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既非萨冈也非杜拉斯生活在她笔下是艰难的然而快乐也无处不在

当安娜·卡瓦尔达（又译安娜·戈华达）怀揣着炽热的文学梦想，四处投稿却屡屡被拒的时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女教师一定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红遍整个法国的畅销书作家。

就像我们事后所知道的那样，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的文稿“漫游”过十几家出版社，却没有被一个编辑看好，直到1999年初，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出版社Le Dilettante看中并出版了这部小说。

此后的热销程度让曾经收到过文稿的出版社都痛恨自己有眼无珠:半年销售量超过150万册，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阿尔贝纳特也公开声称自己是卡瓦尔达“粉丝俱乐部”的一员。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卡瓦尔达之后的写作道路更是让人刮目相看。2002年，她推出了长篇处女作《曾经深深爱过》，继续受到“粉丝”的狂热追捧。之后，2004年，长篇小说《只要在一起》（又译《在一起，就好》）再度掀起了“卡瓦尔达热”:连续130周停留在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在法国国内销量接近200万册，全欧销售总量过400万册，媲美同期全球热卖的《达·芬奇密码》。小说由法国新浪潮时代的老导演克劳德·贝利搬上银幕，取得骄人的票房成绩。

当很多读者以为卡瓦尔达难以再超越这个创作巅峰的时候，仅仅沉寂了四年，今年3月，她携新鲜出炉的长篇《慰藉》（又译《幸福需要等待》）归来，小说一上市就引来铺天盖地的书评。不到一个月销量直接跃过30万册，在《费加罗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周排名第一，总销量超过500万册。

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卡瓦尔达凭自己的写作创造了法国当代文学写作中的一个奇迹，也成就了法国出版界无法解读的“卡瓦尔达现象”。

每部畅销书都是一个传奇。随着作品的热销，人们对作者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安娜·卡瓦尔达是谁？熟悉法国文学史的读者，难免会有这样的期待，或许她是当年畅销女王萨冈的一个翻版:17岁的萨冈，以六周时间写成小说《你好，忧愁》，轻易在欧美两地暴红暴紫。之后纵情狂赌飚车，抽烟酗酒、染上毒瘾，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引起明星般的轰动；又或许她是另一个杜拉斯:扑朔迷离的情感历程，自由飘忽的性情文字让一代又一代“杜拉斯迷”沉湎其中，欲罢不能。

然而，对卡瓦尔达抱有如此期待，并欲借此洞悉其作品畅销的秘密，注定是徒劳的。她的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们所能了解的也仅止这些:1970年，安娜·卡瓦尔达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她的生活，一如她的小说，家常，琐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峰回路转。如平常的法国女子一样，成年后不久就顺顺当当嫁给了一个不知名的兽医，之后离婚，现在她是一个穿着家居服在家写书带孩子的离异妈妈，成名至今20年无绯闻。

《只要在一起》《我知道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

我们还可以约略从采访过她的记者那里了解到: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卡瓦尔达不喜欢一切抛头露面的场合，讨厌摄影镜头，接受采访都只用电子邮件，除了作品一概免谈。她那点少得可怜的文学资历似乎也不值一提，从索邦大学拿到文学学士文凭后，她一直死心塌地地充当文学青年，热爱一切可以在白纸上写字的机会，连为朋友写求职信、为家人写聚会感言这类事情也乐意包揽。成名后的卡瓦尔达依然简单，早在2008年，有人就为她算过一笔账:自2004以来，她至少已经赚进3200万欧元。可她依然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镇默伦，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只是换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买了一辆高尔夫小车，为两个孩子请了保姆，而这在法国顶多只是中产人士的标准。

卡瓦尔达始终游离于当代法国主流文坛之外。她声称自己不想进入文学圈，也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她的作品在法国大红大紫，主流作家们依然无视她的存在，对法国文学的凋敝大发感慨。

卡瓦尔达担纲编剧的电影《35公斤的希望》法文版海报

一如她的为人，卡瓦尔达的作品同样“波澜不惊”，它们关注的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陌生的男女街头相遇调情，而好事却意外被搅了；怀孕妇女满怀喜悦地等着孩子出世，却发现肚子里是个死胎；梦想当作家的女人在出版社表示无法出版她的作品时突然瘫痪不起(《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一对典型的法国小资——24岁的玛蒂尔德中断了学业，放弃了工作，生活陷入一团泥潭，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却找不到人倾诉心声。直到有一天，她把钱包丢在了咖啡馆里，从此结识了一个人。26岁的扬是个研究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却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机会何时才会来。有时，他甚至想从塞纳河跳下去。直到有一天，经历与楼上邻居的一次邂逅。两个人都试图从结识或邂逅一个人后，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更好的人生》)；四个男女青年——卡米耶，曾经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如今却再也没有勇气提笔作画；费里贝尔，守着外祖母遗留的偌大公寓，个性温厚，却有社交障碍；弗兰克，厨艺了得，个性不坏却有点自命不凡，被费里贝尔收留住进了公寓里，每周去看望住院的外祖母波莱特；波莱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生活仅存的期待就是外孙弗兰克每周由远而近的摩托声响，但在外孙面前她总是强忍泪水，从不抱怨。他们一同住在巴黎埃菲尔铁塔边一处巨大的奥斯曼式公寓里，这些看似绝缘的人物因了一些特殊的机缘有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最终他们学会了彼此包容和谅解，和谐相处在同一个巴黎屋檐下(《在一起，就好》)；47岁的建筑师夏尔定居于巴黎，事业有成，却无法处理与家人关系日渐疏离的难题，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得知昔日童年好友亚历克斯的母亲阿努克意外去世，由此开启了过往种种痛苦不堪的回忆。他决定离开巴黎，前去寻找好友亚历克斯，期望能够打开心中的结。他背负着沉重的过去，遇见了奇女子凯特，走进她奇幻的世界，他们在彼此身上寻找能靠岸的港湾与慰藉。(《慰藉》)。

卡瓦尔达一反自法国新小说派兴起后，纯文学作家们对故事的摈弃和肢解，或通俗作家们对制造充满浪漫与奇遇的故事的乐此不疲，也显然有别于萨冈、杜拉斯们，对叛逆、破坏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的向往，有意无意让作品蒙上恍惚迷离的神奇光影。她用近于口语的文字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职员、士兵、兽医、小资、工程师、青年男女，他们就像我们的朋友、家人，抑或是同事，我们在街上、商店里、写字楼里随时都会碰到，他们的故事也只在我们的“咫尺之间”。

同时诚如法国女演员奥黛丽·塔图所言，“从她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缕阳光，而不是生活里的黑暗和残酷。”卡瓦尔达力图通过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艰难的，充满了悲剧，然而快乐也无处不在。读她的小说，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年代里，人们在情绪倾泻之余，内心深处依然会奢望那一点点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抚慰。

从她（卡瓦尔达）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缕阳光，而不是生活里的黑暗和残酷。

由此之故，流传甚广的“文坛掌故”如她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一样真实可信:一位当医生的女士在一次聚会上，说到卡瓦尔达的小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因为她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也像书中的人物一样，曾经被抛弃，后来又得了癌症，多次想轻生，最后，是友情和亲情拯救了她。

有评论者对卡瓦尔达小说的魔力做出解析后称:她用小说的形式，安抚法国人的不安。这碗心灵鸡汤，慢火炖熬，味道纯正，不会让自视颇高的挑剔的法国读者把它归入文学快餐，在畅销的名义之下，她的小说仍然是一道能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的法式大餐。

由《只要在一起》改编的电影《巴黎夜未眠》剧照

然而对于多数读者而言，与其去做这样的揣测，还不如学卡瓦尔达去见证平凡的力量。可以想见的是，卡瓦尔达对当下法国日常生活的关注，洞悉了人生在世无法超越的悲剧性的荒谬的生存处境，是对当代法国人灰色灵魂的深邃透视。这种关照生活的高远和穿透灵魂的力量，不仅给人强烈的艺术震撼，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同样有着鲜明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