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悲剧喜唱式电影中悲剧形象的平凡化表现为「解析悲剧喜唱式电影中悲剧形象的平凡化」

中国的悲剧故事由来已久，在从文学转向电影的过程中，人们会自觉地为悲剧故事加上笑的元素，泪中含笑、悲中含喜是众望所归的趋向，从电影文本内容的角度考虑，悲剧喜唱的方式首先集中在故事主角的身份设置上。

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中很早就出现了小人物的身影，但多数是为达成对比衬托英雄角色的伟大或者为使情节得到合理推进融入的小人物行动，小人物并不被作为叙述主体，也没有形成完整而饱满的小人物形象。

到电影蓬勃发展的阶段，张艺谋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和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已经开始从直观的名称、悲剧主角的设定以及故事架构等方方面面建构了丰富生动的小人物形象。

一、悲剧形象的类型：大世界里的小人物与小世界里的小人物

毕达科夫曾言，阶级分明的社会关系是畸形的，这就导致一切先进的仁爱的与无畏的东西的毁灭，但是由于出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畸形的社会关系被迫发生变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悲剧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即是肯定生活的意义”。

虽然该论断在当时是为了阐释制度改革过程中艺术作品表现英雄人物为正义与革新所必然遭遇的牺牲，以不朽将英雄形象的死亡刻画为新事物的胜利必经之路，其被置于当代中国的悲剧电影语境中的时候，同样也对小人物形象适用，这种悲剧充满了对自我生命的希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中国电影的悲剧现象，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从绝望的流泪的悲转向了充满希望的含笑的悲，悲剧主角所处的境遇均有不同方面的侧重。小人物由怀揣“拯救世界、救赎社会”理想的改革者演变为拥有“寻求自我、追求个性”现实诉求的实践者。

从《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和许云峰、《早春二月》的肖涧秋到《孩子王》的教书知青、《秋菊打官司》的秋菊，及至《受益人》的吴海与岳淼淼、《疯狂的赛车》的耿浩，悲剧形象虽然都集中在小人物身上。

但由“以悲表悲”到“以喜表悲”，小人物电影中的悲剧形象在现阶段可以被区分成两类形象，分别是在社会环境中经历悲剧的小人物形象和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导致悲剧的小人物形象，即大世界里的小人物与小世界里的小人物。

这些照进了希望曙光的悲剧故事中，《漂亮妈妈》中的郑大、《红西服》里的刘世杰都是身处飞速变迁大世界里的小人物，他们对自我成长与社会进程脱节的不匹配情况无所适从，在广袤的世界里找寻不到自我的价值与自我定位，在茫茫人海中无所遁形。

《万箭穿心》的李宝莉、《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韦一航、《狗十三》的李玩是身陷家庭囹圄的小世界里的小人物，他们家庭关系算不上和睦，或因误会或遭遇了重创使得人心离散，在家庭这个小环境的影响下对自我认知产生了怀疑，价值观和世界观也遭受到打击。

虽然可以这样依据悲剧故事产生的环境对悲剧形象做如此的区分，但其实存在于大世界与小世界之间隐秘而密切的相互作用是不能够被完全割裂开来分析和判断的。

家庭组成社会，社会包含着家庭。《我不是药神》中描述的一位位癌症患者先是自身遭遇不幸一直被病魔折磨，后又有生存必备药品与财政机制的矛盾，这些杂糅到一起的因素混合发酵酿成生命遭到威胁、铤而走险走私药品的悲剧发展走向。

二、悲剧形象的品格书写：苦难与善良

在《悲剧的超越》中，雅思贝尔斯认为东方民族的性格使得人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没有控诉没有挣扎没有挑战，只有哀叹、秩序与静谧。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宁静、平和与舒缓是成蝶之前的茧，他们知道这是生命的必经之路，也明白外化的咆哮与嘶吼并无裨益，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出口来完成蜕变。

在传统的小人物悲剧电影当中，《盲山》里的雪梅、《盲井》里的宋金明对这个“出口”的尝试与寻觅全部都失败了。小人物形象外在的“麻木”形象实际上与他们内在的顽强抵抗的行动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风平浪静的外表下是汹涌澎湃的内心。

《地久天长》里，这种澎湃刺激着王丽云选择自杀来逃离命运的压制，《天下无贼》当中王薄和王丽冲破惯性偷窃的牢笼为单纯的傻根保驾护航，《受益人》里的吴海在儿子哮喘病没钱治疗的沉重生存压力下骗婚网红主播岳淼淼。哲学家富勒对道德有“义务道德”与“愿望道德”两种分类，义务道德是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最低底线，愿望道德是不被社会规则要求为必须的，但能够使人类价值实现的善行与美德。

参照这种分类，电影作品中的道德观念可以被区分为“生存道德”与“人格道德”。在悲剧喜唱式电影作品当中，作为受伤害的弱势的一方，小人物主角不可避免将生存作为自己道德准则的终点，例如去走私药品，帮表哥冒用自己的医保看病，为满足生存需求放弃了一些普世价值中高尚的道德感，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道德——人格道德。

他们不光为解救自身，也在成就他人，虽然方法不正确，但是在身处困境或遭遇不公对待时他们面对选择仍然以善待人，以主动抗争代替坐等苦难，他们性格中的善良特征就是纯粹的、使人生价值更完整、自我人格更圆满的善行与美德。

比如《秋菊打官司》中虽然村长伤害了丈夫王庆来，还羞辱秋菊为钱上告，但是在村长帮她渡过生产难关之后秋菊已经达成了内心的和解，还因最终村书记被法院判决拘留而愧疚。

《天下无贼》中傻根用纯洁的对人性的信任洗礼了王薄王丽夫妇的心，将他们从生存道德的不归路上拉回，王薄为守护傻根的钱并维护自己作为准爸爸的形象，在影片最后与黎叔的搏斗中拼死抵抗献出生命，从人类价值的层面上找寻回善良的本性。

小人物的善良，正如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好人”犯错时被同情的理由，只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仅限于地位高的英雄人物在犯错酿成悲剧之后因拥有优秀的品质和充满好意的出发点，即使促成了悲剧结局也很容易合理地被人们所接受，从而产生对英雄这个“好人”的同情和怜悯。

在小人物形象的悲剧作品中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样适用，善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观众以及其他人物形象与小人物之间产生的矛盾，而且电影作品中偏爱通过先抑后扬的手法呈现这种品格，类似《天下无贼》中偷盗者成为守护者的身份转换，小人物的良知与善心有一个从沉睡到唤醒，从隐性至显性的过程，人物之间的矛盾就能被化解，人物在观众间的初印象就能被谅解。

《我和我的祖国》中《北京你好》篇章中好运气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抽中了奥运会的门票，本来准备把这张门票作为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以此挽回自己在儿子心中的父亲形象。但是由于在拉活过程中接到了一位特地来北京的四川男孩，他希望能通过进入奥运会场地摸一摸其中的栏杆以追思父亲。

在偷门票抢门票等一系列误会解除之后，骄傲爱吹牛的张北京一改往常，默默送出了奥运会门票，帮助四川小学生进入鸟巢体育馆，用参加开幕式的方式悼念父亲，让一张奥运门票实现了最高的价值。

张北京没能用门票挽回儿子的谅解，前妻和孩子却通过电视了解到来龙去脉之后放下了对他的成见。是这些小人物人格道德中的善良品格和对世间爱与善的信任，使人们能够超脱地看待现实遭遇，实现人生更高层次的价值。

三、悲剧形象的创作倾向：通俗化与普遍化

现代化的中国悲剧电影创作，可以得见已经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悲剧人物从英雄形象平民化到聚集边缘形象直至现在演变为普通的平凡的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中国机长》《中国医生》这类随处可见的形象艺术创作中比比皆是。

鲁迅在评价果戈里的《死魂灵》之后有这样一段对悲剧的叙述：“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他总结出“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一概念来表达他眼中的悲剧特征，悲剧的含义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延伸为“极平常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考强调个体在悲剧冲突中彰显的抗争意识和与人物的存在价值，当代中国小人物悲剧喜唱式的电影作品中，悲剧主人公越发贴近普通人，悲剧情节涵盖了时时有可能会发生的身边事，从极平常的生活中发掘典型与独特，找寻到人生之价值。

以喜表悲的小人物影片中正是有了笑的元素才使得悲剧故事更加真实，《我和我的家乡》第一幕里冒用医保的故事以及《我和我的父辈》中《诗》和《鸭先知》的篇章这些故事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其内容其实一直在我们不为所知的角落默默发生，农村的看病医保问题、航天先进技术的操作困难问题、随处可见的广告片并不被电视行业认可的发展前景问题。

现实生活中真实出现的那些喜怒哀乐与不可避免的悲欢离合以悲剧喜唱的方式隐藏在小人物电影之中，形成小人物影片所独具的悲剧特征。创作者通俗化的表达手法和普遍化的生活情节流露，在影片中表现为通俗化的台词与形象、普遍化的情节与故事，这些构成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共鸣感与认同感，丰富了电影作品中所呈现世界的悲剧性，对悲剧特征有了明确和真实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