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电影解说「宝贝儿导演刘杰经得起时间考验才是电影的最终价值专访」

导演刘杰

文｜林莉丽

编辑｜姬政鹏

“《宝贝儿》在南京拍了八个月，南京观众说杨幂的江宁话很地道。”

这是导演刘杰一直想拍的题材，他回忆了拍摄前的一个小花絮:

开拍前刘杰带杨幂去逛夫子庙。那时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正火，杨幂出门时时刻刻都要戴着口罩。刘杰想让杨幂摘了口罩体会角色，就故意给她买小吃。杨幂纠结着摘下一半口罩吃东西的瞬间，立刻有路人凑上来:“哎，你是杨幂吧?”

杨幂于是机智地回过头，兴冲冲地望着刘杰喊，“他说我是杨幂啊!”

《宝贝儿》拍摄过程中的杨幂

电影《宝贝儿》就这样开始了，以“刘杰 杨幂”的方式。刘杰拿出琢磨了九年的故事，杨幂则贡献了她最好的演技。

故事

“宝贝”是珍贵的意思，也是孩子。

电影《宝贝儿》讲述了一个关于被拯救和拯救的故事，杨幂饰演的弃婴江萌想要拯救一个被父母放弃的重症婴儿，于是一路跟随郭京飞饰演的父亲要个说法。拯救的过程，也是江萌寻找答案的过程，那句南京话的“为啥不治了”是问别人也是问自己为什么曾经被遗弃?

刘杰说，他能一下想明白的故事从来不入戏，想不明白但是结论清楚的故事不需要入戏，只有他想不明白、又有争议性的故事，才拍出来供大家讨论。

《宝贝儿》是刘杰的第七部导演作品，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他再一次提出问题。

拍摄从细致的社会调查开始，刘杰研读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等相关的政府报告，还专门到北京附近的专业机构体验生活，他能随口说出包括新生儿健康状况和儿童福利相关的多个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超出了普通人习惯性的认知范围。

有人说这个故事是天津小希望的翻版，刘杰否认了。他不喜欢太狗血的剧情，《宝贝儿》的故事源于刘杰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实际情况比电影更危重，医院曾给家属三天时间决定孩子的去留。

“片中的无肛婴儿跟小希望无关，这样的病症的设计主要考虑到故事的紧迫性，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婴儿其实还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和脑缺氧等重症。”刘杰说。

电影拍得极为克制，延续了刘杰对“情与理”两难处境的探讨，最终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结束。刘杰拍了很多个版本的结局，“都是开放性的，但尝试了不同的情绪。”

电影没有给出清晰的立场判断，“提出问题、不选择性忽视”是刘杰对这个故事的坚持。他不想虚构一个假想敌或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现在的创作门槛很低，一部手机就能拍电影了，所以更要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刘杰说，这是一个创作者的责任。

表演

执念也好，偏见也罢，“刘杰 杨幂”是一个跳出常规经验的组合。电影节常客和流量明星会呈现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不需要演员，不需要技巧，我需要她是这个角色，感谢杨幂做到了。”刘杰说。

南京老乡的评价来得更简单直接，“杨幂说的一口南京江宁地方话。”

其实，杨幂最初并不知道要学南京话，进组后刘杰说试试吧，后来就这么“试出了”七八分的地道。

除了南京话，刘杰还让杨幂到福利院、医院新生儿重症病房体验生活，去农贸市场买菜、去批发市场买衣服，去沾染芸芸众生的烟火气。杨幂最初上街还必须戴口罩，一个月之后，已经能自如地街拍了。

《宝贝儿》追求纪录式的拍摄方法，涉及很多场街拍，剧组没办法封街，只能提前踩好点，拍一段手机小视频定位，然后让杨幂一个人去指定位置，所有工作人员绕一条街后从她身边“路过”。

“最多只能拍两条，第二条声音就不能用了，到处都在问‘这杨幂吧’?”刘杰说。

《宝贝儿》拍了九个月，前后杀青了三次。前两次拍摄全片，第三次补拍了部分镜头。成片中，杨幂身上不再有杨幂的影子，都是江萌。

刘杰不讳言自己对演员的严苛，塑造一个新的角色，如果刚好适合就本色出演。如果不是，那么演员要有能力忘掉自己。刘杰跟杨幂说，“你如果还是杨幂，就过不去。不要标志性的东西，语音要改，表情要改，江萌这样的孩子，要显得傻愣愣一点。”

“演员有习惯性的自我保护，但是把她放在角色的氛围里，久而久之她就会变成角色，这是时间的力量。”刘杰选择最原始的方法，杨幂给满了九个月的档期。经纪团队对造型有顾虑，杨幂会反过来劝团队，“不要跟导演讨论创作”。

李鸿其是《宝贝儿》中的另一个惊喜。他饰演的小军全片无台词，全程手语出演，帧帧入戏。刘杰看好他的演技，并通过这样的角色设计规避了台湾腔的掣肘。

除了几个主要角色外，电影中大部分角色由素人出演，生活流的台词中隐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刘杰没有剧本，拍摄过程中先让演员按自己的本色走一遍，然后刘杰归纳提炼台词，呈现像呼吸一样自然的表演状态和真实的力量。

偏见

刘杰的导演处女作是《马背上的法庭》，“马背”完成后仅半年就收回了投资、还有盈利，这样的开局奠定了他艺术探索的底气。

《宝贝儿》是刘杰第七部导演电影，期间虽然偶尔会跳脱出去做《青春派》《捉迷藏》之类的商业类型片尝试，但很快又回归到艺术片的节奏。比如《宝贝儿》，刘杰将其归纳为一部节奏稍快的艺术片。

借助《宝贝儿》，刘杰试图打破一个既定的偏见: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以为《宝贝儿》这样的故事只是罕见的个案，中国很少残疾人。刘杰将这一隐形人群从出生到成年的生存境遇定格到主流人群的视野，提出问题、提供讨论的空间。

通过《宝贝儿》刘杰也收获了一个意外的偏见，“跟杨幂拍戏之后，我才知道傲慢与偏见的力量有多强大。”似乎，人们习惯了否定明星的演技。

从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和第66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归来，刘杰说《宝贝儿》在国外的评价非常好，烂番茄网站有六个番茄的新鲜度。谈及对电影节奖项的期待，他说，“任何时候其他都是假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电影最终的价值。”

有一种说法，艺术家提出问题，政治家解决问题。10月19日《宝贝儿》上映，刘杰又一次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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