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看电影难忘的战斗时曾放声大哭他为什么哭呢

毛泽东病故的时间是1976年9月9日，在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曾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当毛泽东看到电影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的镜头时，他放声大哭。

他为什么哭呢？我认为要想理解此时的毛泽东，我们可能得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是我们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解答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给这道难题交学费的20年。这道难题该如何解答，答案是什么，在当时没有人知道。

当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苏联社会的问题后，我们就失去了苏联这个曾经很成功的参考标准，如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难题，为了解答这道难题，我们在这20年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跟苏联老大哥一样也为人类社会的前进交出了昂贵的学费。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种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曾深刻的影响过我们。

建国初期，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毛泽东曾说当时我们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却没有办法，如今发现了苏联模式的问题，思想得到了解放，可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我们中国人在当时遇到的超级难题。

为了解答这道难题我们在1956年9月正式开启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探索之路。

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因此我们认为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在文化方面，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个探索的开端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是很好的，可惜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先是在1957年时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当时在国际上，苏联发生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波兰和匈牙利曾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在国内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

对于国内发生的老百姓闹事的情况，我们的领导人深入调研后认为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处理好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因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于是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可有一些人却说了一些很右倾的话，这种右派言论我们不能答应，因此就针对这种意见做出了反击，结果就造成了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之后我们在1958年又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持续了三年之久。

大跃进运动会发生的原因是1956年之后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是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从建国开始西方国家就对我们持续封锁，加上毛泽东那一代人又都是从百年屈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大家都很急，都想快点把国家建设的富强起来，因此就有了这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很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我们是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再让其他方面保证服从，就算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也在所不惜。

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结果使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

而在大跃进过程中我们还发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起因应该是有两个。一个是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因为“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

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

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开始纷纷仿效。

另一个原因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

人民公社先由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后来才被广泛推广的。当时我们认为人民公社有几个优点、特点是便于过渡。

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公有化程度自然也就变高了。

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

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

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

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

第二是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

1958年夏秋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是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根本就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在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都普遍难以为继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这让农村的生产力长期恢复不起来。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开始反思错误总结经验，特别是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然后我们就对经济进行了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给调整到了正常水平。

在这期间国家经济曾一度很困难，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不吃红烧肉，就是这个时期。

当时我们的干部作风很优良，全国人民也很齐心。在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总共动员了三千万人。这些人都是之前从农村招到城镇里务工的人，人民体谅国家的困难，加上当时的干部基本上奉行的是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因此这么大规模的动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曾感慨的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

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

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

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

这种认识在毛泽东提出来之前，在历史上没有人提出过。这些观点对经济建设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从1962年开始又抓起了阶级斗争，最后还扩大化了。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客观上说阶级斗争是存在的，突出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

另一方面，我们也产生了分歧。分歧集中的点就是“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一包是包产到户。

自留地指的是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

自负盈亏则是强调企业利润核算。

自由市场则是活跃城乡经济交流。

包产到户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承包土地，自负盈亏。

后来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从1962年9月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情表面上看很复杂，可本质上却很简单，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解答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道超级难题时在具体方法上产生了分歧。

分歧的点其实可以概括为：体现在文化和思想上，那就是以大杂烩形式向前推进还是以纯洁的形式向前推进。

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那就是以纯洁的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以抓阶级斗争的方式向前推进，还是以侧重经济建设淡化阶级意识的方式向前推进。

当年苏联模式虽然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可纯洁的社会主义模式依然还大有希望，毕竟苏联的建设经验很有参考价值的。

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就是当年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尽管在现在看来固守这四个单一很难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当年实现我们建设纯洁社会主义的梦想，可我们固守这四个单一在当年看来也很有希望建成纯洁的社会主义。

因此当偏离这四个基本特征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会认为是想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虽然已经知道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无法实现理想社会，可当时我们确实是不知道的，我们也是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才切实的看清了这一点。

因此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那就是当时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都很纯洁，很坚定，否则我们不可能能轻易的动员数千万人，全国人民也不能会有那么高的建设热情，我们也不可能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的镜头时，他放声大哭，为什么会哭呢？为了探索这条前进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