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电影喋血孤城「血战到底丨喋血孤城常德知道胜利的代价与意义」

编者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百多年前湖南人杨度说这话时，并不知道几十年后抗日战争中湖南、湖南人付出了怎样的牺牲，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红网时刻精选此前原创报道《最后的胜利》，推出《血战到底》系列，带您探访长沙、常德、衡阳、湘西的抗日会战遗址，听亲历者讲述那段血战到底的悲壮历史。

参加常德会战的74军57师机枪阵地。

让时间回到1943年11月22日，当日军第一颗炮弹砸进常德城时，全城居民已疏散完毕，只有八千多名中国士兵困守孤城。这支部队的番号是74军57师，又被称作“虎贲”。

当年11月，四个日军师团进攻常德，而城内守军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以城为饵、以身为饵，反包围进攻的日军。

经过20多天的浴血奋战，在内缺粮弹，外无增援的情况下，57师牺牲殆尽，城池失陷。其后赶来的增援部队经过6天激战，最终收复常德城。战后，常德城内只余废墟，守城的八千“虎贲”只有83人幸存。

战事最危急时，57师师长余程万在城内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牺牲于此的这八千多名士兵，应该没有多少人能活到这封电报的发出，更写不出这么慷慨激昂的语句。但是，他们和每一名当时的常德人都深知浴血抗战的代价与意义。

河洑山上战壕依旧 硝烟已散忠魂长存

葱茏的河洑山游人稀疏，凉风冲淡了盛夏的暑气。在半山腰和山顶上，一座座保存完好的战壕与暗堡总会让路人的心情难以平复。这里，曾发生过一段悲壮的抗战故事，500余名将士殒命于此。2015年红网记者曾探访此地，实地触摸血染过的焦土，真实感受中国军魂。

2015年8月，红网《最后的胜利》常德报道组在河洑山战壕遗址取土留念。

河洑山位于常德西郊，东临渐河，南濒沅水，西邻桃花源，战略位置重要，是常德城区的天然屏障之一。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后，日寇向常德城区外围的河伏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57师第171团第2营与日寇进行了4天的血拼肉搏，最终因寡不敌众痛失阵地。

烟硝已散，第2营的军魂犹存。据常德抗战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刘树高介绍，这场战斗中，阵地几易其手，虽然日寇的人数是第2营的数倍，但全体将士士气高昂，他们抱定“苟一息尚存，决不使敌占领河洑，既战至一人一枪，亦不放弃寸土”！

记者走近河洑山战壕和暗堡遗址，但见战壕的造型与人工水渠相似，沟深半米，顺着山势蜿蜒而建，蹲在战壕内，整个人可以完全“隐身”其中。

河洑山上保存完整的暗堡。

与战壕串联在一起的是暗堡和掩体，其设有土夯或者水泥门框，人低头穿过门框便可进入“安全的阵地”。暗堡内多设防御枪孔，透过枪孔可洞悉山下的“敌情”。岁月的风尘让这些防御工事早已布满了落叶和苔藓，有些暗堡内甚至虫鼠乱窜。然而，这并不影响它们在当地百姓心中的神圣。

“每次上山砍柴看到这些战壕和暗堡，心里总会有些难过。”袁奶奶今年70多岁，河洑抗战发生时，她刚刚出生，她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多半来自父母的口述，“我听父亲说，当时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将河洑山团团围住，并疯狂进攻山上的守军，直到山上的守军全部阵亡。”记者在河洑镇街头也随机采访了多位村民，他们对山上的这段历史也非常熟知，但多半都是从父辈口中听到的故事碎片，真正亲历过这次战争的老人，镇上已所剩无几。

目前，河洑山上共有7座暗堡保存完好，6000米战壕依稀可见，已成为常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笔架城头说名将 余程万“没有逃”

笔架城是常德城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文化浓郁的古城墙、干净怡人的沅江风光，每天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参观。

然而，很多人不曾知晓，这样一个不大的临江文物景点，曾影响了一座城与一位抗战名将的命运。

2015年，红网记者曾实地走访了笔架城，详细了解了1943年常德会战中，最后的“虎贲军”英勇突围的故事。

国军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就是自此突围而出。

1943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军分三路进攻常德城。当时驻守常德城区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誓死驻守常德城，并先后在河洑、水星楼顽强地阻击了由水、陆进犯的日军。

然而，由于敌我军力悬殊，援军也受日军阻击，迟迟不能推进，战至12月2日晚上，57师8000多人仅剩下不到300人在战斗。

12月3日凌晨，余程万在常德城西南角笔架城旁边一栋民居内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商定，柴意新团长等人继续驻守常德城，余程万率部从沅江突围，寻找和迎接援军，最后反攻常德城。

“起初，余师长执意要守城。”常德会战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钟云鹏告诉红网记者，当时由于部下坚决反对守城，余程万才答应了部下过江的意见。

当晚黑云密布，余程万率部由常德市上南门至大西门的城垣低矮处爬上城墙，再到笔架城，用木梯悬梯而下到沅江岸边，用五条没有船桨的小木筏借着风力渡过了沅江。

1943年12月3日上午8点左右，常德沦陷。12月7日晚，余程万率为数不多的士兵在德山附近的茅湾与援军58军新第11师第32团取得联系，商定收复常德的反攻路线。12月9日拂晓，国军从东门杀进常德，当天收复常德。

对于很多人认为余程万是弃城而逃的说法，钟云鹏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余程万从沅江突围是去接援军，又不是跑到山里躲起来了，他应是常德守城战的第一功臣。

同时，在常德收复后的几天，重庆当局认为余程万弃城没有执行军令，将其抓起之后欲重罚。常德各界和社会名流问询后联名上书力保余程万。最后余程万还是被判处两年徒刑。

城外将士的泪眼：57师“个个都是英雄”

出生于1923年的马景刚，是湘阴县人，现居常德。常德会战期间，他在第66军军部军需处任上尉副官。201年8月3日，马景刚告诉红网记者，城内的57师将士“个个都是英雄。”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打响，日本侵略军分三路进攻常德城。当时驻守在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紧急疏散百姓，誓死驻守常德城。

当时，年仅20岁的马景刚，是国民革命军第66军军需处的一名战士。常德会战中，66军参加了外围作战，先后收复了南县、安乡、津市、澧县和湖北的公安、沙市、松滋等地。

会战期间，马景刚负责给军队补给武器弹药、粮食、被褥等，虽然没有在前线作战，但他仍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惨烈。

“日本鬼子见人就杀。”马景刚回忆当时战况，几次忍不住落下泪来，援军隔在城外，常德城里一片瓦砾。

常德会战中，日军第11军出动约9万人进攻常德，中国74军57师8000将士誓死守城，苦战16昼夜，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在马景刚眼里，中国军人敢于牺牲，顽强抗敌。“57师将士在我心中个个都是英雄。”至于誓死守城的57师将士，马景刚反复说，“他们不怕死，用生命和鲜血死守常德城。”

在河洑山，看着长达6000米的战壕，想象着当时抗战将士一锹一铲的修筑防御工事，内心莫名有些心酸。国民党守军57师第171团第2营用全军阵亡的代价，打退日寇多次进攻，这段气壮山河的历史注定将永远镌刻在河洑山上。

常德细菌战：“这个公道始终要讨还”

其实，在日军的炮弹落进常德城内之前，此地此城已被敌寇蹂躏了两年——卑劣的细菌战。

2015年，当红网记者找到时年81岁的李明庭时，他仍清晰记得1941年的那个早晨。

那是11月4日，清晨6点左右，7岁的李明庭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轰隆声，把我震醒了。”李明庭查看发现，天上来了几架日本飞机，盘旋一阵后，便飞走了。

“飞机那天没有投下炸弹，我们觉得太奇怪了。”李明庭回忆说。

可就在飞机走后不久，常德城就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日本鬼子投的是比炸弹更具毁灭性的东西。”李明庭现在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理事，他回忆说，直到有人相继死去，才知道日本鬼子是来投毒了。后经认定，是一批染有鼠疫细菌的跳蚤。

2天后，常德便开始鼠疫流行，并迅速蔓延。据当时常德上交的一份报告显示，“至11月19日止，常德民众感染鼠疫者已有55人”。

据中国防疫历史档案记载，已知的常德第一个鼠疫受害者是一名叫做蔡桃儿的12岁少女，她家住在当时投菌最多的常德市关庙街。蔡桃儿11月11日晚间发病后，于13日早上死亡。

就在蔡桃儿死亡的当天和次日，常德医疗部门又在东门发现3名鼠疫死亡者，此后一段时间里，因鼠疫死亡的情况接连不断地出现。李明庭说，由于疫尸太多，当时常德西门外3座焚尸炉烧塌了2座。

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情严重蔓延后，常德城里，大家都谈“鼠”色变，不敢出门。很快，常德市从洞庭湖上的商贸重镇，变成了一座死城。

据后来走访调查，常德鼠疫从1941年11月开始至1945年底止，前后流行长达4年，因其丧命的人超过7643人，这项数据后来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

日本发动细菌战违反国际公约，违反人道主义。从1997年开始，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家属先后多次赴日本，起诉日本政府的罪行。

“经过严格甄审，最后确认7643名遇难者的证据有效，并送达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秘书长丁德望今年82岁，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之一，这场官司，他一直参与其中。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中国常德提交的证据有效，首次承认了日本在中国湖南常德、浙江宁波和义乌等地实施了细菌战，迫害中国人民。

“但是，他们不赔偿。”丁德望说，对日方这种判决，中方原告不满，先后向日方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最后得到的是“不予受理”的答复。一场跨时10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案，于2007年5月以中方败诉告终。

“这个历史公道始终要讨还的。”2015年，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高锋告诉红网记者，他将组织全国性的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收集研究日本的相关罪证，向全社会公布，追究日本的责任。

厂窖惨案遗址：拔草可见遗骨 千人坑里的绿与殇

为何困守孤城？为何血战到底？在日军进犯路线上的益阳南县厂窖镇，那些千人坑和血水湖会告诉你。

绿色的南瓜地里热浪袭人，在厂窖镇永兴村，老李均匀地挥舞着手中的锄头，杂草不断飘散在他的脚边。

满眼绿色的南瓜地下，曾经是埋满遇难同胞尸骨的千人坑。

这片沃土，他已耕耘已经多年，感情的积淀不仅仅来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欢欣，更是因为，沃土之下，还埋有上千名的乡亲。

千人坑和血水湖遗址，遇难同胞的遗骸与逃难经历，会告诉你一段悲戚的往事。

“杀人成为了他们可耻的乐趣。”95岁的郭鹿萍是厂窖惨案的亲历之一，回想起日寇疯狂屠杀村民的那3天，郭老的手臂会不自觉地颤抖。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发动“江南歼灭战”后，分多股兵力由湖北进犯湖南，从藕池附近、石首、华容、岳阳等地，向安乡、南县水陆进犯。同时配合天上飞机轰炸，最后在厂窖形成一个合围圈。

当时，驻守华容、南县、安乡的国民党第73军等部主力1万多人奉命撤退准备西渡常德，以摆脱日军的围追堵截，刚到厂窖，便被逼入这个南北长十几公里，东西宽约五公里的狭长的半岛。被逼入这个半岛的，还有湘鄂两省随军涌来的2万多难民，加上当地居民2万余人，整个厂窖垸被包围的军民共有5万余人。

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千余人，强奸妇女2千多人，烧毁房屋3千多间，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一时间，厂窖镇尸横片野，哭嚎连天，幸存的百姓们将一些没有认领的尸首埋进了多个大坑。

老李的这片南瓜地就是当时的埋尸大坑之一。

然而，绿色的南瓜藤却盖不住千人坑里的悲与殇。2015年8月，厂窖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郭卫陪同红网记者探访这片南瓜地。

郭卫介绍，厂窖里已经发现的千人坑有3个，只要用锄头深挖便可看见遗骸，“老百姓经常可以挖到骨头。”

目前，厂窖镇已发现的千人坑有3个。

令人发指的场景，还出现在一个名叫“血水湖”的遗址现场。

益阳南县厂窖镇，池塘畔的血水湖石碑。“这里曾经泡满了尸体，鲜血染红了整个池塘。”

田间一处荷叶满塘的池塘，淡然清新的荷香让记者感到些许凉意。郭卫说，“这里曾经泡满了尸体，遇难同胞的鲜血染红了这个池塘。”

90岁的郭鹿萍和89岁的全伯安是镇上为数稀少的幸存者。72年过去了，说起当年的惨案，两位老人还在颤抖，愤恨不已。

“老百姓跑到哪里，日本鬼子就杀到哪里。”89岁的全伯安当年在厂窖当长工，虽然没有被日军围住，但他目睹了这场惨案，他说，当年日本侵略军赶尽杀绝，厂窖的尸体，就像田里抛的秧苗，横七竖八，密密麻麻。

2015年，时年89岁的全伯安讲述当年的惨状。

“我去洗脚，那个河呀，满是鲜血。”回忆当时的惨状，郭鹿萍老人咧着嘴巴，不停地挥手，愤恨之情难以掩盖。

郭鹿萍说，当年他18岁，跟父亲一起经营药店，惨案发生前夕，母亲和两个妹妹往益阳桃江逃命，自己和父亲则躲在乡下一户李姓人家。

2015年，时年90岁的郭鹿萍老人向红网记者展示当年留下的刀疤。

“到了李家，才发现，已经挤了七八十人了，都是逃命的。”郭鹿萍说，当天日本人还是来了，把所有人都赶出来，分批刺杀。

“我是第六个，第一刀直往我胸口刺，第二刀斜着刺穿我身子。”郭鹿萍说，当时他穿了一件厚棉衣，导致前两刀伤口都不算深，但接下来一个日本兵连补三刀，差点断了他的气。

“那天下午３点，我渐渐恢复了知觉，睁开双眼一看，鬼子已经走了。”郭鹿萍说，屠杀过后，四周死气沉沉，尸体遍地都是。旁边死去的乡亲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有的脑袋被砍掉，惨不忍睹。

在这场惨案中，郭鹿萍共有8位亲人不幸遇难，其中有他的父亲。72年过去，陪伴他的是日军刺刀留下的5道刀疤，这时刻提醒他当年的暴行。

郭卫透露，厂窖惨案发生后，当时是用土埋的方式，对千人坑尸体初步作了处理，但经过多年雨水的冲刷，2000年左右，千人坑露出少部分白骨，当地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当年惨案，最后留下一个白骨在外面，让世人铭记那段悲惨历史。

在常德、在厂窖，听亲历者说过，你更会明白军人们浴血奋战的意义——如果挡不住敌寇，“老百姓跑到哪里，鬼子就杀到哪里。”

红网时刻记者 黎鑫 刘容 采访

红网时刻编辑 张天野 整理报道