寻找前室友拉斯工作的画廊。那里说是要举办一个新的展览，我是偶然了解到，和童书相关的什么东西，或许是为我这个永远的孩子准备的。画廊女主人热情地欢迎我，真的带我到下面的图画书那里。我说这里什么都能画出来，这是艺术家的意志吧？——对呀，她说，那里都是画笔。——可是迄今为止那里还没有人进去画过画呢！我说道。她点点头走了。她最好别这么做，因为现在我猛然抓起画笔开始画起来。我首先花了几秒钟时间，用彩笔很乖地填满了那些模型，勾画出了各种色调和层次。但是然后我就乱涂乱写起来，并没有关心那些规定的线条，就在我其实还一直想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却用画笔破坏了这个任务，并为此用大写字母设定了一个“毁灭”，然后我觉得这太可笑了，我在“毁灭”的后面设定了另外一个“毁灭”，它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信息：在这种毁灭的行动中，人们也还必须毁灭这种毁灭。不知什么时候，我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告别，离开了画廊。一小时后，我最到位地评论了这一行动，而且在其中一个被我保留的互联网论坛里使用幼稚可笑的添油加醋的修辞方式，因为我不得不重新捕捉和解释这种我到处感受到的、在媒体上已经被兴奋地讨论过的谣言，拉斯来我家里匆匆做客，说有人传给他听了这一行动的新闻，睁着空洞的眼睛将它称之为“印象深刻”。

我给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当时绝大多数的号码还很容易在电话簿上找到，留下了加密信息，把几个对话重新解码到我的偏执狂的参考网络，然后把新的暗示装进后脑勺后就到城里去了，仿佛一个游戏人物，一级级地跳过，将不管什么东西一一捡起来，急匆匆地回家，重新打起电话。我给乌尔夫·波夏特[45]、尤塔·科特[46]以及迪特马尔·达特[47]写邮件，给莫里茨·封·乌斯拉[48]打电话。达特没有回我邮件，这使我对音乐与流行文化杂志《施皮克斯》（Spex）怀恨在心，并且继续编织我给他记下的任何一个短袜隐喻；波夏特回答得亦庄亦谐，并且发觉他饶有兴趣地看完了我寄给他的东西，但那东西是文学而不是新闻写作；相反，尤塔·科特像按电钮那样谈到她在纽约的日子，而且不带伪装，这使我感到奇怪。她向一个陌生的疯子吐露真情，尽管他为此很高兴，但在他发疯时他是没法拿她下手的。我不知所措地回了信。有一次我期待和莫里茨·冯·乌斯拉通话，他终于简明扼要地说道，他一定是没明白我给他的电话留的信息。我又一次恍然大悟，简短地问我自己，为何他听起来如此健康而洪亮，而我恰恰不是。可然后，这种认识在瞬息之间颠倒了过来：因为他简直患上了又酷又完全盲目而迟钝的大惊小怪的毛病，而我，我是真正的、盛开的、地道的生命。

24

我们站在魔鬼山上。我曾经来过这里，不过，什么都无法和现在的时刻，不，和这种“动量”相比。黄昏时分，臭氧稠密，这是一种想要充满和砸开内心的气氛。在暮色四合中，朦胧的轮廓变得柔软，身体透气，幽灵出没。有一瞬间我感觉到仿佛可以飞翔。我在想，如果疯了，我会去尝试，我会伸开和放下双臂。薇拉和亨利克离我很近。我能感觉到她们，她们能感觉到我。我们是人，亨利克指着勒·柯布西耶[49]故居，在解释什么。我侧耳倾听，明白了。一切似乎非常简单。

我不知道，是否顿悟者的隐喻对我的感觉产生了影响，是否我的感觉更多的是箴言而不是感觉——或者说是否我真的如此经历了所有的一切。我是说真的经历了这件事。我的头发像树枝状突起。头上有压力，但轻微而友善，皮肤是敏感的，但很正常。一切视接待而定。在这个由勒·柯布西耶故居、魔鬼山和奥林匹克体育场组成的三角形里，那些事物承载着历史：从装饰图案中解放出来的共同生活这种力求务实的包豪斯幻景遇见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型建筑，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有一座倾塌了的盟军监听站，现在可以爬到上面去，在“双相障碍世界”的残余上自由攀登——我们站在里面，微风吹拂，真正来自天堂的微风。我们给自己信号，受着祝福，又很安全。历史的紧张关系继续把我扔向远方，远离了我默默忍受着的其他人。我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地向山上走去，到了那个休闲场所，滑倒在地，然后仰卧着望着那上面的星辰，我曾经如此深爱过，现在却已经忘记了它们。它们静默而持续地闪闪发光。冷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里成了休闲场所。我在想，是年轻人自己搭建了这个地方，而且是通过他们的无所事事，一个了不起的拒绝，在百孔千疮的帆布胶底运动鞋里集体懈怠：成长的代价。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代人的终身事业。我站起来，继续走。夜色善意地吞噬了我。

25

一天后（或者两天，或者一周后）我坐在夏里特医院我的大夫的候诊室里。偶尔我去看门诊。一名女疯子闲坐在我对面，约莫四十岁，身体浮肿，聚精会神。她翻来覆去地盯着我的膝间，然后充满信赖地在她的椅子上来回晃动。我显得镇定自若，试图把我的宁静分给她一些。

就在进入大夫办公室时，我才想起，我的父亲，我的生物学上的父亲，我的生父，就是这么叫的，而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概念就仿佛是在电视里播放的无数个下午脱口秀里一样——我的父亲可能听闻我过得不好（为何“不好”？我精力充沛着呢），正在驾车前往柏林的路上，却在半途抛锚了。我听说是这样。我设想了一个无言的戏剧性场景：在高速公路的紧急停靠车道上，他一定是终于下车了，在森林方向上做了一个很难下定义的手势，然后脑袋无力地垂挂在汽车顶盖上。其他汽车则无动于衷地呼啸而过。这想必就是电影，没有文字，却极具戏剧性。半途完蛋：一个生活景象。与此同时，我相信这是骗人的。为何一辆卡车司机不该沿着铁路线开往柏林呢？或许他真的只是到一家赌场去，却在那里坠落，像从前一样。我不认识他。

我的大夫梅尔文博士始终是个最冷静的家伙，你无法说出他长什么样子。他一直戴着眼镜，头发没有光泽。他冷静地打听我究竟有着怎样的想法和怎样的感觉，不动声色和拘泥死板地问我问题，却不发表任何评论。有时，他和我那些忧心忡忡的朋友通个电话，这我知道。但在这里却对此一声不吭。我对他是认真的，同时又不认真，如同那个女疯子那样，当我穿过候诊室走到室外时，她已经消失不见了。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而已。

26

躁狂阶段，时间在奔跑。一天一天飞驰而过，不，人更多的是随着日子一起飞驰。那些印象数也数不清，刺激很晃眼，睡眠时间很短暂。人们生活在可以吸引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的信念里，直至最后一根神经纤维都充满着活力、才华、全能、幸福，然后重新充满着恐慌、愤怒和罪责。

我密切注视着我的敌人斯普林格和戴姆勒—奔驰。他们在市中区扩大了业务范围，散发资本主义晚期的礼物，并且纯粹出于绝望，恰恰因此散发高性能的礼物，制造出笨重的不明飞行物和大型纪念碑，将它们无所顾忌地安插到市中心。我到百货商店的体育用品部，寻找棒球拍，却首先被那些技术装备精良的漂亮棒球鞋和棒球裤分散了注意力。棒极了！可现在我没有时间关心这种玩意儿，以及后面地上那种能体会到棒球场的线条。再往后变得更加美国化了，棒球可能不会很远了。而事实上，好多好多的棒球，它们就挂在一只封闭的玻璃柜里。由于早就受到良心的轻微谴责，我让一名店员打开柜子看看，此人并没有心存怀疑，显得和颜悦色。我拿起一只棒球拍，这是一根实心、沉重、坚硬的木头，我弯曲着胳膊像个专业人士一样掂了掂它的分量，咧嘴冷笑了一下，正如那名店员也咧嘴冷笑了一下一样，他并没有离开我的左右。我动作缓慢地暗示了几下场地上的运动，用棒球拍描述了那些击球的典型弧线，脖颈前倾，棒球拍从身体一侧击中了棒球。我摆出一副专家的神情重复了好几次，步伐轻盈地蹦跳，仿佛我对这一体育运动项目熟稔已久。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绝地骑士：棒球拍的运动实际上和光剑的击打相似。这是耐克公司进入宇宙的商标。我在无意识之中看到自己砸掉了普勒克西玻璃窗，在经过五次发挥到位的猛击之后，碎片飞溅到不久就有裂缝的同一个地方，无数的碎片向空中爆裂，就连这种碎裂声也成了突然吼叫起来的“流行尖端”乐队的警报声。然后就没有了支撑，没有了归途。整个分店的人必须相信，我会很快将展出的奔驰大轿车砸成未来主义的废铁艺术，一份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艺术的声明：花钱如流水，各种型号的汽车变成了垃圾。然后我就想穿着系带子的靴子继续到斯普林格大厦，在万般寂静之中，戴着苏西从伦敦寄给我的那顶冲锋帽，以便在那里——不错，斯普林格大厦怎么了，我如何撼动它呢？我必须吸引他们别墅里的那些老左派吗，他们会和我同行，以便还能完成他们失去了的生活曲线吗？给挑拨者致命一击！

可我想不起来具体的东西了，站在我旁边的店员显得不耐烦起来。另外：一只棒球拍抗击一幢大厦，和螺丝刀对装甲车发动起义相类似，对吗？此外，我无法使那些愚蠢的幻想突然不再完全和我陈旧而剩余的自画像一致。这难道真的是我吗？一个傻乎乎的“迷你恐怖分子”吗？道德顾忌和这种念头混合在一起：即便在敌人选举时也受彻头彻尾的陈词滥调的骗。不是所有的战役早就被打败了吗？究竟还留下哪些战斗？我手里那只棒球拍重新变成了没有生命的物体，它就是物体。不带激光。更确切地说，我匆匆站在前面，突变为愚蠢的便虱。真是可笑。

“嗯，非常好。”我把那只棒球拍塞到那名营业员手里，表示感谢后离开了。然后我转过身来，却还是买了一只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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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而还和朋友们一起外出、酗酒，用我的网络爱人的名字和陌生姑娘搭讪，把所有的一切都搞混淆了。任何空间都变成了具有深刻意义的洞穴，挤满了无法想象的人物。我特别偏爱玛格达，短时间、很长时间或者更长时间，她也和我交往，任凭自己口若悬河个没完没了，无论说的东西有多么过分和愚蠢。她过来看我的时候，我正放入《怪猫菲里兹》碟片，这是一部喜剧动画片，我其实根本就不喜欢看，但现在似乎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工具，加上所有这些性爱和吸大麻的东西。我本人就是卡通猫。

我非常喜欢玛格达，可很快又忘记了这件事，几天后在一个私人派对上和另外一个姑娘瞎扯淡，她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她也拜访过我（她的电话紧跟在另外一个姑娘也就是我的网络爱人的电话后面，我觉得这是协商和预谋好了的，偏执狂的实况转播，而这两人彼此完全不相识），但并不是像玛格达那样完全恰到好处地对付得了我的独白。她大概觉得我阴森可怕，正如我如此毫无目的性地谈论的那样，她又想马上离开，说是现在急着要去人民舞台参加施林根西夫之夜，我们曾经很随意地计划过这个夜晚。在去人民舞台的路上，她向我证明我“和真相保持另外一种关系”，不言而喻的是，我对它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不是作为她认为的怪诞不经的倒卖关系，而是作为唯一正确、优秀以及确实是真实的关系，作为解开所有谜团的唯一钥匙。然后慢慢变为逐一拼读出真理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同意理论、关联理论、图像理论，“晨星就是昏星”，以便之后提出自己的一个不成熟的假设，它为我崭新的事实隐喻技巧提供了最初的推论。我觉得这位姑娘貌若天仙。

在人民舞台，我们从敞开着的边门走进观众大厅，我声称认识施林根西夫，就像我也会认识福柯一样，我想他还活着吧。我真可以和他们俩一直交流下去。我是根据文本的一致性说事，足够怪诞不经，但它看起来像是声称真正的友谊。难道我们大家不是真兄弟，在我们反抗无望和系统里的错误时，每个人在为自己，而且不是也在为其他人吗？演出秀已经开始，我越来越烦躁不安，已在积聚语词，前推后撞，那些冲动像小电击那样突然在我心中闪现——可我还没能用叫喊的方式打断她，她在又一次打量我之后说道：“我们还是走吧。”

于是，她又把我带走了。

去轻轨车站的路上阴雨绵绵，克莱门斯·席克[50]和我们不期而遇，他和我以前的室友拉斯是好朋友。好像我和他更亲近似的，我高兴地对他叫了一声“克莱门斯”。他站住不动，于是那情形立即僵化了。他惊讶地注视我，我只好默不作声而不是继续说话。他和那个姑娘现在不得不闲聊几句，其实他们谁也不想聊，他们的目光暴露了真相，因此我至今依然知道他俩完全意识到我的健康状况。我记得我当时错误估计的目光。或许拉斯跟他讲起过这事吗？但或许这也是太过明显了。

“那你们现在干什么？”他问道，很和蔼可亲，却又不知所措。

“我们回家去。”姑娘回答，脸上带着可疑的严肃神情。

然后三个人都点点头，彼此互祝晚安后各走各的路。

假如让我回想起那个场景，雨中在哈克施市场上的那幅画面，未来演员席克站在我们面前，在姑娘说话的时候我从一侧注视她，那么我终于又完全意识到了有人在疾病突发之下拥有的那种感觉。那种离奇古怪的心不在焉的感觉。精神病的距离，那种冲击，那种无法看透的、突然出现完全错乱的情况的新鲜事。我所处的现实的邻室，那间我不能走出来的后房——一切都是暂时在那里，可以回想起这种其实并不引起轰动的相遇。可那幅画面并不是像寻常记忆中的一个印象存留在记忆里，而是像一个场景，从受压抑的内部出发，我透过溅上了雨滴的挡风玻璃观察到。我站在那两个人旁边，说点什么，什么也不说，都无所谓。我也可以叫喊，距离想必是同样的距离。他们相顾无言。目前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的东西：一时冲动的不合时宜的问候，在同一瞬间对此产生的恐惧，然后，在接下来的瞬间是对那种刺激置之不理。这种黑格尔的运动三段式，一再出现：突破，惊恐，无视。然后是羞怯的沉默，同时是突破伪造的意志；然后又是正确解释两个人目光的无能，可我知道他们还是知道一些东西。一部分的神经意识到这种不一致，静静地颤抖着，但很遗憾的是，意识本身忽视了它们。一种紧张，一个如一部“黑色电影”里的场景，英俊而深沉的人们，以及那种完全不对劲的直觉。克莱门斯清晰而锐利的蓝色眼睛，他对此想不起来了；那个无名姑娘的美丽，她永远无法看出来；而我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出那种罕见的不诚实，我细听整个情况而得知的不诚实，却没有能够给这种倒卖和谎言的细节本身命名，没有预料到这种不诚实究竟来自哪里。

细节自然就是我。可我不知道这一点。头上有压力，电影里的雨点落下，光线模糊不清。这种过多，这种缺席，先是他的眼睛，然后才是我的眼睛。这种和我交往时充满的小心翼翼，它像漂白薄纱布那样将一切缠绕起来，一种行为举止，它在碰到类似情况时让我后来精神失常更厉害。被置换。那种退却，那种突进：这种分辨光线和捉摸不透的气息的尝试，这些雨中的光环。这些正如我在我的语言怪诞录中马上想到的“假光环”。那雨点，那眼睛。那徒劳。

然后就是平淡无奇地走下去。我把姑娘带到火车站，自己马上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听到那里震耳欲聋的音乐，看了旧书籍和新文章中的几个段落，睡着了，三小时后又惊醒过来，好出去继续折腾。

多年以后，那位姑娘在一次舞会上想要找我攀谈，问我是否还一直了解施林根西夫，或者现在，或者究竟如何，假如我之前没有搞错或者现在没有搞错，她的脸上就会掠过一丝嘲弄。在此期间我已经痊愈，然而，在那一刻，我已忘记或者抑制这件事，现在却又碰上了，回忆立马回来了，而我会缄默不言。她微微一笑，又跑去跳舞了，我意识到，我幻想中的任何一个夜晚、任何一个小时统统是无法被忘怀的，并且在某个地方已留下它们的印迹，永远。

28

于是，这事持续了两三个月。那些摆脱不了的思想很活跃。所谓的千禧年临近，又额外使我蠢蠢欲动。突然之间，我明白我周围那种迄今视为可笑的千禧年的歇斯底里，甚至也让自己感染上了，因为很明显，我真的就是其中的一员，即便根本不是这一可怕的恶作剧的始作俑者。一切似乎早就在路上了，我似乎早就在路上了。我陷入沉思之中，从何时开始那些人认识我、打量我，试图看出世界精神的事故具体发生在何时。我给自己购买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二年、一九七九年以及一九七七年的《编年史》，加上各种不同的菲舍尔版世界年鉴，然后研究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回忆流行歌曲中的歌词，对它们重新解释和歌唱。他们一直谈到我！建议、重新解释、命令和辱骂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我迷失在由歌词和新闻组成的一团乱线里，它始终不断地悄悄告诉我最为自相矛盾的信息。

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很快成了我摆脱不了的思想的组成部分。直至那时我一直是孩子，那个时候可能从孩子那里发现了一种人类无意识的实验。我从完全崭新的角度看待一九八二年的政府更迭。世界精神的探照灯果真击中了来自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区类似少数民族聚集区里一个微不足道的西里西亚人后裔，不过此人是在相当错乱的境况下长大的，而且这种保守的反作用似乎在基民盟方向上是完全不同于奇迹的东西。那些预言家和首席评论家显然担心，这个孩子，这个用星球大战做比喻而且恰恰也是拥有了真正“权力”的杂种，可以让这个刚刚才深入研究自己过错的德国承担起一个还不太说得出口的新过错。此外，我的热爱酗酒和喜欢暴力的继父叫赫尔穆特，在科尔出场时正如和施密特出场时一样，那些“赫尔穆特，赫尔穆特”的叫喊声，在这种已经幻想般的回顾时，在我看来不再只是政治的喧嚣，而是在受伤害的精神方向上扭曲的鼓励，是歇斯底里发作的群体合唱，令我产生反作用，让我气愤。我跟踪人口发展，研究收入情况和节假日没有规律的节奏。我经常带上《编年史》穿越该地区，在书海里漫游，用我自己的生卒年数据和它们进行比较，然后总是得出新的结果，它们似乎阐明得越来越精确。我母亲究竟何时被送进了变态心理专科医院？我在戈德斯贝格的临时入学究竟还要在何时开始？何时从亚琛逃离？警察何时过来？沾满血的网球拍的日子是在何时？我开始从历史事件中看出自己的生卒年数据，而不是相反。而且一切都没错，总是没错，因为我也喜欢重新忘记一切，以便之后重新接受这种解释过程。一旦我们的茅屋烧起来，整个世界将变成一片火海。一旦整个世界变成一片火海，我们的小茅屋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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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在由声音组成的框框里，我设想自己生命最初的样子，那是在我的记忆开始之前，有一股洪流冲入即将消解的小市民困扰之中。那记忆一头踏进接下来的陷阱里，它后来成了真正的陷阱，有着啪的一声的机械装置和哈喇味的乳酪，有着双层地板、陷坑、鼻出血痕迹以及“哈里波”橡皮糖的野鬼。而电视里的赫尔穆特·科尔迅速发胖了。

单一因果关系很愚蠢，原则性的反因果关系却也同样如此。当然童年时代也有原因，即便我感到很痛苦，要去严格区分地切除它们，而不是让它们马上僵化成后来片面的解释。

突发的疾病重新俘获了一个躲避者。童年的惶恐不安又回来了。十九岁时，为了最终建立自己的生活，我按照自己的原则和指示上了大学。离开，只是离开那个狭窄的地方，进入理智和文学的广阔世界，进入网上学习。

有次我们看七十年代的超八毫米电影，我和父母亲当时是在西班牙看的，我们在度假，我当时应该还不到三岁，因为后来他们离异了，母亲拉住我的手在外面转悠，不让我独自走路，尽管我显然希望自己一个人行走，母亲一再对我太过关怀备至和狂妄自大，其实是在滥用她的权力，犹如在玩弄某一件玩具，为此还自鸣得意地和摄像机卖弄风情——这种方式方法让我感到害怕。我的表兄弟们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圣诞看电影时，他们嚷道，大家可不要打搅我呀，“哎，”他们嚷道，仿佛他们还可以干预似的：“可不要打搅托马斯呀，我的老天！”我不明白这一点，注视着我那些沉默不言的阿姨，心里很不痛快。其时就是如此。

随着第一次离婚的噼啪声（在毫无节制的赌博、赌债、皮条客威胁、被打掉牙齿之后），放荡不羁的日子开始了，这使之后的十多年都无法让任何一种生活节奏成为可能。逃亡运动摆上议事日程。母亲十七岁时从波兰移居至陌生的语言又不通的德国，她的无望传染给了时而被歇斯底里地宠爱、时而遭到冷落的独生子身上，那个独生子就是我。为此她也在寻找一点点安定性，没头没脑地投入和酒鬼计算机科学工作者的第二次婚姻之中，他的这种暴力癖好早在婚礼前就呈现出发作的迹象。但渴望很盲目。流血的场面马上变得越来越频繁，离婚周期越来越迅速；我不得不越发频繁地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首先保护我的母亲，然后安慰她，最后从感情上和她结成伙伴关系，直至那头怪物还是重新被允许进入家庭细胞，以便在那里不久之后重新残酷地暴跳如雷。因此对幸福瞬间的信任基本上被摧毁了：那只野兽一再突然从被假定为“父亲”的谄媚者那里冲出来，母亲一再证明自己是受虐待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本人已经难以谈论所有的一切，总是继续退回自身。她不断地安慰自己，有一次却躺在地上被蹂躏长达好几分钟之久。而这一切是在反社会区里那个用煤取暖的近四十平方米空间里。

“我的童年具有‘血肿’这词的颜色。”在我躁狂阵发之前几个月，我借我的《星期六之夜》的一个角色说出了口。那是一个一事无成的音乐主持，名叫彭克，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地下室酒吧在各种音乐种类之间来回剪辑。我大致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联觉的效应位移中，可我也看到那个首次回首者的激情，对他而言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突然变得客观化了。这个“单词的颜色”：因为这个词常常指向大夫出具的疾病证明和鉴定意见，“血肿”的情况一直存在，可能是为了在临时的命令中和鉴于一次终于即将完成的离异，能够向这头和我母亲结成姻亲关系的猛兽证明它的过错。我起先不知道“血肿”是什么意思，但可以从相互关系中推断出，这种相互关系反正使全新视角看待发生的事情成为可能，一种第三方的客观目光，我完全不熟悉的大夫的目光，它却将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视为一种灾难性的生活，既冷静又明确，还充满着术语。除了漫画书，这是最先持续的阅读体验。

所有积极的东西都将在事后被毒杀。比如《海蒂》，《海蒂》和警察。在亚琛，五六年前，一天晚上，继父坐在我的房间里，和我一起看《海蒂》，和大家一样我也喜欢看这部连续剧。几周前，他们买了录像机，所有的影视剧你都可以反复地看（包括《海蒂》），我简直难以相信这一点。我觉得它就像真正的奇迹：幸福现在可以无限地被复制。由于平时在这段时间里——而且令我感到高兴和轻松的是——更确切地说是我被冷落了（我的生父竭力凭空使用一次诉讼，好从“那些关系”中救出我来，然后当预定目的没有达到时，他又重新消失不见，而我的母亲手拿那封信痛哭流涕地问道：“你不是要待在我这里吗？”），因此继父在那个夜晚向我表示的那种关照让我感到既突然又奇怪。我的母亲究竟在哪儿？没有回答。我们坐在漆黑一片的地方，一言不发地看着一集又一集，唯有电视机在装饰成日本味的《海蒂》色中花花绿绿地发光。他拥抱我，抚摸我。这种亲近新鲜却假意，然而我在享受这样的亲近。我不明白，他常常就是如此，就这样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或许还吃多了药丸，自己可能需要安慰，我还没有听说之前在一家地下酒吧举办的一次派对上有过另一种骚动，他怒火中烧，威胁过我的母亲和邻居，或许也揍过他们。那天晚上的观影会持续了很久，我闻到了他那微甜的带酒气的呼吸，我尚无法识别这样的味道。然后门铃响了，警察站在门口。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他们想带走他，邻居们站在他们后面，争执出现了，言词和动粗，我母亲在中间哭泣。这种背景音乐。我现在又单独看《海蒂》了，它现在看起来却迥然不同。

所以一切一直在反复。回首往事，任何关照失去了自身价值。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俩也从亚琛逃回波恩，先是在我外公家住了下来，后来住在那个年久失修的居室里，我们本来接下来要在那里生活很多年——荒唐可笑的是，我继父不久又搬进去住了，让我大吃一惊（“家里有惊喜，”母亲从我外公外婆家回来的路上说，又是圣诞节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高兴”）。于是逃避失去了它的价值和目的。似乎想要逃避任何一样东西，都简直毫无意义。它反正作为无法避免的事回来了，这家伙不可避免地又坐在家里，却不明就里，他很想马上重新突变成驴，可以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将烟蒂丢到地上，一根接一根地，好让我那哭着一根接一根捡起烟蒂的母亲受到屈辱——人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是。后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也不是他，而是我，每天不得不从地下室里拿上去两桶煤球，忍受那下面极大的恐惧——从不停播放的垃圾电视里的煤堆下面自自然然地露出陌生的碎尸，我每天早晨必须从报箱里偷拿的《快报》上报道的整个地下室全是谋杀者，而出自某个角落的楼梯栏杆的弧形末端，理所当然地就是一个横在拐角处窥视的老魔鬼的脑袋部分，他苍白的额头上耷拉着被汗水湿透的头发。一年后，直到看过斯蒂芬·金的《降E大调》才使我摆脱它。如果这是恐怖小说，它就获得解放了。

“我们当时病了。”母亲后来说。她可能指的是两个人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宁神定。这也是我童年时代一个无法理解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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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半人》音乐[51]！继续播放吧。我待在裹挟着我的波浪的峰顶上。被复制的千篇一律的好几百份传单，其中就有我在夏洛腾堡分发的包括威廉·布莱克[52]在内的诗歌和音乐杂志《施皮克斯》的访谈录，我将一份很奇怪由迪特里希·迪德里希森[53]本人所作的访谈复印件塞到正风风火火从我身边走过的他的手上，迪德里希森先是很感兴趣，然后一溜烟地走开了，因为他发觉这是个疯子；我继续到各区晃荡，参加各种派对，和陌生人攀谈，因为我自以为从网络上认识他们，并且即便在他们否定相识时还坚持说，他们恰恰是因为这种否定相识的方式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那里发生的其实就是稀里糊涂的张冠李戴的喜剧，只是那个笑话更多地遭到围剿了。

滚蛋吧！我用“艾迪”牌记号笔写下文字的那些纸装饰了住宅的过道，从而第一次引发警方出动，因为这些偏执狂的问候大概等同于他们感觉到了威胁。在一次和不知哪些文学家见面时，我向所有方向抛出未过滤过的笑话，然后一起到了巴黎酒吧，我在那里引得一个文化记者放声大笑，后来在出租车上和一位女版画家一起嚎啕痛哭。她偷偷塞给我这次行程中应得的份额，震惊地注视我之后才下车。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大学数据处理中心交流生，我曾匆匆浏览过她的电子邮件地址，我很快给她发了一封邮件，这封信本来是特意给其他人准备的，可她觉得这个行为滑稽得难以置信，而且我在外面抽烟时感觉到她的兴趣不仅仅是交换电话号码。不过我恰恰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相反，我漂移到了几近神圣的领域，开始形而上学地冲浪，在这个紧绷而残酷的夏季之谜中寻找下一个迹象。我逃离达勒姆，强行上了轻轨，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过车厢，说着杂乱无章的废话，然后继续分发我的传单，传单上是复印的《施皮克斯》访谈录、格言录以及诺瓦利斯的哲学论断。后来有一个家伙在一次漫游时打量我，他在一次酒会时将我称为“滑稽的怪人”，他对他的女友如是说：“瞧，拉哈，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滑稽的怪人。”我觉得这个很棒或者很坦率或者别的什么，我叫来安德里亚斯，说他务必认识那个称我为滑稽的怪人的人。两人相视无言，安德里亚斯然后转向我问道：“为什么？”我一言不发，他耸耸肩重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他说得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顺便问一下原因，可能很快把一个人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那个小组重新解散了。

海豚从我的嘴里跳出来，平淡的不成熟的想法重新愤怒地睡觉。我和玛格达参加了流行文化五重奏“皇家忧伤”的一个朗诵会，不过我身上带着阿多诺[54]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我的《星期六之夜》的书稿，也就是说特意做好了准备。我一边和玛格达坐在一张咖啡馆桌子旁，一边抽烟，将烟灰弹到阿多诺的书上，找了一个怪诞的理由，说我在这里马上会被烧焦。我常常将舞台前面那些流行文学家的陈述转换成那些必须隐藏在表面大话后面的信息。玛格达一筹莫展，沉默无语。人们茫然若失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朗诵会之后我突访那个同舟共济的作家小组，高声重复着亚历山大·冯·舍恩伯格的姓，因为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以如此惊人的方式说话的名字，我试探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他拥抱我，好在马上惊恐地重新后退，然后说道：“可你是一个混蛋。”我喜欢这一点，这是符合克拉赫特风格的，我高声嚷道愿意向他提供我的稿子，可是他不想要。但我喜欢这一点，于是我粗暴地哈哈大笑，将稿子扔到一张咖啡馆桌子上，扭头走了。

那些朋友们始终在，总是试图捉住我，抑制我，召回我。而当一个知己站在我旁边，它真的会带来一些什么。我的推论由于他们的需求而被加了弹簧，或者由于必须重复而失去了一部分的百无禁忌；他们变得更无聊了，不必使劲狂奔出来，至少不会在接下来的五分钟之内。此外，我被他们屏蔽了剩余的世界。我可以暂时摆脱我的包袱，而它不会马上酿成社会不幸。短时间没问题。

有一次我和卢卡斯坐在一个儿童游乐场上，我们的身后有一个派对，我曾在那个派对上破口大骂。卢卡斯将一瓶啤酒塞到我手里，引导我离开派对现场来到那个漆黑的游乐场，我们就坐在那里的两架秋千上喝酒，和电影《楚门的世界》里一模一样。他聪明而和善的眼睛被那副眼镜缩小了，那里的月光犹如被照亮的瞳孔的衬底。在下面加装钢弹簧的木马做立正状，在细听动静，沙子在鞋下嚓嚓作响。我突然开始口若悬河，并呼天抢地地叫喊：我总是受骗，一切全乱套得无以复加，我根本就不知道人应该如何活着。但更多的是绝望而不是从我嘴里说出的愤怒，而哽咽马上混入我的长篇独白之中。“如果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荒唐的欺骗，如果一个人始终只是被欺骗、被背叛和被出卖，那他如何还应该活着？”我嚎啕大哭。卢卡斯不知该说什么——要想反驳偏执狂为时已晚，当他默默地将手搭在我后背上以示安慰时，尽管他试图微笑，可他的眼里还是噙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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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复一夜、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去偷，去奔，去喊。外部形象可怕而古怪：一个能兴奋却也很内向的角色突然发作成愚不可及，滥用疯疯癫癫的假设，怪事迭起，往里面切断，再也不能触手可及，以至于无法从外部意识到离开。外面是精神狂欢节，历史的偏执狂和语义学的妄想则在里面肆虐，它们因为无法毁灭而变结实了。我确实是人类的试验品，那个被期待了很久的弥赛亚，可他也被证明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并由此消灭所有的宗教，也包括消灭所有的目的论。我们通过我的正常化踏入一个崭新的被理智主导的天堂，天堂使神话和启蒙和解，每日为天堂的机会和阐释而战，运用四面八方真正的武器和死者。其实是一个干巴巴的结尾：尼采并没能写死上帝，可我在我的无知中干脆把上帝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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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世界观在落到我身上的所有三次大躁狂症中或多或少保持一致地重新焕发生机，这里有必要对它简述一下。在我的小小说《恐龙在埃及》里，我从内心的角度描述过它，不过小说里带着加工的经过艺术虚构的躁狂症患者的急躁忙碌，包括他的举例嗜好和所有其他的不可理解。但这里涉及的是理解。

我猜想有一种隐蔽的世界史，一种自史前时代开始的秘密传说，一种真相，它是如此包罗万象和无法形容，竟无法向我透露，我不得不找上它，独自完成这种意识突变。恰恰在什么时候出事，谁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根据我的解释，和犹太人期待弥赛亚一模一样，数百年来，对救世主的期待形成了，而没有限定为一种宗教或者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圈。轻声低语地，而且以隐喻的方式被继续传播，一个人就要来了，而且大约在千禧年的时候。这种秘密转世论，我是如此设想这一点的，它自数百年以来贯穿着所有的文章、歌曲和图画。这是一种含义丰富的言说方式，恰如我不久前才在互联网上领教的那种方式。那恰恰就是言说的方式，因为它或多或少贯穿了所有的看法，从街头小卖部毫无恶意地购买香烟直至购买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而且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可以从我出生很久以前的那些时代的文章、电影、图画里发现对那种模糊而混乱的情结的提示。总是不断地希望出现救世主，但是这种轻声低语，这种“一个人就要来了”，这种母亲们或许早已在她们的孩子耳边唱起的声音，它比迄今为止的预言传向全世界要旷日持久得多。歇斯底里缓慢地生根，人们在一个疯狂的快动作里才可以认识到这种歇斯底里真正的尺度。这一过程如此缓慢，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是哪种歇斯底里在所有事物的核心里睡大觉。

围绕到达的赛跑开始了，希特勒自然是和斯大林相类似的人，希望给这种到达建立一个新世界，给这个新世界准备好了到达，以便在“千年帝国”的框架内排除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心里取消对救世主的任何期待。最后，同样地，希特勒想到了他就是我——在我的疯狂中我就是他。他因此将世界的焦点瞄准名叫德国的那个被知识分子掌控的狂热的村庄，这既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失败。因为他并不是消灭对救世主的期待，而只是继续激起这种期待。而且这种提前的疯狂有着另外一个结果：还在我远没有出生之前，人类所犯的最大罪行早以我的名义犯下了。

正如人们设想的那样，这样一个阴险的救世主的角色不是轻松的角色。突然之间，一切围绕一个人自己转动，而为了不是用刀剑迅速结束所有的一切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如此预感到，是什么将同时带来一个不可置信的黑暗世界，终结战和世界末日，罪恶和罪恶之地），人们完全献身于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庆祝这一时刻，让偏执狂看起来更少受制于痛苦的牵累。我盯着MTV看，剖析了闪烁着放射性光芒面孔的开场白，还充满同情地接受最枯燥无味的歌曲。尽管如此，我的味觉没有彻底消失：我还一直疯狂地受不了特定的作品，比如一首名叫《蓝色》的流行歌曲，里面谈到一个男人，他是个蓝色人，生活在一个蓝色世界里的蓝色房间里，唱着“我是蓝色的嗒吧滴嗒吧嗒”，对我的状况过于简单化了，这要归因于愚蠢的嘲弄和明显的捞钱。而在其他歌曲里，比如莫比[55]的《为何我的心感觉如此糟糕》，我发现了那种忧伤的激情，更确切地说它符合我走投无路的情况，感动得我流泪了。我拿出所有的旧CD，将它们塞进唱机里，重新细听了一遍。一切自有其延迟的意义。CD和书籍盖住了地板。电影和视频短片在电视里放映。一切播放得乱七八糟。我的房间破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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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进入千禧年会发生什么事呢？不错，单单从日期上看，这真的纯粹就是一个时间交替而已，它缓慢而又坚定地用耶稣类比法激励着我。“二〇〇〇，派对结束”，“哎哟，没有时间了”，王子如此领会这一点，而这种提前被出局的感觉确实在侵袭我。难道是任何一个理解世界事故并且在其疯狂之中领会它的人，必须如此得意忘形，而只有我是最后一个轮到吗？维尔纳·施瓦布因此酗酒而死吗？萨拉·凯恩因此在精神病院自杀了吗？莱纳德·戈茨，本来可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大夫，却因此切额自杀，一劳永逸了，而且可以像检查副刊那样永远不会再生气了吗？托马斯·品钦难道真的是以《V.》一书意指我的到来吗？尤其是，品钦，他用他的消失、用他引起幻觉的却又是如此明智的反乌托邦将事情处理得无懈可击。而且他很有可能在《葡萄园》里按响了乐观主义的乐音，就像两年前，图宾根大学的一个讲师眨眼示意向我证实的那样——很清楚，因为这个早就站在地平线那里很久（有多久？）的巨大怪物，简直仅仅被证实是微不足道的诗人学徒，而并非如感到害怕的那样，是昏头昏脑的独裁者或者狂妄自大的宗教创始人。就是说，人类不可能有那么坏。

“我们是诱鸟，宝贝！”[56]有人到处对我大声嚷道。一九八二年究竟为何有过那么多的灾难？我可是经得起所有的精神创伤，眼睫毛都没动一下！我一时心血来潮去了柏林文学研究会，在那里的一次朗诵会后，我和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57]交谈，试图从他那里打听到点什么，然后承认——这对我是多么困难——独自承担“美国精神病人”的负担。资本主义是有灵魂的，我打电话对文学研究会的会长说道，他赞同我的说法。

当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闯入那些商店和文化用品店，最终——我没有对此有一丁点儿的隐瞒——偷走了所有那些我一直以来早应该得到的CD和书籍，因为它们是故意为我准备好的，因为它们直截了当地指着我，而且自从我一九九六年去过奥斯丁以来，它们曾经还被我沾染和影响过。它们全都偷去了我的东西，不过是按照效忠宣誓的精神。当然不仅是不久前我的文章在互联网上被百万倍地复制和翻译，还有那些实验性的用英语写成的也因此真正具有潜力的让每一个世界公民理解的微型小说，它们是我在美国巴基斯坦裔作家佐勒菲卡尔·戈斯的创意写作课范围内创作的（并且它们已经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认识到我现在的“被抛状态”——这种先知身份！）——它们已经被复制和分发，经迅捷的数据高速公路回到德国，然后再从德国继续分散至全世界，以便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援引的秘密法则。我本人从他们那张并非偶尔如此起名的《4：99》专辑中最仔细地倾听“了不起的四人”流行组合，每一行都是影射，每一韵都是致意。特伦特·雷诺[58]摆脱了厌世的孤立，凭借《脆弱》专辑就已知道，我遭遇到了令人不快的事情，因为他为我体验过了所有的一切。我无法停止让他的音乐发出轰鸣地传入我的耳朵里，配以啤酒助兴，沉醉而迷失于将我包围在崭新的宇宙里。千禧年越是临近，我本人越是歇斯底里起来。

由于仓促的行动主义，我到波恩去，或许是为了在那儿找到答案。和可笑的施普雷河不同，莱茵河是一条真实的河流，它使我暂时平静下来。当我本想对母亲耍花招说，流行歌手帕特里克·林德特纳[59]在和他的养子一次脱口秀节目里，实际上是在说我时，母亲一半的神经崩溃了。我觉得电视里的人都变了：他们的眼睛几乎像吸毒或喝醉似的闪闪发光，不，他们真的全都处在某种吸毒中，或者他们暗自高兴，默默而轻轻地，为他们的预言现在最终变成了现实，一个新的天堂近在眼前。从他们热恋的眼里可以看得到这种神情。

完全就是爱，爱和性。我可以到处找到爱，只是恨作为掩护和平衡力量被派到爱的行列中，以便我不会在纯粹的爱面前窒息而死。我本人发生了一次倒转：我摧毁了我迄今为止爱过的东西。最亲近的东西成了最遥远的东西，而最遥远的东西成了最亲近的东西。就在亲密的朋友和伙伴看上去突然像卑鄙无耻的叛徒时，我着手实施的疏远投影出现了，它在折磨着我——喜欢以书籍、歌曲、电影、文章的形式。所有之前活着和爱着的一切都是错的，那个摆脱不了的思想如是说，而唯有在从远处惊奇地注视我而我又惊奇地回视它的陌生中可以猜想一种无辜的形象。

那么性呢？我一直更多地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偶像。当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对着我苦思冥想，还一直对我苦思冥想时，那么我恐怕也就必须在陌生的恋爱关系和性冒险中扮演一个角色。我把施虐与受虐的做法突然和我联系起来；爱情中最变态的游戏方式在严重曲解（我处在其中心位置）的范围内只是各种形式的尝试，以和这种不正常的同性恋、这种千百种身体的响应融洽相处。而只要有谁从色情的东西里悲叹地听出他的名字，他当然确信可以拥有世上所有的女人，只要他愿意的话。可我不可以这样；这时候我是类似的圣者。后来，它看起来不一样了。

而艾滋病是杜撰出来的，完全可以肯定，根本没有这种疾病。它是一种保护世界不受某种效应损害的媒体艺术。可是不受哪种效应？另外将导致什么？那些所谓的艾滋病死者现在在千禧年之交最终重新露面了吗？

圣诞前夕，卢卡斯首先把我电脑上的调制解调器拆掉了，让我无法在网络上瞎扯淡了，除此以外还说服我重新到精神病院去。没过多久，我重新溜了——这一模式将反复多年。钟表越来越快地发出滴答声，除夕即将来临。我坐在网吧里，往网络里写新东西，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好去检查那些效应和反应的间隔和强度该如何区别。我几乎无法再阅读那些正常的信息，而如果可以，它们立即引发错误解释和挑战行为。一切只不过是胡说八道，一种狂妄自大的表演艺术，一个完全虚化的而且仅仅充斥着我、也就是充斥着虚无的媒体闹剧。因为那些人真的了解我什么呢？我试图对这一切置之不理，正如我之前的数十年同样也对它置之不理一样。可是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34

除夕夜，我们一起庆祝。我们围坐在一起，我说得很少，绝大多数的话也没听懂。脑子里的压力无法估量。有人想到给住在下面一层的本·贝克[60]按铃叫他出来，我们就这么做了。他老是待在门框里，五大三粗的，酷酷地而又疲惫地，嘴里在咕哝着什么。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只是我在去参加在“世上最安静的俱乐部”举办的派对的路上丢失在不知哪个地方了，这个情况我还知道，阿洛夏从俱乐部那里挂了我的电话，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那些烟霭联合起来成为柏林市中区一堵唯一的闻起来有煳味的雾墙，我就在市中区漫无目的地瞎跑，眼前一片黑白色。当获悉叶利钦辞职时，我就想：现在，就在我所在的地方，他辞职了，因为他知道，美国最终赢了。他该狂饮伏特加了吧。我也会这么去做。

35

在我的案例中有一个几乎悲剧性的疾病红利，因此似乎突然之间可以解释清楚下面那么多的情况：人们的顽固不化，两方面的顾虑，模糊不清，侮辱。我和其他人的关系之前被卡住得如此厉害，我基本的身心状况如此孤独，以至于有了那些新的有疾患的框架数据，终于可以明白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谁或许还能够和我有着正常的关系！而童年时代所有的残酷无情，那些仓皇的搬家，那种沉默——现在明白了，为何一切发展得如此错综复杂和惨不忍睹：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故！这种解释然后在非精神病时期当然又略去了，而一切一如从前是如此的迷惘和孤独，不，还要更迷惘，还要更孤独。此刻，在这个完全不幸的情结之外，还有一种具体的精神疾病。

36

一月底，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崩溃。我其时搬到了普伦茨劳贝格（我是如何搬家的，或许罗本和维恩特耶斯汽车出租公司知道吧），住在虽小却舒适的一居室公寓里，我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平静。那种习惯的思想重新开始，而且和它一起的还有这种认识，即最近几个月所有我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不仅是错误的，不：完全错乱了。这种认识相继而来。我才注意到，我对世界的某些诋毁简直不可能是对的，整个狂妄自大的反历史，我在自己周围编造的历史在不太忙碌的情况下无法经受一次考验。它只消两三天时间，偏执狂就像冰冷而潮湿的泡沫消散了。我变得越来越清醒。神经元过热中止了，然后突变成它的反面。脑袋里原先过多的信使很少露面然后僵化了。大脑往下走，灵魂暗淡无光，突然被包罗万象的悲伤瓦解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难道是第一次被迫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吗？——可是什么叫“被迫面对”？他真的不是孤立地站在一个人面前，而是彻彻底底逮住了整个人——人们难道也是第一次遭受这样一种情况吗？人们不知所措，根本无法对付它。这种情况完全陌生，这是一件残酷的新鲜事，而病人仍然没有对他亲历的事情做出任何分类。这是什么？这是抑郁症吗？为何如此强烈，为何如此可怕和痛苦？他越是清醒，病人看到的世界就越是黑暗，而重新获得的意识又随回忆一起给他灌输一种难以言状的羞耻，这种羞耻时时刻刻使他越来越沉沦下去。

37

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过一种比躁郁症的生活更被羞耻占据的生活。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人过着三种互相排除、厮杀和感到羞耻的生活：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躁狂症患者的生活，以及在此期间的痊愈者的生活。后者无法理解的是他的前任们的所为、所弃以及所想。这个在此期间的痊愈者（在此期间，因为这种障碍是一种终身疾病，涉及者只能期待这种疾病尽可能少地爆发）穿着褴褛地在这一地区漫游，只能对他面临的这场战役感到惊异。他无法改变它，尽管在那里大发脾气的躁狂症患者和在那里久病不愈的抑郁症患者是他这个自我的两个版本，他现在对他们完全陌生，他只是通过记忆但几乎无法通过认同将他们和他现在的自我（可他究竟是谁？）联系在一起。不，他无法摆脱这只手。他就是这个人。他是所有的行为、灾难和笑话，他是过度和误判，是强迫症和零利率，是命令离开和自杀企图，是尴尬、愤怒和虚脱。他是无赖，然后是尸体。而此刻，双相障碍患者干脆是被异化的人。

躁狂症患者因此必然是最纯粹的喜欢吵闹的人，而羞耻尤其要归因于他疯疯癫癫的行为。好一个混蛋！好一个疯子。他在城里飞奔，寻找下一个弱智，还要一个充斥呼喊声的尴尬登场，还要一面破裂的外镜，持续不断地处在纷乱的语言中，这所指的就是他，持续不断地被和我发生关系和不和我发生关系的事物谈起和诋毁。由于满载着神经元之火和每一个世界的错误解释，他参与到了性爱玩具、电影情节和历史战役之中。躁狂症患者，尤其是带有精神分裂症的痕迹，在和这种妄想系统的斗争中窒息而亡，这种系统开始于缺乏情感，这是一个错误的参考，它让两个虚假的结论、三个错误的猜测以及一个可以在五分钟以内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的原动力瞄准自己。然后他离开了，在我的病例中是好几个月，然后在由时间和妄想组成的杂乱无章中瓦解了。到最后，名声和生活统统灰飞烟灭。

然而，抑郁症患者则不同。他处在碎片堆里，不敢移动身体一步。他也根本不敢再移动身体。在所有功能被关闭之后，每一天就是一种虚无，苟且偷生的日子简化到仅仅和自杀抗争，而自杀也不是那么廉价，因为即便对于死亡，抑郁症患者也太麻木了。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巨大的威力行为，每一个陌生的目光都是一种屈辱。回想妄想症，就会折磨到我。而且这里也没有了现实主义。妄想只有转向其反面。黑色是如此黑色，正如它绝不可能是这样的黑色。可这也已经消逝，为此需要和躁狂症一样双倍的时间。

这个在此期间的痊愈者现在处在所有被撞翻的椅子中间。他一点儿也不敢相信自己，徜徉在山脊上，只希望看在老天的分上那些药物还能起到作用。痊愈者心中有一个人，我写过这件事，他不可能信赖这个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这一大批人来自不可靠的人和永远的逃兵。如果他完全坦诚地看自己的表情，不加任何抑制和伪装地，看那面未清洁过的脏不拉几的镜子，那么正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他的人生是虚度了、失败了，再也找不到了。而另外一种人生还远没有出现。

一旦得了躁郁症，你的生活不再具有连续性。回过头来看，之前被视为或多或少没有例外的故事而叙述的东西，分裂成了毫无关联的表面和碎片。疾病击毁了你的过去，而且还以更强大的尺度威胁你的未来。随着每一次躁狂插曲，正如你熟悉的那样，你的生活将继续遭受阻碍。你和你自以为熟识的人不再具有坚实的基础。你不再可能相信自己。

而且你不再知道你是谁。你感觉你的行为很陌生，尽管你可能会想到它们。平时或许匆匆想到的主意（以便马上重新被摒弃），将在躁狂症的短路时变成行动。每个人恐怕都会跌入深渊，他偶尔允许在那里抬头望上一眼；可躁狂症是在深渊里经历一次完整的旅行，而你多年来对自己了解的东西，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失效。然后你不会在零度时开始，不，你跌入冰点最下面，没有任何东西以信赖的方式和你联系在一起。

谁究竟还有动力从中制造出新生事物来？

38

我坐在那里，成了一个物体。我不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毫无生命的物体、东西、对象：没有灵魂，死亡。我周围的人——尽管我知道得更清楚——同样仅仅是毫无生命的物体。他们的语言，如果还有语言的话，几乎无法和我联系上。我知道，这不是这样的，可我无法对它有另外的感觉。我是由木头、钢铁、塑料做成的，我的血管是电缆。除了悲伤我感觉不到其他东西。我所处的宇宙是微小的，冷漠得纹丝不动。通风设备像在大卫·林奇[61]的电影里嗡嗡作响，一种毫无感觉的空洞的背景轰鸣声。我上厕所，打开通风，但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我一直听着通风，它像是被迫的嘲弄反射，这种反射是没有物体的。以前我听不到它的声音。以前它在另外一面。现在我在它那里。

我二十四岁，可时间无可挽救了，而且我在它里面。时间要么不在，它是一个令人惊恐的真空，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要么它是一种易碎材料，围住我然后再慢慢地麻醉我。居所敌对而静寂。我不想住在里面。我是怎么过来的？居所是一个敌对的安全之所，我作为无骨寄生虫几乎无法离开它，因为之后我必须到使我目眩的太阳下去，来到人们中间，他们——如果他视他们为活物的话——生活在另外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在玻璃后面，看来是在其他维度里，有着完全陌生的方式和结构。我从远方认识它的本来面目，它何以成为这样的面目。如今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物。

我羞得无地自容。我若是容忍这一点，那我将完全沉沦于这种羞耻。而我必须容忍这一点，因为我无法反对。我每时每刻消失在这种耻辱之中。那些瞬间蔓延开来，病态而奇怪的想法、错误的念头、错误的系统。特别是一再出现的充满着不正常现象和滑稽可笑的时刻、情况和行动。我就是这一切吗？复发，闭眼，羞耻的波涛。我根本无法对此持不赞成态度，无法将自己的行为称为“古怪”或者“荒谬”，我无法对它做出客观评价或者使它回避我，我是如此虚弱不堪。我必须马上赶走它才能起床，然后朝已然空空如也的冰箱望去。冰箱里面有一盏灯光，在厕所里通风装置了无生气的运转中变得亲近了。这一切真的、真的死了。

我坐在那里。我是虚无。某个东西坐在那里，然后又不见了。

39

春天来了，“大哥秀”的第一个接力早就开始。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这只是几周前的事，正如我将电视杂志上那些尖锐刺耳的“大哥秀”预告视为人身侮辱，视为恩德摩尔电视台对我讥讽地插科打诨。此刻“大哥秀”正在播出，简直是媒体到处展示忧郁的范例，最单薄的情节，也是最单薄的窥阴癖。然而，这种大杂烩不温不火，我可以时不时地看看它，马上忘记我是何人，我怎么了。小说和电影我因为病得太凶已经没法看了。然后只要可以，我就睡下，我讨厌早晨照到我脸上的太阳，因为我既做不到装上窗帘，也做不到把床从窗口移出。永远睡觉，很抱歉，只是别做梦。没有一分一秒还有任何意义，甚至在幻想中也没有。

我去了波恩，在那里待了几天。康拉德和马尔特觉得“大哥秀”超棒，很有嘲讽感，于是想到科隆去，以便一起庆祝茨拉特科退出“大哥秀”。我干脆跟着去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整个旅途中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钦佩康拉德和马尔特的正常状态，他们的笑话、挖苦，我确实熟悉这种有点不诚实的看法：人们嘲讽地做了一些毫无水准的事，而从它的深层次看简直超棒。但我觉得它不再容易接近。我被动地跟过去，站在人群之中的暗处，我们奔向某一个地方，什么也看不见，又回来了。其他人有一个好时代，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喉咙不再哽住，那是一种梗阻。

母亲为我做饭，即便几度抑郁症发作，却依然拥有爱心和耐心。可是无济于事。

我偷走了母亲各种各样的心理药物，出于不理智的原因她并没有服用它们。它们集中在一个小瓶子里，里面药物很多，尤其是氯羟去甲安定。我没有告诉她，干脆想道，这就够了。

40

我坐在回柏林的列车上，我知道，当母亲从外面向我挥手告别时，很可惜我是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我们俩都在哭，只是互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的脸在痛苦中变形。眼泪流下来，又偷偷地擦去。为什么还要藏藏掖掖呢，我在想，为什么只是如此不引人注目呢？当列车启动，就像在电影里那样——可那不是电影，那一向是最伤心的现实，沉默的呼喊出现在我们之间。我别无他法，只能想象自己死了。这真的是最后的告别，我没有做出这一决定，某种其他东西为我做出了决定：这种生活不再具有生活价值。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估计她知道，她对它加以排斥。我很遗憾，我更多地为她哭泣而不是为我，我觉得这一点既错误又狂妄。可为何还要剖析痛苦呢，它本来就无处不在。

回到柏林，我觉得寓所里重新宁静而单调。时间是一种折磨。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和任何东西相处，包括歌曲、书籍和电影。我和人们之间一向很棘手的关系完全被截断了。朋友们还说，当我想要请求原谅的时候，我不必请求原谅。他们表示理解，并且很高兴那个幽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我来说，他才真正出发。他们对付得了这件事，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日子缓慢而令人难熬地过去。抑郁症不是我想象的毫无感觉，而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屈辱，一种强烈而持久的痛苦，一种毫无缘由和悲伤。我闭上眼睛，然后想：这不可以是真的。我睁开眼睛，一切没有任何两样。我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然后我躺下睡觉，可是睡不着。然后我还是去睡，醒来时在呻吟。

我把药丸搁到厨房柜子里的盘子旁边。厨柜看起来秩序井然，像是有谁住在这里，是一个爱干净的女大学生吗？为什么寓所里那么整洁崭新，却又那么狭小？旧的厨房桌子就摆在那里。我从来不坐在那里。我坐在那里做试验。什么也没有。我坐在电脑前。什么也没有。我躺着，我站着，我出去。那些评论中的想法恰恰满足于这一点：我躺着，我站着，我出去。就连那些究竟想去哪儿的问题，也不再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干脆不再存在。

还有一天。还有一天。没有好转。

还有一天。我撑不下去了。

还有一周。还有一天。

一切过去了。

41

当卢卡斯打开门，看到我毫无知觉地躺在沙发上，我还记得他那张可怕的脸。是他叫醒我的吗？我能想起他那副眼镜后面那双张大的眼睛，那里面流露出恐惧。他试图找到我，当他不能如愿时，他就想到了最为可怕的事。我服用了药丸，面包状的大船和蓝色的小帽子。我服下了所有的药丸，大约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后躺下休息。卢卡斯按铃，敲门，然后连续捶门。然后他就到了我的居所。难道他有钥匙吗？也许吧。他这段时间对我负起了责任，可能为我担保。有一个人一直在为我担保，这么投入，而友谊大多过不了关，而是被这种需要精力的行动消耗掉了。

我们出发了。我脑海里清清楚楚地觉得自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脑子很少如此清清楚楚。可几周后，卢卡斯指着封闭病区一个完全不服用镇静剂、流着口水、颤颤巍巍的傻子，说：“你差不多就像这个样子。是的，这就够了，就是那幅画面。”

现在我不再自愿到医院去。不过意志反正也已经没有了。

42

就像数月前一样，他们把我安置在一个同样漆黑的石器时代早期的建筑里，只是那些看法现在彻底改变了。在我飞快的行驶中，一个伪幽默的狂欢节般的中转站变成了一座阴郁的装上栅栏窗户的平房监狱，在那里时间似乎和那些居住者一样被俘虏了。可我并不反对这座监狱，因为，正如已讲过的那样，我成了一个毫无意志的人。我请人和我一起做要做的事、被要求做的事，填好了比如后天使用的黄色饭菜票，有时感到惊奇的是，我似乎在两天后还能活着，我同样感到惊奇的是，打过叉的东西在两天后真的摆在了桌子上。未来因此是可以打叉的。

回忆是乳白色的直至不存在。我熟识的旧病友都已经不在了，没有奥拉夫·格迈勒，没有总经理先生，所有的人都以新面孔代替。酒鬼们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玩斯卡特牌，虽然不懂这种牌戏，但我还是坐在那里。人们每天早上到咖啡捐赠者那里就像到一只饲料槽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几个月前我还批评过一个有自杀意向的服兵役者，说自杀可是一件卑鄙可耻的事，可现在我却和他一模一样，沉默寡言，再也微笑不起来，埋葬在我心里，冷酷无情到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记得玛格达在我身旁哭时我是如何安慰她的，我如何笨拙地拥抱她。我原本是因为她才哭，悄无声息的，因为又有一些东西出现在我们之间，她这边愈来愈多的兴趣，我这边躁狂的爆发，然后她理所当然地觉得这太过分了，当我醒来时，她就处在一种新的关系中。此刻她在我旁边哭，而我在她无助之下拥抱她，她可是因为我的无助才哭。或许我在这一刻感觉自己又像个人样了。

此外，早就期待中的冷酷无情现在来了。除了夜间时刻之外，我的内心愣住了，我几乎想说：终于。而在夜间时刻，我坐在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拼命地暗自哭泣，害得一位护士走到我跟前，试图让我提起精神。不幸已经在我心里太过漫长，那是一种状态，已经变得坚硬，不再引起强烈的痛苦。抗抑郁药和各种预防药为此发挥了作用。悲伤在那里，但被冻结在震惊里，然后被深度冷冻麻醉。日子取决于外部影响，它们的结构，治疗时间，就餐和就寝时间。人们至少稍稍引发我思考，即便我无法严肃对待任何事情，不能手工制作，不能画画。可是，我画了我在青年时代画过的那些脸，布满皱纹的失望的漫画嘴脸，那些个性鲜明的有裂缝的脑袋，它们在同行画家中引起了轰动，像以往一样，也正如在外面一样。我以前可以将它们视为某一种世界观中的阿拉伯风格，它们后来应该组合成一部在年轻人的狂妄自大之下公布的作品，现在只是些病态而可笑的图画，它们看起来仿佛我要讽刺地模仿我陈旧的能力。我室友的情况也相类似，他画了一幅幼稚而可疑的脑袋水彩画，这个脑袋应该有些毛骨悚然的东西，但即便这一点也弄糟了。

“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我就是那个人。”

“为何你是那个人？”

“嗯，一头怪物。我是一头怪物。”

我从没有获知他做过什么。因此，他的样子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戴着一副防弹玻璃眼镜，长着一只喜欢喝酒的长鼻子——遗传自每天看望他的老母亲，还有一只伤心地喃喃自语的刚毛犬：更确切地说是什么也没有。他只是自己成了一头怪物，或许，仅仅对他而言，这要比犯下的一桩罪行更糟。

异常是正常，疲惫的目光因为全部的疯狂而感到越来越疲惫。我叫人和我一起做任何事。我是一个如此没有意志的人，我甚至不反对把我介绍给医科大学生。也就是说，在我内心深处肯定有反对的某些东西，可我不能把这种不满带到身边和带走，不能使它具有现实意义，更别提把它说出来了。我干脆跟着去了。如果我已经毫无用处的话，我在好好地想，为何就不能用作科学接班人的匿名病例呢。于是我就被带到了一间装有护墙板的教室，作为“在躁郁病象内加分裂情感性要素的一种重性抑郁症的典型病例”被展示。我朝大学生的一张张脸望去，他们本人似乎也不知所措。数月前我还和你们一起庆祝过和讨论过，我想，而现在我却站在了另外一边——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也觉得在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一种礼貌，一种谨慎。该死的，我才二十四岁，而且他们那些人或许平均比我年轻两岁。可我还要大那么多，还要更艰难，同时越来越无影无踪，在和这个世界相反的九泉，存在转眼之间毁灭了。

那位女讲师，同时也是封闭病房里的女大夫，说了几句承认我的话。她在我出场前后所说的话，我倒是可以大致想象一番：简明的既往病史，生平，精神病诊断，以及——请您注意那张一动不动的脸——自由散漫的体态，耷拉着的肩膀，显而易见的漠不关心。数周前，这个人还像一个神秘使者那样在走廊里来回飞奔，她一定说起过，我本人亲历过这一幕。可现在，你瞧——好极了。

我稍稍感到羞愧，然后可以再离开，按字面意义被带到前面，却也没有哪怕只是展示某一种姿势。那个没问题，那个很可怕：这个无所谓。到大楼里去，回到果子酱、药物和香烟那里。

一天天由乳白色玻璃组成，一周周仿佛迷宫。人们无精打采地和其他人一起这儿走走那儿逛逛，撕下无聊的治疗时间，等着吃饭，用抽烟消磨时光。这属于全部痛苦的一部分，这是新的。自己完全不熟悉，这是新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之大吉，被免除所有的功能，看到被解除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官职，如此毫无意志地被着陆在某处。谁都不是一家之主，或者不曾是。面对自己存在的无知是普遍的。我被疯狂击中，我的生活震住了，被这种毁灭的力量所破坏。我还不知道自己还远没有抵达最后一级台阶，无法预料未来十年里疾病多么灾难性地肆虐、怒吼和劫掠，也包括纯粹从物质上。但第一个损失已经发生，“第一次伤害最深”[62]。最大的震惊在于：失去了自我。从理论上是一种创造，但从实践上却是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中央功能，这样的我没有了，被毁灭了，被归零了。因为我不再是个人，我也看不到时间，也看不到我前面的未来，也看不到从这场战役里重新爬出来的机会。

43

大家不能把使我活下来的东西称为耐心，还不如说是一种野蛮的坚持，一个忍耐的阶段，唯有黑乎乎的天在霓虹灯下：呼吸功能在继续简单地发挥作用。对死亡痛苦的恐惧允许缓期执行。第一千支香烟可帮忙摆脱未来五分钟的深渊。而将来某一天，那种目光重新开始激动起来，接纳某种东西，和内心的虚无分裂出来。一个病友任何的离经叛道都是值得欢迎的消遣，古怪可笑的东西将重新被视为古怪可笑。这种威胁是可以感觉到的。谁也不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因为谁知道突然和病友交心的是什么，是哪个躁狂的魔鬼，是哪种反常的情绪。大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多东西都是谎言。受保护的空间就是一个火药桶。另一方面，这也大多无所谓。人们以某种方式死在那些建筑物里，死在走廊里，和外面的生活、氧气隔绝了，隐藏在嚓嚓作响的瓶子或木材后面，真的毫无生命，不再呼吸，死了。可是几周过后，心脏怯生生地重新跳动起来。

可能一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是那么糟糕——一个人在精神病院，将来有一天在研究如何重新出去。他将第一步瞄准他真正与大夫和护士一起分享的这一目标，外出就表明了这第一步。我允许拿来自己的香烟——这是沿着自决的方向取得的巨大进步。夏里特校园犹如我进入了一场刺眼的灯光秀，对我周围发生的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和那么丰富的意义感到震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儿，他必须做些什么，他到哪儿去。我本人就处在没有任何这类计划的震惊中，对这一步要去哪儿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在第四、第五次外出时我去了校园里的那家小书店，买了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罗伯特·格哈德的书，后来我伤心地看了这本书。尽管我还一直理解这种幽默，但我无法分享。哪怕仅仅会心一笑也无法做到。这种无能使我更加忧伤。（后来母亲在波恩给我买了一本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的书，《黄色铅笔》，报告文学。我可以为自己寻找一些，然后带着伤感的目光选择了这本容易理解的书。还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她问我是否会喜欢这本书，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又是那个谁都不知道他的兴趣所在的小男孩，可他被人友好地从外部和上部观察得到。这本书后来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根本没有任何事，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问题。）

最初几次外出，漫不经心地摸索着行走，然后，几周之后，在家里过上一夜。我可以放松呼吸好几个小时。怀有敌意的居所突然成了逃离封闭病房恐怖的掩护场所。这是精神病院的变态效应：人们在那里处在如此紧张的氛围和抨击之下，也被无聊折磨着，以至于像僵尸那样跌跌撞撞闯入其间的那些非人场所重新变得更加可以忍受了。因为那里面有几号人要比外面更可怕。我开始重新在网络上看书，然后看了旧书的前几行字。有些句子非常遥远地勾起了我内心的波澜，我也享受着书桌台灯温暖的灯光，这样的灯光使我的房间沐浴在柔和的远离医院的曙色之中。我也重新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到酒吧或者上影院，比如看《傀儡人生》，我和一名实习女医生对这部电影做过简短交流，至少可以告诉她，我喜欢这部电影。这已经够可以的了。我的健康状况好转了，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医生们认识到病人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可是，就在我观看《傀儡人生》电影时，消防人员撬开了我家的窗户。我忘记了和玛格达的约会，她因此陷入了恐慌之中。或许我已经死在家里了？一名消防员的一句话值得流传，他发现家里空无一人，然后仔细听完玛格达的自我辩解时，大概只是表示拒绝，说道：“我们这里毕竟不是在制作连环画。”这句话根本就没有那么有趣，可当我听到这句话时，那么长时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禁不住地发出傻笑。尽管如此，好几周过去，我才有体力扫除地上剩下的玻璃碴儿。

44

“我看过你母亲的文件。这可是相当有希望的。”

我母亲的文件。她给医院传真了大量代表学术水平的各类大学证书，来自图宾根和奥斯丁的大肆吹捧。这一定会保持一种连续性：我母亲在危急时期的传真，完全异乎寻常，加上了她本人的强调和评论。不过来自远方的答辩看来在这位将头发严格编成辫子的美女大夫那里起到了作用。

“我们已经让你康复了。”她干巴巴地说。

我什么都不说，想道：不。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让你康复了。”她没等到我回答便回答说。

后来我到一个心理学家那里，他将借助于一台石器时代的电脑测试我在逻辑思考上的反应时间和能力。完成了一开始的任务之后，他微微一笑道：“这里或许只能确定，人们超出平均水平多少。”

这样的事情还一直迎合我那永不熄灭的虚荣心，可我此刻也在想：不。这不是事关什么超出平均水平。或多或少的陈词滥调：这事关赤裸裸地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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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是那么糟糕：他在研究如何出去。而且这甚或恰好当一个人还在决定自尽的时候。因此我开始向大夫们撒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以为在向他们撒谎。他们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可是我要借机表现出的好心情，证明和断言他们积极的诊断：我的健康状况真的好多了。我不用撒谎却撒谎了。

这所有的一切为何发生，这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每一天依然是一种负担，我只是想着离开这里，离开，以便能够终于退回到合适的时刻，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不由外部环境决定，不是匆匆忙忙地被挤压在两个约定之间，不是在电车行驶过程中的出口，不是在门和铰链和所有椅子的中间。不过这样的想法几乎已经很帮忙了。谁不再准备以自尽了之，他就处在治疗过程中。但与此同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也是一段最危险的时间：第一个意志力突然出现，那个自我在摸索之中重新被找到了，灵与肉慢慢地得到加强，却真的没有摆脱抑郁。许多人使用这个重新强大的窗户，以便最终实施确定了很久的决定。以前他们太虚弱和麻木，完全无法做什么事。现在，为了最终彻底消失，他们聚集起所有萌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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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允许我离开的几天时间里，那时间处在封闭病房和日间监护医院之间，那位机灵的戴着“雷朋”眼镜的大夫没收了我的一份“君子协定”。那份协定简明扼要地写着：我不会自寻短见。他为此给我临时提供了定量药物。坐轻轨逃避一切孤独：敌意的太阳透过被乱涂过的窗户在挖苦我。外面是柏林的乐高乐园。家里万籁俱寂。阅读，然后又是阅读。沸腾的悲伤，还一直在。日子过去了，没有留下痕迹。日间监护医院里的乒乓。一开始和痊愈者的几次对话。电车来去监护医院，沉默，迟钝，无望。没有意志，只是坚持义务，也始终出于某些原因。那种有朝一日把它们写下来的想法。第一次参加洪堡大学政治哲学讨论课，几乎没有理解能力，还一直充满抑郁，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或者想法进行接触，远离我真正的语言哲学和意识哲学的学习主题——可是人到了，以某种方式。太阳重现，这个幸灾乐祸的王八蛋。人们像昆虫一样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在前往蜂箱、蚁堆、蛆窝的路途中。我本人在它们中间是没有方向的虚无。重要性，乘火车。毫无意义的互联网。我面对互联网无从下手。我只是在电脑上玩单人棋游戏，有数日之久。然后想到做个书商。一个小时处在亢奋状态，以及母亲很高兴听到我有了起色后的快乐。和学习基金会的学业顾问会面，他提到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使用的“软技巧”，以及承诺继续提供支持。那种惊奇，还有在官僚机构中的理解和帮助。然后又是脸上的冷酷表情。数个月。“倒塌的新建筑物”乐队的歌曲：《一切》。酷玩乐队的歌曲：《不会失去所有》。我的CD播放机的“重复”键功能。第一次心情轻松的秋季。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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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高度抑郁症阶段渐渐消退，日子又变得越来越有轮廓，感觉和想法也一样。厕所通风装置的噪声不那么严重了。我真的慢慢健康了，而夜生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我从监护医院出院了。起先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去读书吗？荒唐透顶。那怎么办？我度日如年，沿着魏斯居住区转了几圈，它现在是我的家乡，我去了凯泽斯超市，像是受遥控似的购买了一些东西，又回到了我的居所。我相识的一个女人寄给我的那部剧本让我感到很高兴。那么说，一个人是可以做成那些事的吗？朋友们随时待命，关心我，干脆现在把我当作没有性格的废物带走。我慢慢重新去听音乐会了，敢到俱乐部去了。克努特是我的伙伴，我是他的仆人，而我越来越坚决地占有我出过事的那个空间。到了白天，我又去读大学了，真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不能马上完成学业，那可真是笑话了。这事接着就发生了。

就在那个时候，阿洛夏也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和他匆匆相识在我们合租公寓的一次派对上（由于室友的毫无节制，他们当时一开始在我和卢卡斯之间挑拨离间）。他就站在墙边，用他那种鸟儿一样的审视眼神朝我点点头，是克努特带他过来的，他们相识于科隆。后来我们对布鲁姆菲尔德乐队有了共同的爱好，其他人已经无法脱身，阿洛夏抛出一句“我就是这个德性”，我很清楚人从哪里来。

我记得听过一次音乐会，当时被抑郁症搞得还稍稍有点头晕目眩，在外面喝了两杯啤酒后，我在夜色中对阿洛夏和他女友比安卡说：“我受够了！我要买一把吉他，我要拿来一把该死的电吉他，把我的暗礁敲进音乐中！这里必须发生点儿事！我要一把吉他！”

“我倒是还从未从你这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再说吧！”阿洛夏调皮地打圆场。于是我哈哈大笑。我又一次哈哈大笑，而且我知道我在哈哈大笑。这对我很有好处。

夜晚减轻了病痛，到了白天，习以为常的工作重新开始。到了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药物，寄希望于啤酒、书籍和音乐的疗效。我感觉自己又回来了。我慢慢重新有了状态。抑郁症的最后影子在精神恍惚中悄然消失。比安卡将阿洛夏、克努特和我称为“这三个用滑膛枪装备的步兵”，一支夜间步兵部队。我们立即给自己取暖，在舞蹈中庆祝这个时刻，就是在一起很愉快。在经历第一次精神忧郁之后，一种兄弟情谊越来越深地将我和阿洛夏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无拘无束的时刻之后总是一再去打猎以抗争这种精神忧郁，在某种稍纵即逝的幸福之后，无论是在艺术上，在影院里，在谈话时，还是在音乐上。

然后我有了一个女友，她吸大麻太多，沉湎于阴谋理论。我不久就完全讨厌这一点了，这是喜欢玩闹的精神病的变种，这种病隐藏在我身上，可我仍然只能略提一下，我太年轻，对自己了解太少，只看到未来和现在。

“9·11”来了，我很高兴在双塔被击中的那一刻自己并不是偏执狂；不用去想我想过什么和做过什么。那段时间，我在“福萨”工作，一家舆情研究所，那次袭击的夜晚也是。电话另外一头接受问询的民众愤怒乃至恐慌起来。我常常被人辱骂的情况比平时更少，而只要有情况，我就立即赶到治疗大夫那里，他只是用倾听的方式排解他人的恐惧。一个中年妇女问我是否见过本·拉登的照片，然后通过听筒对我轻声耳语道：“这个人是基督的敌人，年轻人，这个人真的是基督的敌人。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我已经康复了。爆炸的后遗症虽然仍然在发生影响，但我重新过着一种生活，每天骑着单车在普伦茨劳大道上上下下，看书，工作，找活，庆祝，恋爱，吵架。和我的美国新女友搬到一起住了，承担责任，继续创作我的小说。

虽然出了点事，但我并不把它视为是一件可能会重复发生的大事。毕竟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现在可以布置共同的居所，继续自己的学业，盼望着一个或许很美丽的人生。只是我很少和我的女友或其他人谈起精神疾病的话题，可要是提起，那么一定会实话实说。我也认为，由于这次变故，自己克服了某种狂妄自大，对那些失败者和骗子有了更多的理解，开始对他们产生真正的兴趣，对个别和古怪的事，对缄口不言和绝无可能的东西。

当我完成大学学业，在最后一次口试之后，我拿着一听啤酒坐在比较文学系附近的草坪上，那听啤酒就像是一句引语一样躺在我的手里。上面的地址有着漂亮而危险的名字：“在黑色谷底”。阳光灿烂，那是中午。我自以为在我心里感觉到，那个在阿多诺那里刚好还是从理论上讨论的“和解”概念，尽管在验证中被解释和阐明得尽可能夸夸其谈，现在却在我心里找到了它真正的相应词。我和一切和解，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温柔地离开边界，和啤酒一起坐在那里，四下张望，幸福满满。年轻的大学生从我身旁走过，我从心里向他们致意。树木是朋友，草地是一片天堂，天空庄严而慷慨。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一切都很顺意。新的生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将那听啤酒一饮而尽，走出那块草地，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重新坐到那里去了，于是微笑着乘上地铁。那段病患的插曲强行在我内心打开的裂缝，现在又被闭合了。

我并没有生病。中止药物只是需要前后一致。那些药物使我无聊和发胖，它们压抑我，使我愚蠢。我看到真正得到解脱的唯一因素，就是消逝的时间。它终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它只是一时的失足，一个年轻而激动的灵魂，可怕的飘飘然。现在我可以长大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